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疑案：宋遇刺案背后的政治竞争

1913年3月20日夜，沪宁火车站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火车鸣响了出发的汽笛，宋向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友仁、廖挥手告别，进了售票处。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口突然响起三枪，宋倒在血泊中。车站里一片混乱，乘客四处逃散，刺客趁机逃得无影无踪。

宋鲛人，渔民，名敦楚，湖南桃源人，1905年入日本同盟会，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总编剧。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备临时政府，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律研究院院长，5月出任北京农林总长。

宋的消息一传出，暗杀事件传开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报纸和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令人悲伤和意外的消息。袁世凯发布命令，说：宋原农林部长，竞选国务，创立共和国，立下大功。我所有的公民都深感忧虑。

在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下，袁世凯打电报给江苏巡抚程德全说：贴个悬赏，限期破解，依法再做。

当案件的调查正在匆忙进行的时候，政府美国的皇家报纸大肆造谣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恐慌。当然，报纸上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宋就因政体问题与孙中山发生过争执。

在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向孙中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由宋任宰相，实际掌管内政外交，而孙中山美国总统将是正式的国家元首。孙中山表示反对。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孙中山倡导的总统制更符合现在的情况。

国民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没有他对党内事务问得不多，本着为国家和人民多做实事的精神，他到处视察铁路。宋被刺时，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

江苏巡抚程德全、民政厅长英德洪通电全省官员，全力缉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陈致信公共租界巡察总，悬赏一万元捉拿凶手，却找不到有力的线索。

3月23日，一名不速之客来到英租界巡捕房。巡逻队认出他是附近有名的古董商。古董商本人没有想不到正是他的坦白，才让刺死宋案逐渐明朗。当时，他对巡警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天前，我在应奎城买古玩文渊坊的房子。他拍了一张照片，让我在某个时间和地点暗杀这个人，并答应给我一千美元作为报酬。因为我只知道做生意，没杀过任何人，所以我拒绝承担这件事。当时，我没有我不知道照片中的人是谁。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宋老师的照片，正是应奎成让我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奎成，就能找到凶手。

应奎成，原上海黑帮头目，曾是革命党人，曾任上海军统情报科科长的办公室。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将青红帮改组为民进会。

在湖北路迎春坊228号，一名女子正在为坐在茶几旁的一名男子倒茶。突然，大门被踢开了，外面出现了租界巡捕。女人大惊失色，当男人看到它，他

人当时的问题是，应奎成为什么要杀宋？这要从宋鲛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

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清廷成为殖民者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洋人感到有必要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把目标对准了袁世凯。原因很简单。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阴谋家，后者是理想主义者。

但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完全信任袁世凯。这一次，孙中山带了宋面。孙中山虽然让位给袁世凯，但让位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希望能制约袁世凯未来可能的独裁统治。

内阁制是在议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内阁首脑是政党或政党联盟的***，由议会选举产生，拥有多数成员。国家元首只是名义上代表国家，没有实际权力。国家的实际权力在于内阁，它代表国家元首对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独裁的袁世凯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个碍眼的绊脚石。要清除独裁道路上的障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度势在必行。

国民党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于是国民党人踌躇满志，宋被安排为内阁总理，削弱了袁世凯的力量。在正式的国会会议之前，宋一路扬子江而下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阐述他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制造舆论。风度翩翩，一时蠢蠢欲动。

袁世凯深感宋和国民党的威胁，于是送给宋一套衣服和一张交通银行的50万元支票，请他自由使用。然而，在宋的前夕当他离开北京去南方时，他要求赵秉钧把这件长袍归还给袁世凯，并留下一封信表示感谢：这件长袍的礼物是衷心的。你怎么敢向前辈辞职的礼物？但是我可以我不接受50万元的礼金。此后，宋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出与专制主义不可调和的态度。

1913年3月20日，宋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黄兴、廖、于右任等人为他送行。在10o那天晚上，火车进站了。宋几人边说边往售票处走去。就在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枪声，只见宋躺在血泊中，手放在肚子上。

宋被迅速送往铁路医院，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宋遇刺案发生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矛盾激化之际，人们纷纷猜测此案的背景和内幕，同时将这两股政治势力推上了风口浪尖。

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国看守所总督察兰带人来到应奎城进行第二次搜查。我搜了很多官方文件，找到一个皮箱，上面有封条，还有一把五环手枪。房屋检查员将事发当天从车站捡出的两枚弹壳与枪内储存的子弹进行了对比，两者是同一型号。

翻看应奎成的信家，负责这个案子的程德全，没能我不禁大惊失色。谁也没有想到，刺杀宋的背后，竟然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人她的名字叫洪淑祖。洪叔祖，人称洪杀胚，当时是内务部秘书。实际上，他是袁世凯直接指挥下的特务头子，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内政部秘书洪淑祖敢公开暗杀国民党领袖吗？关于刺杀宋是否有更深更隐秘的内幕？这一天，在愁眉不展的时候，程德全正在阅读在应奎城发现的几封信和电报这是我们的家。突然，一个名字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他的名字叫赵秉军，是前内政部长，当时是P

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那头，一阵刺耳的铃声突然响起。来电者他叫张奕琳，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不是他第一次给程德全打电话了。打电话的原因，程德全一直能背得滚瓜烂熟：他向巡捕室索要中央参与刺死宋案的证据，并立即派人进京。在电话里，他还不忘特别叮嘱一句：不要正式报道！

然而，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缴获的信件和电报公之于众。无数炸弹被扔在本已汹涌的海面上，新闻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猜测袁世凯与刺杀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后案情急转直下，袁世凯被不情愿地推到了台前。当时舆论风起云涌，袁世凯不得不拿出一些解决方案，于是建议京王执信在京举行的宋追悼大会上告退。

这个王志新是个傻子。他在追悼会上说，应奎成到北京后，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杀宋先生。总理也向总统请示，总统认为虽然政见不同，但暗杀绝不是手段，所以不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宰相无关，而是应奎成、洪叔祖一手策划的。

王志新的言论听起来像是玻璃碎了一样，让袁世凯和赵秉钧很生气。

然而，随着当事人的离奇死亡，案件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被捕入狱后，吴世英于1913年4月24日在狱中猝死。据传，应奎成他的党羽把毒药放进馒头里，然后把他送进监狱杀死。

与此同时，应奎成仍在狱中。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爆发，应奎成伙同狱中犯人越狱，藏身于青岛租界。

1913年，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但国民党军事领袖黄兴由于操之过急，力不从心，犹豫不决，主张合法解决，二次革命失败。

后来黄兴和孙中山逃往海外，袁世凯则在几个月后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奎成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平反冤狱的电报，大摇大摆地来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履行销毁宋赏的诺言。如果袁世凯授予他这一荣誉，就等于承认他是宋的主谋，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

应奎成长期居住在北京。1914年1月，袁世凯突然派他去天津。在从北京开来的火车上，应奎成悠闲地看着冬天的景色。两个人影闪进箱子里，箱子里传来一声尖叫。片刻之后，和平恢复了。

应奎成的死讯一出，天津大公报立即贴出了这条新闻，并附有评论，其中毫不掩饰地指出：公然发电售电，挥金入资，有迹可循，不难猜测宋案水落石出。然而，把矛头指向袁世凯，事情并没有不要到此为止。

1914年2月27日上午，天津市河北区任守利赵秉钧的私宅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总督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赵秉钧此时才51岁。

宋遇刺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将赵秉钧调任直隶总督。赵秉钧去世前一段时间，多次赴京拜会袁世凯，对外报告的内容都是关于国运的研究。

在这样的时刻，赵秉军他的死不能不引起怀疑。赵秉军袁世凯的死使声称他是刺杀宋的元凶的缺乏最重要的直接证据。

而胡说八道的王执信、荆于民国三年六月被处死，原因是袁世凯痛恨他在宋追悼会上的辩白没有银子。

最后一个转弯是洪淑祖，北京的直接联系人。洪叔祖一直远离青岛，直到袁世凯去世，他也没有不敢出来活动。但是我

有一个特主旋律的说法儿，叫做“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说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中国古代能有了不起的四大发明，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的。如果说考试、监察、特务统治这三大发明还多少跟皇帝的正确领导，以及各级官员、士大夫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的话，那剩下的这个伟大发明可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了，百分百属于咱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发明创造。这就是——秘密社会，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黑社会”。

可能有的读者朋友会提出反对意见：哪儿跟哪儿啊，人家老外的黑社会，什么美国三K党啊，西西里黑手党啊，厉害着呢！

但是他们再厉害，也没法儿跟咱老祖宗发明的秘密社会相提并论。咱老祖宗的伟大发明，有三大特点，一是早，比老外早两千年以上；二是强，力量特别强，秘密社会一声喉，朝廷都要抖三抖；三是要，社会功能重要。这三样都不是老外们能比得上的。

先说早。

早在伟大的导师孔夫子还在周游列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离现在大约有2500年了），就曾经亲自拜访过当时的黑社会老大盗趾，盗趾那会儿正领导着九千个弟兄，“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呢。

圣人上门拜访的时候，盗趾正在煎人肝。他显然对于老夫子仁义礼智信的“正确导向”并不感冒，反而理直气壮地把至圣先师骂了个狗血喷头：“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趾!”翻译成现在的话，意思大概就是：你孔子成天东跑西颠到处宣讲你那套礼治的道理（现在叫经济理论），不就是想影响人家决策，自己出名吗？天下搞成这样，都是你们这些经济学家，主张“掌勺者私分大锅饭”造成的；相比之下，我不过就是抢了几个钱而已。干吗没人说你是“盗丘”，反倒说我是大盗？大有新左派精神，堪为当代愤青之祖师爷。说得孔夫子汗流满面，落荒而逃。

这说明，早在春秋时代，我们祖先的秘密社会就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还有自己的理论，显然已不是草创阶段了。

而最早显示出咱中国秘密社会强大实力的，得说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了。

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是汉顺帝时（公元126－145年）人张道陵，他发展了中国民间早已有之的神仙方术，用符箓咒语为人治病。由于画几张符箓，做一碗咒水成本低廉，通俗易懂，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张道陵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实行会员制，给人治好病后，病人要交五斗米的会费入会。所以叫做“五斗米道”。

“太平道”也是在汉顺帝时期兴起的。《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一个叫宫崇的道士向朝廷进献他老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捡到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但朝廷判定此书属于歪理邪说，认为书中“多巫觋杂语”，“妖妄不经”，就没当回事。但后来这书传到一个河北钜鹿人张角手里，却得到发扬光大。张角原本也是个用符箓咒语给人看病的，看到此书后自以为窥到了天意，便自称“大贤良师”，派遣弟子到各地去“教化天下”。十余年间，徒众发展至数十万，分布于祖国各地，组织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由于在之前几年一系列的地震、水旱、蝗灾、疫疠以及雹灾中，宦官专政的朝廷没能采取得当的处置措施，笃信“五行更始”之说的人们开始怀疑汉朝代表的“火德” 是不是气数将尽。不堪忍受自然灾害和暴政压迫双重苦难的太平道信众（基本都是底层老百姓），终于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184年），天下大吉”的口号，头裹黄巾，揭竿而起了。盘踞川中的五斗米道也迅速起兵响应，向朝廷展示出了能把天掀翻的实力。朝廷被打得焦头烂额。虽然最终在各地门阀世族坚定的平叛决心下，全国性的大起义被平定下去了，但曾经强盛的汉家天下，四百年江山的气数也真的从此开始走向衰亡了。

黄巾起义是中国秘密社会一次失败的活动，失败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早期的秘密社会还是比较原始，活动方式太粗糙了。而后世的秘密社会，看上去就细密得多了。

宋元以后的秘密社会中，白莲教和洪帮可以看作是杰出代表。

白莲教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壮大起来。其组织形式非常严密，模仿家族形式，等级森严。其本身又分成许多派系，每个教首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白莲教教徒的组织生活只是听教首讲解经卷、咒语什么的，“家庭作业”也就是烧香磕头，祈求趋福避祸而已，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反朝廷反社会的性质。

然而，恰恰是这个表面上温和的白莲教，却成了从元代到清代列为皇帝心中的痛。元代在中国统治的灭亡，就肇始于白莲教发起的红巾起义。而清代乾隆末、嘉庆初年，因白莲教的支派混元教的传教活动导致的“川楚教门之变”，则断送了康乾盛世的兴隆景象，也相当于断送了中国两千年帝制统治的前途。而清末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从其起源来看，也可划入白莲教的范畴。

为什么白莲教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这就要从中国秘密社会的功能说起了，就是其“要”。

这里我们以洪帮的历史为例。

洪帮又称“洪门”，虽然其具体起源和地点仍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但其起源背景却已经比较清楚：洪帮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闽南地区，土著家族和客家人长期混战的腥风血雨中。由于这种被称作“被历史遗忘的战争”的家族混战非常残酷，所以在战争中有些家族为了壮大实力而秘密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最初叫做天地会。其成员之间以各种三个手指的手势作为联络暗号，“手不离三”，故称“三合会”。

中国的社会微观组织，是以从事小农经济的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由于土地是小农活命的最基本生产要素，所以在一块地皮上先住下来的家族对后来者有非常强的排斥倾向。家族不但有为个人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更是地方社会各类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假如一个地方的几个主要家族之间平安相处，这个地方的治安就能有保障。但是，家族终究是一种血缘组织，有一种共同体性质，它提供的公共产品，说白了是“俱乐部物品”性质的。所以，终究要有一种超越家族的组织来提供纯公共物品、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

在儒家学说提供的社会蓝图里，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就只能是政府了，不允许存在任何中间组织。但这样的社会，只能存在于想像之中，在现实中，没有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社会是没有办法维系的。在欧洲，人们可以自发地结成所谓“行会”（拉丁文愿意是“联合会”）的自治组织，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但在中国，皇帝是不允许政府和家族之间有别的组织合法存在的，而这类组织又确实是人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的，所以，传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就只能以“非法”的形式秘密生存了。这就是中国人能发明秘密社会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秘密社会，究其本意，其实是提供人们生活一些必须的公共物品的，比如秩序。但是，清初“反清复明”的历史环境，逐渐改变了洪帮为代表的秘密社会的活动内容。

在清军入主中原后，反清复明志士纷纷投身洪帮，与台湾的郑成功结合，作为郑成功反清活动在大陆的内应，成立了遍布全国的秘密分会。但随着反清活动的失败和老一辈志士的故去，遍布中国的洪帮组织逐渐变成了一个菁芜杂陈，泥沙俱下的庞大底下社会网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也多赖洪帮，才得成功。洪帮的一个分支，也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但更多的洪帮系统的帮会，则走出国门，发展到世界各地，为秘密社会这一伟大发明在整个地球遍地开花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姜般若是天津红帮头子，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又笃信佛教。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摆香堂时见过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红帮组织，我当时是稽查处的秘书，曾有机会接触一些青红帮头子，在陈仙洲办公室里又与姜般若相见。后来我才知道姜般若与陈仙洲称为知己，姜在国民里资格很老，据说曾和孙中山在一起照过合影，后来属于汪精卫一派。由于他在社会上较有声望，所以很受帮中人的尊敬。忠义普济社成立以后，他出任顾问。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育德学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设过香堂口，摆过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识分子。

2011年8月8日，我们飞赴广州。我们此行目的是见朱江老人，朱江原是涟水县独立团之七连的连长。在新四军三师七旅19团二营4连82位烈士全部殉国后，奉命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的战士上升到4连。但在刘老庄战斗之后，这支部队又有哪些战斗历程？哪些英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又想在纪念馆展览中表现的内容。

在去广州之前，我与朱江之子朱海进行了联系，说明了去粤意图。忽然，我想到应该问一下朱海，他是否是古寨的朱氏？因为朱氏在淮阴、涟水一带有几个源头，同宗不同族。于是用信息问：“请问你与原涟水县长、大文人朱一苇是一朱，还是与烈士朱慕萍是一朱？”得到回答是：“你说的二人我都不知道。我父亲是士字辈，我是崇字辈。”哎哟，弄了半天，朱江竟是古寨朱氏。我忙回告：“你我一家，平辈兄弟。”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第二天中午放弃休息，翻开《古寨朱氏族谱》查找。不查不要紧，一查才知，朱江是朱月山的长子。朱月山与陈书同、万金培、李干成、朱启宇、薛华甫、王伯谦等人是涟水县大革命时期党员、抗战初从事救亡的代表性人物。“七七事变”后，朱月山与李干成、孙海光一起出苏州陆军监狱，随即，奔赴延安；不久，受组织遣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9日上午，我们在一个军队招待所的小会客厅，见到了朱江老人，91岁的朱江老人坐着轮椅进来，在别人的搀扶下，移坐在椅子上。老人已经老了，耳朵有点背，头发有点长，胡子更长。有点道骨仙风的感觉。

谈起当年，朱江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地方部队进行整编，将小团、小连建制改为建制连、建制团，这样，7连变成一个建制排，有一个机枪班、3个步枪班，约40余人，上升到19团4连。到主力后，原来是10旅派出进行主力地方化、在独立团七连任连长的宋丁祥继续任连长，许醒民（安徽人）来连队任连指导员。朱江是连队的副指导员。以7连为主，加上原来4连的两个战斗班，从其他连队抽调一部分战士，组成了新的4连。新的4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高举着英雄的旗帜，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4年，刘老庄连随着19团参加了华东局部反攻战役。他们攻打合顺昌公司，攻打陈家港。下半年，随七旅西征，到淮北收复根据地。随后，又进军淮南，阻击顽军的侵占磨擦。1945年8月，七旅东归，与八旅一起参加解放淮安城战役。是役，19团2营担任主攻，部队进行迫近作业，然后把棉被浇湿，蒙在大桌上，战士们顶着桌子进攻。在城的东南角爬上云梯，进入城里，进行巷战。最后全歼伪军，解放了淮安城。

之后，二营在淮安就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到淮阴归建制进军东北。

在那白山黑水间，朱江等刘老庄连的战士们与山东、河北一带到东北去的战友一起，首战秀水河子；三下江南作战；四保临江古城；在辽沈战役中，刘老庄连所在的东北野战军6纵在辽西堵截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回逃沈阳，6纵在厉家窝棚一带全线点火，全纵参战，再次从黎明血战到黄昏，为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原19团2营在这一天换了4任营长。原4连连长、已升任2营营长的宋丁祥就在这时候牺牲。朱江说，后来在阿城整编时，一个连队中从苏北去的老战士大概不超过10人，可见减员之严重，战斗之残酷。

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已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此，在辽沈战役后不久，6纵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提前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平津战役。待东北野战军全部入关后，他们再次提前南下，配合中原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然后千里追敌，解放广州城；渡海作战，攻打海南岛。

建国后，朱江一直在部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曾任四十三军副军长。

去广州想了解的第二个人物，是李心从老人。我在以前搞地方党史研究时，误记成李老是在广西离休。于是，一心想寻找个线索。谁知与朱江的二儿子吴海交谈时，得知李老于几年前去世，李家就在广州，是我自己张冠李戴。喜出望外，下午即与李老的女儿李晓玲联系，说明了身份，告诉了来意，提出第三天上午去拜访，对方很热情。谁知李心从的夫人听说后，非要坚持见我们，她因身体不好，上午要挂水治疗，因而要求我们改在下午见面。李心从是丰县人，与李云鹏一样，亦是1938年从丰、沛、萧、砀地方武装上升八路军主力部队685团的青年之一。到了胡大队之后，李心从在团部任干部，1942年前后，为了精兵简政，化小活动建制，李心从到二营任副教导员，与二营一起行动，1943年初开始，营长潘黎明、教导员丁光辉负伤，相继离开部队修养，二营即由李心从带领作战。刘老庄战斗前后的相关情况，多自李心从回忆而来。在稍后一天的拜见单印章老人的过程中，单老曾对李心从的儿女说：“这个连队就是你爸带的呀！”

第二天下午，我们如约前往李心从长子东阳的住处，见到了李老夫人，女儿和两个儿子。通过交谈，我得知老太太是广东开平人，我立即询问：阿姨，您也打过到海南岛的吧？老人答是。这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老太太的当年和《激情燃烧的岁月》储琴一样，在动乱的年代里，追求真理，走进革命大潮中，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和情感的归宿。

李心从老人大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支援地方建设，就转业到广州白云机场工作。刘老庄战斗是李老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他一直想百年之后与在刘老庄牺牲的战友们永远相伴。因此，当我们与李家人一起谈论家乡丰县，叙谈淮阴今昔，在谈到李老的身后事时，老太太和李晓玲大姐哽咽在喉，眼眶湿润，老太太说李老生前想把自己的归宿地选在刘老庄，并且请宋维轼将军通过南京军区联系落实此事，但终未成行。这成了李家的永远憾事，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老对刘老庄82烈士的浓烈感情。

匆匆一见，终要分别。我们在李家一家人依依不舍的亲情中招手告别。在我回到淮阴时，发了一条短信给广州的各位朋友，感谢他们的帮助。李小玲回短信说:“这次你们的到来，拉近了我们与故乡的距离，让我们更多地了解父辈们浴血奋战的历史和英雄精神，预祝你们筹展顺利，纪念馆如期开幕。”

在广州的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到魏祥成老人家里。魏老是我们要见的第三位老人。电话号码是李心从女儿给的，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我问怎么称呼您？“我是魏祥成的老伴。”“那我叫您奶奶啦！，”对方应声，我说明了来意，告诉明天上午去她家。谁知第二天上午我们联系上广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余伯达先生，决定先到他那里座谈一下。到了中午12点多，手机响起，魏老太太询问上午说好了去他家，怎么不来了？说她和魏老还等着一起吃饭呢。哎哟，不得了，我忙在电话中解释。随后，匆匆告辞，赶往魏老家里。

魏老是丰县人，今年92岁，离休前是空12军副军长。其实，几年前我就听说魏老在2005年来淮，专门去刘老庄陵园凭吊烈士。其时，魏老已身患癌症，但在陵园里放声痛哭，追思战友。

魏老住在广州空军天河干休所。我们到时老人刚刚睡下，魏奶奶告诉他我们到了。魏老立即起床，紧握我们的双手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用沙哑的喉音对我们说：“为什么不到我家来吃午饭？我们等到了一点钟！”老太太抱歉说他们由于没有经验，昨晚接完电话没有留下****，在告诉魏老后，第二天上午老两口久盼我们不到。急得又没办法联系。于是打了两位老战友家的电话，才转到朱江大儿子朱海家的电话，联系上我们，听此，我们也感到满怀歉意。

随后，魏老与我们聊起了历史，他拿出一份“苏豫皖游击三大队”的文稿给我们看，文中详细介绍了“刘老庄连”和兄弟连三连、七连的来历和上升主力、变化情况。原来，魏老就是“苏豫皖游击第三大队”的老战士，魏老的材料让我们更近地体会那战争岁月。

魏老与我们谈起了淮阴，他用那浓浓的丰县乡音，给我们细数了老张集、棉花庄、丁集子、五里庄、王营子……当年，魏老是胡炳云麾下一名英勇的侦察排长，经常只身活动在淮阴的敌占区里。老人拿出他几年前写的当年搞侦察时的小故事，这两个故事《南方周末》曾刊载过，并配了“现代草船借箭”的导语，非常感人。老人语音沙哑，我就用笔与他交谈，看到他的文章中有地方干部“刘玉厚”的名字，我写下刘玉厚的舅舅是士绅马季同，老人回应写下“我的师傅，青红帮”几个字，颤颤巍巍。随后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解放后马写信给我……立即放声大哭。虽然他声带已坏，但声嘶力竭，撕人心肺，我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睛也溢出泪水。我想劝止，但一时无法，他是长辈，又不能抚背安慰，只有大声说：那是历史，大历史，任何人没办法……一位老人，对一位民主人士给予的帮助和恩惠尚深藏于心，终身不忘，更何况对战友之情，对人民之情是何等深厚。

谈起4连连长白思才的家乡，魏老拍着胸口肯定地说，白是陕西长安县人。魏老说石瑛亲口对他讲过：白思才是他的老乡。在其后的时间里，我发了信函去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协查，当地民政局的老赵电话告诉我，他们区在册的白姓烈士仅有4人，但他告诉我，当地姓白的是大家族，人口很多，这使我认定白思才的家乡是长安区，只不过我未能前去做详细的调查，岁月的流逝，我们可能永远模糊了烈士的家乡。

两个小时在交谈中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别，老人的双手与我紧紧相握，叮嘱着：临走前再来一趟，我要陪你们吃顿饭；要用车，讲，尽管对我说，安排。我们再三答谢，两位老人送至电梯口才止步。我离开广州前没有再去魏老家里。不是我疏忽，而是我主观上想让这个约定失效。我在以前拜访李广涛老人是就有这样的感想：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现在安享晚年，享受着和平带来的幸福。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平静地享受每一天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