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

<蒲元传> 姜维

君性多奇思，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因曰神刀。今屈耳环者，乃是其遗范。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为宋朝的政治人物，新旧党争的要角，是章愈与其乳母的私生子。嘉祐二年考取进士，可是侄子章衡却考取状元，便不就而去，而再举进士甲科，调商洛令。虽然章惇力主改革，但是由于与王安石不合而仅用其为中书校正，后为宋神宗起用，熙宁五年，受命察访荆湖北路，五年后调参知政事，平定四川、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叛变，招抚45州。后宦海沉浮，在哲宗朝曾权倾朝野，大量放逐旧党官员。徽宗即位后，由于曾遭章惇反对，将他一贬再贬，不久死于任上。死后被追贬为惇昭化军节度副使。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宋史·章惇传》说：“惇豪俊、美姿容、为人庄重、声如洪钟、

章惇名列奸臣传（冤）

博学善文”。“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旋又命为湖南北察防使，以武功“擢知制诰，直学院士判军器监。”又以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命为三司使(计相)，同年十月建议建立变法的重要机构——三司会计司。此间他极力赞助王安石变法，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分子。熙宁八年(1075年)王吕交讧，吕惠卿贬谪，邓绾论“三司使章惇协济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2人物经历

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是时王安石意志消沉，退居金陵。而熙宁新政在元丰间基本上能够得以延续，同章惇、蔡确(元丰五年任相)等变法派领袖坚持变法立场是分不开的。随着政局的动荡，章惇一生几起几落，《宋史》竟把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个性豪俊，博学善文。中进士之后，初任县官，以欧阳修推荐，入朝试馆职，被劾，复出任县官。宋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王安石秉政，赏识章惇之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荆湖溪峒诸蛮为患，熙宁五年（一○七二），章惇受命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三年有馀，开拓境土数百里。其后历任朝廷及州郡官。宋哲宗即位，迁章惇知枢密院事。其时宣仁太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因而被黜出外郡。元祐八年（一○九三），宋哲宗亲政，以绍述熙宁、元丰为志，明年改元为绍圣，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为相，复行新法，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并企图追废宣仁太后，因宋哲宗感悟其非而止。章惇虽对付旧党手段过激，事同弄权，但能不以官爵私其亲人。哲宗驾崩，向太后主政，力主端王赵诘登基，章惇大呼”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侧云“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叩拜而退，端王称帝。宋徽宗立，迁章惇特进，封申国公，然以章惇尝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调和新旧两党。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至崇宁四年卒。 章惇为人多谋善断，对政治特别敏锐，知人善任，同时具备较高的军事才能，文武兼备。如果宋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不选端王，那么就不会有宋徽宗。章惇出生于官爵世家，一生在官场度过。忠于君王，结党不谋私，矢志变法，无私无畏。《宋史》也不得不承认章惇“敏识加人数等”，“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章惇教子有方，三个儿子“连登科”，只有三儿子章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没有一个因为他身为宰相而做上大官的，“讫无显者”。章惇与妻子情深意笃，其妻死后，章惇“悼亡不堪”，无可奈何，其情可见。在离开越州任时，“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可见与平民百姓也感情深厚。

　　章惇生活在北宋太祖“不杀大臣”祖训的年代，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大干部被迫害致死，章惇能够活到七十多岁，已经够幸运的了，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许多大干部很快得到了平反昭雪，子孙也并未受到太多的牵连；而章惇确因坚持改革，遭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祸及子孙，沉冤千年。从这方面来说，章惇所受的冤屈远比他人更多。章惇与很多真正的奸臣比起来，他的行为也是在正常的政治斗争范围内，只是恰恰他斗的对象都是皇帝、太后和像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千古“正面”文人，后世被唾沫淹死也就不奇怪。有史料记载，章惇对朋友，他是非常的洒脱、豪爽，而且还很有同情心，仗义气；在官场，他对权贵、包括皇帝都是不卑不亢。章惇见识卓著，雷厉风行，乃治国之能臣，类似于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是个典型的刚烈丈夫。惜乎变通不足，遭小人暗算而沉冤千载。惜乎？悲乎！

3人物特点

章惇为人刚直，对新法和王安石持绝对肯定态度，对哲宗忠心耿耿。堪为哲宗朝复兴重臣，章惇执政时期派遣北宋名将章楶、初生小将章律重新西征西夏、辽国，击败曾经侵扰北宋西北边境多年的劲敌西夏，北伐宋朝劲敌辽国，收复被司马光无耻割让的横山诸多要塞；同时对守旧的党羽如司马光之流的坟墓进行开棺鞭尸，彻底打压守旧派的气焰，同时贬斥诸多守旧党派人士，如苏轼等和众多韩琦，文彦博派系人员。更主张对高太后进行清算，然而未能成行，功亏一篑，以至于后来高太后派系的神宗皇后向太后能够安然无恙的自立北宋朝的亡国之君徽宗。

4与苏轼

章惇，1035年生人。《宋史》说章惇“豪俊，美姿容、为人庄重、声如洪钟、博学善文”。中进士之后，初任县官，以欧阳修推荐，入朝，后被弹劾，复出任县官。宋神宗朝，王安石秉政时赏识章惇，提拔重用，协助推行新法。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被黜出外郡。宋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起用章惇为相，于是对元祐年间支持罢法的大臣开展报复，活着的大肆流放，死了的继续贬官，祸及后人。宋

苏轼

徽宗即位，记恨章惇曾反对其嗣立，贬章惇至岭南雷州。

苏轼小章惇一岁，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章惇的。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惇却无动于衷地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完了又走回来。苏轼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1069年，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改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和章惇这两个朋友便划分成了两个阵营。苏轼这个人性子直，肚子里装不住事儿，遇到不平，不是谏就是写，这样肯定得罪许多人。1079年写讽刺诗案件之后，苏轼给贬到黄州，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经常写信规劝东坡，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

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新皇帝九岁，皇太后临朝，重用苏轼，八个月之内，连升三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很重要，帮皇帝起草国书的。而此时，苏辙在京为右司谏，把和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职，章惇亦在其列。章惇是刚愎之人，他没有苏轼那么好的修养，定会记恨在心。当官的都是华山一条道，向上走高兴，给人踩下来定要报复。

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苏轼的大靠山没了，哲宗十八岁后并没有亲政，而是直到宣仁太后死了才恢复权力，哲宗一生最崇敬自己的父亲，并且对宣仁太后长期联手旧党压制自己十分不满。所以哲宗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重新搞新政，启用了章惇。报复的机会这下可来了，章惇把昔日的改革派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的报复先从司马光开始，司马光都死了，却不但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但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章丞相子厚由枢政归吴。致端住灵山。”其时端是灵山上孝感禅院内的一位僧人，丛林雅号端狮子，一身狮子功，是那时的名僧，章惇与之相处甚好。想必就是在那段时间，他见识了灵山的幽静。灵山也是著名的阴宅之地，自身高耸绵延象一条游龙，两侧有护山向前，对面又低横一暗山，山脚下有一条溪流蜿延而过。从风水说，无可挑剔的最佳墓地。据史记载、陈霸先的父亲与哥哥，都葬在这座山上。隋时，还有九个女儿将他们的父母也葬在此山顶。

熙宁十年（1077）正月，章惇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章惇母亲正好在这段时间过世，便葬在了灵山上。（清同治〈湖州府志〉、同治〈长兴县志〉都提到其母葬于灵山这事。）章惇虽然第二次湖州任官未到职，但是，他的服丧期间仍然是在湖州度过的。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三年（1080）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元佑七年（1092）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章惇仇恨之心如此之重，恨不得将元祐大臣全部消灭。1094年，章惇为相，便开始收拾苏轼了，贬其到岭南。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尚无人给贬到这么远，此时苏轼已经57岁。苏轼在惠州，曾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首都，章惇一看，这苏轼活得挺舒服啊，就再贬苏轼到海南。

有宋一代，别说当官的不愿意去海南，就连大陆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去，过海峡，遇黎人，都不太好弄。苏轼字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苏辙字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黄庭坚字鲁直，谪宜州，以宜字与直字相类。据说这些都是章惇的主意，拿这些有文化的人开涮，让他们受心理上的奇耻大辱。不过苏东坡这人倒是道行深厚，在海南住茅屋，还写下了这样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生活中失败了，但还是登上心理的制高点，谁拿他也没招儿。

哲宗24岁时就死了，新皇太后摄政，又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苏轼原以为可能就死在海南了，真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天。很快，宋徽宗即位，章惇又失势了，这回也给贬到雷州。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人是他朋友，有人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没来。当年苏东坡作主考官，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

苏轼给章惇回信了，这样写的：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日。

同年苏轼病故。1105年章惇卒。

宋徽宗能当上皇帝，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皇兄哲宗死后无子。哲宗和徽宗就是北宋的第七、第八代皇帝，是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但是从老大到老五，及老七、老八、老十这八个儿子全都夭折了，只留下六个长成年的皇子，哲宗 是第六子，徽宗是第十一子。

哲宗归天，又没有儿子，那么到底由五个弟弟里面的哪个来承继大统 呢？当时的太后，也就是神宗的皇后向氏，就召集百官来商量这事。向氏在徽宗承继大统这件事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向太后本人并没有亲生的儿子，哲宗也不是她生的，所以哲宗下面这五个弟弟谁来继统，在她眼里是无所谓的。向太后隔着帘子问大臣：“大行皇帝归天，没有子嗣，诸位爱卿，你们看谁来继统？”这个时候，给宋徽宗帮忙的人出现了，他就 是宰相章惇。当然，这并不是章惇的本意，可是他的话却阴差阳错帮了宋徽宗大忙。

章惇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跟大文豪苏东坡关系很好。有一次，两个人出去游玩，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溪边，溪上有一座独木桥，对面是一座峭壁。章惇就对苏轼说，老苏，咱俩过去在峭壁上题诗怎么样？苏东坡一看太危险了，说我不去。章惇却若无其事地沿着独木桥走到溪流对面，把长袍往腰带上一掖，拽着老藤就荡到峭壁跟前，提 起笔来写上“苏轼章惇游此”，就是到此一游的意思。章惇回来后，苏轼对他说，子厚（章惇的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能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吗？果然，章惇做了宰相之后，将党同伐异、驱逐异己的手段用到了极致，就连当年块题诗的老朋友苏轼，都没逃过被流放的厄运。

向太后问众位大臣谁能继统，章惇作为宰相，当然应该第一个发言。 他张嘴就说：“母以子贵，如果继统的话，应立先帝同母弟简王。”也就是说，应该立跟先帝同一个妈生的第十三子简王。他这句话一说完，太后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虽然隔着帘子章惇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也马上明白这话说得太鲁莽了。果然，太后隔帘就发问：“宰相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同母弟啊，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这下宰相就傻了。因为哲宗皇帝本身就是庶出，不是向太后亲生，而是朱太妃所生。现在如果再立朱太妃所生的简王，那朱太妃就有两个儿子先后为帝。太后虽然是正位中宫，有这个位份，但是倘若朱太妃的两个儿子都当皇帝了，那太后和朱太妃的关系就不好处了。因此，太后勃然变色，章惇的这个提议也就作废了。

既然立简王不行，章惇于是又提了一个人。他说：“按照长幼之序，当立九子申王。”因为皇子前十位里就剩老九了，所以应该立老九申王。 他一说完，满朝文武，包括太后都乐了。为什么？因为申王有目疾，是个盲人。甭说中国历史，就是世界历史上，好像也没有盲人做皇帝的。太后心想，你说立申王，他连奏章都看不了，你这不是成心的吗？所以章惇一说，大家一乐就完了，根本就不再讨论了。

再往下数，就该十一子端王了。章惇心中暗说，不好不好，实在不好！因为他知道，端王整天就是踢球、赏花、写字、画画，跟名妓勾勾搭搭，怎么可以君天下？章惇确实有识君之才。果然，太后在帘子后面说：“那这样一来，下边就该端王了吧。”章惇一听，脑子就乱了，也不顾君臣礼仪，大喊一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句，可就为他后面的凄惨人生埋下了伏笔。我们想一下，他敢说端王轻佻，那一旦端王当了皇帝，他能有好下场吗？所以，章惇一代名臣，最后凄凄惨惨，被贬死在了外地。

太后听了章惇的这句话很生气，心想，你说立谁就立谁，我立的你就给否了，而且连君臣礼仪都不顾，这还得了？这个时候，同僚们也开始落井下石了。当时的枢密使曾布，觊觎宰相的位置已久，他想，先帝在位十年，章惇当了六年宰相，如果再让章惇看中的人做了皇帝，那还有我当宰 相的时候吗？所以，曾布这个时候就跳出来指责章惇，说他“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这样的大帽子一扣，给了章惇一个承受不了的罪名，他就没法再说话了。这时，太后发言：“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说这个孩子有福寿，而且非常孝顺，不同于 其他的皇子。最后太后拍板，说就立端王。随即召端王入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继位，这就是宋徽宗。

在皇兄早亡，又无子嗣，宰相失言，太后力挺，且群臣相嫉的因缘际会之下，在章惇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大喝声中，宋徽宗承继大统，当上了皇帝，拉开了北宋王朝最后一场戏的帷幕。

5章惇传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奸臣一》：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起家至职方郎中，致仕，用惇贵，累官银青光禄大夫，年八十九卒。

惇豪俊,美姿容，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召试馆职，王陶劾罢之。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时经制南、北江群蛮，命为湖南、北察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群蛮苦其酋剥刻，谋内附，辰州布衣张翘亦言南、北江群蛮归化朝廷，遂以事属惇。惇募流人李资、张竑等往招之，资、竑*于夷妇，为酋所杀，遂致攻讨，由是两江扇动。神宗疑其扰命，安石戒惇勿轻动，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转运副使蔡烨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烨得蛮地，安石恨烨沮惇，乃薄其赏，进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决。

召惇还，擢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三司火，神宗御楼观之，惇部役兵奔救，过楼下，神宗问知为惇，明日命为三司使。吕惠卿去位，邓绾论惇同恶，出知湖州，徙杭州。入为翰林学士。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朱服为御史，惇密使客达意于服，为服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诉惇，惇系之开封。坐二罪，罢知蔡州，又历陈、定二州。五年，召拜门下侍郎。丰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迁。谏官赵彦若又疏惇无行，不报。哲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宣仁后听政，惇与蔡确矫唱定策功。确罢，惇不自安，乃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若役法则熙宁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复为差役，当议论尽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贻后悔。”吕公著曰：“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体。”光议既行，暴愤恚争辨帘前，其语甚悖。宣仁后怒，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哲宗不听，惇意不惬，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识者知祸之未弭也。遂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诬语书导蔡渭，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然重得罪者千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为御史中丞，恕以北齐娄太后宫名宣训，尝废孙少主立子常山王演，托司马光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犹可虑。”又诱高士京上书，言父遵裕临死屏左右谓士京曰：“神宗弥留之际，王珪遣高士充来问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谁？’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诬宣仁后，以此实之。惇遂追贬司马光、王珪，赠遵裕奉国军留后。结中官郝随为助，欲追废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争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随觇知之，密语惇与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托以左道，废居瑶华宫。其后哲宗颇悔，乃叹曰：“章惇坏我名节。”惇又结刘友端相表里，请建刘贤妃于中宫。

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开熙、河，谋灵、夏，师行十余年不息。迨闻永乐之败，神宗当宁恸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辅推本其意，专务怀柔外国。西夏请故地，以非要害城砦还之。惇以为蹙国弃地，罪其帅臣，遂用浅攻挠耕之说，肆开边隙，绝夏人岁赐，进筑汝遮等城，陕西诸道兴役五十余所，败军覆将，复弃青唐，死伤不可计。知天下怨己，欲塞其议，请诏中外察民妄语者论如律。优立赏逻，告讦之风浸盛。民有被酒狂讹者，诏贷其死，惇竟论杀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惇厉声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枢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皇太后决策立端王，是为徽宗，迁惇特进，封申国公。为山陵使，灵轝陷泽中，逾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罢知越州，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论其欲追废宣仁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妻张氏甚贤，惇之入相也，张病且死，属之曰：“君作相，幸勿报怨。”既祥，惇语陈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与其悲伤无益，曷若念其临绝之言。”惇无以对。

政和中，追赠观文殿大学士。绍兴五年，高宗阅任伯雨章疏，手诏曰：“惇诋诬宣仁后，欲追废为庶人，赖哲宗不从其请，使其言施用，岂不上累泰陵？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诏下，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见者哂之。

6相关评价

王夫之《宋论》评价

“章惇之邪，卓然无待辨者”（《宋论》卷六《神宗》）

“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惟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宋论》卷八《徽宗》）

宋朝宰相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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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

▪ 赵普 ▪ 薛居正 ▪ 沈义伦 ▪ 卢多逊 ▪ 宋琪 ▪ 李昉 ▪ 吕蒙正 ▪ 张齐贤

▪ 吕端

宋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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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钦若 ▪ 丁谓 ▪ 李迪 ▪ 冯拯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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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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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

▪ 周必大 ▪ 留正 ▪ 葛邲 ▪ 黄祖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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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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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侣 ▪ 赵葵 ▪ 谢方叔 ▪ 吴潜 ▪ 董槐 ▪ 程元凤 ▪ 丁大全 ▪ 贾似道

宋度宗

▪ 贾似道 ▪ 程元凤 ▪ 叶梦鼎 ▪ 江万里 ▪ 马廷鸾

宋恭帝

▪ 贾似道 ▪ 王爚 ▪ 章鉴 ▪ 陈宜中 ▪ 留梦炎 ▪ 吴坚 ▪ 文天祥

宋端宗

▪ 陈宜中 ▪ 李庭芝 ▪ 文天祥 ▪ 黄镛

宋末王

▪ 文天祥 ▪ 陆秀夫

罢黜黄老之学，法家刑名之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招揽文学儒者几百人。

出自李昉《太平御览 职官部》

原文如下：

又曰：赵高为丞相，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韦丞相贤者，鲁人，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侯。"丞相曰："我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后贤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济阴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诸吏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乃借剑而敢入。

又曰：匡衡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衡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合也。

《汉书》曰：陈平，阳武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为右丞相，以平为左丞相。帝问勃曰："一岁决狱，钱谷出入几何？"勃不知，汗出浃背。上问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谁？"曰："决狱责廷尉，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阴阳，调四时，理万物，抚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语平曰："君独不早教我乎？"

又曰：萧何，沛人。陈豨反，上自将。闻吕后用何计诛韩信，拜何相国。何病，惠帝自临视何疾，因问："君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虽死无恨矣。"

又曰：曹参，沛人。闻萧何薨，告舍人："趋治装，吾当入相。"使者果召参为相。择郡国长史，讷文辞谨厚者为丞相史。参日夜饮酒，宾客见参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

又曰：萧何拜相国，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为卫。众人皆贺，邵平独吊，谓何曰："祸自此始也。"何乃让封，悉以家财佐军，上喜。

又曰：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时大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钜万，文帝常燕饮通家。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其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朝罢，嘉为檄召通，通至，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使吏令行斩之。(如淳曰：嘉语其吏曰："今便行斩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

又曰：公孙弘，颍川人。武帝以弘为丞相，掌列侯，惟弘无爵。诏封平津乡侯，六百五十户。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家无馀财。

又曰：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泣涕曰："臣本边鄙鞍马骑射，不任宰相。"

又曰：车千秋，本姓田，为高寝郎，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何罪哉！臣尝梦见白头公教臣言。"於是上召见千秋，千秋体貌甚严，帝说之，曰："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相。"数月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尝有。

又曰：蔡义，河内人。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於先师，自托於经术，愿赐清间之燕，尽精思於前。"上召见，说诗，悦之，擢为光禄大夫，代杨敞为丞相。时年八十馀，短小无须眉，貌类老妪，行步伛偻，常两吏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为丞相，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辄予长休。吉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吉驭吏嗜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为丞相有威重，长八尺馀，身体鸿大，容貌过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也！"

又曰：邴吉为丞相，常出，逢斗者，死伤横道，吉不问。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吏怪之。吉曰："人斗杀伤，长安令、京兆尹所当禁，吾备宰相，不亲小事。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此时气失节，三公典调阴阳，职所忧也。"

又曰：薛宣为丞相，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相也。

又曰：韦贤，字长孺。为丞相，年七十馀，乞罢归，赐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也。

又曰：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由是兴。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及瘳视事，则赐以养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不当言稷。且作酒自有淳浇异，为上中下耳，非必系於米也。)

又曰：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若丞相不胜任，使者策书驾骆马，免为庶人。若丞相有他过，使者奉策书骓騩马，即时布衣步出府，乘栈车牝马，归田里思过。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袭。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度，以职相参，历载二百，天下安宁。今更大司空与丞相同。故事，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为丞相，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愿罢大司空，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师。"哀帝从之。

又曰：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承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国，萧何、曹参并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后汉书》曰：李通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

《汉旧仪》曰：丞相车两黑轓骑者，戈绛，掾史见礼如师，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听事〈门台〉，曰黄〈门台〉，无锺铃。

《汉杂事》曰：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拜谒，蚡不为礼。汲黯为主爵都尉，见蚡，未尝拜，揖之而已。

《汉旧仪》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薨，即移于第中，赐棺赙葬地；葬日，公卿以下会送。

应劭《汉官》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问起居，百官亦如之。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

又曰：锺繇，字元常。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锺，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蜀志》曰：诸葛亮率诸军攻祁山，魏明帝使张郃距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马谡违亮节度，为所破，戮谡以谢众，上疏自贬，以右将军行丞相事。

《吴志》曰：张昭，字子布。初，孙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事职冗者，贵重非所以优也。"后孙劭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爱乎？顾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顾雍为丞相，孙权常遣中书郎诣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与相反复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即退告权。权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其见敬信如此。

又曰：万彧为右丞相，王蕃啁彧曰："鱼潜於渊，出水吹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质虎皮，虚受光赫之宠，跨越三九之位，犬马犹能识养，将何以报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门无驽蹇之质。蕃上诬明选，下讪桢干，亦何伤於日月？多见其不知量耳。"

又曰：顾雍，字元欢，吴郡人也。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其所选用文武将吏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於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

又曰：步骘，字子山。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

又曰：陆凯迁丞相。孙皓性不好人视已，群臣侍见，睛莫敢迕。凯说皓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听凯自视。

《晋书》曰：东海王越为太傅，问王尼何以独不拜？尼数越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

又曰：山涛薨，魏舒领司徒，有顷即真。舒居位持重，为任职，不显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禄赐散之九族，家无馀财。

《齐书》曰：褚渊，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盛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叹曰："褚渊能迟行缓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顾命江佑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萧坦之，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皆宰相也。"

《齐职仪》曰：相国绿綟绶衮冕服，汤以伊尹为宰相，仲虺为右相，高宗得傅说，立为相，魏襄王以公孙衍为相邦，赵孝成王以廉颇为相国。

《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关于勤奋的名言：

1、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明·洪应明《菜根谭·二十九》）

翻译：忧心勤勉，尽心尽责是美好的品德，但过于苛刻地要求自己则不能放松心情；心境淡薄是高尚的风骨，但过于冷漠则不能对他人有所帮助。

2、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臧克家《老黄牛》

翻译：老牛明知日子不长了，不用人们去鞭策它，便自己奋力耕耘。形容年老者的勤勉。

3、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尚书·周书·君陈》。

翻译：天天都勤勉不懈，不敢贪图逸乐。

4、彼美不琢雕，椟中竟何如。——宋·文天祥《题钟圣举积学斋二首》。

翻译：好的玉石不加以雕琢，藏在匣子里，这怎么可以呢！比喻虽有良好素质，如不勤勉学习，那就如同良玉不加雕琢一般。

5、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礼记》

翻译：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妄自菲薄，只要勤下苦功，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使愚笨的人也能获得成功。

关于勤奋的故事：

1、凿壁偷光

出处：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释义：凿穿墙壁以借邻家的光亮。现用来形容家贫而读书刻苦的人。

2、悬梁刺股

出处：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

释义：因怕困倦影响学习，而把头发束起来吊在屋梁上，用锥子刺大腿。形容学习十分刻苦。

3、囊萤映雪

出处：囊萤：唐代房玄龄等《晋书·车胤传》记载，晋代车胤年少时家贫，苦学不倦，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数十，用来照明，夜以继日地读书。映雪：《孙氏世录》记载，晋代孙康，聪明而好学，家贫无油，冬天常映雪读书。

释义：用萤火虫照明读书，借着雪光读书。形容非常好学，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

4、闻鸡起舞

出处：唐代房玄龄等《晋书·祖逖传》：“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释义：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练武。形容有志之士及时奋发努力。

5、韦编三绝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释义：韦：熟牛皮；韦编：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熟牛皮绳把写书的竹简编联起来，就叫“韦编”；三：概数，指多次；绝：断。泛指勤奋读书，刻苦治学。

秦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度，分相权为三，加强皇帝的权利。

地方上废分封制，实行郡县。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文字

开通五尺道

修筑灵渠

销毁兵器

迁富民居咸阳与边境

修筑弛道

焚书坑儒

就这些了应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措北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赵匡胤为了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耗费了许多心思，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睡个安稳觉。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精通治道”，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中央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夺”、“制”、“收”的办法，深刻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尖锐性。

当然，人们理解赵普所说的方镇，应当包括禁军将领同时又是节度使的那些人，自五代以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匡胤与赵普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就是按照上述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一、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自建隆二年（961年）春就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此，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当赵匡胤和赵普进一步收兵权的方计确定后，就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当参加酒会的人正在高兴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说：“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听了这话，都惊恐不安，连忙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一句话，赵匡胤就是怕将领们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当时，赵匡胤已控制着中央禁军，先发制人，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有向他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用地主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明白，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换取兵权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使将领们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即以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改组后的禁军领机构有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的办法，而把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这个被史家艳称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它是以强大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基本条件，赵匡胤就不能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斗争，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加快了中央集权的速度。另一方面，它是用经济利益换得的，这就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宋朝的阶级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阶级斗争比较激烈，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王朝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这样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职责分开。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遇有战事，统兵的将领大多临时委派，目的是要各方面互相牵制，割断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还大力整顿军队。五代时留下来的兵有几十万人，老弱病残者极多，此时加以裁减，挑选精壮者留军，限其兵额，注重训练，增强战斗能力。宋廷还根据“收其精兵”的政策，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军中的“骁勇者”，选送到开封，以补禁军阙额。这样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一举二得。赵匡胤还分析唐庄宗“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的教训，是“威令不行，赏赉无节”。因此，他坚决实行以法治军的精神，整顿军纪。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借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宋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大约有二十二万禁军，京城开封驻有十多万，外地驻十多万，以京师禁军是能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叫做“内外相制”。厢军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的选入禁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大部充役使之用，缺乏作战能力。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召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可以配合禁军作战。

从北宋军制上看，军权确实集中到皇帝手里，将领无法更换皇帝，地方无力反抗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是其极为成功的一面。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宋军事制度中还有许多弊病和弱点，也被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奉为“祖宗之法”，必然要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则是宋军制中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

赵宋王朝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同时及以后，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了调整，并设置了一些新机构。

为了同一目的，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正官、寄禄官，简称官。

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

一部分文官还带有学士、直阁之类，称为贴职，简称职，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官、职、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即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除少数机构外，大多只管理部分职务，甚至成为闲散机构，名存实亡。“三省、大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共治的行政体系。

宰相，宋沿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由于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是行政首脑。

参知政事，是副相，乾德二年（964年）设置，初期地位、职权都较低，以后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其职权。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政事堂（中书），唐代宰相的议事处，初设于门下省，称政事堂，后移于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宋沿唐制设置，正式名称为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习惯上仍称为政事堂。为免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相混，这里称以政事堂（中书），也常称为都堂、政府、东府，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的议事办公机构，但不再设于门下省或中书省，而是设于中，囊括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宋沿后唐旧制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为执政。

三司，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曾经几度分合），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政事堂（中书）和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次于执政。

三省，宋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但主要职权为政事堂（中书）所夺。“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尚书省，亦称南省、都省，除管辖职权不多的六部外，唯“集议、定溢、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等，以至“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

尚书省的六部中，工部几乎全成闲散机构；吏部、户部也只保留一部分杂务；礼部礼仪方面的职权被夺，除杂务外，“兼领贡院”，名义上还“掌科举”，但进行科举考试时，朝廷常另“遣官知举”，兵部还主管“武举”，“岁终以义勇兵、（弓）箭手、寨兵之数上于以及其他杂务；刑部除案件的最后覆审权以及下属机构的职权被夺外，其他职权还大体上保留。

九寺五监，其状况与六部类似，除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还保留其职权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直属机构，重要的有审官院、太常礼院、审刑院等。

审官院，太宗时设置，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任免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

审刑院，太宗时设置，为刑案最高覆审机构。

太常礼院，“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

在台谏制度上，有御史合及谏院两个机构。御史合“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隶此，为御史中丞副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此），察院（监察御史隶此）。另置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所辖之狱事。

宋初门下省有谏院，名存实亡。设有拾遗、补阙，又改为司谏、正言，但都不任谏职。后又一度设谏官、置谏院，不久又名存实亡，直到仁宗初年才正式置谏官，设谏院，成为制度。但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常常弹劾大臣。

宋之台、谏官，多取学术才行高者充任，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与台谏官互为敌垒的事，在北宋经常发生，弊病也就随之而来，宰相要有作为就困难了。

从宋初的中央官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上述精神，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于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乃改全国为十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等，以后又有增加。

各路大体上有四个机构。

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握一路财赋，运往开封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也督察地方官吏。

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原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独立出来，主管一路刑狱“及举刺官吏之事”。

帅司，即经略安抚使司、安抚使司等。北宋仁宗时，西北沿边及广南诸路设有经略安抚使，河北路设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事”。

仓司，即提举常平司。宋初置常平仓，属转运使司，神宗初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

路级官员在节度使治所大藩府之上，漕、宪、仓司因其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之责，通称为监司，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成为镇压农民和剥削农民的重要工具。

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还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制度，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还兼管一些州、军，叫做支郡。当赵普罢相为河阳节度使时，高保寅知怀州，隶河阳节度使。高保寅旧与赵普有矛盾，受赵普压制，他就乘机上书，要求宋廷罢去节度使领支郡之制。在对藩镇进行“稍夺其权”的斗争中，高保寅的上书正中宋太宗的下怀，很快得到批准，怀州直隶京师，可以直接向宋廷奏事。以后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又告了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状，宋廷派左拾遗李瀚调查。李瀚报告认为，节度使领支郡多遣亲吏掌关市税收，不便于商贾，要求罢领支郡之制，“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廷乃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把相当于今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等地节度使所辖支郡统统取消，改为直隶州。这使北方长期以来节度使专权跋扈之局大为改观。

州的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的长官称为“知府”。自宋平湖南，南方开始设直隶州的同时，也陆续设立州通判一职，以后又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制度。开始阶段，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根据开宝三年（970年）规定，每州按户数多少，除长官外，曹官有所不同。满二万户者，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三人。不满二万户者，有录事、司法（兼司户）。不满一万户者，有司法、司户（兼录事）。不满五千户者，只有司户（兼录事、司法）。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事”（简称“知县”）。另有主簿和尉，亦按县内户口多少而不同。开宝三年规定：一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尉；二百户以下的县，只有主簿（兼令、尉事）。

主簿职管户口钱粮。县尉则维持封建治安，是执行镇压职能的。宋初，为了打击藩镇的不法活动，临时派遣常参官（又称朝官），到藩镇所辖属县去任职。五代以来，节度使以亲随为镇将，主要行使县尉的职权，他们依仗权势，“与县令抗礼”，遇有公事，可以“专达于州”，结果使“县吏失职”。县尉设置后，镇将职权范围只限于郭内（县城），不及乡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下令禁止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用本州牙吏代之，也有”宣补”（中央委派）的。这样一来，把过去节度使在县级的各种关系割断，宋的各级地方机构逐步完备起来。

三、集中财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史书记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至宋初，“犹循旧制”。如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天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在藩镇的节度使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强者，辄怀跋扈之志”。由此可见，宋初藩镇力量较强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的。

乾德二年（964年），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下令，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原来送到京师的税物，归于三司掌管的左藏库。平定荆湘、川蜀之后，宋的财政充裕了，另在内廷讲武殿后别为内库，贮藏三司每年的财政节余，号为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握。赵匡胤原计画将此作为赎买燕云的费用，后来成了皇家的私物，一直舍不得动用，直到北宋末为金兵所占有。

宋王朝地方行政逐渐完备之后，转运使、通判、主簿，把地方财政统一起来。原来，藩镇派亲吏收税，往往加大量器，“公取余羡”。宋初通过行政和财政的不断整顿，这种情况慢慢取消了。当然，这和收兵权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五代以来，藩镇多遣亲吏到京师或沿途各地进行回图贩易，所过免征税钱，享有特权，控制着一部分重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增加，势力也就扩大起来，有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也上千人。宋初，“大功臣”数十家，“犹袭旧风”。宋太宗即位以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样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另外，所在场院，派京官监临，不许节度使的部曲主持。其结果，“利归公上（指宋中央官府），而外权削矣”。

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雍熙二年（985年）时，宋太宗高兴地对比了前后的变化情况，认为：后晋和后汉时，“外则侯伯（藩镇）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百姓未纳王租，先遭率敛，县中官吏，岁有年常之求，镇将人员，时为乞索之局，乡胥里长，更迭往来，嗷嗷蒸民，何所告愬！……一近年来，颇革此弊”。这时，在朝廷是“财力雄富”，在地方则“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事实清楚说明，所谓“制其钱谷”，就是宋廷同藩镇等地方官争夺对农民剥削权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农民。宋廷真正关心的是要农民先交“王租”（税收），不让藩镇加以破坏，以巩固宋的统治。但在对农民的剥削方面，较之五代时取民无节的情况相比，毕竟有所好转。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常，虽然开科不少，但取人不多。有识之士，不乐于仕途，乃隐居山林。直到北宋建国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仍是采取观望态度的。

赵匡胤即位之初，在解决统一和集权的问题时，即注意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开科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