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只有一个孙子，是竺延风。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扩展资料：

竺延风，男，汉族，1961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5月加入中国***，1983年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人物履历：

1979年09月——1983年08月，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学习；

1983年08月——1986年02月，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热电厂仪表车间技术员；

1986年02月——1992年07月，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计量处技术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92年07月——1994年04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计量处研制科副科长；

1994年04月——1997年03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处处长兼一汽集团进出口公司经理；

1997年03月——1997年04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1997年04月——1998年11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8年11月——1999年02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1999年02月——1999年12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党委；

1999年12月——2000年08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常委、集团董事长；

2000年08月——2007年12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集团董事长（2002年9月，兼天津汽车董事长）；

2007年12月——2008年01月，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8年01月——2012年05月，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2年05月——2015年05月，吉林省委副书记；

2015年05月———至今，东风汽车公司（2017年11月更名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竺可桢

-竺可风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4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汉族，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据有关文献记载，刘基的先祖是丰沛（今江苏一带）人，后迁往鄜延（今陕西一带）。北宋灭亡，刘基的七世祖乃南宋初年荣国公、鄜王刘光世“南渡”到临安（今杭州一带）。据周群教授考证，刘光世到江南后，虽也“屡 刘基彩像

　　屡迁寓”，“ 但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刘光世之子尧仁后迁居丽水竹洲，而刘尧仁之子，也就是刘基的五世祖刘集卜居当时的青田县南田武阳，至此刘集一支就在南田一带繁衍生息，现南田武阳还有“宋处士刘集墓”。刘基的曾祖刘濠、祖父刘庭槐、父亲刘爚和刘基都生长在南田武阳。　元武宗至大四年刘基出生于江浙行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九都武阳村）。为了纪念刘基，后世把这个村加上旁边一些村划分为文成县（因刘基谥号是文成公）。刘基的父亲刘熵为人正直，才智出众，10岁时，就和祖父刘濠一起设谋挽救了许多同邑人的性命。 原来，南宋灭亡后，青田县一带的起义军也相继被元军围剿四散，潜伏下来。元朝统治者为了斩草除根，巩固他们的政权，派浙东道宣慰副使苟贴儿在青田县调查反元义军的情况。他们在叛徒李熊的提供下，造了一个黑名册，准备上报朝廷，予以镇压。这个黑名册，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苟贴儿路过武阳村时，受到著名乡绅刘濠一家的丰盛款待，并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刘濠将苟贴儿灌醉，偷出黑名册烧掉，然后亲自点火烧毁了自家的祖屋。他们故作慌乱的样子，从大火中救出苟贴儿。苟贴儿自知饮酒误事，所幸死里脱生，对刘家感激不尽。青田县人对刘家不惜财产智救同胞的义举十分钦佩。刘熵后来成为当时的名儒，当过遂昌县(今属浙江)教谕(县学校长)。他40多岁时，生子刘基，视之如掌上明珠。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对爱子的培养上，从而使刘基受到良好的教育。

　　早年求学

　　刘基好学敏求，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读书能一目十行”。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泰定元年(1324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泰定四年(1327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周(敦颐)程(程颢、程颐)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郑复初在一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一次，他在一家书屋看到一本天文书，便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了此书。第二天竟能从头至尾背诵如流。店主人知后十分惊奇，要把这部天文书送给他 早年在元廷时的刘伯温

　　，刘基说：“这部书已装在我胸中，书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不仅使他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使他年轻时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唐)、诸葛孔明(三国·蜀)之才。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从此他便步入坎坷曲折、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

　　仕途坎坷

　　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元王朝政权逐渐走向全面崩溃的时期。元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用极端野蛮落 刘基题跋像

　　[1]后的方式统治中国，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无情的屠杀与残酷的剥削，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中国大地上到处出现了农民起义与暴动，元王朝岌岌可危。一面是贪婪昏愦、醉生梦死；一面是水深火热、揭竿而起。在这样的情势下，刘基步入宦途，就迫使他要么与元朝统治阶级合作，沆瀣一气，最后同归于尽；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人民一边，共同埋葬贪婪残暴的王朝。作为一个崇尚气节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刘基选择了后者，尽管那里布满了荆棘。仕途坎坷蛰居隐退刘基考中进士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作为天子门生，他还是无限感激元朝皇帝赐给他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实现自幼立下的宏图大志。所以、他一出仕就抱定要用自己的全部的才华和忠诚，去干—番大事业。 县丞虽然是个辅佐县令的小官。刘基并没有因为位卑职微而敷衍塞责，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亦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1336年（至元二年），刘基担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的县丞。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1343年（至正三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蛰居隐退

　　1346年（至正六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1348年（至正八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1352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

　　助明开国

　　1360年（至正二十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展现一个非常成功的兵法家的才能。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1370年（明洪武三年），为嘉勉刘基的功荣，授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本想封刘基为丞相，但刘基一再推脱，只好作罢。这并不是刘基的客气，而是他明白自己的正直会遭到其他为官者的排挤。因此申请还乡。朱元璋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刘基的功劳对于明朝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但每年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　朱元璋封给了刘基“诚意伯”，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官。但其实朱元璋一直很想让刘基做宰相，但刘基却一再推辞。其实刘基是明朝开国元勋，功劳是很大的。而刘基也救过朱元璋很多次，次次惊险。若不是刘基，朱元璋称帝之前就早已被害死多次了。而刘基固然想当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这样他就能实现他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抱负。但是他知道自己过于正直，会遭到奸臣的排挤，是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的。所以他告老还乡，去和家人在一起了。　晚年生活 刘伯温和李善长

　　1375年（洪武八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据说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1513年（明武宗正德八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因刑部郎中李瑜的建言，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

　　刘基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帮助朱元璋勇敢地担负起统一中国这一伟大任务。他主要干了如下六件大事：　（1）帮助国主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将，子兴死后，小明王 刘基画像

　　[2]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借用龙凤年号，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在攻克南京，据淮河江左地区，下浙江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仍奉韩林儿。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独基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所谓天命，就是要朱元璋有雄心壮志、大展宏图、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　（2）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只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均为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这战略决策，遂成帝业。　（3）在重大战役中，或运筹帷幄，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基因谙韬略，通天文地理，故往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如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三十万，战舰五千只，攻下太平，进驻采石矶，直逼金陵，势甚器张。当时朱元璋驻金附守兵仅十万余。由于双方力量对悬殊大，朱元璋军中文武大臣乱成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有的主张出击，一决雌雄……独刘基一人张目不言，朱元璋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征求意见。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跑者，应杀头治罪，因他们不看大好形势，散布失败情绪。事实上，陈友谅自以为兵强势众，又打了几次胜仗，更是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设下埋伏，使计诱其深入，一鼓可破。”朱元璋听了刘基这番独见后，乃定征伐之计。刘基勇气奋发，计划立就：首先遣人诈降，使康茂才诱陈友谅夜来劫城，并约定陈友谅至江东木桥边呼“老康”为联络信号。陈友谅不知是计，结果点精兵三十万，行至江东桥边，并无木桥，是座铁桥，使人呼“老康”，又无人答应。正在疑惑间，又突遇暴雨，四下伏兵齐出击，陈友谅鼠窜狼奔，败退至江边。谁知原有渡江用的战舰，刘基以计尽将拘掠，仅留破般三百只于江边。陈友谅败军争先逃渡，行至江中，又突闻火炮声，破船连人沉没一半多。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军，挫败陈的锐气，乘胜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信州、兖州。陈友谅只得带领剩余的伤卒败将仓惶地逃回汉阳。　三年后（1363年7月），陈友谅重整旗鼓，号称百万，再度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中作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军机，运筹帷幄。一次，他忽然发现水鸟惊飞，刘基预知这是陈友谅的船队集中力量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拉起朱元璋转到另一条船上，当他们还未坐定，原来那条船已被陈友谅火炮打得粉碎。当时陈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船已被打沉，大喜过望。不料朱元璋仍在指挥战斗，士兵越战越勇，最后大败陈友谅，陈也在这次水战中败死。这次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历史上称为鄱阳湖之战。　（4）洪武开国之前，1366年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1367年授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并与李善长、杨宪、傅献、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平定张士诚后，有张昶者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及时提醒朱元璋“居安思危”。　（5）洪武开国以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替其义子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营建东都，提醒朱元璋不要轻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王保保<扩郭铁机>未可轻也。”　（6）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临终前遗嘱次子仲璟，待胡惟庸败后上奏朱元璋：“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以上六件大事，前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打天下，后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巩固天下。说明刘基是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

　　刘基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　《郁离子》　《覆瓿集》

　　相关图像(13张)　　《写情集》　《犁眉公集》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还有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　《百战奇略》　《时务十八策》　《火龙神器阵法》　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确性存疑。《烧饼歌》，全文共计一千九百一十二字，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他认为志利忘民，缺乏行义，国家是危险的。刘基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治世的理论基础，主张宽仁之道，认为只要把握好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天下。在写作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蔡元培称他：“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　日本学者奥野纯评价他：“际会风云，平定海宇，既辟一代之规模，又阐一代之文章，盖诚意伯刘公一人而已矣。”　民谚有云：“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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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2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今天小编辑给各位分享叶澄衷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叶澄衷族谱分析解答，如果能解决你想了解的问题，关注本站哦。

上海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诚誉浦江”的故事，发生于他在上海黄浦江摇舢板期间，那时他的年龄是

上海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诚誉浦江”的故事，发生于他在上海黄浦江摇舢板期间，那时他的年龄是17岁。

17岁的叶澄衷有了一点积蓄,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由于叶澄衷注重信誉,给人诚实可靠之印象,其杂货业务不断扩大。恰在此时,一件偶然的事情对叶澄衷的经商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日中午,一名叫哈利的英国洋行经理因找不到摆渡船,搭乘叶澄衷的小舢板,离开时将一个装有几千美元的提包遗忘在船上。叶澄衷见财没有心动,而是一直等在码头上,直至哈利回来寻找才将原物归还。哈利欲以美钞感谢,而叶澄衷坚辞不受。哈利随即表示帮助他开设五金店,并提供货源。

叶澄衷靠诚信起家。叶氏的诚信，不仅受到同人同行的称赞，而且也博得外商的好评与信赖。他的发迹是在17岁那年，自棹小舟，来往于黄浦江中，与番舶做小生意，有一天，有一位外商乘他的小舟过渡到十六铺彼岸，外商上岸时，忘带了一只手提的小皮包。叶氏发现后，那位外商己经远去。叶氏拉开皮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与支票，于是叶氏在十六铺守候，等他来取，等到傍晚，那位外商急急忙忙前来向叶氏打招呼，找那只公文皮包，叶氏一见确是那位外商，就将此包如数奉还。那位外商拉开皮包一文不少，用一叠厚厚的钞票送给叶氏以表酬谢，叶氏婉意谢绝。这位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负责人，是中国部经理，他看叶氏诚实，就请叶氏去管理火油仓库并请一位中文教师和一位英语教师，帮助叶氏学习文化，从此叶氏对西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经营五金及火油等买卖中也有了靠山。

叶澄衷墓在何处叶澄衷后人有谁

大约十年前我妹妹去看过还是有模有样虽然不是很新但至规模较大今日百度上看了心酸呵比十年前破落更是历害了。浙江省政府应该对此重视起来重修义庄没错但老人家的灵魂也该得以安息才是。叶澄衷是我妈妈叶旋的曾祖父做为叶家后人我们十分关心叶澄衷他老人家。

叶澄衷的创业经历

1840年，叶澄衷出生在镇海庄市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6岁丧父，9岁读私塾仅半年，11岁就佣于庄市横河堰榨油坊当牧童。14岁那年，他到上海谋生，在法租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7岁租舢舨船在黄浦江中摆渡，并向外轮兜售吃食百杂。19世纪中叶，叶澄衷善察商情，认为投资火柴市场必有大利，于是计划创办火柴厂。时逢旅日归国侨胞、镇海同乡张阿来向叶氏主动提议创办火柴厂事宜，并介绍他认识了其日本籍妻子。张妻当过火柴厂的职员，懂得火柴制造的技术流程。叶氏当面听取了张阿来夫妇的提议。

光绪十六年（1890）叶澄衷出资5万银两，在上海虹口朱家大桥（今唐山路）创建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燮昌自来火公司。工人800名，日产火柴36万盒。其产品优良，胜过英商燧昌自来火局。燧昌厂因竞争失败而倒闭。（《上海通志》1825页）

不久，日商看到英商工厂倒闭，想乘机而入，把大批日货火柴倾销上海，想压倒燮昌厂，而叶氏就此降低每盒火柴价格，叶氏以汉口、芜湖、宜昌、镇海等地企业为依托，与日商抗衡，逼得日商再降价，节节败退。在温州迫使日商火柴价降到每箩2角6分，几乎亏本到无法再亏的地步。日商既无奈又佩服，称叶澄衷是“生意精”。

叶澄衷庄市故居（清光绪十四年建造）

1896年，叶澄衷又集资42万银两，委派同乡宋炜臣去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为此，叶氏特备信与奏折由宋炜臣禀报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见报非常支持，并给予很多优惠条件。1882年，叶澄衷向两江总督李鸿章禀报，“禀请置造轮船，设立广运局”，却被李鸿章以“已有招商局，不必另树一帜”为由驳回。后来，李鸿章去直隶督办北洋海军，叶氏趁此重提轮船之事。

1889年，他集资20万银两，兴办鸿安轮船公司。为了防备清政府干涉，他不得不托庇外国势力，挂靠英商和兴洋行，并向英国政府注册备案。

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二年，鸿安轮船公司已有飞龙、飞马、飞鲸、新汕头等11艘轮船，净吨位为7000余吨，约合总吨位11000到12000吨。公司先后开辟了长江上的申汉线，北方沿海的天津、烟台、牛庄线，东南沿海的汕头、淡水、基隆等地的海上航线。规模之大，仅次于英商的“太古”、“怡和”以及中国的招商局。

在鸿安轮船公司，叶氏始终是控股者。1904年以前，鸿安公司的股份一直为华方七、英方三，而叶澄衷是其中最大的股东。叶澄衷创办的中国人第一家洋行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业务不仅在上海占领五金行业市场，而且还在天津、辽宁、烟台、青岛、宁波、汉口、厦门、福州等地拥有市场优势。

同时，他关注上海火油市场，成为火油大亨。叶澄衷就以亚细亚公司为起端，把火油打入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场。

1870年，叶氏将可炽煤铁号买下。并将可炽改为可炽顺记。可炽顺记成为上海最早进口煤和铁的商号而大获其利。

1894年，叶澄衷投入资金200万两银洋，在上海开设中国最早最大蚕丝纺织厂——上海纶华缫丝厂。这家厂不但保护了江浙一带蚕农不受蚕商投机压价之苦，而且对出口蚕丝也起到了平衡作用。

叶澄衷到了晚年还与严信厚、朱葆三等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执行董事。这家银行设在上海，对上海的宁波商人大开绿灯，提供了很多方便与优惠条件。1871年，叶澄衷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该学堂招收学生以小学毕业生为主，学期一年，毕业后都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数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这是叶澄衷借鉴商务文化培育人才的第一次实践。

1875年，叶氏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设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堂内。

1898年仲夏，叶氏宣布拟办一所学校教化儿童，宣布拨银10万两，并请樊时勋为筹建负责人，购张家浜地区土地18亩9分，每亩价200元左右。聘请樊时勋、陈祖烈、王予坊、曹予、乌询夫、叶志铭6人为校董。由余记工头承包建筑校舍，建造罗马式两层楼房共计42间，教室宿舍，膳厅两层楼房26间，小养正里平屋15间，并设置一印书处。

1902年秋，刘校长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校长一职由总教习蔡元培代理。后来由于学堂扩建，由叶澄衷之长子叶松卿出资10万两，不久又有叶澄衷的诸公子勉卿、子衡、又新、铁卿等人出资共10万两。

1903年5月，蔡校长出走日本，由章一山代理校长，其后白振民、蒋子帆、谢利恒等人先后担任校长。1911年，上虞人曹慕管自日本留学归国，被聘为校长，曹任职长达16年之久。

当学堂正式开学时，清政府督学部颁发匾额“启蒙种德”以勉，系清光绪帝御笔。又有“_朴权舆”四字匾额，系喀刺沁王所赠。

叶氏还嘱其子在庄市家乡的崇正书院，捐银洋5000元，还把全乡17所私塾、学馆、书院都改成西洋式学堂。

叶氏自思家贫，幼小失学，深感痛苦。于是和堂弟叶雨庵等人回乡，与叶氏族人商讨建立忠孝堂，叶氏义庄、叶氏义塾，议定的项目有：救济署、收尸施棺处、牛痘局、救火会、叶氏义塾等，叶氏拨款3万两白银，并指派其堂弟叶雨庵负责筹建。叶氏义塾建成，设在叶氏义庄之内，建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寝室、伙房等设施。首批招收叶氏子弟20名。后来这所义塾发展为中兴学堂，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培育出了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中法战争中的爱国浙商，一生办学，培养了哪些大师？

中法战争之中的爱国浙商就是叶澄衷，他一生仗义疏财，并且兴办学堂，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出来了胡适、邵逸夫、李四光、竺可桢等大师。

叶澄衷原本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商人，但是他在与外国水手做生意的时候，勤学英语，卖出了更多的货物，他凭此买下了一只小船当起了小老板。之后他又拾金不昧，如数返还外商遗落的大量钱财。外商为了表示谢意，就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来教他学习，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同时他也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为他日后办学打下了基础。

慢慢地，叶澄衷凭借自己的眼光和努力成为了当地的商业大佬，涉足了五金、航运、地产、钢铁等多个行业，发达起来的叶澄衷并没有忘记初心，他开始出资救助贫民，又兴办教育，花钱培养学生，让他们学成之后到自己的企业实习，之后再让他们去社会上自由寻找工作。

当中法战争开始之后，爱国的叶澄衷捐献大量的煤炭来支持清政府，可惜堕落的清政府在取得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下卖国契约来求和。叶澄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就开始自己大力兴办学堂，力图从教育上来改变中国。于是他在1899年花费10万两白银，兴办了全中国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校，让新一代中国人开始接受教育，改变命运。

可惜他没有看到学堂的正式开课，因为这一年年末，他就身患重病离开了人世。但是在他临终之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加大对学堂的投资，让学堂长久的运行下去。他的学堂之后也发展成为上海最顶尖的民办学校，著名的蔡元培先生于1901年出任校长，为社会输出了万千优秀学子，其中就包括竺可桢、胡适、李四光等人。

后来这所学校更是才人辈出，我们较为熟悉的邵逸夫也是出自这个学校，他就是受到了叶澄衷的影响，在全国各地捐款、修建学校，遍布祖国各地的“逸夫楼”就是由邵逸夫出资修建的。

爱国浙商叶澄衷先生，他的一生致力于教育，致力于祖国发展的根本，他的高尚行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谁知道叶澄衷是怎样白手起家的？（要具体的）快！～～

在清末被誉为“五金大王”的叶澄衷(1840～1899),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善举不断的慈善家。他凭借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少年发展成为腰缠万贯的工商巨子,其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历程的缩影。

用心学徒

叶澄衷原名叶成忠,浙江镇海人,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四,他出生那年正逢鸦片战争。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叶澄衷,6岁丧父,父亲叶志禹英年早逝,苦命的母亲在极度贫困中独挑生活重担,穷困潦倒程度可想而知。

叶澄衷9岁时,母亲曾以星夜纺织换来的微薄报酬作为学费,送他读私塾,但半年即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和哥哥耕作。长至11岁时,母亲被迫将他送至邻近一家油坊做帮工,一年报酬仅有一钱和一捆柴薪。小小年纪的叶澄衷咬牙坚持了3年不堪回首的帮工生涯,恰逢一位经常来往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乡邻倪先生,出于同情表示愿意将叶澄衷带到上海混口饭吃,母亲便以田中秋谷作抵向人借得2000文钱作为路费。这样,叶澄衷于1853年只身闯入上海滩。

叶澄衷到上海后,先是在一家小成衣铺干了半年杂役,店主只提供一日三餐粗菜淡饭,没有工钱。后来又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由于他勤于用心,很快即学会了一些经商售卖的技能。每天清晨,店主都要他划着一只装有杂货的小舢板,在黄浦江上向往来船只上的水手叫卖兜售,直到傍晚才返回店铺。渐渐地,许多外国水手对这位驾着一叶扁舟的少年货郎已非常熟悉,而叶澄衷也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

创业契机

三年之后,17岁的叶澄衷终于有了一点积蓄,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起初数年,他仍然驾着小扁舟在黄浦江上叫卖杂货,虽属小本经营,但也年有盈余。脑瓜灵活的叶澄衷还经常以各种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