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官就多达数百。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

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

雍正即位后，山西巡抚诺岷和布政使高成龄提出将山西每年征收的50万两“耗羡银”悉数上缴国库，再从其中拿出30万两发给山西各级官员，作为办公经费以及“养廉”之用。

所谓耗羡，是当时征收税银在计量、转运途中会产生损耗为借口，向老百姓额外加收一笔钱，称之为“火耗”或者“耗羡”。征收全无一定之规，往往多达正税的四五成，有时甚至比正税还多。这笔钱多半落入各级官员的私囊。但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处。

清初官员的薪俸极其微薄。各级官员的办事、雇员经费，都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掏钱，还要迎来送往。所以，皇帝也默认了这种普遍的非法行为。

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

康熙年间，曾有御史说，知县从百姓处敛财，督抚向下属收取贿赂，一开始都是因为不得已。但是天长日久，贪赃财物积累越多，官员自知已经罪大恶极，不如恣肆贪污。于是越禁止贪污，贪污越严重。他劝皇帝增加俸禄以止贪。

但是康熙认为官员私下征收耗羡情有可原，但是变成帝国的法律则万万不可。雍正皇帝则决定将征收的耗羡银全部归公，再给官员们发放养廉银。很快，各级官员的养廉银被大体厘定出来。

根据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务繁简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有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总督的养廉银约为2万两白银，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力主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山西巡抚诺岷每年有养廉银3万两，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所得养廉银也有289万两之多。

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

耗羡归公之后，各地亏空逐渐补足，国库的存银则积累到6000多万两。至于吏治，也确实比康熙时大有好转。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官就多达数百。

但雍正皇帝在位时，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去推动，但是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这样严格而费力的治国之道，就不免被懒惰和懈怠所取代了。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

九子夺嫡真实历史是：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2岁），日后皇太子变得骄纵与蛮横并结党营私。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乱”的理由，下诏废黜皇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再立胤礽为皇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下诏废皇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

胤礽再度被废之后，八阿哥胤禩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禵（四阿哥同母弟），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附庸八阿哥胤禩。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禛。

这时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禵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清圣祖孝懿仁皇后之弟）宣布康熙遗诏，着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日后八爷党人遭到清算旧账。九子夺嫡以雍正帝取胜告终。

雍正为防止再出现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惨剧，从此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不再公开设立太子，而是由皇帝写诏书并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皇帝自己也私备一份，待皇帝驾崩后，由御前大臣取出两份遗诏，当场对照无误后，才能宣布继承人。

九子夺嫡的党羽介绍

1、大爷党

直郡王胤禔、纳兰明珠、余国柱、佛伦。

2、太子党

废太子胤礽、索额图、格尔芬、阿尔吉善、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杜默臣、凌普、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齐世武、托合齐、耿额、鄂缮。

3、三爷党

诚亲王胤祉、陈梦雷、李绂。

4、四爷党

雍亲王胤禛、十三阿哥胤祥、十六阿哥胤禄、十七阿哥胤礼、张廷玉、隆科多、年羹尧、马齐、戴铎、鄂尔泰、田文镜、李卫。

5、八爷党/十四爷党

多罗贝勒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敦郡王胤䄉，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胤禵，裕亲王福全、满都护、景熙、吴尔占、苏努、阿布兰、佟国维、阿灵阿、揆叙、王鸿绪、阿尔松阿、鄂伦岱、何焯、秦道然、张廷枢、普奇、马尔齐哈、常明、徐元梦、巴海、法海、查弼纳、萧永藻、高成龄等等。因毙鹰事件，八爷党转为十四爷党，支持胤禵当皇帝。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绝大部分制度设计方面都效仿明朝的那一套，其中就包括了征税制度。清初的土地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每户成丁人口所征收的丁银，二是根据每户持有土地预估收成征收的田赋。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征收方式可以做到全面覆盖，有效防止了偷税漏税情况的发生。

然而，凡事有好处就自然也有坏处。朝廷一方面征丁银，一方面征田赋，从两方面入手，尽量不让税源流逝，可是这里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操作空间。官绅阶层利用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借口自家是客籍进行规避，结果丁银的重担反倒都压在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农民身上。时任山西布政使的高成龄就在奏折中写道：“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一语道破这种极为不公的现象。

1712年，清朝完成了唯一一次的全国性地籍清丈工作，之后康熙皇帝下旨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银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生存压力。

1723年，刚继位不久的雍正皇帝推行了一项在清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税制改革，即著名的“摊丁入亩”。“摊丁入亩”的核心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如此一来，税收负担就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者多缴税，土地少者少缴税，无地者不缴税，底层农民受益于此政策，生活负担大为减轻。因此在地主阶层眼中，雍正帝是暴君；而在普通百姓眼中，雍正帝是圣主，是一位真正心系天下的万岁。

“摊丁入亩”的实施不仅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而且使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清朝人口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436亿。不过，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过多人口却又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农耕社会中，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大量人口能带动巨大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然而这种增长有个大前提，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必须要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旦两者脱节，那么人多就不是力量大，而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到了清朝后期，人口激增导致没有土地的贫民越来越多，大量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成为流民，流民的扩散又给其他地方治安带来了严重影响，从而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人口激增带来的危险性，但由于历朝历代帝王都将人口增长视为是德政的表现，因此并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来缓解这个问题。

最终，大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贫民选择了揭竿而起，清朝后期相继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一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居的大清王朝终究还是被物产不足这根“稻草”给压垮了。

从“摊丁入亩”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出，即便一项明显受益的好事，往往也附带着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果为人处世不能积极拥抱变化，那么原先的好事也有可能最终变成坏事。

参考文献：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