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标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

同一个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姓氏最早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它的作用主要是便于辨别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便于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因此姓氏的产生，标志着从群婚制到以血缘关系的婚姻制的转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姓产生后，世代相传，一般不会更改，比较稳定，而氏则随着封邑、官职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会有一个人的后代有几个氏或父子两代不同氏。姓氏与人名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自古以来，华夏子孙以姓氏为家族延续的标志。

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秦汉以来，姓氏合为一体。

　　中国古代的姓和氏

　　今天我们一说到姓和氏，大家都觉得是一回事。确实，很久以来，一个人的姓就是氏。所谓“张氏”、“刘氏”，换言之即“姓张的”、“姓刘的”。但是，在中国上古时期——先秦时代，姓和氏是被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弄清这一点，对于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氏则为由姓衍生的分支。姓的起源比较古老，形成以后非常稳定。氏却不然，相对姓来说，它是后起的，随着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出现不断的变更。《左传·隐公八年》中有一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姓和氏的关系：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意思是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赐姓，分封土地而又根据封地命名氏。诸侯对于卿大夫，以其字作为谥号，后人便当作族号；世代担任某一官职而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也有以封邑作为族号的。

　　先来谈谈姓。

　　有人根据《春秋》，考得秦汉以前的二十二个姓（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例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随、巴等封国都是姬姓，齐、申、吕、许等国是姜姓，秦、徐等国是赢姓，楚国是芈姓，殷人后裔的宋国是子姓，夏人后裔的越国是姒姓，传说中虞舜后裔的陈国是妫姓，等等。这大致可以反映西周至春秋时代姓的情况。这些姓究竟如何发生，当时的人已不能详考，只有一些零碎的历史传说。譬如《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载“我姬氏出自天鼋”。至于秦汉以后，对于姓的发生，说法虽多，也更为精致详密，但往往出于后人的自我作古，可信程度还赶不上先秦的传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有关姓的记载、传说，从中窥得上古和远古时期社会的某些重要侧面。许多古姓都从女旁，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是我们祖先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有的古老姓氏与动物有关，则暗示了我们祖先曾有过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现象。

　　周代的姓和氏，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它是当时盛行的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每个人一生下来，姓是早就确定好了的。但氏只有贵族才有，因为氏是辨别贵贱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周代，男子作为氏族的主体和当然代表，只称氏而不称姓。至于女子则称姓。贵族女子在婚前婚后、生前死后，有种种不同称呼的方法，但无论怎么称呼，必须带上姓。举例来说，一个出生于齐国公族的女子，一般就叫做“齐姜”；若是嫁给鲁国国君，就可以叫做“鲁姜”；死后又可以用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来称呼，鲁桓公的妻子死后叫“文姜”，“文”是她本人的谥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了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贵族甚至对买来的姬妾侍女也要进行辨姓，如果无法知道，就用占卜来确定（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周及鲁、晋等姬姓封国同姜姓齐国有世代通婚的传统，无疑是维系周王朝与异姓封国之间政治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姓与贵族婚姻之间的种种规定，乃是周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

　　再来谈谈氏。

　　氏的情况比姓要复杂得多。前面已谈到，氏是标明一个人身分贵贱的，贵族男子通常称氏。关于氏的具体命名方法，开头所引《左传·隐公八年》那段话可以说是一个纲。

　　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陈氏、宋氏。

　　诸侯的子孙在称谓上有一套规定：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其祖父的字为氏。

　　卿大夫有的以职官为氏，如：师氏、史氏、卜氏、祝氏、巫氏、士氏、司马氏、司空氏、中行氏、陶氏、籍氏；有的以所受封邑名为氏，如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这最常见。

　　另外，还有以居处为氏的，如：东郭氏、南宫氏、百里氏、柳下氏；还有以父亲的字为氏的，等等。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妇女的称呼可于姓下加“氏”字，如：姜氏、姬氏、妫氏、嬴氏。这种情况下，“氏”之前的称呼代表姓，应与一般“×氏”的“×”表示氏相区别。“氏”的这种用法，与先秦古书常见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当。二、通常情况下氏和族有别，但有时又可相通。《战国策·秦策》“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这里的“族”即指氏。

　　氏的情况较姓复杂，还表现在姓是稳定不变的，而氏却是可变的，有时还变化相当频繁。尤其是诸侯公室和卿大夫，有的不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而且一个人前后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氏的这种变化更替，往往反映了贵族内部各派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此起彼落。一个贵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几个氏，因而在称谓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形。春秋中期，晋国有位大夫仅见于《左传》的称谓就有九种之多。九种称谓分别是：会、季氏、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如果不明白这位大夫前后曾有过三个氏，便很不容易弄清这么多不同的称谓指的都是一个人。士、随、范是氏。士，出自其祖先曾担任过士的职务，是以官名为氏。随、范分别是这位大夫先后受封的两个采邑，是以封邑为氏。其余，会为名，季为排行，武为谥号。懂得这些，就不难理解那九种称谓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同叫法而已。又如战国中期的著名法家商鞅，又叫做卫鞅、公孙鞅，那是由于商鞅原系卫国公室的子孙。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作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乃至衰落的状况极大地左右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氏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研究先秦史的一把钥匙。

　　谈到这里，姓和氏的区别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正如任何互相联系着的事物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具有相对的一面。《国语·晋语》上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个古老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时代的一些异姓往远古追溯的话，很可能出于同一个源。如此说来，这些异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当于日后由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所以，我们又说姓和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是联系着一定历史条件而言的。

　　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混乱。秦的统一，基本结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西汉，姓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正因为这样，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已不那么注意先秦时代姓和氏的区别了。他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实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姓子，孔只是氏。这是司马迁囿于当时习惯造成的一个疏忽。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将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

古代的姓起源在母系社会，大家不难发现古代的姓多带女字旁。而古代的氏起源在父系社会，多与父亲的血缘有关。

姓氏从古代传入现代，一种为人类群体的徽记和标识。在现代人的户口簿中第一项还是每个人的姓名，其次才是年龄、性别和籍贯等。这从侧面就不难反映出，人类一直对个人的姓氏都比较重视。

尤其在战国时期，很多时候个人的姓氏还会表示拥有的身份和特权。当部分达官贵人由于某些原因丧失原有尊贵身份后，也就意味着同步失去了自己的氏。直至到秦汉时期，姓和氏就不再进行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