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

“彝海结盟”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最光彩的一笔。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等主张，为革命胜利后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彝海，红军还建立了第一只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彝海结盟，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红军主力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在凉山，还有近万名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凉山和凉山的少数民族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他心里十分清楚，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要到川西北，或川陕甘去创造新苏区，找到一个落脚点，还需要战胜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当前的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在当时有两条路：

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

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但是，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他知道，在72年前的1863年，也是在5月，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达大渡河的紫打地（今安顺场），就是被大渡河所阻。清军勾结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对石达开的部队围追堵截，致使石达开及其部队进退无路，辎重全失，妻儿七人投入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所获，被害于成都。

毛泽东知道，他的对手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消灭红军的这个机会，他在思考与谋划：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新一轮的较量。

蒋介石也熟知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败亡的故事。当他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过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在大渡河一带围歼红军，蒋介石绞尽了脑汁，他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他为在大路上围追堵截红军下了大本钱。

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一到昆明，他立即给其在大渡河南北的各路部队发电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已进入这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努力作战，建立殊勋。他还给其部下打气说：红军此次进入凉山大渡河地带，此乃我军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各部官兵，人人洞悉72年前石达开率师80万尚败亡在这里的故事。又说红军的形势更比石达开困难，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立即率部围击，在大渡河夹击红军，予以聚歼。

其实，历史记载非常清楚，石达开率部到达大渡河畔时，仅有4万太平军将士。而蒋介石为了提高部下在大渡河地域歼灭红军的信心，竟然不惜编造历史，把在大渡河失败的4万军队夸大为80万。

为保证围歼毛泽东红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尾追红军的1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分几路向红军夹击，企图迫使红军向大渡河靠近；另一方面命令前头截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天险之河而扼守，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反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蒋介石摆好了他的阵式，满以为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将在这里重演。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的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可是，怎样才能渡过大渡河呢？

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过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以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关系着红军的前途。派谁去呢？他首先想到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群峰耸立，气势磅礴的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数千年来，彝族一直参加我国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于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维护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一个伟大的民族，聚居在大凉山的部分，在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还是一个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民族。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狡黠的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又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是，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肩上的但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时间，又必须要经过大凉山的彝民区。在当时，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伯承、聂荣臻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和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冕宁以北的拖乌地区为彝族聚居地，彝族同胞尚处奴隶社会，按照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划分区域，形成各自的大小部落，彼此经常互相“打冤家”，械斗不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长期压迫，与汉族的隔阂、猜疑很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这就给红军通过彝区带来很大困难。

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于5月21日到达大桥，经过调查研究工作，找好了向导和通司（翻译），于22日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掉来。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光，衣服好剥尽，被迫走原路退回出发地。这地，先遣部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严重局面，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于是部队停止前进。

经通司（翻译）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还不见效果时，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通司认得为首者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散了集聚的人群。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军队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时，便消除了怀疑，接受了结盟意见。小叶凡全名为果基小叶丹，果基或译为古鸡、古基，小叶丹或译为小约旦。彝族实行父子连名制，按这一习俗，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为家支名称，木吉为父名，叶丹为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于是加是“小“字。按照彝族习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但是在某种场合，为表示庄严或郑重，就必须称呼父子连名的全称。

小叶丹出生于公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果基家系凉山彝族 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之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系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内部严禁通婚。在当时，凉山彝族 地区约有100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处理内外事务。

果基家族本世居于凉山腹地之中的普雄一带（今越西县境），直到19世纪末时，其先人才辗转迁徏到冕宁县今 彝海乡白沙村。

果基小约丹兄弟共6人，他排行第四。自幼就性情倔强、豪爽，表年时代即善交际、讲义气。由于处在贵族地位，耳濡目染，在中年时已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率红军来到果基的地盘时，“果基”与“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是“果基”家的领袖，他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件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同时，要基小时丹带领当家娃子（即从奴隶中选拔的管家）消马尔各子也来了。果基小叶丹见了刘伯承，便要摘牛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件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果基小叶丹问：“你是刘司令？”刘伯承答：“我是司令。”果基小叶丹接着说：“我是小叶丹，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了。”刘伯承即告诉果基小时丹说，红军是***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这样，通过通司和沙马尔各子作翻译，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四周山峦环抱，林木蓊葱。就在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当沙马尔各子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肖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时丹。果基小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结盟便告结束。

傍晚，红军先遣部队仍然返回大桥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时丹叔侄一同到大桥。红军把街上所有的酒都买来，又按价付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设宴祝贺结盟。同时还邀请了罗洪支头人罗洪作一和汉人陈志喜等一同赴宴。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与果基小叶丹。并即席讲话，劝解彝人内部不要打冤家，汉保彝，彝保汉，团结打刘家。

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向导下，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但是，这次的呼喊声不像昨天的怒目相待，而是笑遂颜开的欢迎和欢送了，刘件承在喇嘛房与小叶丹分手，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后续部队的联络员。果基小叶丹派娃子（即奴隶）沙马尔各子、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作向导，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从此，红军的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彝海结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爱戴和军民的团结，。“彝海结盟”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红军走后，许多彝民为了纪念红军，把当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子”或“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留下来的东西保存起来，爱如珍宝。

特别是红军果基支队，他们举着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牢记刘伯承“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的话，不仅自己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而且还联合了倮伍、罗洪家族的武装一起组织成游击队，打击国民党派到这一带的军队，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就是他们打的。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小叶丹把这面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身边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唯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始终保存着。他将这面旗帜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红军的恩情。他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她亲手交给红军。”

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他们总是聚集在彝家海子旁边，跳起锅庄舞，放声歌唱：

清清海水流不尽啊，

红军啊，“三斗三斤”（意即很多很多），

红军一去已数春啊，

也不呀，捎个信。

彝家盼红军啊，

三天三夜呀，说不尽。

………

彝家受尽千年苦啊，

彝家有苦无处倾。

一心啊，盼红军，

盼您啊，回来救彝家人。

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

1950年5月21日，西康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郑重地把刘伯承赠送给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亲手献给了政府。

现在，这面旗帜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它是彝族人民的光荣，红军的光荣，长征的光荣。它记载了红军和彝民的深厚情谊，是***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实见证。

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他心里十分清楚，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要到川西北，或川陕甘去创造新苏区，找到一个落脚点，还需要战胜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当前的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在当时有两条路：

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

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但是，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他知道，在72年前的1863年，也是在5月，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达大渡河的紫打地（今安顺场），就是被大渡河所阻。清军勾结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对石达开的部队围追堵截，致使石达开及其部队进退无路，辎重全失，妻儿七人投入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所获，被害于成都。

毛泽东知道，他的对手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消灭红军的这个机会，他在思考与谋划：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新一轮的较量。

蒋介石也熟知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败亡的故事。当他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过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在大渡河一带围歼红军，蒋介石绞尽了脑汁，他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他为在大路上围追堵截红军下了大本钱。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一到昆明，他立即给其在大渡河南北的各路部队发电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已进入这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努力作战，建立殊勋。他还给其部下打气说：红军此次进入凉山大渡河地带，此乃我军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各部官兵，人人洞悉72年前石达开率师80万尚败亡在这里的故事。又说红军的形势更比石达开困难，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立即率部围击，在大渡河夹击红军，予以聚歼。

其实，历史记载非常清楚，石达开率部到达大渡河畔时，仅有4万太平军将士。而蒋介石为了提高部下在大渡河地域歼灭红军的信心，竟然不惜编造历史，把在大渡河失败的4万军队夸大为80万。

为保证围歼毛泽东红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尾追红军的1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分几路向红军夹击，企图迫使红军向大渡河靠近；另一方面命令前头截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天险之河而扼守，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反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蒋介石摆好了他的阵式，满以为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将在这里重演。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的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可是，怎样才能渡过大渡河呢？

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过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以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关系着红军的前途。派谁去呢？他首先想到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1935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群峰耸立，气势磅礴的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数千年来，彝族一直参加我国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于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维护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一个伟大的民族，聚居在大凉山的部分，在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还是一个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民族。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狡黠的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又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是，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肩上的但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时间，又必须要经过大凉山的彝民区。在当时，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伯承、聂荣臻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和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冕宁以北的拖乌地区为彝族聚居地，彝族同胞尚处奴隶社会，按照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划分区域，形成各自的大小部落，彼此经常互相“打冤家”，械斗不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长期压迫，与汉族的隔阂、猜疑很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这就给红军通过彝区带来很大困难。

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于5月21日到达大桥，经过调查研究工作，找好了向导和通司（翻译），于22日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掉来。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光，衣服好剥尽，被迫走原路退回出发地。这地，先遣部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严重局面，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于是部队停止前进。 经通司（翻译）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还不见效果时，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通司认得为首者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散了集聚的人群。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军队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时，便消除了怀疑，接受了结盟意见。小叶丹全名为果基小叶丹，果基或译为古鸡、古基，小叶丹或译为小约旦。彝族实行父子连名制，按这一习俗，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为家支名称，木吉为父名，叶丹为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于是加是“小“字。按照彝族习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但是在某种场合，为表示庄严或郑重，就必须称呼父子连名的全称。

小叶丹出生于公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果基家系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之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系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内部严禁通婚。在当时，凉山彝族地区约有100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处理内外事务。

果基家族本世居于凉山腹地之中的普雄一带（今越西县境），直到19世纪末时，其先人才辗转迁徏到冕宁县今彝海乡白沙村。

果基小约丹兄弟共6人，他排行第四。自幼就性情倔强、豪爽，表年时代即善交际、讲义气。由于处在贵族地位，耳濡目染，在中年时已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率红军来到果基的地盘时，“果基”与“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是“果基”家的领袖，他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件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同时，要基小叶丹带领当家娃子（即从奴隶中选拔的管家）消马尔各子也来了。果基小叶丹见了刘伯承，便要摘牛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果基小叶丹问：“你是刘司令？”刘伯承答：“我是司令。”果基小叶丹接着说：“我是小叶丹，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了。”刘伯承即告诉果基小时丹说，红军是***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这样，通过通司和沙马尔各子作翻译，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四周山峦环抱，林木蓊葱。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当沙马尔各子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肖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时丹。果基小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结盟便告结束。

傍晚，红军先遣部队仍然返回大桥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叶丹叔侄一同到大桥。红军把街上所有的酒都买来，又按价付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设宴祝贺结盟。同时还邀请了罗洪支头人罗洪作一和汉人陈志喜等一同赴宴。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与果基小叶丹。并即席讲话，劝解彝人内部不要打冤家，汉保彝，彝保汉，团结打刘家。 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向导下，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但是，这次的呼喊声不像昨天的怒目相待，而是笑遂颜开的欢迎和欢送了，刘伯承在喇嘛房与小叶丹分手，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后续部队的联络员。果基小叶丹派娃子（即奴隶）沙马尔各子、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作向导，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从此，红军的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彝海结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爱戴和军民的团结，。“彝海结盟”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红军走后，许多彝民为了纪念红军，把当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子”或“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留下来的东西保存起来，爱如珍宝。

特别是红军果基支队，他们举着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牢记刘伯承“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的话，不仅自己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而且还联合了倮伍、罗洪家族的武装一起组织成游击队，打击国民党派到这一带的军队，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就是他们打的。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小叶丹把这面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身边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唯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始终保存着。他将这面旗帜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红军的恩情。他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她亲手交给红军。”

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他们总是聚集在彝家海子旁边，跳起锅庄舞，放声歌唱：

清清海水流不尽啊，

红军啊，“三斗三斤”（意即很多很多），

红军一去已数春啊，

也不呀，捎个信。

彝家盼红军啊，

三天三夜呀，说不尽。

………

彝家受尽千年苦啊，

彝家有苦无处倾。

一心啊，盼红军，

盼您啊，回来救彝家人。

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

1950年5月21日，西康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郑重地把刘伯承赠送给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亲手献给了政府。

至今，这面旗帜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它是彝族人民的光荣，红军的光荣，长征的光荣。它记载了红军和彝民的深厚情谊，是***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实见证。

总共经历了9次修改。

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旗帜与徽标。直到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仍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同时沿用了北伐时所用国民党陆军军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必须要“打出***的旗子”，革命才能成功。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提出秋收起义应该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并责成工农革命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据何长工回忆：“旗子和袖章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由我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

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成为中国***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从此，中国***人鲜明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据亲历者回忆，军旗设计好之后，修水县数十名裁缝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当地的平江红布，突击制作了100面红旗及1000枚袖章，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后，分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遗憾的是，由于动荡的战争环境，这100面旗帜没能保存下来。

1958年9月5日，何长工在解放军总直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曾说:“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第一面革命的红旗打起来了。”

这就是中国***打出的第一面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从旗帜的图案元素上看，这面军旗已经具备了日后党旗式样的主要元素，此后的党旗与这面军旗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早期没有统一规格样式

秋收起义后，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从此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4号）———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

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中共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将士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等徽章抛弃在街上，换上红领带。一时间，“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中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铺开。各地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纷纷打出代表工农武装的五星、镰刀、斧头或锤头等图案组成的红旗。

此时使用的党旗，都是各级党组织就地选材制作，限于当时的艰苦环境，还未形成统一的规格样式。从今天看，这些形制各异的旗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军委于1930年4月和9月分别颁布《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和《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对红军军旗作出规定。

在此基础上，1931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旗帜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样式，规定把五角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党的领导地位，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工农阶级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以增强美感。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正式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和军旗。这对今后党旗党徽的规范和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旗帜在长征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彝族同胞开枪。彝族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感动，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将中央红军全部护送出100余里的彝族区。

红军通过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在小叶丹的带领下，联合其他家族，与国民党军队斗争了五年多。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把队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

1941年，小叶丹被捕前，将队旗交到妻子和弟弟手中，说：只有***、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1942年6月18日，在国民党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出狱不久的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郑重交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手中。后来，刘伯承又将这面队旗转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忍痛脱掉红军军装、摘下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又一次举起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许多红军战士为换装而想不通，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动情地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此后，中国***为亮明政治和民族立场，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既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一度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战旗。

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开展党的工作和重大纪念活动中，中国***党旗仍高高飘扬，起着巨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

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被派到沂水县马头崖村开展党的活动。赵煜琴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了一面党旗，交给当时马头崖村党支部书记刘洪秀。此后，这面党旗见证了马头崖几批新党员的加入以及当地***员对侵略者的不屈反抗。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刘洪秀与妻子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将这面党旗救出险境，保护了当地党组织。这面党旗被他们珍藏了50年，直到1989年捐献给沂水县档案馆。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现的第一面党旗。

七大首次在全会上悬挂党旗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作为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开始意识到应该有自己正式的统一的旗帜。

194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党旗的样式：“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并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

按照政治局会议决议，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制作的党旗，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1/4处）为**“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这样，中国***制作的第一批规范的党旗在延安诞生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经过紧张周密地筹备，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左右两侧斜插着六面鲜艳的党旗，红色的旗面、**的镰刀锤头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悬挂党旗。

在大会召开前，七大筹委会收到各地代表的许多来信，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中国***党旗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建议党旗式样应统一规范，要体现地域化、民族化的特点。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党旗党歌委员会，全面负责相关事宜。

七大召开期间，党旗党歌委员会发出征集党旗图样的通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延安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联防军政治部等单位和个人的230多幅党旗设计稿。

总体来看，应征图样基本以红、黄两色为主色调，红色象征着革命，**代表革命的万丈光芒，意指无产阶级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开创无限光明的新世界。图案意象上，以镰刀、锤头、枪矛、五角星等元素出现的频率最高。

历时81载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鉴于各地询问党旗制式者甚多，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9年6月15日下发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一、中共党旗过去无正式规定，现正在拟制中；在未颁布前各地不要自行公布党旗格式尺寸及解释。

二、群众自行悬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或锤镰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者，均听便。但误挂苏联国旗者，应善意劝止，免滋误会与造谣。三、苏联国旗为红底，左上角有**交叉之锤镰，其上有黄五角星，长与高为二比一。苏联无党旗。

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各地纷纷询问党旗事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亲自安排参与国徽设计的钟灵绘制了三种党旗式样，并写信请示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经研究，由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

随后，中央组织部就党旗制作作出规定：“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镰刀斧头。旗杆套为白色。”“党旗国旗同时悬挂时，国旗在右党旗在左。”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等字。”

195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公布党旗的统一图案事项，再度发文：“中央同志意见，此事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此过渡时期，只能沿旧例，仍用红旗左上角缀以锤头镰刀的样式。”“党旗上只有锤头镰刀，并无五星（苏联国旗上有五星），此点请注意。”

红色旗面、**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样式沿用至今。

1982年9月，中国***十二大召开，会场主席台上方第一次悬挂了党徽。从此，会场悬挂党徽成为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然而此时的党徽图案是方柄镰刀和方形锤头的组合，在细节上仍不同于今天的党徽。

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国***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此《规定》，指出：“中国***党旗为旗面缀有金**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规定》共12条，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附有标准图案和制法说明。至此，中国***党旗党徽终于有了统一而明确的规范。

2002年11月，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1月14日，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新修改的党章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对党徽党旗图案的性质、制作和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自1921年中国***成立，历经81年，党徽党旗制度在党章中得以确立和规范。这对于维护党徽党旗尊严，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增强广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组织纪律性，意义重大。

彝海结盟的故事

渡河之难

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他心里十分清楚，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要到川西北，或川陕甘去创造新苏区，找到一个落脚点，还需要战胜许许多多的困难，而当前的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在当时有两条路：

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

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但是，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他知道，在72年前的1863年，也是在5月，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达大渡河的紫打地（今安顺场），就是被大渡河所阻。清军勾结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对石达开的部队围追堵截，致使石达开及其部队进退无路，辎重全失，妻儿七人投入大渡河，全军覆没，石达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所获，被害于成都。

毛泽东知道，他的对手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消灭红军的这个机会，他在思考与谋划：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新一轮的较量。

蒋介石也熟知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败亡的故事。当他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过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在大渡河一带围歼红军，蒋介石绞尽了脑汁，他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他为在大路上围追堵截红军下了大本钱。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一到昆明，他立即给其在大渡河南北的各路部队发电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已进入这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努力作战，建立殊勋。他还给其部下打气说：红军此次进入凉山大渡河地带，此乃我军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各部官兵，人人洞悉72年前石达开率师80万尚败亡在这里的故事。又说红军的形势更比石达开困难，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立即率部围击，在大渡河夹击红军，予以聚歼。

其实，历史记载非常清楚，石达开率部到达大渡河畔时，仅有4万太平军将士。而蒋介石为了提高部下在大渡河地域歼灭红军的信心，竟然不惜编造历史，把在大渡河失败的4万军队夸大为80万。

为保证围歼毛泽东红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尾追红军的1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分几路向红军夹击，企图迫使红军向大渡河靠近；另一方面命令前头截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天险之河而扼守，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反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蒋介石摆好了他的阵式，满以为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将在这里重演。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的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可是，怎样才能渡过大渡河呢？

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过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以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关系着红军的前途。派谁去呢？他首先想到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1935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1]

劝彝族人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世代繁衍生息在群峰耸立，气势磅礴的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数千年来，彝族一直参加我国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于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维护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一个伟大的民族，聚居在大凉山的部分，在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还是一个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民族。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狡黠的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军队又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是，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肩上的但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时间，又必须要经过大凉山的彝民区。在当时，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伯承、聂荣臻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和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冕宁以北的拖乌地区为彝族聚居地，彝族同胞尚处奴隶社会，按照果基、罗洪、倮伍三支划分区域，形成各自的大小部落，彼此经常互相“打冤家”，械斗不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长期压迫，与汉族的隔阂、猜疑很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这就给红军通过彝区带来很大困难。

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于5月21日到达大桥，经过调查研究工作，找好了向导和通司（翻译），于22日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掉来。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光，衣服好剥尽，被迫走原路退回出发地。这地，先遣部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严重局面，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于是部队停止前进。[1]

结为兄弟

经通司（翻译）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还不见效果时，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通司认得为首者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散了集聚的人群。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军队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时，便消除了怀疑，接受了结盟意见。小叶丹全名为果基小叶丹，果基或译为古鸡、古基，小叶丹或译为小约旦。彝族实行父子连名制，按这一习俗，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为家支名称，木吉为父名，叶丹为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于是加是“小“字。按照彝族习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但是在某种场合，为表示庄严或郑重，就必须称呼父子连名的全称。

小叶丹出生于公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果基家系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之后裔，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系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内部严禁通婚。在当时，凉山彝族地区约有100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处理内外事务。

果基家族本世居于凉山腹地之中的普雄一带（今越西县境），直到19世纪末时，其先人才辗转迁徏到冕宁县今彝海乡白沙村。

果基小约丹兄弟共6人，他排行第四。自幼就性情倔强、豪爽，表年时代即善交际、讲义气。由于处在贵族地位，耳濡目染，在中年时已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率红军来到果基的地盘时，“果基”与“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是“果基”家的领袖，他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件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同时，要基小叶丹带领当家娃子（即从奴隶中选拔的管家）消马尔各子也来了。果基小叶丹见了刘伯承，便要摘牛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果基小叶丹问：“你是刘司令？”刘伯承答：“我是司令。”果基小叶丹接着说：“我是小叶丹，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了。”刘伯承即告诉果基小时丹说，红军是***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这样，通过通司和沙马尔各子作翻译，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四周山峦环抱，林木蓊葱。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当沙马尔各子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肖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时丹。果基小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结盟便告结束。

傍晚，红军先遣部队仍然返回大桥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叶丹叔侄一同到大桥。红军把街上所有的酒都买来，又按价付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设宴祝贺结盟。同时还邀请了罗洪支头人罗洪作一和汉人陈志喜等一同赴宴。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与果基小叶丹。并即席讲话，劝解彝人内部不要打冤家，汉保彝，彝保汉，团结打刘家。

结盟成功

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向导下，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但是，这次的呼喊声不像昨天的怒目相待，而是笑遂颜开的欢迎和欢送了，刘伯承在喇嘛房与小叶丹分手，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后续部队的联络员。果基小叶丹派娃子（即奴隶）沙马尔各子、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作向导，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从此，红军的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彝海结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爱戴和军民的团结，。“彝海结盟”给奇迹般的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红军走后，许多彝民为了纪念红军，把当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子”或“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留下来的东西保存起来，爱如珍宝。

特别是红军果基支队，他们举着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牢记刘伯承“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的话，不仅自己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而且还联合了倮伍、罗洪家族的武装一起组织成游击队，打击国民党派到这一带的军队，有名的扯羊村和野鸡洞保卫战，就是他们打的。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小叶丹把这面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身边的许多东西都丢掉了，唯有“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始终保存着。他将这面旗帜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