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答： 范会：春秋时人。姓祁，名会，字季，以士为氏。因食邑于随，称随会；后又食邑于范，称范会，史称范武子。他是活跃于春秋前期晋国政治舞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位显赫人物，也是刘姓、范姓、士姓、随姓等中国姓氏共同的大显祖。王符在《潜夫论》中称赞，“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之最盛也！”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人。与文种同事越王句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以灭吴，尊为上将军。至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因成巨富，自号陶朱公。 范丹：（112-185年）一作范冉，字史云。东汉人，通五经、尤深于《易》和《尚书》。 范长生：（？-318年）西晋（或者东汉末？）时生人。四川(1997年后属重庆)涪陵丹兴人。(蜀)汉初，范长生族迁青城山。史载，范博闻强识，著《道德经注》、《周易注》。家族世代掌部曲，及长生，为天师道教主，蜀人奉其如神。或言其自汉末及晋穆，百三十余岁而终。刘备请其参政，其坚辞，故封其道遥公，为其建长生宫于青城山。晋元康(291—299)年间，巴氏族人李特领流民起。适李流军中饥荒，范资给粮资。李军士气大长，数月后攻占成都。特子雄 "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民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范婉拒，劝雄自立。晋永兴元年 (304)十月，雄受范戴，称成都王。后称帝，国号大成（后改为汉），以范为丞相，加号 "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尊为范贤，封西山侯。范归返青城，雄于灌县离堆为范建造范贤馆（今伏龙观）。恃范佐，雄行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策，比及中原战区，成国堪成乐土。 范宁：东晋经学家。推崇儒学，撰有《春秋谷梁传集解》12卷，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被后人收入流传最广的《十三经注疏》中。 范晔：（398-446年）南朝宋史学家，曾任尚书吏部郎（范宁孙）。曾删取各家《后汉书》制作，著《后汉书》，成纪传80卷。 为范宁孙。 范缜：（约450-515年）南朝齐梁时哲学家、无神论者，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范宽：生卒年不详。名中正，字仲立。北宋杰出画家，与关全、李成形成了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 范仲淹：（986-1052年）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2001年后吴县重新并入苏州)人。幼家贫好学，大中祥符八年 (1015年)考取进士。入仕后，不论在朝或任职地方，均勤政廉洁，政绩显著。京师流传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盛誉。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时，修堤防海患，堤长数百里，人称「范公堤」。出巡江淮、京东灾区，开仓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宋夏战争期间，出任陕西帅臣，改革军队编制，提高军队战斗力，修城筑寨，屯田积谷，巩固了边防。西夏人称其为「胸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政。庆历五年，新政失败，罢免参知政事。先后出任知(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州等地。他的文学成就不亚于其政绩。其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传世名句。后人搜集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县（今属江苏）人。绍兴进士。将知处州时，南宋孝宗曾召见论政。乾道六年（1170）以资政殿大学士使金，几乎被杀。后出知成都府，入任参政知事。绍熙三年，知太平州，仅逾月即归，退居故乡石湖。有文名，尤工诗，有《石湖集》、《桂海虞衡志》、《吴船录》等。 范钦：（1505-1585年），明代藏书家，为宁波天一阁主人，字尧钦，号东明、东明山人，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任湖北随州知州，迁工部员外郎，周任袁州知府，升广西参政，河南副都御史，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天一阁集》。 范文若：（1591-1638年）初名景文，字更生，号香令，别署吴侬荀鸭。明末戏曲家。是松江人。生而颖异，能文善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著有《花筵赚》、《梦花酣》、《鸳鸯棒》（以上3种明刻本尚存，合称《博山堂3种》）、《花眉旦》、《金明池》、《勘皮靴》、《雌雄旦》、《千里驹》、《金凤钗》、《清画眉》、《斑衣欢》、《晚香亭》、《闹樊楼》、《绿衣人》、《生死夫妻》、《欢喜冤家》（以上无刻本，皆佚）等篇。明末张琦《衡曲尘谭》谓“近之曲崛者，有范香令，结构玄畅，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时绝叹。” 范文澜：（1893-1969年）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字芸台，后改字仲云。浙江绍兴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之一。重要著作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等。 范瑞娟：生于1924年。女，一级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别名范竹山，时浙江嵊县黄泽镇人。表演稳健大方、质朴无华，具男性阳刚之美。擅演正大刚直人物。唱腔承男班〔正调腔〕基础，吸京剧马连良、高庆奎等唱腔处理之长，形成音调宽厚响亮、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的特点，谓曰"范派"。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健在。 范涛：（生于1981年3月5日——？？？）牧羊星座，“O”型血，性格开朗，家族观念重>男，新时代的年轻人。毕业于一所社会大学，精通音乐，书法。绘画，服装，语言，商业，心理学等。时山东琅琊人。为近祖籍山东兖州范氏后代，中祖籍为河南范县。据悉：建国后范氏在山东兖州开始衰落，文革的时候开始各地迁徙，一支迁徙江苏等地，一支留在山东临沂。山东境内的分族谱为：（友。学。长。存。龙。百。凤）。范涛，系“长”字辈分！曾一度收藏范氏分族谱，致力于范氏族人的沟通和建范氏名人 范武子 范蠡 范增 范滂 范晔 范缜 范仲淹 范成大 范宽 范钦 范文程 范筑先 范文澜 范汉杰 范长江 范止安 范敬宜 范曾 范进 范仲淹、范伟、范玮琪 范仲淹，范巴斯腾 范仲淹 范进 范姓历史名人范 蠡：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人，春秋后期越国政治家。曾献计于勾践，一举灭吴，越国立事后乃急流勇退，于山东定陶经商，资产千万，称“陶朱公”。可谓“居官则至卿相，居家则至千万”。从此未返越国。范 睢：也叫范且，字叔，战国时魏（今河南省开封一带）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游说秦昭王，主张远交近攻，为始皇一统天下立下大功。他同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对秦的强大和统一天下起了重大作用。范 增：今安徽省桐城人，好奇计，年方七十方为项羽谋士。秦末劝项梁立楚王后裔为怀王。秦军围巨鹿，楚怀王派宋义、项羽等救赵，为末将。后为项羽重要谋士， 辅佐项羽称霸诸候，被尊为“亚父”。封历阳候。屡劝项羽早除隐患，父掉刘邦，曾设“鸿门宴”，计不为项羽所用。后项羽中刘邦的反间计，疑增，削其权力，遂愤而离去，途中背发且疽病，至彭城而卒。今巢湖市有“亚父山”。范 丹：又名范冉（112-185），字史云，汉陈留外黄县（汉置，唐以后废，故城在今河南杞县东)人，东汉高士，桓帝（刘志，公元147年登基）时授莱芜（汉代的莱芜县故城在今山东省淄川县东南，今莱芜县是汉代的嬴县）长，因母亡丁忧未到任。后来朝廷有意用他为太尉府侍御史，但因遭党锢之祸，逃到梁沛间靠卖卜为生。家里穷极，时常断炊。闾里间有歌谣说他“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死后谥为贞节先生。范 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省郾城）人，东汉末年享有盛名的士人领袖，他抑制豪强，反对宦官。他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他疾恶如仇，为官清厉，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起，与李膺同时被捕，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他，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死于狱中。范 晷：字彦长，西晋南阳顺阳人。少年时游学于清河,于是迁家侨居。郡守命他为五官掾，历任河内郡丞。太守裴楷久闻其名，举荐为侍御史。调任上谷太守，遭遇丧事，没有前去就任。后来做了司徒左长史，转任冯翊太守，很有政绩，善于安抚百姓，百姓很爱戴他。征拜少府，又出任凉州刺史，转任雍州刺史。当时西部土地荒毁，少数民族时常侵扰，田桑欠收，百姓困顿凋弊，范晷倾心教化引导，劝勉农桑所辖地区百姓全仰仗他。元康中，加封左将军，卒于官。有两个儿子：范广、范稚。范 广：字钟将，西晋南阳顺阳（今河南省内乡）人，范晷之子。被举孝廉，任灵寿令，不去就任。其姐嫁给孙氏，早亡，有个孙子名叫迈，范广一直抚养带他南奔，即使在盗贼四起的时候，始终没有丢弃。元帝承制，任他为堂邑令。县丞刘荣犯法当死，郡守让刘荣回原籍服刑。刘荣是本县人，家里有老母，很有气节，范广常常听凭他回家省亲，刘荣也会如期而返。县堂被野火所烧及，刘荣脱去刑械救火，事毕，又自我戴上刑械。后来天大旱，米贵，范广散发私家谷粮赈济百姓，用去了几千斛，远近流落的人都前来投奔他，当地户口增加了十倍。卒于官。范 稚：西晋南阳顺阳（今河南省内乡）人，范晷之子。范稚自小就知名，征召为大将军掾，早卒。有子名范汪，别有传文（见下）。范 汪：东晋代医家。字玄平，又称范东阳，范晷孙，范稚子。南阳顺阳（今河南省内乡）人。曾任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晚年屏居吴都。善医术，常以拯恤为事。凡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之治疗，每多治愈。撰有《范汪方》（又作《范东阳方》、《范东阳杂药方》）一百七十余卷，今佚。其佚文散见于《外台秘要》、《医心方》等。此书为唐以前研治伤寒较有成就的医学方书，于外科治疗亦有一定水平，并收集当时民间单验方，故陶弘景谓其书“勘酌详用，多获其效。”范 宁：南阳顺阳（今河南省淅川）人，东晋经学家，所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十二卷，是今存世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范 晔：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省内乡）人，南朝刘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出生于官僚世家。所著《后汉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他既是一位史学家，又是一位文学家。少年明代就博览群书，涉猎经史，善写文章，通晓音乐，还能写一手很漂亮的隶书，是个多才多艺的少年。17岁时就踏上仕途。历任秘书丞、司马、新蔡太守、吏部尚书郎等，因在彭城王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死时，饮酒作乐，被贬为宣城太守。后来他又历任南下郡太守、太子詹事等职务。范晔呕心沥血写成了《后汉书》包括上起汉光武帝，下至汉献帝的近200年历史的宏篇巨著。范 缜：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南朝齐梁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著有《神灭论》，有人曾以升官诱惑他改变观点，他不“卖论取官”。范 云：南朝齐诗人。字彦龙，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省泌阳）人。早年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中，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和萧琛出使北魏，受到魏孝文帝的称赏。从北魏还朝，迁零陵内史，又为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萧衍代齐建梁，任为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居官能直言劝谏。卒谥“文”。范云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与沈约、王融、谢□等友善，和何逊也有交往。他8岁时就能写诗，稍长即善属文，文思敏捷，时人多疑为宿构。《文选》录其《赠张徐州稷》、《古意赠王中书》、《效古》等五言诗3首。《诗品》将其列之于中品，评为“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 范履冰：河内（今河南省武陟）人，知名于唐高宗，武后执政后，出任宰相，并主持了大唐国史的修撰。 范仲淹：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人，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经略陕西，使夏族、羌族望风而走。其《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佳句，存《范文正公集》。 范中立：陕西耀县人，北宋画家。其画落笔雄健凝炼，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颇大，有《溪山行旅图》和《寒林雪景》传世。 范成大：吴郡（今江苏省苏州）人，南宋诗人，以善写田园诗著称，南宋四大家之一，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吴船录》等。 范文程：清初大臣。字宪斗，号辉岳，范仲淹后裔，辽宁省沈阳人。自愿投效努尔哈赤，参加后金政权。为参与帷幄的主要谋士之一，深受倚赖。前后历任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官至大学士、太傅等职。于清朝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多所贡献。卒后康熙帝亲写祭文悼念，谥文肃。 范文澜：字云台、芸台、仲云、仲芸，笔名武波、武陂，浙江省绍兴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1939年参加中国***，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新中国建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对中国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均有独创见解。主要著作尚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唐代佛教》、《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等。 范长江：四川省内江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曾任《大公报》记者，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同年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以后在香港参加创办《华商报》的工作；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和华中版《新华日报》社长、新四军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表人等职。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职。著有《塞上行》。 范伟，范志毅，范晓萱，范逸臣，范玮琪，范冰冰 范氏的知名人物，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少，例如：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范蠡，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雎，战国时魏人，他游说秦昭王，主张远交近攻，歼灭敌国力量，终使嬴政吞并六国而统一天下。东汉学者范丹，通五经，尤精于《易》和《尚书》。东晋时的范宁，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等人，都是范姓中的佼佼者。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少时贫困苦学，出仕后有敢言之名，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世人奉为千古名句。还有南宋的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清代有太傅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等。当代基督教的领袖人物范承祖 古代名人：范蠡、范仲淹、范会、范丹、范长生、范宁、范晔、范缜、范宽、范成大、范钦、范文若、范文澜、范瑞娟、范涛。 当下的姓范名人：范冰冰、范玮琪、范晓萱、范思威 、范学斌 、范琳琳 、范小宁 、范植伟 、范逸臣 、范明、 范伟 、范雷 、范文芳 、范志毅。 范晓萱 范玮琪 范伟 范冰冰 范仲淹 范文芳 越多越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这句话，《岳阳楼记》成了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篇，至今为世人所传诵，为后世无数立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仁人志士所仰慕和效仿，同时他的后人也以此为人生信条立志、立业。

　　清朝中叶，范仲淹长子范纯佑在福建的后人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群来到了四川，其中一部分辗转来到了罗江县御营镇响石村，修房造屋，繁衍子孙，演绎范家故事。他们世代传承祖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并带动周围的人迎难而上，建设和谐家园。

　　要了解范家大院的故事，首先就要知道响石村的故事。据说，范氏后裔来到御营镇响石村时，发现现在大院南侧有一块会发出声响的奇特大石板，人只要站在上面稍微扭动，石板不动，下面却发出“轻咣轻咣”的响声，他们认为这里位置不错，便在此修院定居，与周围居民通婚，繁衍后代，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响石村。

　　范家大院约建于清朝雍正年间，距今300多年的历史，是罗江县境内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民居。它占地约3500平方米，石木结构，功能齐全。文革中破“四旧”，范家大院也受到了破坏，一些古老的家具、墙壁、雕刻等被毁。

　　范家大院座西朝东，整个建筑以中龙门为轴线，呈南北对称，建成之初为范氏后裔范师祥和范师江兄弟俩居住，两兄弟共用中堂屋和享堂，哥哥范师祥住北端，弟弟范师江住南端。主要建筑有耳龙门、中龙门、正房、厢房、中堂屋、享堂等，园内还建有水井、花园、库房、圈舍、厕所、蓄水池、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现在耳龙门及整个宅院的外围墙都已不存在了，耳龙门到中龙门之间的菜园、果树和石板路也没有了，残存门柱及柱基的中龙门已被砌进外姓人家的柴房里，只有从外墙西侧的一面，还能看到残存的镂空雕花式的翘角飞檐，飞檐下方精美的挑梁和梁柱下灵气灵活的小狮子，高约三米的石门柱、上面楷方阴刻的“瑞蔼龙门祥联凤阁”和“香生桂苑秀挺兰阶”的楹联，以及墙上穿着官服的彩绘人物壁画等，使人还能领略到昔日这座大院的气势与风采。

　　范家大院正面，将从中龙门开始参观。中龙门两侧各有一门，均称“大龙门”。范家当年兴盛时，非家族有盛典事宜或贵客莅临，中龙门是不开的，日常从大龙门进出。大龙门上方有额匾，文革时被人用石灰浆涂抹遮盖，无法看清本来面目，但两侧石柱上阴刻的楷书楹联很清楚，北门“自喜真轮光世泽，还崇廉俭绍家风”，南门是“雅爱山居多乐趣，闻听石响有清音”，显露出当时士绅书香人家的风范和响石的雅意。

　　进入中龙门就是正院，是五六百平方米的院坝，南北两端地面各镶嵌四个正方形的石基座，与地面平，座中有圆孔，这是范氏后裔举行大型活动时，用它插杆立柱，搭建临时遮阳挡雨的护棚，搭起的护棚可达四十平方米左右，两处护棚可容近百人。

　　过了正院就是范氏族人日常起居的正房，呈南北走向一字排开，由5个四合院组成。正中是中堂屋，两百平方米大小，为家族议事的地方。屋内柱子、屋顶檩子上还残存着烫金彩绘的字迹、图案。地面用条石铺成，每块条石约30公分宽、两米长，据说还是当年模样。屋内有一镂空雕花床，其主人范荣燮(第29世孙)的妻子杨运鲜说，这是她婆婆当年结婚时的物品，现在是自己的孙子在用，已历四代，有100多年了。我们可以看到床体及床架、床上的镂空雕花护栏、雕花上的金粉还基本保持着原样，岁月的痕迹，世事的沧桑历历在目。

　　通过中堂屋，就是一个天井，天井两侧是厢房，厢房门窗为镂空雕花，是当年族人活动时分别安排男宾女客休息的地方，细看上面的雕花还残留有金粉，整个形制、规矩都透出范家当年的气派和严整的家规。通过天井就是上堂屋，是范家祭祀祖先的地方，也称享堂。正面神龛上的“文正家声”、“范氏堂上历代高曾祖之位”的匾联和牌位、“范文正忠宣奕世遗像”以及祭祀的香火证明了这一点。神龛左右分别是“让水廉泉绵世泽，石湖墨帐绍宗功”和“千秋传继血缘深，万世相承是亲情”两幅龛联。香火的供奉中可以感受到族人感怀先祖的那份情思。享堂和中堂屋曾被生产队作保管室，包到户时当队长的范家元(第30世孙)用2千多元钱买回来的。

历史名人

[按历史顺序]

范会：春秋时人。姓祁，名会，字季，以士为氏。因食邑于随，称随会；后又食邑于范，称范会，史称范武子。他是活跃于春秋前期晋国政治舞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位显赫人物，也是刘姓、范姓、士姓、随姓等中国姓氏共同的大显祖。王符在《潜夫论》中称赞，“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之最盛也！”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人。与文种同事越王句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以灭吴，尊为上将军。至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因成巨富，自号陶朱公。

范丹：（112-185年）一作范冉，字史云。东汉人，通五经、尤深于《易》和《尚书》。

范长生：（？-318年）西晋（或者东汉末？）时生人。四川(1997年后属重庆)涪陵丹兴人。(蜀)汉初，范长生族迁青城山。史载，范博闻强识，著 《道德经注》、《周易注》。家族世代掌部曲，及长生，为天师道教主，蜀人奉其如神。或言其自汉末及晋穆，百三十余岁而终。刘备请其参政，其坚辞，故封其道遥公，为其建长生宫于青城山。晋元康(291—299)年间，巴氏族人李特领流民起。适李流军中饥荒，范资给粮资。李军士气大长，数月后攻占成都。特子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民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范婉拒，劝雄自立。晋永兴元年 (304)十月，雄受范戴，称成都王。后称帝，国号大成（后改为汉），以范为丞相，加号 "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尊为范贤，封西山侯。范归返青城，雄于灌县离堆为范建造范贤馆（今伏龙观）。恃范佐，雄行 "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策，比及中原战区，成国堪成乐土。

范宁：东晋经学家。推崇儒学，撰有《春秋谷梁传集解》12卷，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被后人收入流传最广的《十三经注疏》中。

范晔：（398-446年）南朝宋史学家，曾任尚书吏部郎（范宁孙）。曾删取各家《后汉书》制作，著《后汉书》，成纪传80卷。 为范宁孙。

范缜：（约450-515年）南朝齐梁时哲学家、无神论者，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范宽：生卒年不详。名中正，字仲立。北宋杰出画家，与关全、李成形成了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

范仲淹：（986-1052年）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2001年后吴县重新并入苏州)人。幼家贫好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进士。入仕后，不论在朝或任职地方，均勤政廉洁，政绩显著。京师流传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盛誉。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时，修堤防海患，堤长数百里，人称「范公堤」。出巡江淮、京东灾区，开仓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宋夏战争期间，出任陕西帅臣，改革军队编制，提高军队战斗力，修城筑寨，屯田积谷，巩固了边防。西夏人称其为「胸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政。庆历五年，新政失败，罢免参知政事。先后出任知(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州等地。他的文学成就不亚于其政绩。其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传世名句。后人搜集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县（今属江苏）人。绍兴进士。将知处州时，南宋孝宗曾召见论政。乾道六年（1170）以资政殿大学士使金，几乎被杀。后出知成都府，入任参政知事。绍熙三年，知太平州，仅逾月即归，退居故乡石湖。有文名，尤工诗，有《石湖集》、《桂海虞衡志》、《吴船录》等。

范钦：（1505-1585年），明代藏书家，为宁波天一阁主人，字尧钦，号东明、东明山人，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任湖北随州知州，迁工部员外郎，周任袁州知府，升广西参政，河南副都御史，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天一阁集》。

范文若：（1591-1638年）初名景文，字更生，号香令，别署吴侬荀鸭。明末戏曲家。是松江人。生而颖异，能文善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著有《花筵赚》、《梦花酣》、《鸳鸯棒》（以上3种明刻本尚存，合称《博山堂3种》）、《花眉旦》、《金明池》、《勘皮靴》、《雌雄旦》、《千里驹》、《金凤钗》、《清画眉》、《斑衣欢》、《晚香亭》、《闹樊楼》、《绿衣人》、《生死夫妻》、《欢喜冤家》（以上无刻本，皆佚）等篇。明末张琦《衡曲尘谭》谓“近之曲崛者，有范香令，结构玄畅，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时绝叹。”

范文澜：（1893-1969年）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字芸台，后改字仲云。浙江绍兴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之一。重要著作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等。

范瑞娟：生于1924年。女，一级演员。越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别名范竹山，时浙江嵊县黄泽镇人。表演稳健大方、质朴无华，具男性阳刚之美。擅演正大刚直人物。唱腔承男班〔正调腔〕基础，吸京剧马连良、高庆奎等唱腔处理之长，形成音调宽厚响亮、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的特点，谓曰"范派"。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健在。

范涛：（生于1981年3月5日——？？？）牧羊星座，“O”型血，性格开朗，家族观念重>男，新时代的年轻人。毕业于一所社会大学，精通音乐，书法。绘画，服装，语言，商业，心理学等。时山东琅琊人。为近祖籍山东兖州范氏后代，中祖籍为河南范县。据悉：建国后范氏在山东兖州开始衰落，文革的时候开始各地迁徙，一支迁徙江苏等地，一支留在山东临沂。山东境内的分族谱为：（友。学。长。存。龙。百。凤）。范涛，系“长”字辈分！曾一度收藏范氏分族谱，致力于范氏族人的沟通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