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中东人后裔。宋、元两朝时期，西域阿拉伯人东来经商居住后，有人以蒲作为汉姓。据《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记载：回族中的“蒲氏为唐宋时回教商人常用之姓。”早在南宋时期，福建省的泉州地区就已经是“回半城”“蒲半街”了。

回族蒲氏的来源也比较广，据文县《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中记载：回回名“普刺”(蒲拉)就可以转化为蒲氏。同时，蒲氏又“是由Ahu的读音而来，而阿拉伯的人名之前，多加Abu一字，中国读其音为‘阿蒲’，后省其‘阿’，则视为其姓‘蒲’了。”作为地名和部族名，也是蒲氏的一个来源。如北宋前后，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为“蒲克”，把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多为穆斯林)和居住地称为“藩浦”、“蒲(铺)速满”等，这些“浦”和“蒲”后来都变成了蒲氏。

此外，中国在北宋时对留居中国的外国人实行了一整套的“都蕃”和“蕃长制”管理。这期间，外国人凡加官进爵或入籍注册，就被冠以一个特定的汉姓蒲氏，如蒲思马应、蒲河散、蒲麻勿图婆离、蒲希密等。再有，据史籍《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蕃俗，本占城人(今越南平定)，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邦、蕃浦。今编户人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氏……其言语像貌，与回回相似。”这一部分蒲氏，是越南穆斯林带入回民中的。蒲氏回族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甘肃天水地区，后有在元末明初，明太祖为惩罚蒲寿庚“导元倾宋之罪”，对蒲氏家族进行了迫害，“蒲氏恐被株连，故相率改为卜氏”。

蒲松龄的民族归属本来不成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研究者提及这一问题，显然大家都默认了蒲松龄的汉族身份。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多种说法，并引起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

　　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多从蒲松龄的先祖、家世入手，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定蒲松龄的民族归属。其具体见解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是汉族说。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1。

一是回族说。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自言其先世出自蒲鲁浑和蒲居仁，而蒲鲁浑姓名不像汉人，当是回回；其次，蒲鲁浑、蒲居仁曾任总管，元代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以回回居多。所以“蒲松龄先世确为回回人无疑”2。还有研究者指出，蒲姓属阿拉伯移民常用姓氏，蒲鲁浑为阿拉伯语的汉译，系阿拉伯人名。再次，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地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者多为回族人3。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蒲鲁浑、蒲居仁究竟是不是蒲松龄先世，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极不可靠的命题”，即使二人确是蒲松龄先世，也“不见得就能作出他们即是回回，因而蒲松龄的先世为回回的确切结论”4。再者，据相关史料，宋代之前蒲姓之人并不少见，未必就一定是阿拉伯移民姓氏，蒲鲁浑姓名亦是如此，以元代担任总管者多色目人作证据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

　　一是女真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它是女真人习用的名字。元朝总管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永为定制”。这里的汉人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由此可以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5。

一是蒙古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名字，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曾任元朝总管，在民间有着蒲氏为蒙古族的传说。路大荒1957年在其《蒲松龄》一文中曾提及，他访问过许多蒲姓人，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6。1977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一书则明确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所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亦采此说，云蒲松龄“祖先是蒙古人”7。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文亦认定蒲松龄是蒙古族后裔8。后蒲喜章则更进一步撰文提出，“蒲松龄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蒙古族中的皇族”9。盛伟亦赞成蒙古族之说，但同时又说：“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10

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还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提及蒲松龄为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为此发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一文，认为“四种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时又指出：“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11 对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应当依据相关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总结的：“无论怎么说，蒲鲁浑这个名字确实‘不类汉人，认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诸多说法均由此生发而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无庸讳言，这些说法所持的根据本身还有许多疑点，推导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此，这个问题至今还只能说是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则有待于新的可靠的资料的发现。”12显然，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

注释：

1 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

2 伯颜《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 参见白崇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北京晚报》1980年12月20日；《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1期。

4 王枝忠《〈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质疑》，载其《蒲松龄论集》第18-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5 参见苏兴《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补证》，《蒲松龄研究》第5期，1991年。

6 路大荒《蒲松龄》，《前哨》1957年第1期。

7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8 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呼和浩特文艺》1978年第5期。此处介绍参考了王庆云《蒲松龄民族成分研究补说》（《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

9 蒲喜章《也谈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成份》，《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从〈蒲氏族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2期。

10 盛伟《蒲论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3、4期合刊。

11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人民日报》1981年8月14日。

12 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第3-5页，南京大学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