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先和前辈的名字：态度不尊不敬用来不伦不类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原因是汉族传统极讲究辈分。

家庭和家族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就是家谱。下面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什么是家谱。家谱，也称为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我们一般都把它统称为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维持和发展。即使旧的家族裂变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裂变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果娶了不止一个妻子的话，哪一个妻子是嫡，哪一个妻子是庶她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字叫做什么他们的妻子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是谁家族中人和人是一种什么血缘关系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是家谱、族谱的雏形。

谱牒产生于什么时候据考证，谱牒的产生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司马迁所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出现的。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史记》时，曾经参考过周代的《世本》。学术界把它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启了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的先河。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它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 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与之相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的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成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时代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纂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有的封建文化自然在荡涤之列，民间的修谱活动几近于绝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 采取的是一种不支持、不制止的宽容态度，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新修家谱看法不一。家谱包含着我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它是为了巩固和纯化宗族而出现的。家谱主要是对人名作规定。在家谱中，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确定了行辈关系，从而把整个宗族团结成为一个壁垒森严的整体。外人要想进入宗族是很困难的，因为家谱里面没有他。而家族里的哪一个成员要是犯了大错，那么家族能够给他的最大惩罚莫过于开除家谱了，那等于不再承认他是家族的一员，死后也进不了家族的坟地，成了“孤魂野鬼”，古人认为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

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名“谈”，所以要避讳。古代的人在说话作文时祖先姓名不能乱用乱写，而且在用到时有意避讳。除了不说及祖先的名字外，更重要的是在给孩子起名字时要对祖先的名字进行避讳。

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

唐朝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把“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清朝乾隆皇帝不允许百姓家门楣上贴有“五福临门”，因为他的世祖顺治皇帝的名字叫做“福临”。

五代的冯道，善于做官，历经几朝，一度为相，人称不倒翁。有一天，他叫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道德经》起首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一句话有三个“道”字犯冯道的名讳，便随机应变地将“道”字改为“不敢说”。于是，这句话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还有明末的湖广巡抚宋一鹤，有一次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鹤，为了避讳，他便在名帖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一鸟。

上面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可笑，但也反映了人们避讳的风俗。现代人给小孩起名，一般也不用与父母名字中重复的字。

此外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姓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命名。沿袭名人的名字是一种机械搬用，毫无创造性，也不符合独立的精神，掩饰了自己本来的个性，青年人要自信，不自卑也不自大，崇拜名人并不一定要效仿名人名字。

以下是《欧叶妮葛朗台》的相关资料：

写作背景

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拿破仑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彻底败北，由此波旁王朝复辟，统治一直延续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仅仅三天便推倒了复辟王朝，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七月王朝的统治，由金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833年，也即七月王朝初期。刚过去的复辟王朝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复辟时期，贵族虽然从国外返回了法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他们的实际地位与法国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资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权力，却凭借经济上的实力与贵族相抗衡。到了复辟王朝后期，资产阶级不仅在城市，而且在贵族保持广泛影响的农村，都把贵族打得落花流水。复辟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巴尔扎克比同时代作家更敏锐，独具慧眼地观察到这个重大社会现象。

内容精要

巴尔扎克的小说真正定型是从《欧也妮·葛朗台》开始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布局严谨、语言个性化，这些特点都十分突出。全书在不长的篇幅里安排了葛朗台家、侄儿查理、欧也妮与求婚者三条线索，但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开始就把三者扭在一起描写，至家庭纠纷后立即推向高潮，又突然收尾，在多线索中显得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令人叫绝，至于葛朗台老头富于个性的语言，更令历来的理论家百谈不厌。

在巴尔扎克数量众多的作品中， 《欧也妮·葛朗台》和他的代表作《高老头》是姐妹篇，作者本人和评论者，都认为前者是他规模宏大的《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卷之一”，比起《高老头》，这部作品又相对浅显易懂，多些幽默，更适合年轻人阅读。葛朗台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品最大的成就。这个人物最明显的特征是嗜钱如命和极端吝啬。然而，读者千万别以为他只是个老式地主和吝啬鬼，作者塑造的是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他比旧式地主精明，也更凶狠，聚财方式更充斥着血腥味。他靠投机革命发了财，当过行政委员、市长。他任职时期，利用职务，大捞油水，仅十几年就成为索漠城首富。他兼有大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者的特征，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然而，单纯地塑造这样一个被拜金主义所渗透的吝啬鬼形象，并不是巴尔扎克的最终目的。拜金主义只是一种现象，巴尔扎克更为关注的乃是这样一种现象背后的人生悲剧。葛朗台本身固然就是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在金钱的异化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非人，但更大的牺牲者却是他的女儿欧也妮。这或许就是小说以她的名字而不是以其父亲的名字作为标题的原因所在。欧也妮纯真善良，对人充满温情，对上帝心怀崇敬，这样一个美好形象的人生悲剧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而当我们追究其悲剧的根源时，我们便自然而然地透视到了拜金主义的罪恶，领悟到了巴尔扎克掩藏在其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手法之下的愤怒与同情。

地位影响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跃。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故事叙述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此外，作品结构紧凑，步步深入，一气呵成，各线索之间互相联系，显得跌宕有致。行文如滚滚洪流直泻而下，笔势酣畅，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埃尔·巴尔贝里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巴尔扎克条中是这样评价的：巴尔扎克写作这部小说时事先并没有反复考虑，但小说一出来便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现实主义新文学和刻画内心世界的一篇杰作。《欧也妮·葛朗台》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震撼着每一位读者，在法兰西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

阅读指导

巴尔扎克最出色的画稿之一

法国巴黎罗丹博物馆的庭院内，默默地站立着一个巨人，这就是巴尔扎克塑像，著名雕塑家罗丹留下的传神杰作，常常令人想起这位法兰西民族最光辉的巨匠坎坷的命运，勤奋的一生，刚强的意志，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笔锋。

巴尔扎克经历了法国近代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无论是家庭或是社会，都没有给予他特别优厚的恩惠。不论在哪里，父母和教师都没有对巴尔扎克抱什么希望，更不要说发现他什么天才。这也难怪，他在一次只有35名学生参加的会考中，竟名列第32。这种成绩的学生，会有什么出息呢巴尔扎克大学毕业后便进了律师事务所，如他父母所希望的，这是“铁饭碗”。但年轻的巴尔扎克不再甘于平庸了。他不顾家庭反对，辞去职位专心写作。在一处贫民窟的阁楼上，巴尔扎克开始了作家生涯。迫于贫穷和饥饿，他为通俗小报写过一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开办过印刷厂。这些活动不但没有赢利，反而使巴尔扎克负债累累。巨额债务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巴尔扎克，直至1850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但他并未消沉，在他书房中布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像，并写下了激励自己一生的座右铭：“我要用笔完成他用剑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欧也妮·葛朗台》是他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据说是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俄国贵妇韩斯卡夫人热恋中的产物。初稿曾寄往遥远的俄罗斯，中途未曾遗失真是万幸。巴尔扎克称此篇为“最出色的画稿之一”。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他丰富的艺术实践和创作的特色。

《欧也妮·葛朗台》以欧也妮的故事贯穿全书，但是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既贪婪又吝啬的老葛朗台的形象，这是此书的最大成就。巴尔扎克用漫画式的夸张，真实的细节描写，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了爱财如命、毫无亲情的、吝啬的葛朗台。在金钱导演下，葛朗台时而忧，时而喜；时而如虎，时而如羊。他的一言一行，一嗔一怒，都离不开他的最高任务：占有金子，保住金子……

《欧也妮·葛朗台》对于巴尔扎克本人来讲，是他小说创作的一次飞跃。葛朗台的形象作为世界文学人物长廊中四大吝啬鬼之一而流传后世。这部书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最具可读性的一部著作，它以讽刺的巧妙运用而吸引着人们。巴尔扎克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虽博大精深，却很难让人一气读下，原因在于他叙述的冗长，技巧的呆板，惟此部除外。总之，巴尔扎克仍以其《人间喜剧》成为当时法国社会出色的书记员。巴尔扎克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不仅属于法兰西民族，巴尔扎克是全人类的骄傲。 (《世界文学史》)

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悭吝精明的百万富翁，有位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她爱上了一个破产落魄的亲戚，为了资助他“闯天下”，不惜倾囊赠予全部私蓄，从而激怒了爱财如命的父亲，父女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吓得胆小而贤淑的慈母从此一病不起；可是在期待中丧失父亲、损耗青春的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

这类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我们并不少见，但是为什么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会成为一部杰作呢除由于巴尔扎克为情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外，更由于小说作者创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既然在这里“风俗研究”已经与“哲理研究”结合，那么这些人物形象就不仅是典型化了的个人，而且还是个性化了的典型。

据安德烈·莫洛亚考证，其实巴尔扎克只去过索漠一次，而且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有人还找出小说中的破绽，证明故事更像发生在图尔。这些都无碍于作品的真实性。巴尔扎克对索漠的描写，无非是为了提供 一个人物活动所需的典型场所，它可以是索漠，也可以是别处，但必须是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内地社会的缩影。同样，到索漠去寻访小说人物的原型也是徒劳的。他们是巴尔扎克心目中的一群内地人物的典型。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艺术真实的感染力来自他对观察所得的提炼和加工，来自他以此塑造的人物在读者心目中获得的认同。老葛朗台的性格显然与守财奴的传统形象大不相同。莫里哀的阿巴贡只知吝啬，虽然也爱财如命，但是仅仅热衷于守财，连放债都舍不得。而老葛朗台却不只是守财，更善于发财。为了赚钱，他不惜掏空自己积攒的金银。他精于计算，能审时度势，像老虎、像巨蟒，平时不动声色，看准时机会果断迅速地扑向猎物，万无一失地把大堆金银吞进血盆大口般的钱袋。有人发革命财，有人发复辟财，而他革命财也发，复辟财也发。索漠城里没有一个人不曾尝到过他的利爪的滋味，却没有人恨他，索漠的居民反而敬佩他，把他看成索漠的光荣。他实际上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上帝，因为他代表了在那个社会具有无边法力的金钱。对金钱的追逐是一种顽固的意念，而小说想证明的偏偏又是这种意念的破坏力量，它摧毁了一个家庭。

在这个家庭中光明和黑暗的对比十分强烈。与老葛朗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圣洁和葛朗台**的善良慷慨。圣洁的价值观在金钱统治的社会只有遭到无情的蹂躏。在这阴暗的小天地中，欧叶妮的形象显得特别美丽明亮，但是这颗明星注定要黯淡下去。

在他对欧也妮形象的描述中，我们也感到了巴尔扎克作品中少有的抒情气氛，它是那样浓郁，那样感人，所以我们读罢小说，掩卷遐思时，那垛长着野花的旧墙，那个狭小的花园以及树阴下那条曾聆听纯情恋人山盟海誓的长凳，仍使我们在浩叹之余感到一丝温馨。 (契诃夫)

以下则是《高老头》的相关资料：

《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

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走上堕落之路。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1、思想意义与人物分析

首先，《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大革命时期依靠大饥荒成为暴发户的高里奥老头，在妻子死后，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两个女儿身上，让她们从小就过着奢侈、挥霍的生活，满足她们的一切欲望。后来，他把财产平分成两份，给了每人80万法郎的嫁资。金钱换来了如意的婚事。大女儿阿娜斯塔齐嫁给雷斯多伯爵，进入了贵族社会，小女儿但斐那找了银行家纽沁根作丈夫，成了阔太太。结婚之初，高老头还是两个女儿家的座上客，他一周可以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一个月两次，最后竟永远被拒之于大门之外。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高老头的面条商身份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钱越来越少了。他想见女儿时或者偷偷从厨房溜进去，或者站在她们马车经过的道路旁。两个女儿偶尔也光顾父亲居住的伏盖公寓，目的是为了不断榨取父亲仅有的赖以活命的钱财。两姐妹用尽心机，各不相让，几乎反目成仇。在她们的轮番搜刮下，高老头当尽卖绝，一文不值，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贫病交加、濒临死亡。

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尽管他哭天喊地，可是谁也没来，死前的高老头才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当拉斯蒂涅为筹款治丧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时，他们以“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而拒绝会客。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的揭露与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整个巴黎在金钱的魔力感召下，极端利己主义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公寓，围绕金钱演出的丑剧层出不穷。阿瞿达侯爵为了20万法郎的陪嫁抛弃了交往多年的情妇；雷斯多伯爵抓住妻子的弱点侵吞了她的财产；银行家纽沁根则下流到答应妻子“自由”，但要以控制她的财产作为交换。由于觊觎高老头的财产，伏盖太太巧装打扮，故作媚态；为了3000法郎的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为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伏脱冷为了20万法郎，巧设陷阱，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拉斯蒂涅在巴黎这个大染缸中，放弃了靠读书求功名的念头，决心要在这个“地狱”中去“拼一拼”。

其次，《高老头》对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王政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其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拉斯蒂涅初到巴黎就凭着“鲍赛昂太太表弟”这一称呼在社交界通行无阻。圣日尔曼的沙龙是暴发的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圣地”，为了能够踏进“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作什么牺牲都肯”。资产阶级拼命想挤进贵族行列，但贵族社会却十分鄙薄满身铜臭的资产者，已经得到封爵的许多新贵族仍旧被拒于他们的大门之外。

但是贵族社会的表面繁华后面却潜藏着危机，隐伏着灾难。傲慢的贵族领袖最终却惨败在她所鄙夷不屑的资产阶级**面前。鲍赛昂夫人的情夫“葡萄牙一个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竟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抛弃了她而娶了资产阶级**洛希斐特。这沉重的打击，迫使鲍赛昂夫人流着眼泪，焚毁情书，退出社交界，隐居乡下。在告别舞会上，鲍赛昂夫人的强颜欢笑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怆，而先前被她奚落的但斐那却得意非凡。

如果说，鲍赛昂夫人是在资产阶级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那么，拉斯蒂涅则是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初到巴黎时是一个穷苦窘迫的大学生，只希望通过苦读去取得他渴求的功名利禄与美好前程。可是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相比，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伏盖公寓的恶俗丑陋与贵族沙龙 华丽高雅的鲜明对比更加刺激了他的野心。他遍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他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痛心于自己失败的鲍赛昂夫人教给他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教诲：“你越没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驿马骑，把它们骑得精疲力竭，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她让拉斯蒂涅去追求她一贯蔑视的银行家太太但斐那。她从个人遭遇中看透了：真正统治这个社会的是金钱。她给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上了启蒙的第一课。

拉斯蒂涅的另一个启蒙“教师”是伏脱冷。这个在逃苦役犯对社会本质看得入木三分。他用赤裸裸的语言道破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要弄大钱，就该大刀阔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他唆使拉斯蒂涅去追求被银行家泰伊番赶出家门的女儿，他再派人杀死她的哥哥，这样拉斯蒂涅就能得到泰伊番**100万法郎的陪嫁，而伏脱冷从中抽取20万法郎的报酬。虽然拉斯蒂涅拒绝了这个计划，但使他深为震惊的是，伏脱冷赤裸裸说出的话竟然同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说出的话是一个意思。拉斯蒂涅的经历和见闻，不断印证了他们的说教，特别是他们一个遭遗弃、一个被暗算的结局更证实了“有财便是德”这一资本主义法则。

高老头之死，给拉斯蒂涅上了最为关键的一课。他亲眼见到高老头是怎样被两个女儿榨干了财产后遭遗弃。高老头含恨而死之日，正是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蹁跹起舞之时。为了筹措医药费与丧葬费，拉斯蒂涅奔走于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府邸间。阿娜斯塔齐夫妇正为钱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但斐那干脆以父死悲痛对他闭门不纳。从这里，拉斯蒂涅看到了上流社会的冷酷、自私、忘恩负义，父女、夫妻以及人与人间的金钱关系竟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毫不遮掩地展示出来。高老头的惨死印证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教诲，终于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会教育。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决心踏进巴黎上流社会的罪恶深渊中去拼搏一番。

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的重要角色，是一个很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典型。整部《人间喜剧》写了他从善良到邪恶、从正直到无耻的变化经历。《高老头》通过他的思想发展，揭露了金钱对人的灵魂的巨大腐蚀力量，鞭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

伏脱冷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在《高老头》里，他是一个被通缉的再逃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资产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他自愿充当拉斯蒂涅的导师，把人间罪恶向他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这个社会“遍地风行的腐化堕落”，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你吞我，我吞你。因此，他教导拉斯蒂涅：“要追求百万家财，得用陷阱”，在巴黎社会的人堆里打天下，“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他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与掠夺者。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20万法郎买200个黑奴，“有了这笔黑资本，十年之内我可以挣到三四百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诱拉斯蒂涅去追求泰伊番的女儿，同时设计使泰伊番的独子在决斗中被杀死，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老于世故又深知黑暗社会底蕴的伏脱冷，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全盘托出，开始使涉世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惊讶、可怕，继而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拉斯蒂涅受多方面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但伏脱冷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他的形象凝聚着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长期的观察、体验与思考。他常常通过伏脱冷的口，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剖析与鞭挞，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充当了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罪恶的代言人。作家赋予他以充沛的精力、雄健的体魄、犀利的目光与深刻的分析力。他信奉极端利己主义原则，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谋利，同时，他对这个原则又喜笑怒骂，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弊端观察得入木三分。他头脑冷静，城府极深，一眼能看穿别人的心思，令人望而生畏；同时他又殷勤周到，坦白直率，和善亲热，让人捉摸不透。他集冷酷、凶残、刚毅、深沉、狡猾于一身；他决不低头屈服，却善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巴尔扎克却把他的人格精神提到诗意的高度，使之成为一个色彩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艺术形象，成为“一首恶魔的诗”，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是巴尔扎克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典型。

2、艺术成就

《高老头》集中表现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主要特色。

（1）精细而富有特征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伏盖公寓，形似牢狱的**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尔曼区古老的鲍赛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室，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赛昂夫人两处访问后回到栖身的伏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心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拉斯蒂涅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

（2）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多伯爵夫妇和纽沁根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纽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我允许你胡搅，你也得让我犯罪，教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雷斯多伯爵对妻子的美着了迷，虽听凭她和玛克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

阿娜斯塔齐和但斐那都是高老头的女儿，但两姊妹各有自己的个性。前者身材高大、结实、黑发，眼睛炯炯有神，进宫谒见过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里。后者娇小、金发，极有风韵，自知社会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占，又遭情夫遗弃，性格忧郁善感，经常怀念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但她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榨干父亲的积蓄。阿娜斯塔齐向父亲要钱，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则用撒娇哄骗的办法。

（3）精致的结构。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4）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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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家谱是农业社会的残余，在工业化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只能作为某种怀旧的情怀出现。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可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家族中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务农，依靠土地而生存，家族中的成员几乎不外出，几乎不迁移，一些村落可能离县城很近，但是村中的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县城一次；家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需要和外界交换的物资很少；家族中的事务基本自理，族长对于族人有很大的司法权、行政权，官府对此也是支持的，一方面降低了管理难度，二来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开支。以至于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古代政府不是把家庭当做社会的细胞，而是把家族当做社会的细胞，政府的施政必须以乡间的缙绅、族长作为基础。

古代社会理想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的家族才有修家谱的可能和必要，族谱是维持一个大家族向心力和秩序的诸多工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

祠堂（祠堂在古代家族中拥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大家庭实际上只有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存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农业社会逐渐弱化甚至解体：土地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大批的家族成员进入城市，甚至定居在城市，不再以血缘关系将自己归类，而是把自己归属为行业、公司、商社、单位、政党等等现代化的、更加高效的组织；家族成员外出频繁、迁移频繁，安土重迁的思想基本被放弃；家族中的族长对于外出的家族成员几乎不再有约束力，更不要说司法权和行政权了，即便对于仍旧在农村居住的家族成员，也几乎没有司法权，现代化的政府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传统的家族迅速解体，小家庭成为社会的主流。现代政府认为，现代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不需要家族作为辅助管理手段。现代社会的准绳是法律，不是族规。违反族规的人，族长除了道德和舆论手段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处置对方。

在此情况下，一个大家族的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族谱也是如此。很多农村人进城之后，第一代人知道自己的辈分，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不按辈分取名字了，等到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道了，严格地讲，这种不按辈分起的名字是不合格的，难以进入族谱的。

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我们国家一直把城市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而城市化正是这种旧式家族的杀手。大规模的城市化完成后，旧的大家族，以及与此相关的族谱、祠堂等，只能以“文化遗产”的面目出现了。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下面为大家带来了单姓的起源与家谱，欢迎大家参考！

分布地区

甘肃省陇西渭水流域，河南省洛阳市一带

历史来源

当代单姓的人口大约有68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54%，为全国第一百七十七位姓氏。

「单」源出

一、出自姬姓。以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南），为甸内侯，因氏焉。于周襄公、穆公、靖公二十余代为周卿氏。又据《通志·氏族略》云：成王封蔑于单邑，故为单氏。二、北方少数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阿单氏、纥单氏，皆改为汉姓单氏。

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单姓一直活动于河南。宋朝时期，单姓大约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05%，排在第二百位以后，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山东、山西、浙江、河南等。明朝时期，单姓大约有5万6干人，占全国人口的0．06%，排在第一百八十位以后。全国单姓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浙江，这三省单姓大约占全国单姓人口的65%，江苏为单姓第一大省，约占单姓总人口的29%。其次分布于河北、广东、安徽、湖南、山西等。当代单姓的人口大约有68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54%，为全国第一百七十七位姓氏。自宋朝至今1000年中单姓人口增加率与全国的平均值一致。目前单姓的第一大省为江苏，大约占全国单姓人口的13%。单姓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这五省集中了单姓人口的59%。其次分布于河南、河北、辽宁，这三省又集中了单姓人口的20%。全国形成了以东苏鲁皖、北黑为中心的两块单姓分布区。在苏沪、鲁皖浙大部、黑吉辽、内蒙甘肃中部、新疆西北、云南中部、广东珠江口地区，单姓在当地人群中1%以上，中心地区可以达到0．4%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居住了大约61．5%的单姓人群。在粤桂湘赣鄂大部、皖浙西南、福四川北段和南部、云南大部、豫陕、甘肃南部、宁夏北部、青海东部、山西南部、内蒙古中部、河北大部、京津、山东西部，单姓在当地人群中分布频率大约在0．05%一o．1%之间，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31．6%，居住了大约29%的单姓人群。彭州、资州本木本。前十卷等，类皆绛帖之别也。

家族名人

单雄信：（？—621）曹州济阴（曹县）人。少勇健。隋末入瓦岗起义军。617年，任左武侯大将军。618年，率军投降王世充。620年，李世民率军包围东都。单雄信与尉迟敬德交战，被刺坠马。次年，李世民克东都，王世充降唐，单雄信被杀。

单思恭：（约公元一六一九年前后在世）字惠仍，扬州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末前后在世。工诗，宗竟陵体。著有《甜雪斋集》二十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家谱历史渊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民间可见的祖传家谱很多都出自明清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家谱造假现象却是络绎不绝，一些姓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旧时甚至出现过所谓的职业“谱师”，专门帮人在修谱时添入名臣名人作为“先辈祖宗”。这种族谱造假的行为，自欺欺人，颠倒基本事实，即是对先人的极不尊重，甚至是侮辱，也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谱匠”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

现存的古老家谱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纂修。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谱中第一位先祖往往附会历史名人。在古代战乱频繁情况下，想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族谱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近几代的家谱世系真实度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