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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王氏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得派自太原，分支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祜在自家庭院手植三棵槐树而成名的，后人将王祜的祖父王言（唐末任梨阳县令）追尊为三槐堂王氏始祖。因此，三槐堂第一代为王言，第二代王彻（王言长子，余不详），第三代王祜、王祉，第四代即王祜所生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祉有无后裔不详）。第五代十人，即王懿生子王睦、王琼、王贽三人，王旦生子王雍、王冲、王素三人，王旭生子王粹、王质、王玄、王瑞四人。第六代，有记载的共二十人，他们是：王克、王准、王恰、王整、王检、王靖、王厚、王固、王坚、王巩、王本、王硕、王凝、王常、王奥、王毖、王规、王复、王元、王忖等，其中王固、王常、王奥、王巩是王素的儿子。第七代中的王皋（王巩之子，字子高，殿帅府太尉），为三槐堂南渡三沙始祖，王皋的兄弟以及他的前辈（王言之后裔）均为其他支派的三槐堂王氏。

三槐堂南渡三沙王氏，是指北宋末金兵入侵、宋高宗南渡时，三槐堂第七代王皋举家护驾孟太后（又称隆祐太后）、后又护驾宋高宗南渡而来，定居苏州荻扁乡（又称荻川），生三子：长子王易，字吾置，袭殿帅府太尉，迁太仓沙溪，称东沙支；次子王铎，字吾伍，世守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胤，居无锡沙头，称西沙支。东沙、中沙、西沙各支均以王皋为第一世。三沙王氏后代几经迁徙繁衍，散居各地，枝繁叶茂。下面略述迁居江阴的各支。

东沙第九世，有贵八公于元代中期迁居江阴砂山化成乡（周庄镇）万安桥，是为三沙王氏江阴始迁祖。第十世，其堂侄士珍公、安一公（均为贞三公子）迁居祝塘（士珍后裔为民支，安一后裔为军支），恒（贵二公子）、敏（世荣即贵七公子）于元至正末年自常熟尤泾里徙江阴顾山古塘。恒孙裕（第十二世）复徙常熟山塘，为山塘始迁祖；敏则世居古塘，是为古塘始迁祖。

敏生二子，即十一世堂、恕。堂（1325—1357）字希太，生三子：善、和、彝；次子恕，字希仁，生二子：即十二世礼、贤。贤字思中，有才名，喜吟咏，有诗集行世，贤生三子，即十三世俊、伦、伟。伦嗣于礼为后，生五子，即十四世溱、洧、洪、格、澄，五人生子达十五人，俊之孙七人，其时天下太平，古塘王氏经三代人之努力，开始进入家族繁盛时期，蔚为古塘之大族。伟字隐南，游学江阴，定居华溪，为不忘古塘祖地，更名华塘（现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地区），生子四人，孙十一人。

贵八公后裔第十二世元吉迁居江阴千家场斜坝、杨舍花园，第十三世林迁居江阴谢家桥黄泥坝（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内），檎迁居横河巷头上、沙湖碾砣桥（现江阴华士镇与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街道相邻区域），森迁居江阴唐沙（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与张家港市金港镇相邻区域），贵二公后裔第十三世经迁居江阴北漍镇（现与顾山镇合并）清水洞桥。

中沙第十世，有吉一公迁居江阴华墅（称在镇支），吉二公迁居江阴清化乡（称清化支，清化乡1949年后分属周庄镇、华士镇）。第十一世，有子良公迁居江阴马嘶水潭，以道公迁居江阴南新桥（今均属新桥镇）。第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第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江阴筑塘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江阴杨舍白鹿（现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鹿街道）。

西沙第十世，有天民公迁居青旸镇南马家湖（今属青阳镇桐岐办事处），其弟天惓公迁居马镇东常村（今徐霞客镇上东村），东常后裔又迁居泗河镇时家圩（今南闸街道），嵩公迁居江阴宝池乡（今周庄镇北部）。第十二世，有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今属祝塘镇）。第十三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其后裔又分沙头支、无锡在城支。今年调查，又发现西沙二世王胤长子之后裔生活于江阴桐岐（现亦属青旸镇桐岐办事处）王家弄村，正准备续修新谱。

据有关资料，三沙王氏现有东沙分支八十一支，中沙分支四十一支，西沙分支一百六十八支，三沙合计共有二百九十个分支，堪称三槐一脉中的一个大家族。

东沙王氏始迁江阴古塘祖王敏，据《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卷七《世系表》记载：“敏，贵七子，字伯明，仕元为荣怀元帅府万户，尝设关扼伪吴，有保土功。至今称王万户关及王舍人桥，遗迹尚存”。其事迹在王应辰《古塘始祖万户伯明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元末明初在张士诚准备渡长江南下之际，“公相视地势，仗义誓众”，集合乡兵以备。在张士诚渡江至福山后，“将因粮于四境，怵公有备，不敢犯，独公所保，克全无害，人皆服公先见。”“以故数十里内，烽火无惊，纺不停经，耕无悬耜 ，士民德公甚，为梁以旌公伐，至今土人犹名王舍人桥。”“自丙申（1356）讫丁未（1367）前后十二年，公且战且守，务在保境安民，终士诚之世。”

古塘王氏真正兴旺发家，始于王伦。王伦（1418—1499），字德常，号西岩，为东沙王氏第十三世。自此古塘王氏人才辈出，有经营工商业的，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再有世守田里而务农的，在手工业、政界、农业、文化等领域中作出了一定贡献。现已了解到，王伦兄俊，后裔居地有小墅桥东街、常熟祁村南王家巷、常熟小东门钟楼头、后巷里、五房庄、常熟小石桥等。王伦第五子澄，生四子（第十五世）：授、抚、揖、按，居地有瑶岸、曹家庄、赵家巷、上车场（今周庄镇路口桥下沙里）、锡城中市桥、华德桥、西塘市、长泾镇、马镇一保南巷、常熟菜园村、石井苏庄、云亭北街等。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古塘王氏不断向外地迁徙，以求生存。其中，有迁居无锡县五房庄、后巷里、南龚巷、荡上等，又有徙居常熟县河头大坝、车路坝、南村坝，也有迁居江阴长泾镇、董庄桥及北渚等地。以上仅为顾山古塘王氏部分迁徙分布情况，尚不包括以上迁徙地后又再迁的情况。

明朝正统年间，王伦弟伟（字德彰，号隐南）游学至江阴凤过乡（也称凤戈乡）见华（花）溪地面，水清土厚，可乐可耕，遂迁居于此，并改名为“华塘”（花塘），意思不忘顾山古塘之意。后至十五世时，子孙留居华塘（前王村、后王村）者外，有迁居蓉湖柳塘（今江阴月城及武进芙蓉），后有迁居善政桥、晖墩、丘村等地者。

现根据华塘原谱记载及其他已独立修谱的资料归纳其后，华塘王氏的分布大致为：

峭岐：前王村，后王村，陈铁村，小村上，庄家村，凤戈庄，孔家浜，楼下，灰墩汪家村，西张村，邱缸爿，钓台村，上场，吉家村，许家村，陈子白殷家庄，顾家跳。

周庄：茂墅东墩。

要塞：王家场，果园里，顾家村，范家埭，高家衖，黄石桥钱家村，塘坝头，萧家村，蒲鞋桥王龙村，东桥，徐三村，黄泥坝，板桥，陆家村，焦家村，戴家弄，王家村，严家埭，贯庄，双牌。

山观：尤家埭，户岐村，金童桥。

南闸：灰墩下村，河西，施园场，后塍，曲里吴家埭。

云亭：江家冲，龚家宕，周家村，李家村。

璜塘：皋岸曹家村，大住基，东元塘，东胖官村，保家庄，跳里。

青阳：朱家坝，牌楼头黄家村，坝上李家村， 严家坝，南村头，塘头桥，俞家浜，西阳村，严家坝，茅柴村，邱家村，西衖，北街。

月城：赵家村，蒋家村，中腰坝，陈四房庄，月城桥北街，戴庄李家村。

西郊：梅园里。

文林：茂墅,西旸村。

祝塘：王家住基。

夏港：於王村再迁申港王家店、中街、史巷里及恐龙园旁丁庄村。

城内：三元坊巷。

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青墩。

外迁的有：宜兴，常熟梅里，靖江，无锡等地。

东沙古塘王氏还有迁居山观（今江阴市城东办事处）成章坝等地者。

世居荻扁的王氏中沙支，分“在镇支”（今华士镇）与“清化支”（今周庄镇南部、华士镇西部）。十一世子良公（德二公三子）迁居江阴马嘶为“水潭支”、以道公迁居新桥为“江阴南新桥支”（均属今新桥镇）。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为“江阴云亭支”（今云亭街道）。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筑塘为“江阴筑塘梧村支”（“筑塘”即今祝塘镇，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杨厍西北为“江阴杨厍白鹿支”（今张家港市杨舍镇）。清化支地名：长房：连三基、侯士巷，二房：北庄、地板上、常熟东乡浜家市。清化老王巷支地名：老王家巷（老王巷）、龙丼上又名草塘龙丼（丼，读端，去声）、华墅中渡桥、雷家基。南新桥支（水潭支）地名：南新桥、华墅、虎圣堂、常州北外西篁村、无锡东外常庄巷、杨厍前溪巷。

王氏西沙支，第十世有天民、天惓兄弟俩在元末明初战乱中失散，分别到江阴青旸、江阴马镇定居，天民公后裔成为“江阴青旸马家湖支”（今青阳镇），天惓公后裔为“江阴马镇东常支”（今徐霞客镇上东村）和“江阴泗河时家圩支”（今南闸街道）。第十世又有嵩公迁居江阴敔山湾，后裔为“江阴敔山湾支”（今云亭街道）和“江阴宝池支”（今周庄镇），十二世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为“江阴荡南支”（今祝塘镇五福村）。第十五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邑城为“江阴支”。江阴今临港新城地区有“小沙头支”，始迁祖待考。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来东常支、敔山湾支、宝池支合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计修入敔山湾支、宝池支、顾家桥支、瓠岱桥支、尖上支、江阴大街支、尖上支（现属无锡）、丁塔支（现无锡堰桥）、黄山港支，东常支（又分小二房支、号里窑上支、旸岐支、东房分、西房分、船形分、老三房分、祝塘南街、马鞍桥支、后土头支、里庄里支、江阴北门西门支），注明另修有秦泾桥支、马家湖支。

三槐堂三沙王氏在江阴的繁衍分布既广且多，长期居江阴666个姓氏之首（目前居第二位，在张姓之后），江阴135万人口（不含外来工新市民）的5%左右，精确统计有待日后。所谓“长天秋水家声远，一脉三槐世泽长”，非虚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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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今大名县东北大街乡一带）有“魏桥”，唐朝引永济渠绕城，夹河而成聚落。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州城西，却注魏桥，夹水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2]魏州在唐朝后期为魏博节度使治所，其前身——隋武阳郡，原仅辖二个小县：贵乡、昌乐、永济渠修成后，因控据魏桥水路枢纽，地位重要，才发展成统辖14个县、拥众数十万户的大郡。唐朝中后期屡为强蕃、官军所争。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马燧、李怀光与朱滔等战于魏州城下，滔堰永济渠水入王莽河故道绝官军粮道及归路，马燧退保魏县（今大名西北，原治永济渠南），双方隔渠水列营相拒，互争魏桥，最为惨烈。[3]

贝州，唐懿宗咸通（860－874年）以前城址在今清河县西北，永济渠在城东南十里，有“孔桥”。唐朝贮江淮租布甲仗于此，以备河北军用，号称“天下北库”。[4]孔桥北接冀、深、瀛（今河间县）、莫州（今任邱莫州镇）之间的华北平原中央地带的南北交通大道，南连博（今山东聊城）、济（今聊城西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及黄河重要津渡口：济州津、杨刘渡（今东阿杨柳村），恰与永济渠形成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故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武则天永昌年间（689年）原在永济渠东南30余里的清阳县缘地久积碱卤，遂西移于永济渠东孔桥置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又移于永济渠西岸[5]。懿宗咸通中贝州亦东徙，南临永济渠为城，以清河、清阳二县附郭，直至北宋，即今清河县西城关镇。[6]

内黄县（今内黄县西旧县村），永济渠在县北二百步，有“永定桥”。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朱全忠击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于内黄，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7]内黄当魏、贝去洛阳之要途，又兼桥渡之利，故有所争。

馆陶县（今南馆陶镇），永济渠在城西十里，有“永济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渡，自视作桥成，而过桥西。[8]又，德宗兴元初（784年）朱滔谋取汴州（今开封），使人见魏博节度使田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9]也是由于馆陶位在道中，又有永济桥之便。但是，馆陶县毕竟与运河还有十里之距，不如其北面的永济县跨渠为城来得方便，所以北宋以后县治北移永济。

永济县（今山东北馆陶东南肖城），此县城建置较晚，原来只是永济渠上的一座桥，因行旅客商住店、买卖，渐渐形成市廛聚落，称“张桥店”、“张桥行市”。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始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县，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170尺，深2丈4尺，穿县入临清，故以为名。[10]

临清县（今临西县），永济渠在县西门外，为魏、贝之间蓄积粮粟之地。唐末五代，凡欲取贝、魏者，皆先顿兵于临清。北宋因地处宋辽驿道，为迎候宋辽使臣曾设驿馆。[11]

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旧城西北），隋开永济渠时，地址在渠西北十里之外，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武城县迁至永济渠北义王桥西二里，扼义王桥东通德（今山东陵县）、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之道。[12]北宋末年，迫于河患，复徙渠东，即今旧城关镇。[13]

长河县，原在今德州市东，永济渠在县西十里，有“白桥”。城为水所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永济渠西岸置县，十年（815年）又在渠东置小胡城。[14]晋一度移德州治于此，旋废为长河镇。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复移将陵县治于长河镇，即今德州市。[15]

安陵县（今景县安陵乡），城东临永济渠（即今南运河），有“柏杜桥”。隋开永济渠时置曾县，然城址并不临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移至柏杜桥，于运渠西岸建新城。[16]

东光县，永济渠在县西二百步，渠上有桥名“白桥”。自桥西有路通景州弓高县（今景县），桥东北有道去沧州（今沧州市东南旧城），史称“白桥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王承宗遣兵2万入东光，断白桥路。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杨师厚亦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17]白桥显然是维系河北平原腹地与东部滨海地区之间地交通孔道。

截止于北宋末年，汴河沿岸的州府县城共有14座，镇11座，除开封、雍丘（今杞县）、应天府（今商丘县）、虹县（今泗县）四城起源较早，汉代就已筑城，其余皆随通济渠——汴河开通而出现。汴河沿岸城镇位置的选择也是既考虑到汴河航船上、下行的航速和航程，较均匀地分布；而且多就水陆交会点设置，城镇内普遍建有横跨运河的桥梁，以利南北往来。这一点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20]成寻的日记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舞之声很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当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过三十石，南京应天府不能超过五十石，反映沿河城市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无论从空间位置、或是时间规定上，无疑都是唐朝中期以后市坊制度解体和夜禁制度驰废的结果，也是刺激沿河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汴河水运码头和桥渡职能的限制，汴河沿岸的城市布局形态亦呈现跨河为城，以一条市街为主干，有别于北方平原一般州县城市的特点。

宿州，最初只是一座桥，名埇桥。中唐以后自宋州取东南直路入淮成为正途，“埇桥为舳舻之会”，[21]路扼彭城（今徐州），西接睢阳（今商丘），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水陆之冲。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置州，跨河为城，临河街巷分布着馆驿、酒楼和仓储，每日众多官私船只停泊城内。咸通九年（868年），庞勋乘夜攻入城内，一次劫获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22]可以想象其城内运河的容量甚为可观。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就草市买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23]南宋之际，宋金屡次交兵于淮、汴之间，皆为争夺宿州控扼的主动权，宿州城受到摧残破坏。宋金隔淮而治以后，金人曾重修宿州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09年）楼钥出使北行，路程所见就是刚刚修过的宿州城，他写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宿）州城新筑，雉堞甚整，闻是五月下旬上畔指挥重修……城中人物颇繁庶，……大寺数所，皆承平时物。酒楼二所甚伟，其一跨街，榜曰‘清平’，护以苇席，市肆列观无禁。”[24]“皆承平之物”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推想金朝之重修只在培筑城垣，宿州城内结构未有动改。今天所能见到的宿州市老城区是明朝初年缩筑的，周回只有六里，主要建筑和城市布局仍遵循宋金旧址。[25]今东西横贯全城的红旗路（旧中山路）是主干商业街，高出两侧地面15～2米。据当地老人讲：此街即建在隋堤上。紧傍其南侧20米处，有一平行的东西向小街，现仍名“大河南街”，当是以旧在汴河之南而得名。宿州老城为一东西狭长型轮廓，多东西横街，南北纵巷甚短，只有淮海路贯通南北，或许其与红旗路相会的十字路口（此地地势最高）就是埇桥故址，也是符合当时水陆交通区位的。汴河虽然堙废了，但是东西向陆地交通干线的传统优势并未减弱，从而制约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形态，仍然保持沿河城市布局依从河流走向延伸的特点。（见附图）

灵璧县，灵璧一名早在楚汉相争之际就出现了，项羽败刘邦军于彭城，“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26]不过那时的灵璧在今濉溪市境内，不在今县。汴河开通以后，宿州和虹县相距过远，往来的船只不得不在中途停靠过夜。地点选择在位置适中、又是运河两岸唯一有石质山丘的南麓，即今天县城所在的位置[27]。慢慢地这里开始出现为过往船客服务的店家，有桥相连，起名为零壁（意为孤独零丁的村落）。北宋汴河的繁忙也带来了昌荣，零壁发展成镇市，买卖的兴隆竟使政府在此地收取的商税（熙宁十年税额2156贯）超过了所从属的虹县税额（2042贯）。为了便于管理，哲宗元佑六年（1086年）不得不把零壁镇升为宿州属下的一个县，[28]后又因此地产磐石，改零壁为灵璧。南宋两次北伐，皆与金人争夺灵璧城，居民流散，城郭为墟。元代，自徐州南下扬州的陆路取道楮兰（今宿州东北楮兰乡）、三村（灵璧西北，久沉于水），经灵璧东去虹县（今泗县）、青阳（今泗洪县），而不由宿州，[29]灵璧的地位因驿路所经又有回升。

灵璧县城垣始于北宋，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陈泰交始修《灵璧县志》以为：“自宋立县，历金元至明初尚未有城，弘治八年始筑城。”其实不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宿州之役，李显忠败金将肖琦于灵璧城下，“遂复灵璧，入城。”[30]乾道三年（1169年）楼钥《北行日录》也记载“灵璧两岸人家多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又，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宋将毕再遇和金兵战于灵璧，尝发誓言：“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31]由此可知宋代灵璧县城虽小而城垣具备，县署就在城内东南隅。又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嵩重修县志云，“设县之初，民居夹堤”，“（汴）河形久失，县治东西大路即其堤也。”这也证明明朝重筑砖城一仍宋金旧址，只不过把县署、馆铺移至城西街路北，而北宋城市初创时形成的运河桥与汴河十字型交通骨架仍然保存在县城东半部。今天的灵璧县东西长800米，南北不足500米，主要是一条东西大街穿城而过；距东门不远，为一短而弯曲的南北街与横街相交，两端各通一门。这条横街就是当年的汴河，那十字街口自然应该是城市的生长点——汴河桥的位置了。（见上附图）

类似的情况还有永城县，受运河交通机制的吸引，城市移至汴河岸侧，夹河筑城。[32]城垣东西狭长，中山街斜贯全城，高出两侧地面，也应该是昔日汴河之所在，受泥沙淤高而造成的。中山街在东关附近向北折曲，随即又回复到汴河原来的走向上，当是唐宋以后受某种偶然因素或建筑的影响。汴河在永城县的流向完全制约了城市平面布局和房屋建筑设计的主导方向，使永城县城市形态违法了中国北方平原城市设计一贯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定式。

虹县（今泗县），该城历史很久，早在二千年前，西汉曾设立了夏丘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移虹县治此，以临汴河，北宋因之。清朝乾隆年间因泗州被洪泽湖淹没，徙州治于虹县，取其地势高，不惧水患，虹县名称遂改。[33]

虹县城东南为一系列北北西向砂礓缓岗，高程为373米，使城东地势明显高于城西的徐淮黄泛平原。当年汴河不易开凿，只得偏向东北，绕行今枯河头，再折向东南。当地盛传隋炀帝乘舟东下扬州，行至枯河头，因水涩舟止，不得不“纳粟行舟”，即在缺水河段用稷子拌香油铺于河底，两岸由人拽船而进。文献记载虹县以东汴河河道唐宋时期也确实屡有兴作，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河南采访使齐瀚以江淮运漕经淮水波涛，有沉溺之忧，遂开广济渠下流，自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工，后以水流湍急，行旅艰阻，旋又停废，仍由旧河。[34]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宿、亳丁夫自泗州至虹县沿汴河修作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余里，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徽宗大观中泗州知州胡师文因创开泗州直河，筑签堤阻遏汴水，兴师动众，费钱谷累百万计，寻复淤淀，生事功而坐降。[35]以上事例皆说明虹县城东的砂砾缓岗给汴河行水载舟带来很大不便，汴河不得不在虹县由东南流向折转东北。虹县城恰好处在两种不同地貌景观的分界带上，按照城市地理学观点，正是城址长久不废的原因所在。汴河河道的改向亦导致了虹县城市布局也是违背正南正北的传统主导方向。（见附图）

今泗县城区东西长约1公里，建筑形势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门之间的老街集中了全县最主要的商店、旅馆、饭店和影剧院，行人熙攘。此街北侧十余米又有一条同方向的大街紧邻，现已辟作穿过城区的干线公路，其地面明显低于两侧，形成相对高差3米多的南北陡坡。据文献记载：“汴水由虞姬墓经阴陵、鹿鸣二山入州境，穿城东注。西关外为西汴河，东关外为东汴河。”“城内汴河一道，穿泮河而东，长二百八十丈。万历四十四年……以城内汴河道淤塞，城外水冲反跳，乃于水口筑石坝以截其流，开通东、西水关，浚深内河，旧河道凿泮池，使河口往来无滞。由是潼、汴二水之赴于虹者，会城西，穿城东，出东水关南绕，复迤逦而西注，始旋转而东流。”[36]这条低于城内地面的行车干道就是当年汴河的遗址。经县文管会同志指引，找到了它的西端——西水关旧址，砖砌券拱式水门宽3米，拱顶离地面2米，门内水道已为砖填塞。今泗县城的老街当年可能是汴河的南堤，沿河形成市街，买卖业集中的传统迄今不改，还保存着“牛市巷”之类具有商业功能含义的地名。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会馆也邻街选址。城内汴河北岸依次集中着州县衙署、文庙、城隍庙等行政职能机构和受官府政权直接管理的科考、祀典场所。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郑刚中尝沿汴路西去陕西凤翔，留下一部记述沿途见闻的《西征道里记》，其中关于虹县的一段是这样说的：“虹县城因隋渠为壕，潴水深阔，城具楼橹。虹以西诸邑往往皆城，虹独坚密……隋渠自虹以上为陆，木已丛生，县以东水接淮口。”文意表明虹县护城壕水也与汴河相通，这与今日泗县城周围水道的形势是相符的。骑河筑城，城内行船，壕河相通的结构可能是汴河城市的显著特点。由此观之，汴河道上的宿州、虹县、灵璧、永城无论为州为县，皆遵其制。受运河流向和水运码头机制的影响，汴河城市沿运河走向的横轴拉得很长，而城市纵身相对很短。上述特点也影响了汴河故道上的村镇聚落，如：青阳镇（今泗洪县）、马翁店（今马公店）、通海镇（今通湾店）、静安镇（今大店乡）、蕲泽镇（今四铺集）、白禅（白善集）、柳子镇（今柳孜）、酇阳镇等，房屋建筑皆沿汴河而建，拉得很长。甚至影响了今天公路行车的速度和安全，交通部门正在着手改线，绕行村镇外圈，因为这些村镇房舍纵深不大，改线无需绕行过远。由于汴河淤废以后，河床改作车路，继续保持交通干道的功能，沿线城市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故能长久不废，很少有城址迁移的现象出现，这与前文介绍的永济渠——御河沿线城市的发展演变有所不同，虽然双方都处于易遭受洪水威胁的黄淮海大平原上。至于城市布局，则因为永城以西至开封间金元以降屡遭黄河溺荡，地面淤高，汴河形迹不存，旧城堙没，驿路改途。原来受汴河水运机制影响而出现的市街码头布局特点也渐渐丧失，故汴河西线带上的城市格局又转而服从明清北方平原城市方整的布局规律，不再显示运河沿岸城市的特点了。

■王姓家谱介绍

修谱

南北朝时就兴起了谱牒之学，但大量的古代姓氏族谱已经亡佚。今天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个人手中的王姓家谱族谱，绝大部分为近代以后重修和续修的，因此，这些家谱族谱应归于近现代文献中。

家谱的内容

现存的王姓家谱、族谱中，基本上都是一宗一族、一房一支所修的，属于私修谱牒。私修谱牒盛行于宋代。至清代以后的家谱族谱中，基本都是私家修撰的天下。

王姓家谱文献目录

《东沙王氏支谱·家规》

《三槐堂王氏族谱》

《绮山东沙王氏支谱》

《义乌南陵王氏宗谱》

《润州王氏族谱》

《凤林王氏宗谱》

《赣榆王氏家谱》 江苏赣榆县金山乡保存

《王氏族谱》 四川珙县下罗乡五星村保存 清王廷麟等主修 光绪四年刊印

《王氏家谱》 河北青县陈嘴乡吴辛庄保存 写本。

《王谢世家》 明天启二年刊刻的30卷现 美国

《王氏通谱》 清光绪二十年槐政堂 活字本 日本

■王姓字辈

《义乌南陵王氏宗谱》规定的字辈：

十六世到三十五世：宣振常充，仁义礼让，文行忠信，善积庆远，学勤业隆。

三十六世到七十六世：晋萃理贯通，乾坤道圆净。爱竹风节高，植槐枝秀挺。芝兰生庭阶，裘图争辉映。地久并天长，似续斯与并。

《润州王氏族谱》中议定的族人必须遵守的排行字为：

洪勋振立，世德克昌，绍承先志，永锡嘉祥。

《凤林王氏宗谱》咸丰年间定的排行字是：

创业凤林，勋绩立敬，存诚著贤声。

同治年间修的宗谱排行字为：

文章华国妥先灵，忠孝世家启后人。

光绪年间修的宗谱排行为：

乌邑发祥绵世泽，凤林创业振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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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祜（亦名王佑），祖籍莘县（宋时属大名府，今属山东省），以文学见长。五代时先仕晋，后及汉、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颇得赏识，官职不断升迁，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乃举家迁来京城，落户开封。时在宋乾德三年（965年）至开宝二年（969年）之间。

　　王祜落户开封的具体地址，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说在仁和门外，清周城的《宋东京考》说在望春门外。这仁和门和望春门实际指的都是曹门，即今曹门关中街偏北一带。

　　宋开宝二年（969年），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魏州即大名（大名县亦名魏县），宋太祖乃派王祜权知大名府。那个时候，莘县一带归属大名府，宋太祖要王祜衣锦还乡，许以“便宜”行事，并以赵普（一说王溥）相位相许的真实用心在于除符，王祜自是心知肚明。但王祜至大名接任后，明察暗访，却查无实据，数月无闻。宋太祖乃驿召面问，王祜直言禀报，符彦卿无谋叛事实，并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甚至直谏太祖吸取晋、汉（五代）皇帝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乃把王祜改派知襄州。如此以来，王祜升迁宰相的许诺当然是落空了。王祜赴襄州任前在其宅院内，手植槐树3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以我们今人的思想揣度王祜当时的心情，很可能对自己当不成宰相有点生气，可能是“别看我不能位列三公，我的子孙一定有能担任宰相，位列三公的”气话。当然，也可以认为王祜这句话是他的自信或远见。但他以三槐比拟三公确是无疑的。

　　后来的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他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使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祜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三槐王氏。

　　褒公西入咸阳，传四世至綝公，綝有十子，第三子曒公为潞州刺史，曒公八传至言公，为唐滑州黎阳令，言公生彻，为后唐进士，官至左拾遗，彻公生佑，是为三槐王氏始祖。

　　佑公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后晋天福年中，以书见桑维翰，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至后周，仕为魏县、南乐二县县令。宋太祖即位，擢拜监察御史，后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至宋太宗时，知河中、开封二府，以病请告，拜为兵部侍郎。佑公生逢五代战乱，历事后晋、后周和宋朝，皆以文武忠孝而显名。佑公宦居于汴梁城东时，筑室于仁和门外，尝手值三槐于庭院中，言称其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王佑裔孙因之而称为“三槐王氏”。

　　三槐王氏自祜公以后，簪缨相继，历世为官，子孙分任各处，子孙散布于海内外。

　　代三槐王氏历任朝中要职，元时虽然蒙古人排斥汉人，规定不任汉人为正职，但三槐王氏在朝中亦不乏其人，如王因的曾孙王约被元仁宗帝敬为儒师，官至太子副詹事、河南省右丞、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赠梁国公、文定公，官从一品，为三槐王氏元代官职中最高者。元廷推恩三世，赠王约的父亲王松年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惠 ，母成氏，追封梁国夫人；王约的祖父王通，赠资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汴梁郡公，谥庄穆， 祖母陈氏，追封汴梁郡夫人。王约的曾祖父王因 , 赠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汴梁郡公，谥敬懿 ，曾祖母张氏，追封梁郡夫人。

　　王约的政绩颇丰，《元史》有传。元蒙史有评价“元朝前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逝世。四月，铁穆耳从和林到达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东北），在重臣伯颜、玉昔贴木儿的支持下，由宗室诸王会议推立为帝，是为元成宗。 成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但实际上还是对忽必烈晚年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中书右司员外郎王约的上书则较为具体地表达了成宗的守成政治方针。 王约建议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停止所有非急需必需的土木工程，免除历年积欠的赋税，重新核实纳税的民户，以减轻民众负担，与民休息；同时设立义仓，赈济贫苦孤独之人，开放打猎等禁令，实行有利于农业的措施，以安抚民众，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整顿吏治，打击贪污受贿，革除多年的积弊；慎重地选择官吏，尤其要慎重地选择直接治理民众的府、州、县长官；重新修订律令，严明赏罚；裁减多余的官吏，精简机构；减省烦琐的条文，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提高办事效率。在对待周围邻国关系上，不要斤斤计较于要求别人朝贡，甚至为此动武，应该以恩德招抵远方之人。此外，王约还主张办好学校，以培养人才，以及朝廷上下都应该了解民情等等。王约的建议实际上成为成宗一朝，特别是元朝前期的施政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