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成立以后，孔祥熙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虽然从政前经商也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是当上高官后，利用手中的大权亦官亦商，聚敛了大量财富，民间自有「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被称为「 ”豪门国蠹”。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最让他颇为自豪——「 ”至圣先师”孔子的第75代孙。那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本不在山东曲阜孔氏族谱里的孔祥熙是怎么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圣人后裔的呢？ 孔祥熙的先祖自明朝成化年间便搬到山西太谷，而曲阜的孔子家族自清乾隆时期便没有再修家谱，所以孔祥熙这一支在曲阜孔氏族谱里就没有记载。民国初年，孔祥熙路过山东济南，认识了与曲阜孔府血缘关系较近的八府长孙孔祥勉，因系同宗，请其代查族谱，孔祥熙自己也回到山西老家收集其族谱。孔祥勉通过对比曲阜孔氏族谱与孔祥熙提供的族谱，发现孔氏六十户的「 ”纸坊户”有一先祖与孔祥熙的一位先祖重名，由此确认孔祥熙属于孔氏家族的「 ”纸坊户”，为孔子第75代孙。得知此消息的孔祥熙十分高兴，因为孔祥勉为电机工程师，因此以德国设计的青岛电话机械网络蓝图一份酬谢孔祥勉。自此以后，他便以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示人。 不过，孔祥熙以孔氏圣裔自居虽说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但是他为曲阜的孔氏家族也出力不少。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府委员蔡元培拟定了一个《改革曲阜孔林办法》，提出「 ”撤销衍圣公封号”，「 ”设立整理曲阜林庙委员会”等措施，此消息一传到曲阜，孔府上下立即惶恐不安起来。但百般努力仍无效果。就在这紧要关头，自称孔子后裔的孔祥熙看不下去，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很快就改了风向，此后，再经过孔祥熙的多方斡旋，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此事，孔祥熙成了曲阜孔府的大恩人。1930年，孔德成决定重修自乾隆年间就失修的族谱，主持编修《孔子世家谱》。孔祥熙闻信，立即大笔一挥，捐献了1000大洋资助重修族谱，还派人四处查访孔氏族人。如此深情厚谊曲阜孔府的孔德成岂能拒绝，况且人家还是在国民 里权势熏天的大人物。最后，新修订的《孔子世家谱》不仅将孔祥熙这一支正式写入族谱，且在家谱卷四十九「 ”纸坊户”谱中占据了将近六面。自此，孔祥熙真正成为了孔子第75代孙，是名正言顺的圣人后裔了。 1935年，南京国民 决定将孔德成的衍圣公的封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符合民国平等、民主的宗旨。次年7月，孔德成前往南京出席就职仪式，受到国民 的隆重招待。孔祥熙还特别邀请孔德成前往上海参观，并引其拜会了于右任、孙科、宋子文、吴稚晖等 党政要员，既扩大了孔德成的影响面，也坐实了自己的圣裔身份。 1937年3月，孔祥熙被派为特使，前往国外进行向外国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在英国伦敦还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孔祥熙自己向乔治六世自我介绍来自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古老贵族家族，乔治六世非常重视，给予孔祥熙国宾级待遇。英国《泰晤士报》还刊出了一幅漫画：一棵大树旁边有一个小蘑菇，意味着孔氏家族就是一棵大树，而英国王室虽也历史悠久，但与其相比只是一个小蘑菇。如此比喻，不仅让孔祥熙倍感光荣，就是国人听闻也颇觉自豪。 孔祥熙将家谱写入《孔子世家谱》，正式成为圣人后裔，在自己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的身份上又加上贵族血统，身价又立即不同。曲阜孔府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期可以攀上孔祥熙这棵大树，也让自己的状况大为改观。不管孔祥熙是否真是孔子后裔，他成为名正言顺的孔子后人对两边来说都是有利的事。

拍摄乾隆年代的电视剧比较多，像《如懿传》、《延禧攻略》等。这两部剧里后宫主要嫔妃的姓氏和位分都一样，只是在人设上稍有不同。比如《延禧攻略》里的皇后富察容音，性情温顺简朴，善良大方，是乾隆一生的最爱；而《如懿传》里的皇后富察琅嬅，奢华瑰丽、神情肃穆，不怒自威。但是两部戏的继后却一个是乌拉那拉氏，一个是辉发那拉氏？难道是同一个家族的不同翻译吗？

其实乌拉那拉氏和辉发那拉氏，以及叶赫那拉氏都是一个姓氏——那拉氏。只不过它们各自来自不同的部族。叶赫、乌拉、辉发就是它们来自的部族。虽然同姓氏，但不同源。乌拉那拉和辉发那拉不是一个家族。

历史上，乾隆的继后那拉氏，实际上是来自辉发那拉氏。佐领那尔布之女，乾隆做皇子时，辉发那拉氏被册为侧福晋。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讨皇太后喜欢。乾隆登基后，封为娴妃。在皇后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事，再被册为皇后。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初，皇后陪皇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

那为什么《如懿传》里的继后如懿是乌拉那拉氏呢？

其实《如懿传》是《甄嬛传》的姐妹们篇，都是来自流潋紫的架空小说。在《甄嬛传》的小说里皇后宜修姓朱而不是乌拉那拉。只是当年在拍摄电视剧《甄嬛传》的时候，将整个故事带入了雍正的后宫，皇帝玄淩成了雍正，那皇后朱宜修自然也就随雍正的皇后改名乌拉那拉宜修了。看过这两部电视剧的应该知道，如懿原名青樱，是皇后的亲侄女，那青樱自然也要改姓乌拉那拉了。所以在拍摄《如懿传》时，如懿自然就是乌拉那拉氏了

乾隆皇帝是雍正的亲生儿子。

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名爱新觉罗·弘历，满族，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清雍正帝胤禛第四子。初封和硕宝亲王。

禅位给嘉庆皇帝后又任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扩展资料：

一、雍正的儿子们

1、长子：爱新觉罗·弘晖（1697—1704年），追封端亲王，生母孝敬宪皇后。

2、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弘昐（1697—1699年），生母齐妃。

3、次子：爱新觉罗·弘昀（1700—1710年），生母齐妃。

4、三子：爱新觉罗·弘时（1704—1727年），生母齐妃。

5、四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即清高宗乾隆帝，初封宝亲王，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6、五子：爱新觉罗·弘昼（1711—1770年），和恭亲王，生母纯悫皇贵妃。

7、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宜（1720—1721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8、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惠（1721—1728年），追封怀亲王，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9、皇子（未齿序）：爱新觉罗·福沛（1723年），生母敦肃皇贵妃年氏。

10、六子：爱新觉罗·弘曕（1733—1765年），果恭郡王，生母谦妃。

二、雍正传位于乾隆弘历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

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参考资料：

－乾隆

－爱新觉罗·胤禛

核心提示：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乾隆汉服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史学》  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世祖雍正在处理曾静投递逆书一案中曾采欲擒故纵之法，放过曾静而深责吕留良，这种异常的举动曾引起朝野不解和震动。雍正心里的深层想法是：“江南”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思想轴心和异动之源，而其他地方的异端言辞不过是这个光源放射出来的几束不同颜色的谱系。故只有摧毁了这个源头，才能有效遏制光谱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个意义上，吕留良不过是充当了“江南”邪恶文人的一个符号而已。然而，雍正在开棺戮尸彻底毁灭了吕留良的肉体残余之后，却发现江南密如蛛网的藏书楼和书籍流通系统，使他根本无法有效地遏制其文字的传播与流行，更不用说那遍布在每家书柜角落中的书籍，更是不知从何处查验。甚至在雍正的眼中，仅仅焚灭吕留良一人的著作似乎都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禁绝“江南”一带所有的悖逆书籍了。 可是雍正之子弘历却完全不甘于此，在他看来，父亲与“江南”士人的较量的序幕才刚刚拉开，真正的交锋从乾隆中期才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和他的父亲仅把吕留良的行为看作是与某种具体政治案件相关联有所不同，乾隆帝对“江南”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显然做过相当详细的案头考察工作，对其文化的分布要素可谓了然于胸。比如在启动了《四库全书》征书预案以后，乾隆向地方官发布的谕旨中对“江南”的藏书状况就有这样的描述：“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入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① 在另一份谕旨中，他更具体地说到书贾客船的活动状态，甚至能说出某些著名书商的姓名：“又闻苏州有一种贾船，惟事收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② 正是因为对江南一带书籍流通和分布的复杂性颇有了解，乾隆帝似乎对征书的顺利进行显得颇有信心，这种状态也影响到了地方官吏的判断，如乾隆三十七年，刘统勋发出的寄谕中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察：“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钞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结果事实正和预期结果相反，刘统勋发现，就是在一般的书肆中征求书籍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私人捐献了。乾隆对江南书籍流通状态的熟悉本来是给他增加信心的，到此却更增加了一层焦虑，他隐隐感觉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难免会像他父亲一样被迫默认江南书籍的流通泛滥而无力禁止，事情会变得不了了之。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已经透露出强烈的焦虑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复从前[何]籍口？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③一些督抚搜求书籍的迟缓拖延，使乾隆的疑虑不断加深，他甚至怀疑督抚和江南藏书家之间可能构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也就是说，督抚们既怕担责任也怕出麻烦，宁可和藏书家合谋阻挡献书捐书进程的顺利进行。 为了彻底破解这个想象出来的合谋网络，乾隆故意明确地说明“征书”与“查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江南藏书之人能够透彻理解并自觉加以区别：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①以后的表明，乾隆这段不以文字罪人的慷慨透明的帝王自道，恰恰成为江南文人不知不觉堕入其中的一个陷阱。 时隔不久，一道严旨就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下到了各督抚的文案上，这道谕旨表面上是督促督抚加快收集各地捐书的速度，可是后半部分在涉及江浙一带的书籍流通状况时，却已稍稍流露出拔剑出鞘的口吻：“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厚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这段表白标志着乾隆征书的真实目的开始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只不过尚披着一层薄薄的温情安抚的面纱。在这幅面纱的后面，乾隆出鞘后直指“江南”的剑锋刃气已隐约可见了。 果然不久，这暗示就急不可待地转成了明谕：“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地方官员的反应对乾隆的督促感到诧异而有些不知所措，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先是推说：“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②立刻遭到了乾隆的申斥：难道各省进呈的万种书籍中竟没有一种违碍书籍吗？“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厚风俗究，断不宜置之不办。”到这时，李侍尧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自责地说，没有考虑到明末私家撰史可能多有违碍字句流传世间，表示“实属愚昧”③。但也只是从番禺县童生沈士成及屈大均后人处查缴了《文外》《诗外》数种算是交差。而江浙地方官员却在回复乾隆的质询时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和不得要领。高晋、萨载、三宝等江南督抚一一覆奏均称查无违碍之书，这使得乾隆大惑不解而顿生狐疑。他严厉问道：“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④ 乾隆的急躁情绪反映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十一月初九日和初十日连下三道谕旨督责查禁违碍书籍，迫使各省尤其是江南督抚开始纷纷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并非真正体会到了乾隆的用意，而只是表示自己在行动上有所反应而已，如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缴了九种书籍，其中一种是《续编明纪编年》，于“国朝定鼎之后，犹将宏光、隆武等伪号编入正统，殊属大逆不道”①。这显然是吹毛求疵的指摘，颇能印证乾隆催逼下的无奈心态。江苏巡抚萨载仅仅查缴了《吾学编》等八种书籍，他的说明更似有搪塞的成分：“江南地方，人尚论说，笔墨诋毁之事，诚如圣训，多于他省，其存留违碍之书，必不止此数种。”② 监控嗅觉的培养 对于各省特别是江南之地查禁书籍的茫然无措和头绪纷乱的问题，乾隆在焦急之余，也鼓励地方官吏自行创造办法提高效率。在征书阶段，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在当地敷文书院诸生内挑选善书者数名，用端楷誊写后再恭进皇上审阅，仍将原本给送本家，听其收藏。这个办法曾经打消了藏书者的顾虑，受到乾隆的赞许③。到了查缴禁书的阶段，乾隆深知，晚明查禁逆书之所以不够彻底，就是因为把查禁范围仅仅局限在公共流通领域如书肆和一些藏书楼等处，而没有深入到家庭私人空间。 正在乾隆为此而一筹莫展的时刻，江西巡抚海成提出的一套方案恰合乾隆此时的心思。在一份奏折中，海成谈出了自己和乾隆一样的焦虑，他认为绅士一般在查缴过程中会比较自觉地配合，“自当呈献无遗”，最关键的是那些乡野之家不能识文断字的人群或败落的书香世家中还潜藏着异端的种子，这些人的潜在危险一直在监控的视线之外。“倘村僻愚民，本不知书，而家藏断简遗篇，或涉不经，仍未可定。更有读书旧家，其子孙零替，而贩笥残之中，如前项遗书，不能信其必无。且或目不识丁，虽出示申明，亦难必其尽献。” 针对这种情况，海成拿出的办法是：通过州县地方机构，“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按书时值，偿以倍价。如果堪以入选者，即送局校阅；不堪入选者，仍行发还，其有应行销毁之书，即黏签进呈，仍著各该府加意督率，即以此考核州县之勤惰，所需书价，即饬司在臣养廉内预行给发”①。 乾隆认为，这个方案可以深入细胞式的个体家庭，操戈于内室，值得推广。所以针对各省缴到的逆书“尚属寥寥，其势似未能遍及”的状况，要求各省仿而行之，照式一体妥办。 乾隆对江南的猜疑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当护理贵州巡抚江南人韦谦恒将违禁之书发还书局，而没有解京由乾隆亲自查验，当即遭到了乾隆的申斥，其担心之辞也溢于言表，他私自庆幸幸亏贵州“人心稚鲁”，也许还未出现潜留传播之事。如果是江浙等省，“闻有应毁之书，必且以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辗转传写，皆所不免。是因查销应禁之书，转多流传底本，成何事体！”对江南士子已留下了固定的刻板印象。乾隆由此还联想到了韦谦恒“即系江南人，宁于此等事，亦未计及？”看来对江南出身的官员也处于心细如发的警觉状态。 地方官的查禁嗅觉和敏感是被乾隆训练出来的，要想使地方官与自己的感觉与想象相一致，并非那么容易，即以培养三宝的嗅觉为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八日，时任浙江巡抚的三宝还信誓旦旦地奏称：“从未见有荒诞不经，语涉抵触，应行销毁之书，擅敢撮留不解者。”② 两江总督高晋也奏称江苏自查办以来，“不独臣未经见，即总局委员藩司闵鹗元及两教官，亦未据其有阅过各书字义违碍之”③。可见这时对乾隆的用意体会得不深，在受到乾隆帝的严厉督责后，三宝的脑筋仍还在“藏书家”这个符号里转动：“惟查前所缴各书，大概俱系藏书之家所蓄，而地方辽阔，或有山陬僻壤，一时采访未能尽周。”他的眼光仍死死聚焦在边远藏书家的身上，甚至还专门聘请呈缴过书籍的江南藏书家鲍士恭做咨询顾问，“留心查觅”④。 转机出现在江西巡抚海成的奏折中，他建议不仅目标应锁定在“藏书家”和名门望绅群体，而应伸及村庄“逐户宣谕”⑤，特别是目不识丁的士绅子弟之家。那个曾经到处侦察过屈大均衣冠冢下落的高晋随之又想出各地方官委托明妥教官：“亲诣有书之家，并坊林、书肆、小市、荒滩，将明末国初人著作遍加查阅”的办法。不久海成“传集地保，逐户宣谕”的方法经乾隆向各省督抚推荐，搜缴禁书的范围逐渐突破“藏书家”和士绅阶层的圈子，向普通民众甚至农耕文盲之家延伸。 在这些措施的启发下，三宝于四十年正月十九日查出《皇明从信录》等书十种及《屈翁山诗词选本》三部之后，在四十年三月十九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办法：在编查保甲之际：“以门牌原系按户给散，谕令州县严饬保正，于散牌时即逐户告知，凡有明末国初之书，无论整册零售及断简残篇，均应呈缴。”①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旨又开始以海成为例督促江南督抚加劲催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行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 乾隆的疑问是：“江浙为文物所聚，藏书之家，售书之肆，皆倍于他省，不应购获各书，较不及江西。……江浙两省自呈缴数次后，即未见陆续呈缴，又未将如何购求及作何展限，设法妥办，务期净尽之处，据实奏闻。”这都是江南督抚办事不力所造成的②。接到这种严催的谕旨，“江南”督抚自然都感到委屈，三宝的申辩的理由是“江南”书籍的区域分布极其不均匀：     “盖缘浙省藏书素以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五府为最，而此等藏书之家，子孙多列绅士，凡书中有违碍者不肯存买，书贾人等亦鲜售卖。且屡经宣布谕旨，训和详明，群知警惕，不敢藏匿，自蹈罪愆。惟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等五府，道远地僻，前明不经之书，或恐其祖父遗留，子孙不攻笔砚，未能清检，是以臣屡著意，每严饬各属遍为访寻，均不过零星收积，虽经留意查购，而所收仍属无几。”③     三宝的辩解是有道理的，因按一般程序是由各省书局购买各种书籍后，再予以查阅，而搜书的一个路径是靠四处流动的小商小贩，如侦破《虬峰集》案时，一个叫徐经国的书贩供词说：“平日在各乡村镇收买旧物、旧书，因本县设局购买违碍书籍，徐经国从安丰镇陆续收买不知姓名人的旧书十多种，系到局里去卖，局内检查内有《大义觉迷录》四本，《通纪纂》五本，《博物汇典》六本，《虬峰集》一部，共收买四种，得一两五钱，其余书籍都退还了。”①     江苏巡抚杨魁的理由则是：江苏地区“好为记载著作及文集尺牍之剞劂者原多，此等书籍及板片，各本自相收贮，并通行诵习之书，大概隐藏日久，后人未能悉知，虽遍加晓谕搜罗，难以一时净尽”②。     理由固然不谬，但在乾隆严旨查问下，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三宝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初四日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即“分发教职闲空人员，派其各赴原籍府分，因亲及友，易于询访，更便代为清查”③。     乾隆对此大加赞赏，其批语是：“教官籍系本省，其往来原籍，既可不致滋扰，而于亲友家所藏书籍知之必详，翻查亦易，其呈缴必多。”④     但这种办法是否适合他省，尚是疑问，如海成奏江西闲空人员只有二十余位⑤。但在“江南”，此办法当是有效的。如江苏杨魁就说：“复因捐发试用佐杂职等闲空颇多，委令专意购求呈缴，即以各该员缴书之多寡，详记档案，定为委署补缺之先后，委员等靡不踊跃从事各向书贾坊林及有书之家劝谕呈献，并发价分头购买，随时送局。”⑥，经这些闲空人员的努力，又查出了一万多部禁书。     也许是得到了乾隆的鼓励后头脑发热的缘故，三宝在调任湖广总督后仍然沉浸在因禁书而升迁的 和愉悦之中，居然在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他认为违碍之书在江南的流播“事后查销，究恐难尽”，干脆“除家弦户诵之经书及试艺程文听其刊刻刷印外，其学问渊深之士，如有记载及自著艺文等书，有欲复梓者，先录正、副二本，送本籍教官转呈学臣核定。其书果无纰缪，有裨世学者，将正、副本俱钤印发回本学，副本存案，正本给发著述之人，遵照刊行。倘不呈官核定，私行刊刻者，即无违碍字句，亦令地方官严行禁毁，如有诞妄不经之辞，即从重究治。并令地方官示晓谕刻字工匠，凡遇刊刻书籍，必须查明该书上有钤盖学臣印信者，始准刊刻”①。     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斩尽杀绝过分拍马屁的办法并未得到乾隆的认可。     严密有序的追缴习惯的形成，不仅培养了督抚一级官吏的嗅觉，也使得更底层官吏的查缴能力有了一个相当程度的提高，并部分改变了地方的吏治结构和责任范围。     如在处理《虬峰集》一案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虬峰集》是兴化县礼房书办沈殿三在收买违禁书籍时偶然发现的。乾隆开始查禁书籍以后，除在江宁、苏州设局收缴之外，收缴书籍的网络开始向县级延伸。沈殿三所在的兴化县也奉文设局。沈殿三是县衙门里的礼房书办，在局内分管收缴禁书的职责。     关于县级衙门中礼房书办的职能，瞿同祖指出，按中国官衙公务的传统划分，州县衙门的书吏们被编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们因而分别被称为“吏房书吏”（“吏书”）、“户房书吏”（“户书”）等等，分别处理与其特定“房”相关的事务和公文。礼房负责祭祀仪式、寺观、学校、考试及荣誉授予（“旌表”）等。书吏在地方行政的核心职能是在掌管文书案牍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因此读写能力自然是基本资格之一。     据说有些地方官做测试时会留下那些能写出文理清晰的公文者及书法较好者，淘汰那些不合此类要求者②。为履行某些职责，一点基本的计算知识也是必要的。据说，有些未登科家，即那些未能通过最低级别的科考的学生常放弃学业进入书吏生涯。     我们只能在督抚的谕旨中隐约看出沈殿三这个人物的身份，更多的资料无法获取，但我们基本可以获知作为礼房书吏，他不太可能是获得过最低功名的生员。他任职书局，负责收缴违碍禁书，也是自然从礼房延伸出的一种职责，对沈殿三来说，这个身份是恰如其分的③。所以沈殿三通过流动收购人甄别书籍和收缴禁书，并付给他一定的费用。     收缴禁书的网络在县级以下主要是靠“地保”来进行实际操作。据瞿同祖的观察，“地保”（或称“地方”即地方治安员或地段监守人）是州县官在每一个街坊或乡村委任的一般代理人。“地保”也为州县官充当信差，把州县官的命令传达给乡民或城厢居民。他们还负有监视可疑的人，报告盗劫、杀人、私盐、纵火登案件的责任。据当时的地方志资料，直隶永清县“地保”的分布是，县城设有二个地保，城外四个郊区各设一个地保，每一个村庄或每二至三个村庄设一个地保。东部地区的七十八个村庄共设地保六十六人，南部地区的七十四个村庄共设地保六十人①。章学城虽然讲的是北方县区域“地保”的分布情况，但由于他活跃的时间亦是在乾隆时期，故“江南”地保的分布应与之相差不远。“地保”还有责任督办特定公事（如为案件审理）所需物品，并须保证有徭役义务的百姓随时听候调遣。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查缴禁书”在一段时间内亦应是其“特定公事”之一②。     一些零星的史料证明，这种地保挨户宣谕的地毯式拉网查禁，确实给当地士子以很大压力。比如王仲儒的《西斋集》的查禁就是迫于压力由其曾孙交出了板片。当时两江总督萨载把《西斋集》解往京师大学士阿桂阅看后发现有悖逆之句，遂解交江苏巡抚查办板片。板片发现的过程颇有传奇性。《西斋集》的二百二十块板片原先保存在王度的叔叔王周鹭家中，王周鹭因贫苦难堪，将门堵闭，出外佣工觅食。因房垣塌损，王度见竹簏内盛有书板，又见官府出示查缴应销书籍，恐有违碍，随邀同乡保，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将书板二百二十块全行赴县首缴③。     其中一些细节值得注意，王度并未阅看内容，只是担心有悖逆字句，就主动交出，而且是携乡保而至，说明乾隆和地方官所采取的办法颇为奏效。这种反复的清缴不仅对一般士子文人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而尤其是对明末遗民的后人压力更是极大，因为他们无法辨明其先祖的书籍到底哪些触犯了时政。     戴名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感叹时势变化对遗民后人的影响。他曾受到元代诗人白仁甫后人的委托，为其诗集《集》作序，以广流传，白家后人藏此诗集已达四百年，中间屡经兵火守之而不失。故戴名世感叹：“故古之作者，赖有贤子孙为之表彰，不致泯灭而无闻。”而对比明末文献，戴名世则不禁悲从中来，“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本来指望“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但却碰了壁：“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戴名世最后叹口气：“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倘其见此集而比量于白氏之裔，吾不知其颡有而汗浃背后也。”①是否这些子孙真的仇视祖父之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遗民子孙的心态往往与乾隆的禁书风格的变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