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承认雅思分数，各院系有不同的要求，请咨询学校  。

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简称为哥大，是一所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为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所创始院校之一，常春藤盟校之一。

哥大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五所大学之一，也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哥大校园里还走出5位美国开国元勋，奥巴马、罗斯福等四位美国总统，34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0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哥伦比亚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工程学院 等，哥大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1767年哥大授予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

哥大是美国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发明了脑机接口 ，激光，微波激射器 ，核磁共振 。完成果蝇实验成为现代遗传学的起源。证明地球板块构造学说。二战时，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诞生在哥大 。

扩展资料

学院所在的纽约市是国际经济、金融、艺术、传媒之都，联合国总部与各类国际性组织总部所在地，也是全球最具特色的移民城市之一，约有180余个国家与地区的移民在此生活，这一丰富多元的人文社会资源极大地方便了学院的科研活动与学生实习。

一方面，因地缘优势，学院承担了大量由联合国与各国际组织所委托进行的科研项目，同时本院学生可极为便利地获得去上述机构进行实习的机会。

另一方面，移民城市的种族与民族多样性、流动性及阶层多元化，为学院教员与学生的各类教育研究提供了世界上最大最多元的教育研究与实验土壤，为各类研究提供了便利。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统以 Butler Library 为首，共设有23座分馆，每个分馆都各具特色，尤以 Avery 建筑及精致艺术图书馆、社会工作学院图书馆、新闻学院图书馆等出名。其中东亚图书馆中有各样的中文书籍，流行小说、古典文学，甚至县志都可以找到。

总藏书量达870万册，并且收集有微缩胶片600万套，2600万种手稿，以及60万册善本书，10万片VCD和DVD，20万份官方文件，还有中国族谱、家谱、谱谍约950种，是中国的图书馆以外收集最丰富的图书馆。

东亚图书馆的亚洲类藏书为全美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开设有丁龙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又设立中文部以收藏中文数据，著名的前中文部主任包括史学家唐德刚等。

参考资料：

-哥伦比亚大学

D

试题分析：汉武帝完成社会政治大转型的举动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因此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故本题选D。

地球分为大地与海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也就有了靠山吃山的农民与靠水吃水的商人，并由此衍生出风格各异追求不同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文明”与“蓝色文明”。

那么这两种文明都各自有些上面特点，它们的形成机制怎样，有没有可能融会贯通呢？

我们先来对比看看这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一个重传承，一个重创新。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传承性。这首先是由它生产方式决定的。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也就是因为这种生产上的传承需要，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此外，在文字上，这种传承性也有充分体现。这些内陆国家的文字，相对于海洋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而海洋文明则不同。

海洋文明不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文明，而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海洋文明的开放是多方位的。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发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人口流动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古希腊人在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束缚之少也是有名的，这一点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古希腊的这种开放精神后来也鼓励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利用这种精神去冲破中世纪教会的束缚。

其次，一个重集权，一个重多元。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安土重迁，因为缺少变化，所以非常容易建立一种稳定恒常的秩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也，虽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权程度有差异。农耕文明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而海洋文明则体现出它的的多元性。容忍异质文化和多种文化共存和竞争成了这种文明开放性的补充。多种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种文化都随时意识到竞争的存在，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都要设法不断发展，以发展求生存。多样性促进了竞争，而竞争又促进了发展。同时又是由于海洋的保护，使每一个城邦都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而又可以有选择地吸收他人的优点。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就是容忍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它的政治体现就是民主制，雅典就是它的典型的代表。希腊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在希腊最强盛的时期，希腊各城邦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联盟，最多是一种松散的联邦。相反，强求一致却会导致发展的停滞。希腊人自己的争霸战争波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强求一致的一次努力，也是希腊文明衰落的开始。所以，强求一致的诉求最终导致了希腊文明的终结。

第三，一个重权威尊神性，而一个重自我尊理性。农耕文明因为靠天吃饭，由于对抗大规模自然灾难的需要，所以对权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注重；与此同时，对能制造各种灾难的自然，也有一种神灵崇拜。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权威的力量和神灵的力量。《吕氏春秋：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而海洋文明则强调自我与理性。人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缚。从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出，在希腊人的眼中，没有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神也是如此。大多数的神的行为更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主神宙斯的行为也不检点，没有很高的权威。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独一无二性而受到颂扬。古希腊人能够在各种文明聚集的地中海中崛起，很大程度是靠了这种精神，而海洋似乎是这一精神的最终的试金石，因此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要在此一试身手。从征服爱琴海到征服地中海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希腊人一旦完全征服了地中海，海洋已经不再是一种挑战，其进取精神就大打折扣了。这种精神，只有等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之后，等到文艺复兴，等到人类开始有能力面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挑战时，才能得以进一步发扬。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海洋文明的词典里只有“竞争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海洋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两种文明所以有这些不同，其关键就在于它们载体的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因为匍匐在大地上，自给自足造，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造成了这种文明中的保守、和平、中庸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文明心理。也是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农耕文明的人们在交易方面的需要非常薄弱，因而，与此相适宜的商业信誉及契约文化也就失去了诞生的土壤。

而海洋民族，凭借舟楫“四海为家”的特点决定了他的流动性和侵略性，居住在海洋边的人总是得向大海不断地求取，于是造就了他们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海洋边的信息发达，于是造就了他们的多变性和包容性；从大海里索取的食物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交换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海洋连接着整个世界，是一个比大陆更为自由和无界限的世界，这是海洋文明的广阔性和不稳定性。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航海需要而带来的工商社会所比不可少的契约文化，协商文化和民主架构。这理由很简单：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船上的所有人同舟共济，以诚相待，用互相协商的形式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通过彼此利益交换达到双赢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五月花号公约》的诞生过程看个究竟。

1620年8月1日，一大群清教徒（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从德尔夫特、哈勒夫特等地远道赶来英国的普利茅斯港。他们明天将搭乘“五月花”号帆船到新大陆去冒险。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航行，眼看快要到美洲了，船上一名叫威廉•布雷德福特的男子发起倡议：为了今后我们齐心协力建设共同新家园，我们应该订立一个共同的契约。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1620年11月11日，船上仅存的四十一名成年男子一起商定了今后共同遵守的自治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公约如下：“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我们漂洋过海，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要随时制定、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合适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我们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接下来是四十一名男子的签名。这个公约的意义在于：用文字形式确立了在上帝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同时制定了利益均沾，通过民主协商和契约形式来调整关系，达到双赢基本社会构架。也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公约后来成为美国建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以后无数自治公约的第一个，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社会成员遵守的共同模式。这个公约是教会盟约形式的民主协议，表明了移民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以及希望政府来源于人民之中的愿望。它对以后的《独立宣言》甚至美国宪法都有重大影响。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发展方向。发展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华文明与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点。苏美尔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汤因比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归咎于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驯养马的成功和马拉战车的发明。这两个农耕文明是在被马拉战车打败后，文明随之就中断了。在中国周边，也有游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反而是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随之消失。1840年以来，欧洲发明了武装帆船，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华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再次居于下风。到了20世纪，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到这个民族头上。这个时候，他再次发力，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民族存亡危机得以舒缓。但在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农耕文明总是占下风的局面并没有结束。

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本质，其优点有时也是他的缺点。当农耕文明大胆地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时，他便变得富于生机和活力。如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文明的“胡服骑射”。但总的表现，农耕文明接受海洋文明先进东西时，总是表现为保守和不情愿，是被迫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学说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提倡守旧和服从，反对创新、反对标新立异。他的创立者孔子就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人。事实上孔子是把农耕文明的主要东西加以总结，他的门人弟子再把这种学说贴上儒学的标签。孔子不屑学种地、不屑学种菜，也不学商贸。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天下读书人全是儒家弟子，农、工、商职业成为读书人不屑为的职业。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海洋民族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必要的交换，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交换是海洋文明的特点。在中国，当儒家学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商业文化就没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了。与商业文化的契约性特点相对应，农耕文明的家族亲情关系和儒家的排斥商业牟利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艰难。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交流学习是必然的。这种交流的结果就是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谓“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从1840年起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当然，这一历程，凭借的只能是“舟楫”。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导语：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自古有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与书为伴，可以找寻大学的答案，人生的答案。我整理了适合大一新生阅读的书籍，希望大家喜欢：

1

人文读本

1、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三卷本：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何光沪等主编《大学精神档案》(四卷本：古代、近代、当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提要：大学之道，要育材更要育才，此理甚明而世难行。新世纪初丁东、谢泳、夏中义诸贤起而倡行“精神成人”，人文教育始进入教育各阶段实践层面。读这些书，可以成为一个富于良知和力量的知识分子，一个明了自身使命、权益和责任的现代国民，一个置身人类文明前沿的世界公民。

2

通史读物

1、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李泽厚，中国开放时代的启蒙者。其思想将被超越，但所提“儒道互补”、“美在积淀”、“巫史传统”、“情感本体”等命题今日仍有意义。而这部美轮美奂的《美的历程》，实为由美育爱的通史最佳入门读物。

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最富中国情怀的通史，但同时需提防其文化自恋情结。结合更为平实的吕思勉《吕氏中国通史》读较佳，但后者写作对象并非新手，要在观摩其方法和立意。

3、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秦晖已是溢出史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本书是论述传统中国法家本色最为深刻的作品，同时也为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构想。大一阶段可选读第二章《“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出于对现行中国通史教材不满，面向研究生而作。但作为淹贯而稀缺的通识作品，至少前编前三节与后编整体值得推荐，其农业产权三分法的视角独具慧眼，行文随列书目的方式十分适合新手阅读。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较1987年版新增了5篇。探讨道与势的紧张与合作，切中中国文化史的脉搏。而其高扬主体性的旨趣，今日更显意义。

6、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在守土重迁的农业中国开拓性地发掘游民文化，从而揭示传统中国的另一面，李慎之先生“发现另一个中国”的评价切中肯綮。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由于具备融汇贯通的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以及优美隽永的文笔才思，此书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最畅销的世界通史读本。

3

文化元典

1、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99年版

儒表法里是传统中国的基本设计，儒道互补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状态。三者造就了传统中国的张力和韧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

4、(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西方文化源头，西方首个哲学体系。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三大领域的命题，皆是后世西方文明的不竭资源。

4

史籍

1、包伟民编选《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旨在指点门径与精神成人，目前最好的历史学入门读物，《史籍介绍与选读》一课将以本书为教材，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师个人心得变通讲授。

2、(西汉)司马迁撰，顾颉刚等标点《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最具求真与博爱精神的古史经典，史学入门的基本读物。大一阶段，拟在《史籍介绍与选读》课上及课外，结合《韩非子》、《论语》、《老子》三部作品，以读书会方式精读。需注意，目前《史记》最佳版本，实为日人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选择中华书局版只是出于易得之变通考虑。

3、(古希腊)希罗多德撰，王敦书译《历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与《史记》相辉映的西方史学之祖，奠定了叙事体在西方史学编纂的正宗地位，史观由神本步入人本，是今日理解古代西方的基本典籍。

4、方志1-2部

习史当从足下始，史学者应有所至采气之习惯。故方志应读一至二部，一部为家乡方志，一部为大学所在地方志，可以其中人物卷为主，便采气故。鉴于修志者古多宿儒而今多泛泛，则选读志书宜古不宜今。

5、家谱

习史更宜从自身始，不明我史，何谈他人之史幸运的是，浙江是全国家谱保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浙南的同学找家谱时将发现运气更好一些。家谱的意义还在于，它往往是从来无人染指的史料，同时也是锻炼史料辨析能力的好标本。

5

名家与代表作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

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独立人格，壁立千仞;自由思想，尺幅千里。

《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上将选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陈智超辑《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版

6、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目录、校勘、史源、年代、避讳诸般武器皆精，陈援庵考证无敌。

《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上将选读《通鉴胡注表微》。

7、(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从一个普通年份入手见出大历史视野，以纪传体叙事揭示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各领域症结，黄仁宇告诉我们，历史可以写得如此深入，而且好看。

8、(美)孔飞力撰，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1999年版

汉学三杰之一孔飞力以视角见长。从自湖州德清县蔓延十余省的全国妖术大恐慌事件及其应对中，他成功地探讨了清乾隆这一极权巅峰时期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冲突和限制，从而为近现代中国给出了有意义的启示。

9、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茅海建以翔实的史料与精到的分析，解开了长期套在近代史研究上的忠奸模式封条，历史性地呈现了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偶然和必然。

10、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唐派散文固然好看，唐氏史识更为不凡。秉承业师胡适的'自由精神，唐氏将袁氏当国放到帝制传统与共和实践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这段关键历史因而由平板变得立体，由生硬变得有血有肉。

11、(英)吉本撰，黄雨石、黄宜思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现代史学影响最大的杰作，西方叙事体史学的魅力尽为彰显，理性旗帜高扬。

1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撰，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年鉴学派中坚人物的扛鼎之作，以长时段视野和社会经济史的手法，有效结合了微观与宏观，融会贯通了伟大和日常。

13、(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撰，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作。对象更为日常微观，而研究则深入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又一部史学经典兼畅销书，这种双重身份在我国史界仍为稀缺。

14、(美)罗伯特•达恩顿撰，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新文化史是当前史界最为深刻的变革。当社会史路向变得日益琐碎和生硬，史学转而开始关注人类文化的能动性，热衷于叙述和想像则是后现代主义的烙印。随笔体的《屠猫记》，是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代表作。

15、卢建荣《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说教式的家训，在台湾新文化史旗手卢建荣笔下，竟成了对话体小说，作者认为这样可以撇开形式提炼中国家教的精神，并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模式，实在是富于才情和慧识。卢氏著作等身，《飞燕惊龙记》、《咆哮彭城》等也精彩得紧，选择这部的理由是其在大陆出版而易访得。

6

史法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史学界的朴实楷模，铅华不染但最具效用。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2003年版

杜泽逊《文献学概述》(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何忠礼《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文献学、史料学，史学者之武库;目录学，史学者之指南。

7

史观

(英)柯林武德撰，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对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反动，从而为史学赋予了性灵。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

香港史家许冠三的这部作品，是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历程的总结之作。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国内史学理论代表作。

8

历史小说

(日)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

潇水《骇版战国》，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有趣而且时尚的历史。

阿越《新宋》之《十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严谨且有抱负的穿越历史小说。三部曲只看《十字》足矣，之后就是网络小说的老毛病，渐长渐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