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

《白金杯》 公安干警

1983年

《天下第一关》 肖显

1989年

《冷血》 尚武强

1990年

《明天不是梦》 中山

《奉献》 科技人员

《长征号今夜起飞》 胡杨

《三国演义》 诸葛亮

1996年

《东周列国》 寤生

《景颇汉子》

1997年

《水浒传》 苏轼

1998年

《雍正王朝》 雍正帝

《郑板桥外传》 乾隆帝

《战国红颜》 勾践

1999年

《开国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

《小丈夫》 高爷爷

《包公出巡》 曹鸿

2000年

《中国诈骗大案纪实》（专题片） 主持人

《李卫当官1》 雍正帝

《郑成功》 朱聿键

《张闻天与刘英》 毛泽东

《包公生死劫》 宋仁宗

《长征》 毛泽东（兼导演）

2001年

《大唐情史》 唐太宗李世民

《大脚马皇后》 明太祖朱元璋

2002年

《绝对权力》 齐全盛

《拯救》 公诉人

《女人汤》 林天泉

《一江春水》 魏之林

专题片《公诉》 主持人（兼艺术总监）

《雪白·血红》 马奇

2003年

《大唐歌飞》 唐玄宗李隆基

《李卫当官2》 雍正帝

《谍战之特殊较量》 廖鹏

《我生命中的橄榄树》 肖振雄

《永乐儿女英雄传》 朱允炆

《延安颂》 毛泽东（兼艺术总监）

《康定情歌》 木雅曲登

《江山风雨情》 皇太极

2004年

《血色誓言》 楚奇

《嘉靖风云》 嘉靖帝

《张伯苓》 张伯苓

《昭君出塞》 汉宣帝

《大汉悲歌》 江夏王

《传奇皇帝朱元璋》 郭子兴

2005年

《贞观长歌》 李世民

《冼星海》 毛泽东

《八路军》 毛泽东

《大敦煌》 李元昊

《传国玉玺》 朱棣

《诺尔曼·白求恩》 毛泽东

《雄关漫道》 毛泽东

《避暑山庄大传奇》 雷氏家族后裔

《郑和下西洋》（《大航海》） 朱棣（兼艺术指导）

2006年

《万历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

《胡笳汉月》 拓跋焘

《封神榜之凤鸣岐山》元始天尊

《南越王》 秦始皇

《西安事变》 毛泽东

《赤松山魂》 皇帝

《黄飞鸿五大弟子》 金老板

《魔剑生死棋》 剑祖

2007年

《温州人在巴黎》 万振国

《周恩来在重庆》 毛泽东

《英雄无名》 阎宝航

《苏东坡》 宋仁宗（客串）

2008年

《大唐书魂颜真卿》 颜真卿

《侦探成旭2：千年谜局》 警长

《保卫延安》 毛泽东

《奇志》 齐天顺

《东方红》 毛泽东

《解放》 毛泽东（兼导演）

《西游记》（浙版） 玉帝

2009年

《金凤花开》 毛泽东

张伯苓，是我国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为，给他一个支点——教育，就能救国：“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

当思想界高举主义大旗，使民主与科学政治化时，他却在社会化与实业化的教育中将它们坐实，他说：“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产业化的，要向社会发行，以实业支撑。向社会发行，使教育社会化；以实业支撑，使教育实业化。社会化，使教育独立；实业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独立和自立，就是张伯苓救国的“阿基米德”点。民主与科学，在此“支点”上，方能启动。南开新私学，便是一次“启动”的实验。

“我不是乞丐”

为了使教育独立，张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绅严修(字范孙)、津商王益孙，每月助银200两启动。加以范孙先生的声望支持，伯苓募捐，较为顺利。

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亩，作建校用，津人称洼地为“开”，故名“南开”。新校建设费，得前大总统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计银26万两(徐世昌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袁世凯捐助1万元建礼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学校扩大，开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银200两，严修儿女亲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拨公款助经常费月银百两。不久，徐世昌、王益孙因战乱停捐。严家产业亦受上海“橡胶股票”牵连，停了捐款。提学使傅沅叔(编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将两所中学，归并南开，两校经费，年银8000两，亦拨给南开使用，可学校却要改称公立南开中学，不过，仍归私人经营。

当时，公私之分，以“集资公款名为公立中学，一人出资名为私立中学”。伯苓致信范孙先生，言南开中学，因私捐一时断源，只得暂蔽公款之下。范孙获悉，遂挪借各种款项，维持南开学校日常费用，留下私学一脉。新私学，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自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赞助。又拟募集基金130万元，按月利五厘计，以维持大学每年经常费。严、张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以筹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集大洋85万余元，聊敷开办之用，可大学之经常费用，仍无着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孙先生，重访李纯。因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使人转告，前所嘱筹集基金一事，毋虑，尽可宽心离去，他自有办法。伯苓返津，不及两周，李纯因病魔自戕。

其遗嘱，以家产四分之一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以民国元年公债280万元兑付，经由财政部抵换六厘公债，实收入87万元。合计，可得月息6500元，与开办之初经常费之预算吻合。基金依议启动，可伯苓未稍懈，又引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欲捐助我国两所私立大学，经考察，确定捐资对象为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捐资数目各25万元，要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

伯苓方为难时，袁世凯的婶婶袁太夫人闻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认捐。当年，严修为袁世凯抗辩未果，愤而辞官。袁感铭于心，东山再起时，即赠一笔款与严修，盛情难却，严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来袁家败落，其子女生计多赖此款维持。袁家感激严修，大凡南开之事，都积极参与。

“思源堂”，为南开实验楼，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银10万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会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无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务社会之精神，则或为一般妇女所不及。现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机会，既远多于袁太夫人，苟能获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则中国将来何患不强？”(《南开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禀慈命，捐了7万元。此数，虽不及一半，但伯苓终于敢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自洛克菲勒基金进校，校园内，一派建设气象，各项设施，多于此时兴建。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派员来调查，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给予补助15万元，又议决，3年内拨助大学105万元，扩充理科，后又加拨6万元。

卢木斋个人捐资10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张学良亦认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原大学公助经费，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按月付洋2万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财政部自中央银行按月拨付，此项经费，亦为学校经常费主要来源。至此，南开系列学校，各部经费来源，基本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新私学的支持。教育要独立，除了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金的支持，还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或以民主的名义执政时，可以因势利导之。

学校发展了，经费问题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钵。他说：“余为学校筹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谈到“不豫”的尴尬，叹曰：我不是乞丐。

“粪水”与鲜花

南开，这朵新私学的鲜花，总算绽开了。开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园———天津。所谓“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时期，那些来自北京的下野军阀政客和清朝皇室宗亲以及各式各样的遗老遗少。他们隐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赋闲在家，过着富有而闲淡的生活，暗中却依旧操纵北京政局，影响天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他们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着北京。

“寓公”们，与范孙先生人脉很深。伯苓在他们之中募捐，如鱼得水。南开大学成立时，江苏督军李纯的祝词，就提到了他们：“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校风》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对南开，他们没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个人倾向，作为交换条件伯苓先生以南开这片净土，唤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感。据初步统计，以大洋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

当许多国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国库的正常资助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南开却能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局面。

可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这比喻，有失公道，却亦无奈。军阀的名字，似乎总与战乱相系，被我们的历史观封存起来。今天，我们不妨揭开封条，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回答：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军政，军政没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党治，党治有党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识形态化。因此，党治之下，文化退化。试以蔡元培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当得很大，堪称党治要员，可还算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吗？

放在这样的视野里来看北洋时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例如，同样对南开新私学的支持，北洋政府让南开中学暂蔽于公款之下，条件一成熟，就让它私有化，而蒋介石却要将南开大学收归国有。一是不自觉地支持了教育独立，而另一却有意取缔之。就像当年请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一样，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正如当年用党化手段废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废了张伯苓。

可伯苓先生却“厌谈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办实业，后谈政治。从实业中拿钱出来，去办政治，不是从政治中拿钱出来，去买议员。这种先实业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梦。他拿军阀的钱，独立自主为国家培养人才，难道不是政治？

南开的“天之道”

南开学校经费来源，共有10项，其中5项，为自营收入。募捐与自营相结合，造就了教育独立的实体及其实业化办学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趋势。

1925年，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视察，结论云：“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财，求教育独立，更以自营，谋教育自立。南开第20年度经费收支状况表，将学校收入款项分为5大项，其中3大项为自营收入，这一年的租息及杂项收入，竟然超过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开中学成立之日起，学费就是学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学费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此语诚非过当。”但南开兼容贫困学生，以“试读生”养免费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试读生”可以不经考试入学，但学宿费要加倍。试读一年，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费，才能续读。学费虽高，但南开却没有靠学费来赢利，而是使学费收支平衡。

其时，国内许多私立大学，都是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的。如北平民国大学，生源多为投考国立大学的落榜生，人数颇大。还有一些大学，则别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语道破：“大多数乃专为欲分润各国将退还我国之庚子赔款。”这样一哄而起办私学，想发国难财，当然好景不长。教育独立，此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则为现代化要求。南开新私学，从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适应现代化要求，走了一条实业化的路。

“大工厂”之定位

论中国近现代教育，有两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则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

他们留下了两笔宝贵遗产：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和张伯苓的实业化的教育路线。

何谓实业化教育路线？伯苓说：外国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学校视社会需要而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为体，实业为用。

学校管理，采用企业通行的董事会制，九名董事，统管大学、中学两部，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大学部、中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荐，董事会批准。董事会职权，为筹募经费，议决预算，审查决算。学校章程制定及变更，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及授予学位，也由董事会决定。

以此为模式，南开大学下属各院、系、所，亦自筹经费，自设董事会。捐资创办南开者，如严范孙、徐世昌、王益孙、范静生、李秀山等，都做过校董，李组绅、范旭东等大商家，也曾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界和社会名流，以其名望和经验，任南开校董，如蒋梦麟、胡适之、丁文江、陶孟和、吴达诠等，如企业之独立董事。

以实学培育国家“财力”

南开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实学化的。

南开的“土货化”思想，除了洋为中用，还有就是实用。实用之学，当然就是“实学”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救国抱负。

大学扩充后，改文、理、商三科为三院，分设历史、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商学、会计、统计、银行等11系。不久，原来文学院的经济系发展为经济学院。而文学院下，又增设了英文系、政治学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院，则开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经济研究所等。理学院也增加了医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这样的学科设置，偏于实用，培养的人才也趋于实用。伯苓在美国发现：他们最大的发达，就是财力。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财力”。而他的每一个学生，都理应是国家的一份“财力”。

从理学院到工学院，理科教育越来越“财力”化。从文学院到经济学院，文科教育也趋于“财力”化。那时，我国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对于实业化教育路线，批评者多。有人说，“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是因为“张伯苓自己文笔不通”，南开“不注重中文”，使得“整个学校鄙俗不堪”，没有文化。有人说，“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果真如此吗？显然有误解。南开欲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梁启超要牵头，惜未办成。范孙先生曾访李叔同，请他主讲国学，亦终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学”者，就更是“不见泰山了”。我国私立大学，办理科者本不多，因为理科“不经济”。可伯苓先生却认为，理科是基础，不仅科学思想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将科学思想转化为“财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财力”这一点上，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他坐实了。

南开“货”

南开最大的“财力”，还是学生。

伯苓戏称学生为“货”，对南开“货”，他有信心：南开“工厂”造人才，在社会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碱公司)、久大(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少，别处多销也好。”“充实我们的工厂，造就学生到各处去。”

为此，他亲自推销，为他的“货”开拓市场。华西公司聘他为董事，他欣然同意，“为的是销销大学、中学的货”。他的“货”有成长性：“若干年后长起来，我们的货更容易销。”他呼吁：“造就学生到各处去，特别是西南！”

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化工系学生，毕业时，“每人皆有选择两三个职业的机会”。而商科毕业生，因南开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这样紧俏的南开“货”，质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受南开教育的。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就有南开9人：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后来在台湾被选为院士的又有梅贻琦等人。这样的“货”，岂止是“财力”？简直就是国宝。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复起”靠什么？靠民主。访美时，他发现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遂与范孙先生一起，于南开内部，行股东民主制。南开以私立兴学，投资者为股东，而有南开“人民”资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人民”，在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无穷大”了。

南开新私学，即从股东民主制入手，行渐进之民主。先行股东议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继而行学生自治之民主，待学校民主制建设完成，再从学校扩大到社会各界，推进至国家政府。此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而伯苓先生倡导的股东制的“民”，首先是投资者。他欢迎这样的“人民”，成为南开的“民主”———“东家”。那时，私立学校纷纷落马，而南开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开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举“私立民有”的旗帜，每遇危机，都以民主化险为夷。当范孙先生以一人之财力私立南开时，就从未将南开据为私有，当伯苓先生恭称范孙为“南开校父”时，不仅以创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伯苓言：“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此语，不仅发自他们内心，而且立为南开新私学的宗旨。(附注：据陈明远先生研究：1900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元约合今人民币30元。)(P1156591)

严修

严修，字范孙，津籍，光绪十年(188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清末宪政失败后，辞官，不再从政。他以为，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做“齐家”实验，南开新私学由此一念诞生。经“庚子事变”，新政又起，袁世凯受其影响，联络张之洞等，请废科举制，而终于成功，遂请他督学直隶，适逢袁、张二人入阁，欲行君主立宪于中国，故请严修署理学部。严修借鉴日本经验，立学制，建学校，编教科书，定教育方针，为我国近代教育开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几番请其襄助国事，尤以教育部长一职相请，以取代蔡元培，为严修婉拒。五四运动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又拒。

严家南北两支，北支在京东行盐，南支在宁波、上海开钱庄。严家钱庄崩溃后，波及盐业，严修整顿家族产业，使之向近代工业转型，此后严家投资，多转向实业。故其办学之宗旨，倡导实业化之实学。

张伯苓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曾学于北洋水师学堂。肄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适逢甲午海战，亲历战败，屈辱之余，决定退役。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庆幸：真万幸遇到严(范孙)先生，……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决定追随范孙先生，创办新私学。毕其一生，先后创办了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任南开中学、大学校长44年。

为筹办南开大学，伯苓先生亲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同胡适一样，他有幸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适把实用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他把实用主义用于办学。实用主义的精髓，其实就是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做学问而言的，而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多研究问题是不够的，还要能解决问题，张伯苓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南开大学历任校长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名寿春，以字行，汉族，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人，亲任校长30年。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服务海军期间，亲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创办新式教育，遂弃戎从教，在天津严修家馆教授西学。以后，积极仿学日本、美国教育，倡办新式学校，联合严修等地方著名人士捐输财力，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1936年在四川重庆成立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

　　张伯苓以倡导爱国教育和重视学校体育，为教育界所钦敬，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因教育成就卓著，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

　　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75岁。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1919年赴美留学，耶鲁大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同时，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何廉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30年代后期，转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继续主持和关心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积极参与南开大学复校工作。1947年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75年病逝于纽约。

　　杨石先（1897-1985），男，1949年至1950年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年至1969年、1979年至198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蒙古族，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1897年1月8日生于杭州（祖籍安徽怀宁）。1910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和1929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化学，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校长、名誉校长；曾当选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部主任，国家科委化学组组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天津市科协主席等职。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天津市主委。1960年加入中国***。

　　杨石先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培育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其中10余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1-8），以及有关植物刺激剂、杀菌剂研究的学术论文40余篇，研制了杀虫剂久效磷、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等十几种新农药；并著有《有机磷化学进展》，译有《国外农药进展》等专著，为我国农药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杨石先教授长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建国后，为南开大学的改造、调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办学指导思想上，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基础理论教育，较早提出高等学校应担负教学、科研双重任务。1962年在南开大学亲自创建了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重视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办学条件的建设。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

　　臧伯平（1913－），男，汉族，又名臧树棠，河北省唐县人，197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早年就学于保定第二师范、北京民国大学国文系。历任唐县县委书记、灵寿县县长、第四专员公署专员、石家庄市市长。建国后先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党委第二书记，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并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臧伯平长期担任高等学校党政领导工作，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熟悉高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管理经验。工作作风扎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师生职工生活，强调教师教书育人和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为推进全国职工教育、民族教育，以及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作出了贡献。

　　臧伯平工作之余，先后发表长篇小说《破晓风云》、诗集《步尘小集》、回忆录《七月风暴》和《足痕》等作品。

　　滕维藻（1917－2008），男，汉族，著名世界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教授，世界经济博士导师。1981年10月至1986年1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1917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阜宁县。1942年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194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受聘南开大学任教至今，历任金融贸易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副教务长、副校长、代理党委书记、校长。现任南开大学顾问、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组召集人等职务，并曾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聘请为跨国公司委员会高级顾问，是我国被选担任该职的第一位专家。

　　滕维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跨国公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40年代，发表了多篇评介西方金融演说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文章。60年代开创学校大洋洲经济研究，为我国研究外国经济填补了一项空白。此后，编撰《美元霸权地位的垮台》、《日本经济畸形发展》、《澳大利亚经济》、《跨国公司剖析》等著作。

　　滕维藻教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为把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学校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国家急需和薄弱、短缺专业，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培养高级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滕维藻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母国光（1931-），男，汉族，1986年1月至1995年8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

　　著名光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光学仪器博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辽宁锦西，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光学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大学国际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校长期间，在保持和发扬南开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同时，强调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学校整体水平和办学效益，提出“社会主义为方向，学科建设为龙头，深化改革为途径，提高质量为目的”的工作思路，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各项事业有较大发展，为使南开大学接近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母国光教授长期从事光学和应用光学的科研和教学，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取得重大成果10余项，主要代表著作《光学》。他的白光光学处理、光学模式识别、彩色胶片的档案存贮、黑白片作彩色摄影、假彩色编码及光学神经网络等研究得到国家级奖多项和国际光学界的普遍承认。

　　1988年获日本国立命馆大学名誉理学博士，1990年和1991年先后当选为美国光学工程学会的Fellow，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母国光教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侯自新（1941-），男，出生于中国天津市。1967年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数学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1995年至2006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侯自新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高等院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侯自新教授多年从事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研究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如：明确给出了实半单李代数的Weyl群的结构，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课题；对半单齐性流形上凯勒结构及仿凯勒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贡献。已在《中国科学》、《Journal of Algebra》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被美国、德国的“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李群及其表示理论”的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第十届数理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已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二十余人。

　　侯自新教授于1990年、1998年先后获得国家教委（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获天津市中青年授衔专家—李群专家称号，2000年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二等奖。2004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05年获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南开大学现任校长 饶子和，男，汉族，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合会（IUPAB）理事会执行理事。主要从事与重要病毒和肿瘤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功能以及创新药物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申请专利8项。因在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Ⅱ的三维精细结构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陈嘉庚科学奖”；又因在SARS基础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最高奖——“的里雅斯特科学奖（Trieste Science Prize）”。

　　1950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92年任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1996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实验室主任，1999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任清华大学“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6月加入中国***，2003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2004年兼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5月26日起接替侯自新任南开大学校长，2006年12月19日被聘为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首任院长。

　　主要学术成就：在《Nature》上发表了SIV-MA的晶体结构，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Cell》上发表了H Factor Ⅸ EGF-like Domain与Ca＋＋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理；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SARS病毒的蛋白质－3CLPRO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论文在《PNAS》上发表。其研究组已经系统地表达出200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解析出50多个重要蛋白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