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摘自：《王世襄家族：西清王氏》

01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

关于“西清王氏”的名称，十二世孙王仁棠在民国十九年所撰的族谱序言中这样解释：“世之详闽王氏者，多溯源于琅琊忠懿，独吾族别为西清，盖先世旭窗公于明正嘉间，自江西之清江迁闽，迄今甫十有六世，兹事见三世祖长龄公墓版，先曾伯祖文勤公载于家乘，示不忘所自也。”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福建定居后，因口岸海运之便，商业的发达，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福州一带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到了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商旅生涯上渐失竞争力，从此，家道中落，祖先的辉煌，仅只留存于过去的时代里了。

家道中落，渐于清贫。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一代，就开始发愤读书，以期改变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晚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的勤奋，以及在心志的上进。

十年寒窗，胸怀壮志，王庆云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 中得举人，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步入青云，直上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曾国藩并驾齐驱，还被朝廷任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军时期，又曾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 官至工部尚书。

然而，就在这被封为尚书之年，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名人传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又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书以六卷本刊出。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绩，凡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当时清廷一部实用的财政简史。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是庆云公的第四孙。

02

成丰四年(1854)，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 城内登龙（灯笼） 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日显才气。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仁东乡试中了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廷为官时，正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之时，他才虽高，却已难觅救世报国之道了。

王仁东于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妻子刘学熹，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 生，光绪十二年(1886) 逝世，享年三十四岁。葬福州北关外下凤山。刘氏知书识礼，晓大谊。生子孝绰、孝絮、继曾、孝缜，生一女荃芬。

03

而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字可庄)，以清官著名于世，清光绪三年(1877) 丁丑科状元，后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曾谏西太后罢缮颐和园，直谏不阿。

王仁堪在朝为官几十年，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为民所爱。光绪十七年(1891) 三月，王仁堪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未及半月，有名的丹阳教案发生。该县民众在天主教堂内刨到死婴70多具，引起公愤。教堂被周围民众焚毁。洋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临(1889) 两广总督奏行的章程，遭到现场稽查，验得婴儿尸骸70多具，认为该教堂既然兼办育婴，不应枉死婴儿; 又不遵照光绪十五年群众反对是咎由自取。于是，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于结案时不追究民众焚毁教堂的责任，同时给传教士以适当抚恤，态度不卑不亢，甚为得体。

光绪十八年(1892) 春，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因劳累过度，不久病倒。当地发生蝗灾，王仁堪亲自督捕于野，病情加重，在病床上仍念灭蝗事; 同年秋，丹徒、丹阳又遭大灾，王仁堪一面请准截漕济赈，一面劝导绅商捐助，救活20余万人。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据说，这一年，殷如璋为浙江乡试主考官，为防互通关节，走水路途经苏州。王仁堪任苏州知府，理应上船问候。恰此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殷如璋同年进士，他派仆人送去钱票及如何通关节的信函。

不料这个仆人无知，大叫要回条，殷如璋只好叫王仁堪代拆。一下漏了馅,王仁堪命将送信人拿下。殷如璋为表白自己，也拍案大怒。后周福清在杭州，被判“斩监候”在府狱一关八年，待到八国联军战乱时才获释。

因积劳过度，王仁堪一到苏州又病倒。但仍抱病每天到谳局(审理案件的机关) 清理积案，“未两月，结七百余起。”见国史馆《 苏州知府王仁堪传》。同年冬，在一次夜间巡查时，又感受风寒，终于一病不起。

噩耗传至镇江，“士民皆欷嘘流涕”，并详列王仁堪政绩，呈报督、抚，请求上报朝廷。总督刘坤一、巡抚奎俊，对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上闻，清帝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

当然，身处晚清这般已明显衰败的时代，王仁堪虽未能看到日后即将发生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百日维新的天折，也没有看到一场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的烟飞灰灭; 但历史尚是公正，毕竟不会忘记王仁堪这样为官一身正气的青廉人物，那历史之遗迹一一福州螺州的王仁堪状元府，迄今还矗立在那里。

04

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

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 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 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 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

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

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

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王世襄幼年与父亲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天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

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世襄的后人叫做王敦煌。

王世襄之子王敦煌是世家子弟，他以京腔十足的文笔著有《吃主儿》一书，讲述父亲以及家中的两位至亲的吃主儿故事，再现老北京的风情和旗人的生活侧面。

王世襄，字畅安，男，汉族，原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扩展资料：

主要作品

王世襄的著作颇多，主要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

《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

《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包括历年撰写的文章一百多篇，彩色、黑白图数百幅）、《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明式家具萃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世襄编著、袁荃猷绘图）等。

王世襄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故某些著述超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范围。

藏品拍场：

中国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将再次推出王世襄旧藏专场，560余项藏品均为首次对外亮相。此次推出的王世襄旧藏专场中，首次露面的380余部珍贵藏书值得关注，其中既有明版书、清版书，还有很多清代、民国的精抄本、稿本以及王世襄本人的抄书，包括清代迮朗撰《绘事琐言》抄本。

王世襄母亲金章于民国三十四年的石印本《濠梁知乐集》，道光乙未、丙申年间叶道芬抄《古今画法集》抄本等。同时亮相的还有王世襄手抄的《已抄诸书》书目，其中记载着经王世襄所抄的书大概600部之多。

此外，曾著录于王世襄的《说葫芦》与《自珍集》中的多组官模子葫芦也将现身拍场。葫芦器型虽小，却都是王世襄的随身之物，曾陪伴他走过漫长岁月，其中包括“晚清官模子水浒故事蝈蝈葫芦”“官模子云龙麟狮蝈蝈葫芦”等。

除葫芦外，养鸽堪称王世襄的最大爱好。此次上拍的鸽哨包括“鸿”字紫漆鸽哨十一眼五对及“祥”字紫漆鸽哨十五眼一对，“文”字葫芦鸽哨一对及截口鸽哨三对等，其中一组鸽哨堪称王先生收藏的鸽哨精品，共18支，有大有小，每一支音色皆不相同。

-王世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