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孔子家族

一、孔子的一生

二、孔子的身后荣誉与家族

三、独尊儒术之后的孔子家族

四、唐宋时期的孔子家族

五、明清时代的孔子家族

六、最后的衍圣公

七、衍圣公的职权

八、孔子想过否

两代三人写《汉书》——班固家族

一、班氏学问有渊源

二、史学家班彪

三、班固——青史留名写《汉书》

四、班昭——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女

五、投笔从戎数班超

书圣之家——王羲之家族

一、晋代豪门数王家

二、一代书圣王羲之

三、与父亲并称“二王”的王献之

四、家传是基础

出过59个宰相的家族——河东裴氏家族

一、毛主席赞誉过的家族

二、裴氏家族的演变历史

三、家族兴旺靠什么

家训万年传——颜真卿世家

一、《颜氏家训》的鼻祖

二、《汉书》校注的集大成者

三、热血丹青齐辉映

四、武官不怕死的表率——颜杲卿

进士世家——翁承赞家族

一、翁承赞开创进士家族

二、六子同进士

经世致用为家训——唐代杜佑家族

一、喜好结交的杜希望

二、为官为学皆大成的杜佑

三、仕途不顺诗闻名的杜牧

文坛佳话数苏家——苏氏家族

一、老而好学的苏洵

二、千古大家——苏轼

三、有情重义的苏辙

悬壶济世数李家——李时珍家族

一、四代从医的家族

二、终成千古“医圣”

商界豪门——山西王氏家族

一、“山西紫禁城”

二、卖豆腐的始祖王实

三、经商路上显身手

四、仕途之路不平坦

五、善行使得家业传

耕读世家——牟氏家族

一、是谁创造了这个庄园

二、牟家的家训

三、惟有学问留后世

“清代中兴”做砥柱——曾氏家族

一、从耕读人家到显赫门第

二、九帅曾国荃

三、外交家曾纪泽

四、重视家风家教

五、曾氏后裔多才俊

晚清大家族——李鸿章家族

一、李文安和他的六个儿子

二、还是“李老二”厉害

三、后辈多洋务

状元实业家——张謇家族

一、从状元郎到实业家

二、儿子张孝若

三、向张謇学什么

见证中国沧桑巨变——宋氏家族

一、宋嘉树：革命的盟友

二、宋霭龄：爱钱的大姐，宋氏神话的幕后者

三、宋庆龄：坚定的爱国者，孙中山的战友”

四、宋美玲：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女人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梁启超家族

一、梁启超的童年、家乡和家世

二、梁启超奋斗的一生

三、九个子女，人人成才

后记 兴亡之中有真理

一、家族与中国人的生活

二、家族的兴旺靠什么

三、忘记家族的时代

汉书

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

　班氏三父子

　　班彪、班固、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建功立业，青史载殊勋，炎黄子孙铭记于心。班彪，字叔皮，东汉史学家。东汉初任徐令，因病免官。他专力从事史学，以《史记》所记史实，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乃收集史料，作《后传》六十余篇，为其子班固修《汉书》，奠定了基础;班彪写赋、论、书、记、奏，也颇有成就，功名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