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传染的两种媒介昆虫是什么?
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登革热可分为典型登革热(dengue fever,DF)、登革出血热(dengue hemorrhagic fever,DHF)和登革休克综合征(dengue shock syndrome,DSS)三种类型。
所有典型登革热患者均发热。起病急,先寒战,随之体温迅速升高,24小时内可达40℃。一般持续5~7日,然后骤降至正常,热型多不规则,部分病例于第3~5日体温降至正常,1日后又再升高,称为双峰热或鞍型热。儿童病例起病较缓、热度也较低。发热时伴全身症状,如头痛、腰痛,尤其骨、并节疼痛剧烈,似骨折样或碎骨样,严重者影响活动,但外观无红肿。消化道症状可有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搏早期加快,后期变缓。严重者疲乏无力呈衰竭状态。患者于病程3~6日出现斑丘疹或麻疹样皮疹,也有猩红热样皮疹,红色斑疹,重者变为出血性皮疹。皮疹分布于全身、四肢、躯干和头面部,多有痒感,皮疹持续5~7日。疹退后无脱屑及色素沉着25~50%病例有不同程度出血,如牙龈出血、鼻衄、消化道出血、咯血、血尿等。其他多有浅表淋巴结肿大。约1/4病例有肝脏肿大及ALT升高,个别病例可出现黄疸,束臂试验阳性。轻型登革热表现类似流行性感冒,短期发热,全身疼痛较轻,皮疹稀少或无疹,常有表浅淋巴结肿大。因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或漏疹。重型登革热早期具有典型登革热的所有表现,但于3~5病日突然加重,剧烈头痛、呕吐、谵妄、昏迷、抽搐、大汗、血压骤降、颈强直、瞳孔散大等脑膜脑炎表现。有些病例表现为消化道大出血和出血性休克。
登革出血热开始表现为典型登革热。发热、肌痛、腰痛,但骨、关节痛不显著,而出血倾向严重,如鼻衄、呕血、咯血、尿血、便血等。常有两个以上器官大量出血,出血量大于100毫升。有的病例出血量虽小,但出血部位位于脑、心脏、肾上腺等重要脏器而危及生命。
登革休克综合征具有典型登革热的表现;在病程中或退热后,病情突然加重,有明显出血倾向伴周围循环衰竭。表现皮肤湿冷,脉快而弱,脉压差进行性缩小,血压下降甚至测不到,烦燥、昏睡、昏迷等。病情凶险,如不及时抢险,可于4~10小时内死亡。病程中还可出现脑水肿,预后严重。但如能及时正确处理,渡过危险期后可迅速恢复。
四都是蚊子造的孽
登革热是由蚊虫传播的病毒性虫媒病,也就是通过蚊虫的刺叮吸血传播的。具体一点说,传播登革热的罪魁祸首是“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
“埃及伊蚊”是深褐或暗黑而具有银白花斑的“花蚊子”,它广泛地分布在全球热带地区,但也扩展到亚热带地区。雌蚊白天产卵,早晨和傍晚为活动高峰期,在叮咬了染毒个体后,可直接通过改换叮咬对象传播病毒,或病毒在唾液腺中繁殖8~10日后再吸血时传播病毒。被感染的蚊可终生保持传播登革病毒的能力,并可经卵遗传给后代,埃及伊蚊的卵对干燥有很强的抗性,能长期存活。这些事实可解释登革热突然暴发的原因。埃及伊蚊的分布在我国很局限,主要分布在海南省,其次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和个别岛屿。在国外一些地区,埃及伊蚊广泛地孳生在住区的各类人工和植物容器积水中,而在我国,它不仅只见于居民区,而且主要孳生在室内的饮用水缸积水中,其次是户内外积聚雨水的缸罐中,是典型的嗜人血的“家蚊”。
“白纹伊蚊”是有白斑和银白斑的黑色或深褐色蚊虫,俗称“花蚊子”。它的原发地是东南亚和亚洲温带地区,后扩散到夏威夷,南达澳大利亚,西至非洲的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近年来白纹伊蚊也被动地扩散到美国、墨西哥、巴西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1985年,白纹伊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发现,以后扩展到近30个州。由于白纹伊蚊不仅是登革热的重要媒介,而且与多种虫媒病毒病有关,因而,白纹伊蚊在该地区出现引起很大的轰动,称为“亚洲虎蚊”。白纹伊蚊被带到美洲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医学昆虫事件。白纹伊蚊在我国分布以北纬34度以南的地区比较常见,在北方有些省份(区)分布较窄。白纹伊蚊也是白昼活动、凶猛吸血的蚊虫,雌蚊非常活跃而且是喜好人血,只要人走近白纹伊蚊的孳生或栖息地,很快就会引来雌蚊吸血。它们多在室外吸血攻击人,但也会侵入室内吸血。白纹伊蚊主要在人工或植物容器积水中孳生,如花盆、缸罐、轮胎、植物叶腋、竹筒、树洞等等。在我国的南方几乎所有能够集聚雨水的物件都可能孳生白纹伊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轮胎积水是白纹伊蚊喜好的孳生场所。
五近年为何大流行?
近年来,登革热不仅在东南亚流行趋势加重,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复燃。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登革热的大流行呢?专家们认为,登革热若发生大流行一定应有三个因素:足够密度的蚊媒、足够多的对某种病毒型易感的人群及应有某种流行毒株。一般来讲,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可促进登革热的大流行。第一: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人口激增,主要分布在发展中的热带地区。人口激增导致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城市化发展,许多房屋被弃,饮水、排水及废物管理不善。最后导致与人密切接触的蚊数量大增。第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伊蚊数量增加及扩散。例如人们常常将包装商品的塑料袋或玻璃袋乱扔,为伊蚊滋生提供环境。还有,随着交通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蚊媒的扩散。第三:控制蚊子的方法自1970年来效果已显著下降。尤其是一些对蚊虫有强大杀伤力的“滴滴涕”、“敌敌畏”、“六六六”等高残毒杀虫剂的禁用,使蚊虫的家族都已壮大,最后导致登革热的传播和流行。第四:登革热病毒时常发生变异,使人群失去免疫力。总之,以上的几点是登革热出现及大流行的主要因素。人们预测,随着全球变化的加剧,包括气候变暖、城市化和国际交通的发展,登革热的流行趋势还将进一步的加剧。
六对症治疗登革热
目前尚无治疗及预防登革热的特效药物和疫苗,临床一般采取对症治疗。高热应以物理降温为主,解热镇痛剂对本病退热不理想应谨慎使用。对中毒症状严重的患者,可短期使用小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如口服强的松。对于大汗或腹泻者应鼓励患者口服补液,对频繁呕吐、不能进食或有脱水、血容量不足的患者,应及时静脉输液,但应高度警惕输液反应致使病情加重,及导致脑膜脑炎型病例发生。有出血倾向者可选用安络血、止血敏、维生素C及K等止血药物。对大出血病例,应输入新鲜全血或血小板,大剂量维生素K1静脉滴注,口服云南白药等,严重上消化道出血者可口服甲氰咪呱。休克病例应快速输液以扩充血容量,并加用血浆和代血浆,合并DIC的患者,不宜输全血,避免血液浓缩。脑型病例应及时选用20%甘露醇250~500毫升,快速静脉注入,同时静脉滴注地塞米松,以降低颅内压,防止脑疝发生。急性期应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在有防蚊设备的病室中隔离到完全退热为止,不易过早下地活动,防止病情加重。保持皮肤和口腔清洁。
七切断登革热的扩散之路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动物分类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种类的鉴别和编目
要识别成千上万种动物,给予其适当的名称,并在动物王国的“家谱”中按适当的顺序排名,这就是动物分类学家所做的种类鉴别和编目。目前,动物分类学家根据动物的各种特征(形态、细胞、遗传、生理、生化、生态和地球分布)进行分类,即自然分类法,将动物依次分为各种等级。即界、门、纲、目、科、属、种等七个主要等级。其中种是分类所用的基本单位。每一种动物,都可以给它们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冠以适当的名称和位置。如棉蚜、属于动物界、节肢动物门、昆虫纲、同翅目、蚜科、蚜属、它的学名为Aphis gossypii Glover;大熊猫,属于动物界,脊维动物门、哺乳纲、食肉目、大熊猫科、大熊猫属,它的学名为Ailuropodamelanoleuca。
在上述分类等级中,科学工作者使用时为了更精确地表达种的分类地位,还将原有的阶元进一步细分,在上述的分类阶元之间加入另外一些阶元,以满足科学工作的需要。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采用的分类附元如下:
界Kingdom
门Phylum
亚门Subphylum
总纲Superclass
纲Class
亚纲Subclass
总目Superoder
目Order
亚目Suborder
总科Superfamily
科Family
亚科Subfamily
属Genus
亚属Subgenus
种Species
亚种Subspecies
在上述所有的分类阶元中,只有种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仅是分类系统中最基本的单元,而且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明确界限,可以与别的物种相区别,它是一个繁殖的群体,由占有一定空间、具有实际或潜在繁殖能力的种群组成,而且与其他这样的群体在生殖上是隔离的。比如,生活在我国长白山、小兴安岭的东北虎与生活在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华南虎,生活的空间是有明确界限的;它们还可与别的物种如:大象、大猩猩、蛇等相区别。在自然状态下,它们之间由于生活区域的不同而不可能互相生育后代,这就是所谓的生殖隔离。
在种类的鉴定工作中,给一个物种定以合法名称是极为重要的。在国际上目前统一采用的命名法是“双名法”,是由瑞典生物学家林奈(Linnaeus)首次创立的,它规定每一个动物都应有一个学名,而这个学名由该动物所在属名的和该动物的种本名组成。如虎皮鹦鹉Melopsittacus undulatus Melopsittacus(鹦鹉)属名,后一个字undulatus(虎皮的)为种本名,两者共同构成这种动物的合法名称。“双名法”的使用使整个生物界的命名从此走上循序的轨道。
在一般情况下,研究、区分和确定动物界中的各个物种、予以命名、加以描述,提供正确认识和辨别物种的知识,往往与根据物种之间的异同,确定所属的分类阶元层次,制定各个物类的分类系统是同步进行的。只有给每种动物以合法的名称,并排以适当的位置,整个动物世界才会井然有序。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它们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起源,以及彼此的亲缘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动物学研究工作的基石。
2、探索渊源、建立“家谱”
动物分类不仅从动物种类彼此间内、外部形态特征上的差异进行鉴定、命名,而且重要的是从它们彼此在内、外部形态特征上的相同和相异的程度,来研究动物种与种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反映它们系统发展、亲疏远近的“家谱”——亲缘关系,并能反映它们进化的过程和趋向。
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就得从物种起源和进化谈起。大家可知道,物种是如何起源,如何进化的呢?是科学家通过动物化石存留的年代推出的。它们遵循一定的规律,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水生到出生的总趋势,不断进化发展而来的。生命始于海洋,从三十亿年前的化石可见,最早“活”的东西,是一些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小细胞。一类是藻类,它是最早的植物,另一类是细菌,它可算是最早出现的动物。在以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单细胞逐渐演化成大得多的多细胞生物,例如水母。再后来,又产生了带硬壳的动物,如贝类、虾、蟹等。以后逐渐形成具有骨骼的动物(脊椎动物),最早的是海洋中的鱼类,而所有其他具有骨骼的动物,包括恐龙以及人类,都是从鱼类进化而来的。动物第一次从海洋登上陆地是38亿年前。当时,有些鱼类身上的鳍慢慢进化成带脚趾的四肢,当这些长脚的“鱼”踏上陆地时,一类新的动物——两柄动物就诞生了。那时候,陆地上已经出现了蜘蛛和小昆虫。在两栖动物之后,出现了爬行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爬行动物中的一部分开始向空中发展形成会“飞的爬行动物,如翼龙。1860年,德国的一个采石场发现了有羽毛痕迹的石块,一年后,整个鸟的骨架被找到了。岩石上的印迹表明,这是一只生活在15亿年前的鸟所留下的遗迹。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古鸟,就被称为始祖鸟。当时最早的哺乳类亦出现了。但在6500万年前,恐龙连同那些巨型的海洋爬行动物突然神秘地灭绝了。至今,这种灭绝原因仍是个谜。不过仍有许多别的动物,历经漫长的历史年代,不断变化发展而存活至今,如我们周围所见到的昆虫、鱼儿、青蛙、飞鸟、海龟、鳄鱼和蛇类。继恐龙之后,哺乳动物取代了其“霸主”地位,成了当时统治地球的动物,经过逐渐地进化而演变至今天高级的人类。因此,动物学家依据动物进货过程中外观特征的变化及内部解剖,生理特征的变化制定了检索表,它可以反映物种间的亲缘关系。
例如,蜘蛛、昆虫、蚯蚓、鲤鱼、眼镜蛇、青蛙、丹顶鹤和华南虎,它们之间的异同见下列检索表。
A、具有真正的脊索(脊索动物)…………………………………………………………D
没有真正的脊索(无脊椎动物)………………………………………………………………B
B、身体各节分工不明显,由许多环节组成……环节动物门(蚯蚓)身体各节具有真正的分工,由头部、胸部和腹部组成……C
C、有三以足和二对翅…………………………………………………………………………昆虫纲(昆虫)
有四对足,没有翅……………………………………………………………………………………蛛形纲(蜘蛛)
D、完全用鳃呼吸,以鳍运动,终生生活在水中……………………鱼纲(鲤鱼)
主要用肺呼吸,部分动物在生长的某个时期用鳃呼吸,以五趾形附肢运动(至少在成体时),至少在成体阶段生活在陆地上……………………E
E、变温动物……………………………………………………………………………………F
恒温动物………………………………………………………………………………………………G
F、具有中肾:大脑具原脑皮;体名受精,卵无羊膜,指(趾)端无
爪,皮肤裸露……………………………………………………………………………………两栖纲(青蛙)
具有后肾;大脑具新脑皮层;体内受精,产羊膜卵;指(趾)端
有爪,体表被覆角质鳞片………………………………………………爬行纲(眼镜蛇)
G、体表被羽,皮肤缺乏腺体;双重呼吸,具气囊,以鸣管发声;
卵生,有抚育幼雏的本能……………………………………………………鸟纲(丹顶鹤)
体名被毛,皮肤腺发达,非双重呼吸,不具气囊,以声带发
声;胎生,哺乳……………………………………………………………………哺乳纲(东北虎)
从上面的检索表中可以看出,蚯蚓、蜘蛛、昆虫三者的亲缘关系较近,其中蜘蛛与昆虫关系更为密切;在其余的几种动物中,青蛙和蛇的关系比它与丹顶鹤和东北虎的关系更为近缘。
登革热传染的两种媒介昆虫是什么?
本文2023-11-13 18:30:12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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