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氏祠堂柱子对联

“凌氏”出自姬姓、姬姓出自姚姓，在中国地区省份也有凌氏宗祠的设立，以下是“凌氏祠堂柱子对联”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凌氏宗祠四言通用联

剑南雅望;

江表虎臣。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宋泾县人凌策，字子奇，雍熙年间进士。据传初登第时，梦中见有人送他六颗印章和一把剑，后来果然六次到剑外任职，为官精审，所到之处均有政绩。官至工部侍郎。下联典指三国时吴国余杭人凌统，字公绩，十五岁任别部司马，征讨江夏时为前锋，曾随周瑜在乌林击败曹操，后任校尉、偏将军，曾在合肥魏兵重逢中救出孙权。亲贤下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

吴中直史;

江表虎臣。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凌汉事典。据《典故纪闻》载，御史凌汉审狱公正，罪犯很为感激，有个释放犯在路上碰到凌汉，特邀请他饮酒，并赠以厚金。凌汉说：“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坚决拒绝接受厚金。太祖得知其事，即擢凌汉为副都御史。同书又载，有个小吏，因贪赃事发，投井自杀。太祖闻之，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今其人死不足恤。”下联典指三国时吴国余杭人凌统(见上一联之下联联释)。

吴中佛子;

江表虎臣。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凌哲，吴县人，端重简默，德量深沉，时人称为“凌佛子”。下联典指三国·凌统。

康叔衍派;

周官凌人。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凌姓的'得姓源流。

望了渤海;

源自周官。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凌姓的郡望。下联典指凌姓的得姓源流。

子奇六任;

仲华三绝。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工部侍郎凌策，字子奇，泾县人。初登第，梦有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其后往剑外凡六任，所至皆有治绩。下联典指清代画家凌瑚，字仲华，号香泉，如皋人。工画人物士女，尤长花卉禽虫，浙人以梁同书行楷、钱维乔山水、凌瑚之写生称为“三绝。”

校书世泽;

留砚家声。

——佚名撰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凌震，博综群籍，晓析百家。下联典指宋·凌冲，尝知含山县，秩满将归，见囊有一砚，曰：“非吾来时物也，

凌氏大宗祠怎么样

凌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建，同治元年（1862）修葺，是深井村凌氏始祖庙，祠中供奉凌氏自始祖以来先人的牌位。该宗祠是明末建筑物，相传为凌氏十世所建，祠中供奉凌氏自始祖以来先人的牌位。每逢喜庆节日，都在宗祠内宴请宾客及乡里。

广州海边去哪里旅游最好

好玩的地方有：

1海鸥岛：海鸥岛是一个可以品尝鱼和虾以及螃蟹等海鲜的地方，这里有海鲜大餐各种海鲜大排档店面。这里是钓鱼爱好者的天堂，很多人来这里钓鱼收获很多鱼回去，这里风景优美，地址位于番禺区东边。

2龙穴岛：龙穴岛这个名字很特别，让人充满了好奇感。位于坐落在珠江口的蕉门，这里是南沙最大的海岛。这里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和日落以及美丽的大海，在广州看海最佳地方排行榜中地址位于禺区东南方向。

3长洲岛：长洲岛位于广州东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世外桃源。这里有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这个岛上的资源很丰富历史文化古迹很多其中包括凌氏大宗祠、巴斯楼、白兔岗炮台、黄埔公园旧址等。

4观龙岛：观龙岛有大面积的水田，这里的人以农业和渔业为主。来这里看海可以体验捉鱼捕虾以及采摘水果龙眼、荔枝、芒果等。周末的时候有游客来这里游玩空气清新，水质优良，岛上还有很多地道的美食餐饮店。

5生物岛：生物岛是一个适合周末享受绿道骑行的绝佳好去处，地址位于海珠区与番禺区交界处。这里好玩的景点有揽胜园、水墨园和叠翠园等公园，园内有亭台楼阁和小桥流水环境很好。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凌氏宗祠对联绪启含山是什么意思？

绪，世系。

启，开始。

含山，含山县。

绪启含山，意思就是这支宗族的世系开始于含山县。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你家入围了吗

陈家祠

在中国，陈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陈姓是大姓，排在广东省十大姓氏的榜首，中国姓氏排行位居第五位，其中颍川衍派约5000万；在海外，有五千万的华人，又有“陈林半天下”之称。

陈氏图腾

2、何氏

何姓约占全国汉族何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据记载，黄帝时期就已有何姓，源出归姓，其他姓氏书多认为何姓为韩姓转音而来，出自姬姓。

3、许氏

许氏约占中国汉族许氏人口的55%，许姓的鼻祖是中国古代著名隐士许由。许氏族人一直都活跃在中国舞台上，对中国近代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梁氏

梁氏宗祠它是广州现存的，坐落旧城区，三间三进规模较大的宗祠。2002年被广州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5、李氏

世界第一大姓，在中国历史上，李姓称帝王者多达60余人，中国大陆李姓人口多达9500余万，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

6、金氏

金姓，最早的一支源于上古时的少昊帝，金姓在中原和皖苏浙地区有一定的影响，金姓至今仍然存在“活金死刘”的传统。

7、黎氏

黎氏宗祠又名黎永思堂，是是一处建于明末的家族祠堂建筑，属于黎氏家族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 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是爱国诗人、抗清名将黎遂球的专祠，原建于广州城东仁厚里，因兵燹毁废。

为纪念黎遂球而修建，黎遂球明末抗清官员，有粤中屈原之称，传世画作有《送区启图北上山水图》。

8、徐氏

夏朝徐若木为徐姓始祖，徐姓在中国大陆列第十一位。大陆人口近2000万人。徐氏宗祠在鳌峙塘乡，建于明万历三十年现仍有徐氏宗祠木匾一块，是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李时华题。其第一进屋脊则以石湾大型堆塑釉陶装饰，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保存完好，是一组稀有的陶瓷艺术品。

9、凌氏

凌姓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凌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建，同治元年修葺，是深井村凌氏始祖庙。

10、崔氏

崔氏大宗祠又称山南祠、崔氏始祖祠，是一处建于明代中期的家族祠堂建筑。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沙头镇城区内。宗祠坐北向南，面阔五间、纵深五进，有108个门口，现存有牌楼式的头进、牌坊及厢房。宗祠代表着家族祖先信仰的优秀文化形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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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8] 永瑢，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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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王氏为姓，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自黄帝子孙而言，王姓有三大系列：其一是子姓之王，出自殷王子比干之后，居于汲郡（河南卫辉）等地；其二是妫姓之王，出自帝舜之后，居于陈留（河南）、北海（山东）等地；其三是姬姓之王，出自周天子之后，又分三派：（一）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裔毕万，封于魏，为晋国诸侯，至王假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时人号曰“王家”，是为王氏，居于京兆（西安）、河间（河北）等地；（二）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王氏；（三）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裔，居于太原（山西）、琅琊（山东）、固始（河南）以及福建等地。这一派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王姓人口中十之七八属于这一派。所以，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现存的私修族谱，是自宋代开始按照欧阳修（1007至1072）和苏洵（1009至1066）创立的“欧苏体例”编修的，绝大多数王氏族谱都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王氏开宗立姓之始祖。

　　王姓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家族。据统计，在一百个大姓中，王姓家族历代所涌现出的名人总数，居于各姓氏之首。早在西汉昭宣时期，博士谏大夫、经学名家王吉，就为琅琊王氏的显贵奠定了基业。王吉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称号，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到了西晋，王祥位居三公，王戎、王衍先后出任宰相，大大提高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声望。东晋初，由于王导功勋卓著，担任宰相居中秉政，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是琅琊王氏势力达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是琅琊王氏成为天下第一望族的标志。太原王氏也是特别显赫的。早在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太原王氏就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合称天下五大望族。在唐代又有“鈒镂王家”之称。由于太原王氏名声显赫，历史悠久，很多其它支系的王氏后代，也将自己的家世归系于太原王氏之下，以至形成“天下王姓出太原”之说。太原王氏主要有祁县和晋阳两支。王霸长子名殷，后汉时任中山太守，食邑祁县，是为祁县王氏。殷五世孙王允，汉献帝时任司徒、守尚书令。王允兄子王凌，显贵于三国曹魏之时。王玄谟在南朝宋孝武帝时，官至顾命大臣，其后家世相传，显于南朝。在北朝，祁县王氏有历仕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的王庆父子，王庆父王因，魏州刺史。王庆，隋上柱国，封平昌郡公。隋代还有著名儒学家王通，唐初有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