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为江浙名镇，自明正统间聚市以来，人才辈出，五百年来科举明经者数以百计，著述之卷帙数以万计。栖水之人文论其渊源，始推南宋诗僧永颐，为唐栖寺僧，与永嘉四灵、姚镛、周文璞、李 辈相过，皆当时名流，所谓江湖诗派也。其《云泉诗集》刻于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氏书籍铺。

宋元百余年间又罕见于世者，至明初始有张舆、张辂兄弟与平显以诗名。永乐初，瑞安卓氏亡命而来，隐于栖镇，托为他姓。数世之后，卓明卿、文卿始鸣于当时，与王世贞、屠隆、文征明辈称文兄诗弟。后乃三世明经，流风余韵。成化间云会夏时正主讲西湖书院，著作数百卷。泉漳丁养浩家中进士、举人者六七世，皆笃学之士。水北邵锐举礼部第一，端峰理学为世所重。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书近十种。

嘉靖年间，倭患不绝，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数万掠塘栖，劫城数日，尸积如山。之后又数犯塘栖，至万历初盗患始靖。塘栖三百年文化积累，此首遭大劫。

万历中，塘栖镇人口剧增，经济发达，已“不下中州望县”。文化亦渐入佳境，有钟化民之经济，沈朝焕之诗歌，沈守正之经义，胡胤嘉之文章。卓发之诗文并蓄，卓人月词曲俱佳。卓尔康著书等身，其《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

崇祯二年（1629），徐士俊、卓人月入复社。栖水诗社唱和之风始行。此后三十年间，塘栖文学渐入颠峰。

一时间，东里诗社、绿雪堂社、传经堂社、徐野君之雁楼、张半庵之横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斋，结社订盟者七八处，少者十余人，多者一百三十余众，舟过栖水之诗人名士、遗民野老，吟诗唱和，评议时政，结集者有《栖霞唱和集》、《群玉斋唱和集》、《绿雪堂唱和集》、《横潭诗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编纂选本，亦蔚然成风，徐士俊编《尺牍新语》、胡贞开选《石鼓桐》、卓天寅辑《传经堂集》、卓人月选《古今词统》、卓回辑《词汇》三编，皆刻印行世。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严禁结社订盟，倡和之风遂绝。此亦文坛一劫，颇伤元气，从此塘栖文学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栖词学、戏曲发展至顶峰。词人、词作，占去十之八九。犹以卓人月《寤歌词》、徐士俊《雁楼词》、丁澎《扶荔词》为最。当时有《西陵词选》诸书，塘栖词人入选者数十家之多。卓人月撰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丁澎有杂剧《演骚》，徐士俊所作杂剧、传奇多至六十余种，佳者与关、马、王、郑相抗手。

闺阁才女亦盛，吴柏舟、张佩兰、徐宜人、虞净芳、卓灿、钟筠、钟韫、钟青、丁氏等女诗人尽出此时。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绿野庵之豁堂、栖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诗僧眉峰，多有诗卷板行。

甲申国变，栖镇以无险可据，反未遭兵革之乱。然亡国之恨、剃发之辱，吾里岂无识字之人？卓氏诸贤以遗民居之，徐介披发佯狂，皆有发于诗文词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入清后，栖水诗词绝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开始，文学同团体转化个人发展。徐士俊生万历间，此时东南文坛尊为宿老。所谓“西泠词派”者，或出塘栖徐野君门下，或出临平沈东江门下，文友门下辑刻其《雁楼集》二十五卷。丁澎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当时。金张之诗为黄宗羲所推崇，《岕老编年诗钞》入四库存目。又有金渐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长龄辈，皆诗鸣于当时。

雍正乾隆，名宦辈出。沈近思之理学，杨汝梗、周天度之诗歌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忆鸣诗集》引祸。所抄卓氏藏诗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国之哀。卓氏著述俱遭禁毁。卓天柱兄弟三人斩首，妻儿配为奴，卓长龄父子五人死后近百年，亦 尸枭首，惨不忍睹。

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久矣。乾隆禁书，非独时人，栖里前代诸贤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发之《漉篱集》、徐士俊《尺牍新语》俱遭朝廷禁毁。此塘栖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间，以国子监助教宋大樽之诗最著名，龚自珍自幼即学其诗。卓氏书祸发，宋助教正当中年，闻此惨剧，几尽毁诗稿。数十年心血，死后仅录得寥寥数卷。晚年学佛，不欲闻世事，伤心之故。

至此塘栖唯有大学者，再无大诗人矣。读书人多从考据之学，宋茗香之治小学，宋咸熙之治群经，劳氏父子之史学，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栖里人文推劳、朱、夏诸姓。

永泰劳氏中进士、入太学、服青衿者数十众。犹以劳经原父子为著，史学著作数种为世称道。次子劳权精于校勘辑佚，季子劳格熟唐宋典制，时人称其为钱大昕之后第一人。

丁河朱学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军机处十数年，著述甚丰。结一庐藏书名闻海内，其子又辑刊修伯遗文，校印《结一庐丛书》。

镇南之夏氏有夏同声嗜好学，与林琴南为友，又助王同纂《唐栖志》。夏同善侍郎尝主杭州紫阳书院，又出为光绪帝师，其学识可知。

咸丰末，红羊之灾及塘栖，太平军与清兵数战于镇上。劳左源藏书号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此塘栖第三次遭大劫。园林、别墅、寺庙、金石，毁之不计其数。

丹铅精舍之藏书经此兵乱，散失十九。其幸存者，吴兴陆心源、钱塘丁氏兄弟、塘栖朱学勤所得最多。及至民国，缪荃孙、刘承干、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李木斋、蒋汝藻诸人皆收得遗书，辗转数十年后，多为公立图书馆所珍藏。皕宋楼之售，今有在日本静嘉堂者。北平图书馆所珍藏珍本，抗战时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转运台湾；及南京所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劳氏遗书流落在外一二百部。海内幸存者以北京图书馆最多，不下七八十种，其余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处。

朱修伯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清末民国之间，通斯文者唯姚慈寿、汪坚青、钱柏森数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栖又遭第四次大劫。私家收藏之名画、古籍及方志、家谱，历红羊之灾后所幸存者，残喘百年，遇此一祸，吉光片羽，皆荡然无存。丹铅精舍虽已无孤本、绝品流传，善本、精本尚有遗留，百年来稍稍聚积，如曝书亭之抄本书、严元照之尺牍、邓石如所书对联、三希堂法帖原拓、劳氏数世应试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记，尽毁焚于吉斋小筑中；名人字画，抄家时堆积如山，则不知所终，文革后，发还劳氏者仅俞曲园、夏之城字扇各一。余杭博物馆有《馆藏精品书画集》刊行，始得见其旧物。吴道之写观音像碑亦碎于里人之铁锤下。至噩梦醒，所剩者一桥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读书人渐多，亦有著作结集刊行者。栖水人文之中兴，赖之今贤。

余撰《塘栖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国，载书六百余种，文献近四百种，实八百年文化之总结。记人三百余，无非以书系人、以人系事，补旧志之简阙，而正其舛误也。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难免讹传，常思日有增补，月有订误，使其臻善。既无愧于先贤，又无欺后来者焉。

塘栖后学 南横虞铭谨识 郎洌《塘栖艺文志序》

近几年“水乡古镇热”风靡一时，周庄的张扬，南浔的厚重，西塘的诗意，乌镇的浓郁，牵动多少游人的目光。江南水乡，成为现代人的梦中家园。而塘栖，这个江南佳丽地的代表却日渐湮没了。漫步塘栖，曾经的街坊廊檐、流水深巷仅剩残砖片瓦，而更堪忧虑的是八百年积累的文字著述，连同其依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知，在现代文明飞奔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值得欣慰的是，显性的建筑形态也许因时代变迁而面目全非，而隐性的文化基因却可以草蛇灰线，薪火相传。挚友虞铭的学术力作《塘栖艺文志》（一名“塘栖著述考”），起南宋迄当代，考载塘栖人著述六百余种、地方文献近四百种，涵括经、史、子、集、刻书、藏书等门类，记人三百余，可谓集塘栖文化之大成。该书创作历时近十五年，期间，虞铭不仅仔细研究了塘栖的史料方志，还遍访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辑微钩沉，有时翻阅一日仅得资料寥寥数条，其中艰辛可见一斑。日积月累，虞铭掌握了大量资料，并梳理出塘栖文化的发展脉络。每每谈及塘栖历史文化、人文典故，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

丰子恺《塘栖》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这样的一段文章：“象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象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叶文玲《赏韵塘栖镇》

江南小镇一直是我创作的摇篮，江南小镇更有牵我心魂的亲缘，故而，一提到江南小镇，就像提到故乡的母亲，精气神儿就来了……

虞铭《寻梦塘栖》

很多年以后，我将会想起，那个芙蓉花盛开的秋天——引起十五岁男孩注意的，除了新学期的女同学外，还有清芬弥漫的橘树林里的那一方叫《栖溪讲舍碑记》的石碣。在以后的年月里，我是校园内唯一弄明白碑文意义的学生。长大以后阅读方志、寻访故老，渐渐知道，操场边垂柳绕植的荷池，便是范氏旧圃“一曲水”

的遗址；而教室后那排老房子，画家蒲华在那里度过了成名之前的最后时光，醉醒醒时把墨水涂抹成花、荷、山水……我每天沿着南横头的廊檐，从蒹蕸水榭的门口转弯，翻越八字桥，穿过冯家长弄间的颓墙与荒草，来到大人们叫它“书院”的地方。在塘栖二中三年的学习结束后，我离开了我的故乡…… 塘栖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文士荟集、文风颇盛。明清时便有“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等藏书楼名燥一时，还出了像劳格、朱学勤那样的著名藏书家。塘栖，崇学之风颇盛，据清光绪年间的《唐栖志》记载：塘栖在明代时共中进士15人、举人40人、五贡14人。在清代时，共中进士23人、举人64人、五贡43人。早在光绪九年，塘栖就开设有义塾，俗称“蒙童馆”，光绪十六年，塘栖设“栖溪讲舍”，仁和县令捐资以助，并立碑记念此碑至今尚存。光绪三十二年，栖溪讲舍改办成“栖溪两等小学堂”。民国期间，公私立小学相继创办，小学与私塾并存，学子们小学毕业尚需继续深造者多移步杭城。抗战期间，曾因此办过中学，但时间不长便告停办。1956年，塘栖终于出现了当时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完全中学——杭县中学。时至今日，塘栖镇已拥有4所中学、1所职高、1所专修学院和17所小学，04年年末在校学生为12652人。历年来，塘栖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塘栖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普高中名列前茅。从塘栖中学毕业的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高级知识份子已达数百人。

卓人月(1606—1636)，字珂月，号蕊渊。塘栖人。崇祯八年（1635）贡生。复社成员。富才情，工诗文，著述甚丰。早年撰《千字大人颂》，被誉为稳帖奇肆。与孟称舜、袁于令、徐士俊等人交善。著有《蟾台集》四卷、《蕊渊集》十二卷和杂剧《花舫缘》。又与徐士俊合编《古今词统》。

宋大樽（1746～1804），字左彝，号茗香。塘栖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官国子监助教，归老唯以书籍为友，读书、聚书、著书为事，藏书于“牧牛村舍”中，精本甚多。晚年游东南名胜，工于诗文，诗学李白，晚追汉魏之风，善治古琴。诗学太白，有逸气，晚更追汉、魏而上之，颇为王旭所称。著有《茗香诗论》、《学古集》、《牧牛村舍外集》。

劳格(1819—1864)字季言。清塘栖镇人。通读汉唐诸史，旁及《资治通鉴》和历代《会要》，熟悉唐代典故，尤精校勘。著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24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3卷，并续完父亲未竟的《唐折冲府考》。平生治学严谨，案头常放一簿册，遇有疑问，随即记下，稽查诸书，辨证清楚方罢。所读各书，必于书中密行细字，引证博精。家中藏书丰富，藏书室名“丹铅精舍”，为清代著名藏书楼之一。同治三年(1864)卒于同里寓舍。友人丁葆书为之编辑遗著，又得《读书杂识》12卷。

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塘栖镇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入军机处，官至大理寺卿。在清廷综核机务17年，所领军机班与同治一朝军事相始终。曾国藩以“学足论古，才足干时”称之。以为官“惠直”著称，时人比作汉朝贾谊。家有“结一庐”，藏书甚丰，《结一庐书目》中，宋、元、明三代刊本和精钞本有数百种之多。著有《结一庐遗文》《读书跋识》、《枢垣日记》等。

卓介庚，1938年2月出生于塘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5年分配在临平镇中心小学任教，1970年调入余杭县委报道组，1993年调余杭县委宣传部工作，1999年退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长达30年。著有《江南佳丽地》《苏东坡到余杭》《松风夜雨》《劫后余生》《太炎传奇》《茶圣陆羽》《枇杷女》等。

丰国需，男，1955年生于余杭良渚，1971年定居塘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期刊协会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余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1991年办起国内第一个民间故事创作的团体——塘栖故事沙龙，2002年参与创办国内第一家故事专业网站。出版专著《丰国需故事选》、《塘栖传说》、《塘栖风俗》、《推开新故事创作之门》（合作），主编《看故事学作文》、《余杭新故事精选》等书。

胡建伟，男，1956年生，祖籍安徽绩溪，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塘栖中学教师。余杭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中外微型小说精品赏析》（评论集）、《年滩美人埭》（小说集）、《乡村颂》（中短篇小说集）、《淘一首生命的歌》（散文集）、《狂野周末》（小说集）、《河之洲以南印象》（小说散文集）、《风雅塘栖》（散文集）等。

虞铭，男，祖籍浙江慈溪，1970年出生于塘栖镇。独立学者，从事地方文化史研究。富收藏，藏书室曰：曲营精舍，尤多地方文献及版本目录，为首届“杭州市十佳藏书读书家庭”。恢复创建省级老字号企业“百年汇昌”，创办“隐社”和《掌故》杂志，参与编写《余杭通志》《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等。著有《塘栖艺文志》《余杭商贸老字号》《运河商埠》《吴钩红豆袈裟斋词》《安隐击壤集》《余杭历代诗词全集》八本等。

卓王孙，生卒年不详，祖籍为战国关东(今山东)人。卓王孙(卓文君之父)是冶铁世家，对冶炼技术有专长，他以廉价食物招募贫民开采铁矿，冶铁生铁，冶铸铁工具，供应当地民众和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之用，还远销云南等地。由于他善于经营。终致巨富，拥有家僮千人(汉书作八百人)，富比卓氏。

祖先原是山东有名的冶铁商。秦灭六国，其祖父辈被强迫迁至蜀郡临邛，同时带去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到汉初，由于西汉王朝对一切经济活动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所谓“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正如《盐铁论》所说的，殷实之家“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多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放流人民”即在土地兼并之下失业的农民，许多就是靠招收这些无业游民经营盐铁致富。

卓王孙与王吉多有往来。某日，卓王孙在家晏请王吉，司马相如也在被请之列。席间，免不了要作赋奏乐。司马相如得知卓王孙之女如君美貌非凡，更兼文采，于是奏了一首《凤求凰》。卓如君也久慕司马相如之才，遂躲在帘后偷听，琴中之求偶之意如何听不出。两个人互相爱慕。但受到了卓王孙的强烈阻挠，没办法，两人只好私奔。后回到成都，生活窘迫，如君就把自已的头饰当了。开了一家酒铺，卓如君亲自当垆卖酒，消息传到其父耳中，卓王孙没办法，还是面子重要，只得送了一大笔钱给他们。

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客游梁，梁孝王薨，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谢吉，吉愈谨肃。富入卓王孙乃与程郑谓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幷召令。长卿谢病不能临，令身自迎，相如为不得已而往。酒酣，令前奏琴，相如为鼓一再行。时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后俱之临邛，卖酒。卓王孙不得已，分与财物。乃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李详曰：“案汉书杨雄传：‘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器案：后汉书崔骃传注引华峤书曰：“骃讥杨雄，以为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赘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

“卓王孙不得已，分与财物”这句话不能看出卓王孙是否有儿子，有的翻译为卓王孙让女儿和儿子共同分财产，是不恰当的。这句话没有此意。

而杨雄讥讽司马相如“窃赀卓氏”，那就是说卓王孙应该有儿子，否则司马相如得到卓王孙的财产是应该的，没有被讥讽的理由。

所以，卓王孙是由儿子的。

当然，仅供参考。

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奉先思孝，不忘根本，必重一族之谱！

国家，是一个大家。这一个大家是由许许多多单个体的家庭构成。中华文明的形成、传承与发展与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于是，家风与家族文化的建设对整个国家的文明极为重要。

国有史载，地有志记，家，亦就应有谱系。“谱谍身之本也”，古人就对族谱极为重视。家族的修谱工作是家族一件极其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族谱会清晰的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现在许多人，你爷爷是谁或许还知道，但你的曾祖父、太祖父是谁，恐怕就没几个人知道。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国家需要历史，一个家族，也是需要历史的。家族的历史，多以族谱的形式呈现在诸位家族之人的面前。族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这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小事，而是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大事。若把家谱上升一个高度，也关乎到国事的高度。

每一个家族，在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史上，都有自己的族谱。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每一个家族族谱都有几十年没有修谱。我卓氏族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分支较多，未普统一编纂过族谱。就分支于湖南的卓氏后裔(主要分布在张家界地区)，也就是汝周公的后代，是在1924年统一编修过族谱。在那次编修后，由于战乱及开国建设，族谱已有九十多年没有全面的统一编修。虽在一九九六年，在慈利汝周公后人重新编修过一次族谱，由于近百年的繁衍，汝周公后人已遍及慈利之外的许多地方，在人力、物力、交通、信息传递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下，许多汝周公后人未能全部收录其中。族谱的编修应该力求真实、全面，而且每隔一两代人就应该再修编完善。

重新修编汝周公后人的族谱，已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卓德元、卓志喜等人发起修谱工作，顺应了全体汝周公后人的意愿，必将全体汝周公后人的支持。

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承前启后。颂扬前人，记录今人，激励后人，是家谱之重任。家，国之根本。国，由千千万万个小家构成。卓氏族谱，是汝周公一个家族的总记录，就是我们家族的发展史。我们卓氏家族，已经发展到枝大叶茂、瓜瓞绵绵；已经散处四方、星罗棋布于各地。若有了卓氏家族谱书详细而完备的记录，纵然天涯海角，纵然代远宗长，仍能寻踪而来。通过家谱，我们还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

临邛巨富；

褒德晋封。

——佚名撰卓姓宗祠联。上联典指西汉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下联典指东汉褒德侯卓茂。

褒德世第；

东汉名高。

——此联为卓氏宗祠“褒德堂”堂联。

作管夷吾，有所不屑；

惟方正学，可与为邻。

——此联为浙江省温州市鸥江孤心屿卓公祠联。祠祀明代洪武进士卓敬遇事敢言。时有人言：“国家养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

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孝友睦娴，任蜨之谓和。

——此联为清代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撰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