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百周年活动之际，计划走访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的老支书老村长，本周二冒雨从龙坑出太真到少岭坞同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作了长谈，使我对在客家文化背景上打造南方高等级的畲族风情文化园、赤松子道家文化园、道家文化康养景区增添了信心。

杭新景高速公路沿线的衢州市衢江区北部、柯城区西北部乡镇客家人4000~5000来自汀州。

少岭坞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告诉我，他的傅氏祖先在老福建的汀州府(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长于做用竹造土纸的腌竹制纸槽。清初傅氏祖先同赖氏祖先、袁氏祖先一起到衢州，恋上衢北及西北这片山区土地。傅氏进上门半岭，赖氏先期进寺桥，袁氏进上方灰坪。

徐映璞在《 浙江灵鹫山志 》村落篇有云：“西出寺五里为岭背；又五里为岭根张姓”。岭根即傅隆耀老支书的少岭坞双岭村庄。衢州张氏先民最先迁徙者始于汉。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一支张氏带领男妇族人，过扬子江迁入。据傅隆耀老支书的介绍，岭根张姓却是福建老乡，他们的祖先最早迁徙龙游志棠张家，今横山镇，再迁岭根。少岭坞双岭村傅姓超过张姓。少岭坞毛坞赖氏超过从建德寿昌迁入的吴氏。吴氏也会讲汀州话，也是汀州人。用老书记的话说，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除了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的徐氏移民之外，基本上是来自老福建的汀州府的客家人。

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大规模开发第一批队集中在早田村，元至治元年（1321）来自常山芙蓉乡章舍王迁入的早田村王氏。第二批队集中在少伸溪流域，治岭徐氏明洪武间(1368一1398)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少岭坞少伸村，同期来的还有部分徐氏沿着少岭坞少伸溪向太真洞口推进。第三批队集中在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明末清初，社会更加动荡，治岭徐氏越过少伸村后5华里的山岗最后在今治岭村安家，也有部分徐氏再下行越过上、下金家坞在沙龙龙坑村安家；清初为避“三藩之乱”后的空前浩劫从闽西南一带迁入，如半岭上门傅氏畲族雷氏抱团从福建上杭县迁入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五代荣村及沙龙龙坑村的廖氏从上杭县古田迁入；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也有建德、遂安等地山民再迁入的汀州人。

客家学者从血统、方言、地域、文化等多维度对客家概念进行界定，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什么是客家人，大体在以下四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之一，历史上从中原地区渐次南迁到赣南、闽西、粤东北边区，或再从赣闽粤边区迁往海内外其他地区的汉族人;之二，会说客家方言;之三，在生活习惯、民间礼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客家文化的共性;之四，具有客家认同意识，即自我承认是客家人。只有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五个方面。

元至治元年（1321）以来，来自芙蓉乡章舍王、常山芳村猷阁、福建、江西、以及本省的遂安（淳安）、建德等地的移民，汇聚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太邱山下这片新垦地，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到今天，从上门到少岭的一些村庄，既有十数个姓氏融合共存的情况，也有不同姓氏村庄之间留存百年的历史恩怨，但他们的祖辈都以难能可贵的包容力，使各个家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这种文化力量延续到今天，同汀州人客家精神特质有关。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同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有关。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半岭凹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村的傅氏是同一宗亲，《傅氏家谱》记载：“及竹林盛，纸之原料仍大增，制纸之人工渐感不敷，于是赣之业制纸者先后来，余赣（今余干）籍人也。闽人来此用竹为制纸之原料获利倍多，于是各处相率仿效加以繁育，遂促进吾衢今日经济之繁荣，而使赣籍之人相继获利也。在明代衢州之业造纸者仅二户，迄于清末奚足千户。”

汀洲客家人是在清代前期迁往浙江的，就是平定“三藩之乱”约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 明末清初，浙西、浙南山区的严州（今建德）、衢州、处州（今丽水）等地，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当地政府在地窄人稠、“生齿日繁”的汀州府各县招徕大批群众前往开山植靛。自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汀、上杭、宁化等县贫困农民掀起了移民浙南、浙西山区的大潮。随着清代以汀州为主体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浙江山区成为靛青的主要产区，山地垦殖的规模日渐扩大。

康熙年间的西安县(今柯城、衢江)记载说：“山源深邃，林菁险密、有脸、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康熙《衢州府志》卷首，马遂《序》）康熙时又记载：“闻之父老，明时南有靛贼，北有矿盗，生民皆大被其害，至本朝定鼎初及耿逆之变，两山为揭竿窟穴。”（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说明自明末以来，县境南北山区的闽人活动就非常活跃。至清代，除了植靛以外，还种玉米。“包芦，西邑流民向多，垦山种此，数年后土松，遇大水涨没田亩沟圳，山亦荒废，为害甚钜，抚宪阮于嘉庆二年出示禁止”（嘉庆《西安县志》卷21《物产》）浙江巡抚（相当于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阮元对山区棚民的驱逐，也包括对西安县种植玉米的客家人的驱逐。

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因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具有同衢州以至浙江山区其它地方的畲民、移民、客家人有高度的异质性。

对比灵鹫山西南石梁的中心地带就有三个村，就是麻篷，桥头山，范村（凉亭）这三个村至今仍然使用客家话，还有个上铺村三十年前就是说客家话的，后来被同化了这一带的移民、客家人居住在河谷平原向山地过渡地带，由于生产方式不同于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只能在其他民系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没有崇文尚武的传统，根本无法立足。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土客械斗就是最好的证明。

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在议及龙游氏族变迁时指出：“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该志卷8记载了43个迁自福建长汀的村庄，经与现代的地图核对，几全部分布于南部山区，即今溪口区的范围内，约占溪口区自然村的10％。溪口是龙游的竹林主产地，在上世纪1980年代大衢县包括今柯城、衢江、龙游三县区，竹林面积在全国县级名列前茅，也佐证了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生产方式的重要性。

常山、开化地处金衢盆地，地势以低丘为主，夹杂小片的平原。这类地形本来当是开发较早的居民稠密区，何以土著少而让闽人厕身其中呢原因有三：之一，明中叶王浩八率兵屠杀所致，“池滩二乡，乡民十之八九罹其兵燹，老幼男妇刈如草芥，以及漯系而去者不可胜数”（顺治《开化县志》卷2）；之二，常山地处交通孔道，繁重的徭役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常山最贫，由孔道送迎，农皆为夫，肩背作田，而足作犁，田之荒芜，坐是故也”(万历《衢州府志》卷首)；之三，根据现代医学调查（［美］罗塞《池淮坂调查血吸虫报告书》，转引自1989年《常山县志稿》），血吸虫病流行造成了开化、常山两县的长期萧条。解放以后的调查也表明，一二百年以前就有上百个村庄趋于毁灭。看来，疫灾流行也是此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江山也是汀州客家人的聚居地。据康熙《江山县志》卷9《灾祥》记载，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江山县“二十七都闽人种靛者揭竿而起，屠戮张村、石门、清湖等处”。二十七都为县南山区张村、石门和清湖为县北平原，地名至今犹存。同书还说，顺治五年(1648年)，“闽寇魏福贤嚣聚亡命，出没三省”，活动范围比明末有所扩大。这次闽人起事直至顺治“十四年三省会剿始平，丁壮死徒殆尽，往往乡行竟月，绝无人烟”。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耿精忠部至江山，盘踞三载，“死者无数”。战后，不但原有的棚民未被驱逐，还有新的移民迁入。江山的南丰籍移民主要分布江山县北部的低丘平原地区，并未迁入南部的山区。南部山区的情况与北部平原不同，大部分氏族是清代迁入的，其中来自闽、赣的移民氏族就有16族。他们的人口至少应占山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总之，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同衢州以至浙江山区具有同其它地方的畲民、移民、客家人在生产方式、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上有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还可以放在七里这个地方最能体现衢州地域主导文化的因素——衢徽古道及鹫岭古道、七里早田农耕文化的历史坐标原点、均良村“耕读文化”传统、“三藩之乱”后上门少数民族村在“世外桃源”同傅氏联姻、同徐氏抱团联合发展的变迁、近代工商文明的先驱“衢州的蔡伦部落”等等大背景上来认识。

明代中叶主要商帮有徽商、晋商、洞庭商、江右商、龙游商(以龙游商为主体的浙商中衢商群体。沿着衢徽古道刻录着衢州与徽州古代先人们从农耕文明豪迈地步向工商文明的足迹。

因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打造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时点上说，是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成功，引来了邱山王氏毛竹造纸业的扩展。

清乾隆年间，邱山王氏王氏先祖王廷旆自江西玉山迁居衢州，在灵鹫山的庙源（即现妙源）纸槽做工，后抓住商机在盛产毛竹的邱山下大头村购竹林，并纸槽，开创了衢州著名纸号“王立大”，被称为“衢州的蔡伦部落”。邱山王氏是近代民族资本家，依托太邱山丰富的竹林资源成就了造纸大王，抗日战争后，拥有衢城水亭街半条街的店铺、栈房。

沿鹫岭古道从七里上门少伸岭根上岭过来到三百步岭背处，这地方今人称横路岗，是灵鹫寺与百丹坪玉泉寺之间同妙源外寮口与七里鹫岭古道的十字路口。三百步岭背处有法华庵、心定庵、讲经堂。邱山王氏是先到灵鹫山的庙源（即现妙源）落脚的，几年后才到太邱山下安家的。邱山王氏在艰难困苦的创业之初，不知在鹫岭古道上踩踏留下了多少脚印！？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还可以放在全浙江范围来认识。

大约从明代末年开始，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移民迁入金衢盆地的两侧山地，从事蓝靛的种植。清代初年，随着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移民的规模有所扩大，遍布浙南各大山区，继而在浙西也有分布。除蓝靛外，苎麻、玉米是他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在客家移民迁入的同时，来自江西南丰以及来自闽南和闽北的福建移民大量迁入金衢盆地的低丘平原中，形成与客家移民比邻而居的状态。直到清代后期，我们仍可见到浙西山区“棚民”社会的存在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在浙西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冲突中，土著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原因在于土著人口占绝大多数。也就在浙西山地的棚民不肯下山垦荒之时，浙南山地的客家人却闻风而动，纷纷迁入。这种差别的最初起因在于浙南山地棚民众多，在与土著的斗争中，并不完全处于劣势。“棚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清代乃至近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闽汀移民迁入之初多以植靛为生，居于山地的客家移民主要以植靛为生，形成与平原土著不同的生产内容。光绪初年，随着外国染料的输入．化学染料逐渐取代靛青。清末民初，国内靛业一落千丈。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有短暂复苏，却最终没有恢复以前的繁荣。无论在浙南山区还是在浙西山区，靛业萧条了。浙江山区的客家人最富特色的产业从此风光不再。在许多地区，客家和土著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至此，浙江客家人的土著化过程基本完成，他们已经完全融合于土著社会当中了。

也因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打造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由于勤勤恳恳加上先进的种植与加工技术，在历史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落后于河谷平原区的汉族农民。

从生产方式、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着眼，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客家的高度异质性可能放在江南都成立！？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的历史事实与遗产，无疑成为灵鹫山国家级度假区创建与名山开发建设最为珍贵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客家文化是三维的，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客家文化并非单一的、线形发展的文化，而是由诸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其中，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同时还表现出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性，三种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系，可谓“神佛漫天飞”，多神、杂神崇拜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信仰的有佛门的菩萨、罗汉，也有道家的仙师、鬼神，还有祖先亡魂、地方神明，主要有观音崇拜、许真君信仰、三山国王信仰、妈祖信仰、定光古佛信仰等。

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客家在江南的高度异质性，就是一个潜在的战略性优势！如果在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打造一个南方高等级的畲族的游耕民族不停的迁徙变迁历史宏幅图景在大景区；在龙坑溪流域打造赤松子道家文化园、道家文化康养景区，可与灵鹫山山顶核心区域的灵鹫圣境高端禅意康养项目，以及妙源的联合国非遗立春祀生态文化园形成互补共生的发展关系。同时也可有力地拉动上门到少岭坞南方高等级的畲族风情文化园。

从潜在性的战略性优势转变为现实性的战略性优势还有一段艰苦卓绝之路要走！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五个方面。当务之急是利用组织与自组织的力量，把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族、客家人的潜在的无穷力量开发出来。

在党中央明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及浙江省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省的战略时点上，完全有可能从不确定的可能性潜在走向确定性和现实性的存在！？

若如此，有关部门应该在交通、技术创新与文化驱动等关键性节点上加大组织与投入的力度。

2021年4月1日。

我不会写，但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可以帮助你。

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省本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

“客家”说法起源于广东四邑地区，是当时（清朝）四邑族群对粤东地区（亦称惠潮来民）迁来的族群的一个称谓。

旧时，南方客家地区的长者一辈都自称福广人、岭东人或者循州人、嘉应人、汀州人、韶州人、虔州人，或者直接以当地县名为名。

“客家”一词后来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知，并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10-11] 但至今仍有不少地区不清楚这个称谓。

最早研究记载客家问题的是清朝惠州府和平人徐旭曾，他的《丰湖札记》撰于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实为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第一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对客家的界定和论述。

徐旭曾主张客家南迁自宋元时期一说；力陈客家与中原汉族的源流关系，对客家的忠义勤俭、诗书传家、耕读尚武等都作了奠基性的描述，要言不繁，却极具纲领性。

客家族群是自秦朝至今在南方地区已有两千多年居住历史的重要群体，是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本地主要族群。

以广东为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相对于广东其他汉族民系要晚（这里的晚说的是客家民系这一称谓形成的时间较晚），事实上客家民系是存在于广东有上千年历史的本地族群。

同时客家人并不比其他汉族民系晚来于广东，在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最早的居民就是同化了部分原当地土著的客家先民。

岭南几大民系对岭南土著的融合早已有之，而较大规模的融合则始于秦征岭南，经过两晋、唐宋、明末三次移民 （来自中原地区，还包括楚、吴越、闽等岭北地区），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汉族各民系。

[12]

客家人之根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

“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

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

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像中州的河南话。

根在河洛指的是客家的方言底层源出河洛，而不一定是指大部分客家人来自河洛；事实上客家人姓氏繁多，各姓氏有其具体来源的所在。

客家人的迁移包括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人的中国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

[13]

有史可考的记载显示，客家人的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

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

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

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大规模南迁是在西晋末期“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时期。

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

先是唐朝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 南迁。

第四次大规模南迁是宋室南渡及宋末时期。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

由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而引起的部分客家人的迁徙。

广东西路事件后当地大部分客家人在官府资助下向南迁入高、雷、钦、廉各州，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最多，远者渡海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

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14] 以客

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要把一切姓洪的及其他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少都加以屠杀，因此很多客家人或改名换姓，或逃亡外地。

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汕头、厦门和海口一带，象契约华工一样，被迫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从事苦役劳动。

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 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 都成为客家人。

客家是汉民族中颇具血性的族群。

[24] 从南宋末期开始，客家登上历史舞台（如蔡蒙吉），从宋末群王抗元，明末抗清， ，再到清末抗日抗法，无不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身影。

近现代客家六次崛起，大批人杰促进了中国历史进程。

这“六次崛起”，指的是：第一次，被视为“客家人的革命”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是客家人作为中坚之一的“戊戌变法”运动；第三次，是客家人作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第四次，是发生在客属地的土地革命；第五次，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部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第六次，则是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开国元戎中有一大批客家领袖与战将。

客家作为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占有着重要地位，[25] 并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土地革命及抗日战争中逐步崛起，连戊戌变法这种一般人认为与客家关系不大的维新运动都有客家人在主事，不仅菜市口喋血的六君子中，有章京行走的刘光第是客家人，而当日唯一呼应变法的省份，即湖南新政，则完全是客家人在主事，其主帅为陈宝箴、黄遵宪，为湖南日后出了一大批革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黄遵宪与戊戌变法的主帅梁启超，更有不同一般关系。

陈宝箴被赐死，黄遵宪也差点被杀。

而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先驱即有客家人洋务派代表丁日昌。

抗日战争中， 十大战区司令长官有六位是客家人（张发奎、薛岳等）， 两大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是客家人在主事，八路军总指挥为朱德，参谋长为 ，香港办事处主任为廖承志，新四军军长为叶挺，重建后的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

种植业

农业以种植粮、油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次之，稻米生产以水稻为主，兼有旱稻。

还积极引种番薯、玉米、小麦等优良作物。

赣南种茶业始于唐代，明清两代更盛。

矿冶业

闽西是客家地区矿冶业主产地，宋朝时已开采，明清渐盛。

马坑铁矿是华东第一大铁矿；紫金山铜矿是中国第二大铜矿；东宫下高岭土矿是中国四大优质高岭土矿之一。

江西赣州素有“世界钨都”、“稀土王国”之称。

手工业

闽西汀州在明代中叶已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纸区，四堡地区所出产的玉扣纸是中国最富盛名的书画印刷纸，四堡与北京、汉口、浒湾并称中国古籍雕版四大基地。

商业

赣州、汀州在明代，粤东的兴宁城在清初，先后成为客家地区最大的商埠。

客家人从中国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遍布港台及东南亚，产生了一大批创富成功的客家商人。

张裕集团的张弼士，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早期客商的代表人物；“化工大王”田家炳，“领带大王” ，“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毛衫大王”吴惠权，“国货大王”余国春等则是当代客商翘楚。

客家人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南迁而来的一个民系，其服饰与中原服饰从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

客家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

服饰上图案朴实精美而又寓意深刻，这也是南迁客家人与原住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果。

[66]

在客家饰物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客家凉帽，在客家地区客家女孩（客家妇女）都戴着一种独特而又别致的凉帽，它是用薄薄的蔑片和麦秆编成的。

[66] 而客家蓝衫则有别于客家女服饰，为男士服饰。

客家饮食

客家菜以东江菜为代表。

客家人的饮和食，与客家菜汉族其他地区很多相同或基本相同，由于该民系发展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历史背景，等等，其饮食文化也别具特色，口感偏重“肥、咸、熟”，传统的客家招牌菜有：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猪肚鸡。

[67] 客家娘酒、客家擂茶、客家擂茶文化、客家小吃、客家美食、客家黄酒、客家盆菜、客家汤圆等均是客家饮食的表现。

客家民居分为赣南客家民居、闽西客家民居、粤东客家民居、粤北客家民居等几大流派。

客家围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

各地客家民居

各地客家民居(29张)

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

[77-78] 据历史学家考察，这种民宅建筑与中原贵族大院屋型十分相似，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客家先民原系中原 ，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辗转南迁赣、粤、闽交界山区落籍繁衍。

客家先民南迁定居岭南后，不但传播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而且建筑民宅保持了原有的传统风格。

客家围屋大致可分为：闽西的方形、圆形土楼，赣南的口字、国字型土围子，粤北的四角楼、碉楼（如翁源的湖心坝高围墙）、粤北大围楼（以始兴隘子镇的满堂客家大围楼和翁源江尾镇思茅岭的张姓八卦围最具代表性），粤东梅州的围龙屋（如棣华居、仁厚温公祠、荣禄第、何子渊故居光裕庐、张弼士故居光禄第等）、带有碉楼的围龙屋（如兴宁躲世围）、圆围、半月楼（新月楼）、八角楼（如大埔道韵楼）、多角围屋和方、圆土楼（如大埔花萼楼），粤中惠阳、深圳的城堡式围楼（如鹤湖新居、龙田世居）和围村，香港围村（如新界曾氏大屋）等10余种类型。

[79]

赣州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客家人口占95%以上，世称“客家摇篮”。

仍存有600余幢神奇的客家围屋，被称为“东方的古罗马”，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有龙南关西新围、燕翼围和安远的东升围，走进围屋就走进古老的城堡。

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客家文化城，是客家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还有那尘封已久的客家古村落——白鹭村。

永定客家土楼被誉为“世界建筑史上奇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后，迁来的人口才慢慢增多。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

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些大型围堡，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百余年。

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在康熙三十年打发长子居中公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到坑梓发展。当时地多人少，也请不到足够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时完成，急得阿婆站在河边伤心地哭泣，原本无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坜”(客家话：叫，哭；坜，小溪)。

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光祖学堂。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

深圳龙岗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商业经济。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从整个龙岗、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开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

传统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闹得多数客地“神佛满天飞”。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较之传统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许多祭拜活动主角是妇女，男人不拜。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据说曾经香火鼎盛的“潭公庙”，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乔世居的左侧一个胡同里见到两个并排的小庙，一边供奉着观世音，一边供奉着哪吒太子，也是1949年前坍塌，后修复。这种淡泊神明的心态，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深圳本土的原住居民中，客家人占了62%左右，而龙岗区、盐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大鹏新区则是深圳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客家人进入深圳，最早的在明代，大部分是康熙三十年后陆续进入的，从嘉应州和惠州府来的最多。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最晚的是光绪年间。嘉应州与惠州在深圳的东北方，所以客家移民进入后以龙岗为其集中的居住区。

龙岗是深圳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1750年左右，以坑梓“新乔世居”为代表的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此后，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持续了百余年的辉煌时期。

客家人在来深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龙岗客家的发展史，是深圳本土客家人勤劳勇敢、自耕自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缩影。

　　江西赣州客家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有如分布在章贡区、龙南、安远、信丰等县的围屋千余座，数量之多，功能之全，建筑之特，类型之广乃是罕见的；有如保留3600多米宋城墙和众多的宋代古迹遗存而被称为‘宋城博物馆’的赣州城区；有如在广大城乡保存完好而众多的姓氏家谱、族谱，为研究客家提供了依据；有如上犹九狮拜象、兴国山歌等百余种民间艺术；有如备受海内外客家人喜爱的赣南客家采茶戏；还有独具一格的美食文化、服饰文化等。 赣州风水文化在国内外影响甚广，自古江南交口称誉的三大术数列为首位的就是赣州风水。

　　江西上犹，是客家人聚居繁衍和客家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项目濒临失传。为此，上犹县动员各级组织和社会力量，拯救客家文化遗产，挖掘客家文化资源。“九狮拜象”是上犹独具特色的大型灯彩，上犹县投入巨资，组织民间艺人重新开发、拯救了这一客家文化遗产。

　　江西兴国县梅窖镇的山水之中，镶嵌着一座神奇而美丽的村庄——三僚。它被人们誉为“堪舆文化的发祥地”、“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近几年，一批批省内外游人，以及海外的客家人，甚至包括一些新闻媒体皆纷至沓来，寻找先人的踪迹和山水的奥秘。

　　这个拥有四千余人口的大村庄，大部分为曾、廖两个姓氏。地处僻壤的三僚是因为风水大师杨筠松而出名的。杨筠松因救世济贫而被世人称之为救贫仙人，他曾在朝廷掌管灵台地理之事，拜为金紫光禄大夫。唐朝乾符六年，黄巢起义，直捣长安，震惊朝野。杨筠松携带宫廷风水秘笈，从京城逃出，南下辗转至三僚定居。擅长堪舆、天文地理之术的杨筠松发现三僚村的地形构造竟像一个堪舆用的罗盘，盆地中一座石头山上的方位造型也形如罗盘中的指针。于是，漂泊中的杨筠松带着他的两个弟子曾文 、廖王禹就在此地搭建了三个茅棚定居下来，三僚也因此得名。从此，杨筠松就在这里授徒著书，创立和传播他的堪舆理论。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民间的风水文化千年不竭地流传且盛行于海内外。

　　曾、廖两姓子孙也操风水之术世代传承。至明代，曾文 的后裔曾从政，廖王禹的后裔廖均卿同时为明成祖朱棣勘测皇陵有功，被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举世瞩目的北京十三陵，就是他们两人堪测营建的。曾从政还为万里长城修建九镇军事要塞和北京祈年殿勘址。老死后，永乐皇帝还派遣两名太监护送其灵柩还乡荣葬。至明嘉靖年间，这里又出了廖文政、廖绍定两位有名的风水术士。

　　围屋，是一种聚族而居的民居。它集家、祠、堡于一体，住在围内的居民，都是某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围屋内的人相见。互以宗亲长幼相称。因此，围屋的第二大特点，就是“血缘性”。维持这种血脉关系的纽带，便是每年定时进行敬宗祭祖活动，故围屋内必设有“祖堂”这一公共建筑。围内实行族长管理制，统一管理围内诸如交通、卫生、排水、纠纷等。他们平时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便是一个大家庭，遇到外敌入侵，则整个围民又是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赣南围屋产生于明末清初，民国初年以后，便基本上不建了。现存最早的两座围屋是：龙南杨村乌石村的盘石围（建于明末）和杨村的燕翼围（建于清顺治五年1658年）。从大量围屋年代考察的比较看，一般年代越晚，围攻屋的防御设施越完善，形制也趋统一。现常见的那种四角构筑炮楼的方围屋，便是清代中期时开始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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