曾国藩家谱至少有三十本，想要收集可非易事。

曾国藩（1811——1872，派名传豫，乳名宽一，字伯涵、子城，号涤生）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吉力刚，号梦瞻）

媳：贺氏（1840——1857，元配，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

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

媳：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

女婿袁榆生（字秉桢，湘潭县人，袁漱六之子）

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

女婿陈松年（1844——1884，字远济，茶陵人，陈源兖岱云子）

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

女婿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女曾纪纯（1846——1881）

女婿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

女婿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 历史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晚清 历史 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 历史 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 社会 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国藩认为，古代君子重视修身齐家，自己修养好，家庭也治理得好，必定自身心安、身强，然后家道振兴；与人相处能使他人愉悦、神灵钦慕，然后有众人前来聚集的景象。“日课四条”作为两个儿子及诸侄辈教育的一部分，据说当时还不是曾国藩自己定的，子女也参与了，共同制订家规，将来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让儿女有更多的责任感。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在工作上，曾国藩常讲“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把古人讲的日常工作上要“清、慎、勤”三字，概括为“案无存牍，室无私钱”八个字。“案无存牍”就是不管有多少事情当天一定要办完，不能攒到一起突击一下干完。“室无私钱”，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一分钱是不可告人或者来历不明的。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曾国藩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也是其成就当中最主要的。幕僚薛福成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称其成功秘诀在于“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前者就属于修身，后者则是说用人。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孝友”包括两层意思：“孝”是对长辈，“友”是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于“孝”，曾国藩就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而对于同辈之人，古人讲兄弟之间最好的道是友道，即兄弟之间要像朋友一样相处。

以上就是曾国藩在六个方面所做的示范，以“身教”影响子弟。

曾国藩对工作、对家人，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他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堪称“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曾国藩或许不会想到，他留下的家训，也影响着一百多年后的后世之人。

今日话题： 你觉得曾国藩的这几句家训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你为后人留家训，会说些什么呢？

文字参考：《百年家族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