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楚产和田玄（清康熙朝及以后避讳改为田元）父子两代，执政37年（公元1609－1946年），创建了容美土司的鼎盛时代，其主要标志是：土司级别最高（宣慰级）；控制地域最广，兵力最强；土民生活安定，下属诸土司均有相应的发展。现分述如下：

（一）多谋善政，安民睦邻

清道光《鹤峰州志》载：

“田楚产，字子良，号郢阳，九龙嫡长孙，父名宗愈。……为人言笑不苟，多善政。惟构争时，宵小乘间攘窃，帑藏告诎，急于赋敛。一日，饮舍人家，为叛奴所戕，年五十有一”。

清《田氏世家》载：

“公（按指田楚产）为人严正，不苟言笑，而御下之道，恩威兼济。惟受事以来，构争之初，宵小乘衅攘窃，帑藏世积为之一空，度支告诎。故于财赋之间，稍为茧丝之行。然居心仁孝忠厚，军民不得其所者，发廪以赈之；疾病者，施药以救之；官舍子弟及民间稚童，置塾延师以教之，故十余年间，物阜民殷，风俗淳美，彬彬称盛治焉。……性尤慷慨好义，如外来流民，或被人掠卖，或自他司脱逃者，一一给予照身，且量道里远近，给以路费，其归宁获所者，不可胜言”。

从以上史料看，田楚产在容美土司开创了许多善政安民的先例，其一，“置塾延师”，向官舍子弟及民间稚童开放。他的先世，被誉为振兴之祖的田世爵仅有以诗书严课诸男的记载，没有“置塾延师”的记载；其二，发廪赈民，也是破例，就是比此时晚一百多年顾彩撰写的《容美纪游》也没有此类的记载；其三，对于外来流民，不以“奴隶”看待，而以“自由人”看待，“给予照身”、“给以路费”，更是一大突破，他突破了奴隶制度的常规了。田楚产所以这样“善政”，一是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他为族叔田宗文《楚骚馆诗集》所作的《跋》文中，可知田楚产的汉文化造诣颇深；二是与他青年时代有家不能归，在外流寓十多年，“朝乾夕惕”有关。田楚产的这些“善政”、“爱民”的措施，必然得到了广大土民的拥护。

田楚产对诸子教育颇宽，但对长子田玄特严。田玄已三十多岁，有儿有女了，仍然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人们不解，问其为何？田楚产说：“诸子他日不过是一舍人，纵有失德，为害犹细。若胤子当为民上，自非令器，何主社稷？吾是以宽严异施耳”（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3页）。田玄在其父的训导下，“为人谦谨端悫，孝友成性，智勇深沉，为储子三十余年，未尝见其疾言狂笑”（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4页），而成为容美土司一代振兴之主。

清道光《鹤峰州志》对田玄的记述为：

“田元，字太初，号墨颠，楚产长子。爱民恤邻，忠峒田桂芳、施南田懋粢、东乡田绳武，诸土司皆其扶持力。与桑植向一贯，捐宿隙而恤其子，人尤伟之”。

忠峒（今宣恩县的沙道沟地区）、施南（今宣恩县与恩施县的部分地区）、东乡（今宣恩县的椿木营、恩施市的石灰窑地区）桑植（今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以北地区）诸土司，均与容美土司接壤。忠峒安抚司田楚珍为其逆党田楚详所害，应袭田桂芳携印逃奔永顺土司，几为强邻吞并。田玄费资（号称万金）将田桂芳接来容美，代为申理，田楚详被诛，留桂芳抚育教训，并以其女字之，待桂芳成立，合其上下人等，一　一送回忠峒任事。施南应袭覃懋粢，东乡应袭覃绳武，均在幼年失去依靠，田玄以世代联姻为由，将其一道接来育之，饮食有余，教诲一如己子，成人后各还故里任职。桑植司与容美经年仇杀，其安抚向一贯临终时交嘱其子：“容阳与吾怨深，汝非敌手，吾死汝慎防之。”田玄闻得此语，尽释前怨，将所掠得的桑植司苦竹坝人民土地还之，又助数百金，为其子请命承袭，化敌为友，此皆世人之所难矣！邻近的散毛宣抚覃中霄抄掠大田所，永顺宣慰彭元瑾私制龙袍，田玄奉旨讨治，皆委曲回奏，免予治罪，诸邻司无不感恩于容美（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4、95页）。

田楚产父子在安民睦邻的同时，还对其顶头上司――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施加影响，密切关系，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天启赠佛就是一例。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容美宣抚田楚产派遣和尚宫元，在四川保宁府（今南充市）南部县铸造观音与韦驮佛像各一尊，赠奉给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观音佛像今仍保存在恩施市文物管理所。佛像铭文记载：“容美宣抚使司信官田楚产施铜一千斤，于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观音矶文昌祠铸造观音大士、韦驮一尊”。

思州土司，为思州田氏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所建的土司政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于四川明玉珍，置思南道都元帅府，田氏分离为思南、思州（岑巩）两部。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思州田氏土司是黔中历史上最著名的土司之一，世袭千年，领地幅员辽阔，史学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称誉。“思播田杨”，其意思为思州乃田氏土司的天下，播州乃杨氏土司的天下。

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 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 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

（二）田姓与其它姓

田与陈本一家　田横王留大名

《姓纂》说：“妫姓，舜后，陈厉公子完，字敬仲，仕齐，或号田氏，至田和篡齐为诸侯，九代至王健为秦所灭，建弟假及田，儋子市，儋从弟荣，弟横，弟子广羽，时并裂地称王，北平。”《通志氏族略》曰：“田氏即陈氏，陈厉公子完，字敬仲；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敬仲惧祸奔齐，逐匿其氏为田。陈、田，声近故也。”《姓氏考略》：“陈公子完奔齐，以陈氏为田氏，田陈相近，故可互称，望出北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完，奔齐，以国为姓，既而食采于田，又为田氏。”由上面的四项记载，当年田氏之分自陈氏的情形，便已一目了然了。原来，当初从陈国出奔到齐国的公子完，起初还是以陈为氏的，后来，却由食邑于田，以及田、陈二声的相近等因素，才改换了自己家族的姓氏，使得这个著名的姓氏开始出现。这样推算起来，田氏的历史至少也在2500年以上。

田姓人还可以把自己跟上古圣君虞舜的渊源关系，追溯得一清二楚。依照《姓纂》的考证，周朝初年被武王封为陈侯的胡公满，是虞舜之子商均的第三十二代孙，春秋时代奔齐的田姓始祖公子完，是胡公满的第十代孙，而头一个以田为姓的，却是公子完的第七代孙。由此可知，田姓的始祖应该是虞舜的第五十四代后裔，真是脉络分明。不过，后来的田氏却也跟大多数的著名姓氏一样，并非“仅此一家，别无分号”。根据《列卿录》的记载，明朝初年辅佐惠帝废削诸藩之权，结果却引起靖难之祸的大臣黄子澄，在他被燕王磔死之后，他的儿子为了避祸，曾经改名换姓为田终，使得田氏增加了一支新的血脉，阵容更加的庞大。历史上，田姓的知名人士不少。田横和他五百壮士的事迹，更是壮烈感人。田横是齐国的公族，是齐王田荣的弟弟。田荣死后，田横代领其众，击项羽，收复齐地，并且迎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任相国。后来，田广被汉将韩信所掳，他就自立为齐王，并于刘邦取得天下之后率领从属五百余人逃亡入海岛，然后，就谱成了下面一段记载于《史记》的可歌可泣壮烈史诗：“高祖召之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举兵加诛焉！’横乃与二客诣洛阳，未至三十里，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杀。高祖以王礼葬横，拜二客为都尉，二客皆自刎。居海岛中之五百余人，闻横死，亦皆自杀。”

（三）当前田姓的其本情况

田姓是我国大姓之一，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中排名第�1�7�1�7�1�7十八，在台湾排名第七十九。田姓源头众多，历史最久远的当属出自妫姓的一支。妫姓相传是舜的后裔。武王灭商后，为便于国家的治理而追封上古圣王的后裔，妫姓中的妫满因此被封为陈侯，其所在的陈，大致位于今天河南开封以东，至安徽亳县以北，都城宛丘，就是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妫满史称胡公满、陈胡公。其后裔以陈为姓。春秋时，陈历公之子陈完为避祸逃亡齐国，齐桓公封他于田，陈完以地为氏，改称田氏，田完成为田姓始祖。此事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入《通志�6�1民族略�6�1以国为氏》、《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考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

田姓自得姓后，其发展是十分迅速的。除了田姓人自身的繁衍外，其他各姓和各族人出于各种原因的加入也促进了田姓的发展。如《金史》记载女真族的呵不哈姓改为田姓；宋宁宗朝官拜左丞相留正裔去掉留字上的卯，以田为姓；还有一支田姓是明初大臣黄子澄的后裔；湘西的一支土家族田姓有较为清晰的脉络，清朝江苏无锡人顾彩《容美纪游》中称容美当时的司主叫田舜年。有学者根据资料推算这支田姓诞生于元朝；台湾原住民中也有许多田姓人，其中一支比较特殊，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一位纹面老人叫田贵实，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户籍人员进行姓名登记时，告诉户政人员喜欢种田，因此就被登记为田姓，并因为人多、钱多、土地多而被登记为“田三多”。

此外，许多其他的少数民族中也有田姓，如汉朝并州的田姓出自匈奴，宋朝的西夏人中有田姓，明朝时赐元人察察田姓，清朝时，满族姓氏“罕楚哈氏”和“田佳氏”改为田姓，在白族、藏族、高丽、佤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田姓。现在居住在云南省丽江县自称“蒙豆”的苗族中有田姓，居住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的白马路白马乡白马人中有田姓，著名歌星田震是瑶族人。回族中也有田姓。_

除了其他的姓氏的人加入到田姓中来的情况外，田姓中的人也时常加入到其他的姓氏中，这是田姓发展的又一个方面。据史料记载，田姓人曾融入如下姓氏中：薛姓、孙姓、车姓、陆姓、王姓、母姓、法姓、文姓、纥干氏、陈姓等。

田姓得姓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迁徙播迁至全国及世界其他国家。

田汝成，字叔禾，别号豫阳，约生于弘治（1488～1505年）末钱塘（今杭州市）一个书香之家，自幼继承家学，聪颖敏达，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诗词也作得很出色，他的诗词多被收入《皇明词林》、《历朝诗集》、《明诗综》里面。《钱塘县志》在为他作的传中赞誉道：“杭士自弘（治）正（德）以来，扬声艺苑者，汝成为最”。

田汝成文章过人，科考也顺利，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被任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改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田汝成在仪制司任职期间，开始制定皇帝南郊祭祀籍田亲蚕、西苑省耕田采桑诸大礼的程式，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嘉靖十年（1531年），为求太子，嘉靖皇帝行放生之仁，释放在上林苑囚禁的动物。田汝成因此上言请求宽宥并释放在囚犯人，不料却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切责并停俸两月，调任祠祭郎中。嘉靖十三年，被放到广东任提学佥事。嘉靖十四年，贬为安徽滁州知州。次年，提拔为贵州按察司佥事，按察思南、石阡等府。嘉靖十七年（1538年），他从京师述职回乡后，不久就接到升迁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分守左江的调令。田汝成回乡休假未满期，就奉命乘船南下广西履职。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代封建王朝曾采用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些特殊统治手段。元朝在原羁縻州县范围的基础上，设立行省、路、府、州，分设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安抚司、长官司等，仍以少数民族首领司职，是为“土司”。另有汉人官员辅佐，这些汉人官员称“流官”。土司准予世袭，但必须朝贡和缴纳赋税，土司制度自此始。

明初，“踵元故事”，推行土司制度，凡各族来归者，即因原官授之，分别给他们主管郡、州、县，规定赋税数额，准予世袭，但普遍设置流官吏目及典史，对土司进行监督。明王朝对土司的任用、升迁、惩处、贡赋、教化、土兵的调遣作了一系列规定。

到了嘉靖年间，经过近二百年的经营，明王朝已建立起一套严格控制土司的制度。然而，这种控制，并不能消除土司与明王朝之间的矛盾，土司对抗朝廷，互相攻杀，扰乱地方的事常常发生。这不但影响了明王朝在广西地区统治的稳定，也影响到赋税征收，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将一些不驯服的土司黜革，改为流官统治。同时，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世袭地位，顽固地保留落后习俗，越来越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

然而，另一方面，弘治、正德以来，明王朝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官吏及土司的双重剥削压迫，迫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广西大藤峡地区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久远。镇压人民起义、防守边地，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明初思恩、田州土司岑氏之乱，连续多年未能平定。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广西，才以招抚形式把事件平息下来，并依靠招抚的土司兵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所以，明王朝在加强对土司控制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手段，将许多已改流的府、州，重新恢复土司统治。但是不管改流还是改土，仍然不能使社会矛盾缓和，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汝成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广西。当时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土官赵楷、凭祥土官李寰与族人争袭官位，先后擅杀朝廷所封土司自立，左江地区骚动。同时安南（越南旧称）的莫登庸篡位后，窥视中国领土，暗地派人与赵楷、李寰勾通。形势非常严峻。处理龙州土官变乱问题，稍不得法，将酿成边关大战。田汝成与广西按察司副使翁万达均认为赵楷、李寰弑主自立，只是想要朝廷封他们为土司，原无反叛之意，故未公开与莫氏勾结。倘若朝廷兴兵征讨，必使赵、李二人公开倒向莫登庸；如果就此承认他们袭位的合法化，又会助长土官家族内部争袭官位、互相残杀之风。田汝成、翁万达即设计稳住赵楷、李寰，然后伺机擒杀他们，龙凭之乱遂定。此举既安定了龙、凭二州，避免了一场干戈，又阻止了莫登庸势力的渗透，朝廷亦免兴师之劳。田汝成的政治才干，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当时，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曾称赞他“知谋善虑，宣博有本”，是个“文而知权者也”。

田汝成接着又跟随翁万达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他建议翁万达软硬兼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招抚土官，让他们为明王朝卖命；用土官队伍镇压起义。他还提出了平定起义后的治理方略。

嘉靖十九年（1540年），田汝成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离开了广西。嘉靖二十年，他告病回乡，此后不再复出任官。

田汝成做官的日子并不很长，十五年间只做过两任京官，自忤旨被谪后，一直不再为朝廷重用，屡次被发放到边远的贵州、广西地区任职。他到过南海、夜郎、桂林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访古抚今，找寻山川之源，探访形胜之周防，分析边关情势的真伪，判断军务的轻重缓急。尽管田汝成厌倦边疆生活，然而他对朝廷始终怀着耿耿忠心。因此，在贵州、广西为官期间，田汝成细察民情，留意吏事，悉心研究治理方略，积极地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服务。

由于有亲身经历，田汝成逐渐形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的看法。但因其官位不高，既不能直接上书皇帝，也不能将见解付诸实施，遂转而从事著述，以备有关官员“鉴昔慎今”，作从政参考。早在赴广西途中，他就立下了“追陈踪于畴曩，永唏叹於来兹”，“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游之可述”的心愿。此后，他将自己在广西、贵州所经历之事，“载笔途次，条刺日程”，并写下评论。当他回归故里时，浙江布政使陈希斋发现了这些手稿，赞其言事详核，有益于吏治，便鼓励田汝成整理付梓。田氏遂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将这些手稿冠以《炎徼纪闻》之名，锓行流布。

田汝成一生虽无重大政治建树，但他的诗文使他在文坛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他的著述，时称博洽，据清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记载，共有一百六十多卷。著名的有《西湖游览志》、《炎徼纪闻》、《武夷游咏》等。

田汝成不仅在文学上有较深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颇有见地。他十分推崇司马迁，称赞司马迁能“远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从而写成不朽之作《史记》。感到自己才能虽不如司马迁，但任官十余年，“内陟两京，外历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岭海之交”，“虽踪迹未遍于埏垓，而耳目已超于圭筚”，也是可将耳闻目睹之事记录下来，为后人提供借鉴的。因而“公余必展书史，非但多闻喜道时事。辑诸掌故，耳目所及，欣然揽笔为之注记”。他罢官故里，则盘桓湖山，“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垓”。“虽体式不袭于前贤，而话言必核而真见”。他把自己的政治见解与对史事的生动记述揉为一体，写下了许多著述，使人读了他的著作，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名胜风景，而且能了解掌故的由来及“治国安民”之策。《炎徼纪闻》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1、源于妫姓

田姓出自妫姓，为妫满之后。据《史记·田完世家》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齐桓公封妫完于田地，其后子孙以地为氏，称田姓。

2、源于官位

1)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田仆，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田仆，是西周初期设置的官位，与田地农耕无关，而是专职负责管理君王所行之道路的官吏。是负责建造和管理田路的大夫，下属有上士十二人，史一人，丞相一人，徒若干，是很重要的官职，隶属于夏官府司管辖。在田仆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田仆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

2)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田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田正，亦称田畯、稷、田官，是西周初期由辅政召公所设置的官位，就是专职管理农耕田地的官吏，不涉及其它，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部长，主要负责管理井田之公亩部分，也就是王室所食之田。最高长官称田正，亦称稷，由王族贵胄担当，下属按九州各分派有田官，每一田官下还设有中士二人，史一人，丞一人，徒四人，统一隶属于天官府司管辖。天官府司，就是召公管辖的官衙。后世历朝历代所称的“社稷”，就是由此而来。 后来，在东周时期各诸侯大国亦仿设有类似的官职，但皆称为“大司田”。 在田正、田畯、稷、田官、大司田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田正氏、田畯氏、田稷氏、田官氏等等，后皆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

3、源于地名

1）出自春秋时期鲁国之邑许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许田，是春秋时期周王朝设置在鲁国境内的一个专门用地，是由周公旦所规定的用来进行祭祀、朝拜周王之时，各诸侯国君和百官们所住宿和举行重大典礼之地。在两周时期的各朝代，许田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总体在靠近泰山的今山东曲阜、泰安一带，历代皆有专门的官吏、仆役们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许田”之称一直沿用到两晋之际。在许田之管理吏员、仆役中，有以其职责所在为姓氏者，称许田氏，其后裔子孙后引衍为单姓田氏、许氏等。 

2）出自春秋时期虢国之邑桑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桑田，是西周时期虢国之邑，因盛产桑蚕和丝纺织业发达而著称，位置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东北部地区。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其封为虢国国君，虢仲封东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虢叔封西虢（今陕西宝鸡），两虢起着周王室东西两面屏障的作用。西周晚期宣王初年，西虢东迁，形成所谓南、北二虢。虢国灭亡后，其地尽归强晋版图。原居于桑田之故民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桑田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桑氏。 

3、出自春秋时期晋国都城新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周简王姬夷二年（公元前584年）农历4月，晋景公姬孺将晋国都城迁至新田（今山西侯马西北城）。在晋都新田的住民中，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新田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

4、源于芈姓

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田公它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田公它成，是楚平王熊弃疾（公元前528～前516年在位）的支庶孙，其后裔子孙以其先祖名字为姓氏，称田公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该支田氏读音作tián

5、源于黄姓

明朝初年有辅佐惠帝的黄子澄，因废削诸藩之权，而引起了靖难之祸，京师不久便被各诸侯攻破，黄子澄被俘获，不屈而死，他的儿子为避祸而改名换姓为田终。后子孙也以田为姓，称田氏，多在北京附近。又据史籍《明史》记载，明初有辅佐惠帝之黄子澄，因上削藩之策而激怒诸侯，被杀。其子黄子经为避祸改为田终，迁居今湖北省咸宁一带，后世子孙也以田为姓。

6、少数民族

1）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并州匈奴，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2）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塔日阿沁氏，汉义就是“农夫”，因此冠汉姓为田氏。

3）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4）源于白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白族田氏，祖先原为汉族，原籍陕西，明朝时期随沐国公入驻贵州东南地区，在长期的军垦过程中融入白族，清朝时期世为贵州思南府、湖南凤凰五寨军民长官司土司。

5）北宋西夏国党项族有田姓。

6）北宋金国女真族阿不哈氏族集体改为汉姓田。 

7）出自其他少数民族。今苗、瑶、彝、土家、回、蒙、藏、满、朝鲜族等有此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