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富（Fù）姓源出有三：

1、出自姬姓，黄帝、炎帝之后各一支，以人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载，春秋时期，周襄王时有姬姓大夫名富辰，是周天子的亲戚，在朝中身居高位，很有权势，直言敢谏，不避贵胄，为人称道，他的后代有的以其名字为姓，称富氏。又据《元和姓纂》载，富姓是周大夫富辰的后裔，另鲁公富父终甥的后裔中也有单姓富的。根据富辰是富氏始祖推算，这个家族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望族居齐郡（今山东省临淄县），是今天富姓的主要来源。

2、出自姜姓，春秋时鲁国有公族大夫富父终甥，为炎帝之后，其后人以富父为氏，后又简化为单姓富氏。望族居济阴郡（今山东省定陶一带）。

3、出自满族中的富姓宗族。在今日辽东地区满族中的富氏与傅氏，为同一原始满族姓氏中富察氏的后裔。富与傅二者之间，只是在冠用汉字时所出现的同音异字。满族富察氏是清代道光末年，仿效汉族文化习俗，取其满族“富察”氏多音节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富、傅，而冠用的汉字姓。

得姓始祖：富辰。春秋后期，周王室日渐羸弱，诸侯已不大听命。周襄王时，因郑国与楚相通，就想攻伐郑国，于是周襄王准备向西戎族翟人借兵。大夫富辰反对这种借外族兵力的做法，他对周襄王说：“郑国虽有不对，毕竟与周同宗，是兄弟关系，而翟人凶狠残暴，若向他们借兵，无异于引狼入室。”襄王不听劝阻，向翟人借兵，夺了郑国栎城等地。为了笼络翟人，襄王又打算娶翟人之女为妃，富辰又反对。他对襄王说：“翟人有功，表彰慰劳一番就可以了，怎么能以天子之尊娶外族之女呢？翟人本来就贪婪，如果联姻，翟人就会觊觎中原了。”襄王又不听，娶翟女叔隗为妃，宠爱无比。后来叔隗与襄王的弟弟太叔私通，被襄王发觉，太叔就逃到翟人那里挑拨离间。翟人早就想入侵中原，就乘此机会发兵进攻周室。周王室兵打不过翟人，富辰就劝襄王逃到郑国娶。襄王因借翟兵打过郑国，担心郑国不肯收留，富辰就说：“郑伯先世曾有功于周，现在大王去郑，给郑以立功的机会，郑伯一定高兴。”待襄王出奔后，富辰又率宗族数百人为襄王断后，与翟人血战，多处受伤。有人劝他说：“你多次向大王进谏，你的忠心天下都知道，现在危急，你快走吧。”富辰说：“我多次进谏，大王却不听，才落到这个地步。我若不死，大王将不好意思见我。”于是血战至死，同宗族数百人与他一起战死。史称他为春秋第一忠臣。富辰本为周宗室，因其封地在富，所以人称富辰，其子孙就以封地为姓，奉富辰为富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富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

三、历史名人

富 玖：五代画家，工画佛道，有《弥勒内院图》、《白衣观音》、《文殊地藏》、《慈恩法师》等像传于世。

富 弼：北宋大臣。字彦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东）人。庆历二年（1042年）为知制诰。辽重兵压境，富弼奉命出使辽，拒绝割地要求，以增加岁币而还。三年，任枢密副使，上当世之务10余条及安边13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除积弊为本。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不久被排挤，出知郓州、青州（今山东省益都）。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募数万饥民为兵。至和二年（1055年），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曾劝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嘉佑六年（1061年），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二年（1069年），复相，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称疾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青苗法出，他拒不执行。后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

富 恕：元代著名诗人，画家。字子徵，吴江人。自号林屋山人。元季世乱,弃农业照灵观道士。好学，工诗，善画。尝绘《仙山访隐图》一卷，遂昌郑元佑为之记。

富嘉谟：唐代雍州武功人。举进士。长安中，累官晋阳尉，文章典雅厚实，预修《三教珠英》。中兴初，历左台监察御史，与吴少微友善。属词并以经典为本，文体一变，号为“富吴体”。张说称其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集十卷，今存诗一首。

富元衡：字公权，宋代进士，书法家。初任随县主簿，绍兴年间（1131-1162年）官至工部郎中。做官守节清慎（保持节气，清廉而谨慎），始终不渝。

富占魁：字星桥。吉林永吉人。 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历任第二十七旅参谋长，安徽第三混成旅 第三团团长，第四十五旅参谋长，第八十一团团长，第十三师师长，预备军军长，东北陆军第十一军军长，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旅旅长。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民国24年冬任冀察绥靖公署 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齐 郡：西汉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隋唐为青州北海郡。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大夫富辰之后”。望出齐郡，陈留。

济阴郡：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144年）置济阴国；汉元帝初元年（公元48年）改为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县一带。

陈留郡：秦始皇置陈留县，汉代改置陈留郡。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地区。

2、堂号

富姓的主要堂号有：“知止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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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姓宗祠通用对联

〖富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名列三杰；

相历二朝。

——李文郑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武功人富嘉谟，进士出身；长安年间官晋阳尉，后经韦嗣立推荐，任左台监察御史。文章雅致丰厚，与吴少微同以文辞知名，当时称"吴富体"，他二人和魏谷倚同称“北京三杰”。下联典指北宋大臣富弼，字彦国，洛阳人，天圣年间举茂才异等。仁宗庆历年间出使契丹，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的要求，回朝后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建议改革朝政，上河北守御卡二策，至和年间与文彦博同时任宰相。神宗即位后，他劝谏“二十年口不言兵”，王安石变法时，他在亳州抵制青苗法，因此被弹劾降职。晚年退居洛阳，封郑国公。有《富郑公诗集》。

力持国体；

清慎公权。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富弼，少笃学有大度，仁宗复制科，举茂材异等，庆历中知制诰，出使契丹，使南北之民不见兵革者数十年，至和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并相，天下称“富文”。下联典指宋·富元衡，绍兴中官至工部郎中。富元衡守节清慎，始终不渝，名所居曰“知止堂”。

杰士驰誉；

使相申和。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富嘉谟文辞雄健，为京都三杰之一。下联典指宋·富弼出使契丹辩和战之利害，南北息兵数十年，时称“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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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荫袭公爵一等；

荣列北京三杰。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太子保富善，满州正黄旗人。康熙间袭一等公。下联典指唐代左台监察御史富嘉谟，武功人。他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为文雅厚，与整天 少徵齐名，成一家文体，时称“吴富体”。又与魏谷、倚同称“北京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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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兴学课士德泽厚；

除暴安良恩惠长。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元代慈溪宰富德庸，济南人。除暴安良，兴学课士，民讴歌之。

富玫善绘白衣像；

子徵妙成访隐图。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五代时画家富玫，工画道释，有《弥勒内院图》、《白衣观音像》等传于代。下联典指元代画家富恕，字子徵，吴江人。自号林屋山人。元季世乱，弃农业照灵观道士。好学，工诗，善画。尝绘《仙山访隐图》一卷，遂昌郑元佑为之记。

彤庭赫赫九仪备；

素彩峨峨明月升。

——唐·富嘉漠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左台监察御史富嘉漠《明冰篇》诗集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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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经学夙优。大变时文旧体；

忠义天予，允称王佐奇才。

——佚名撰富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左台监察御史富嘉谟事典。下联典指宋代名相富弼，字彦国，河南人。他出使契丹，力拒割地，并说明和战利害，保持了边境数十年的和平。后与文彦博并相，时称“富文”。他为政周悉，忠直敢言，后拜司空，被封为韩国公。

　　1、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来讲，它虽然失败了，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也决定了王安石本人的历史地位！

　　2、王安石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北宋王朝“积贫”和“积弱”的时期，这个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封建王朝举步维艰。所谓积贫，意思是：即由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民贫)；所谓积弱，意思是：即宋王朝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兵变、民变，对外日益无力抵御辽、夏王朝的双重侵扰。

　　3、在这一时期，由于“庆历新政”的影响，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逐渐掀起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改革变法、变法改革成为一种风尚。正如陈亮所言：“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名士句句都是变法。然而，应该怎样变法改革却众说绘纭，莫衷一是。这种状况一方面为日后王安石变法打开了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给日后打开了局面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种下了祸根。当时，王安石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1059年春，曾向宋仁宗写了一封长达五言的言事书。这即是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言事书中，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意见不具体，只是着重提到有关政治以至吏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而没有着重谈到根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然而他却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在后来的变法运动中，这个理财方针得到了完全地贯彻。

　　但是，言事书并没有受到宋仁宗及权臣们的注意，也没有在当时的政治上掀起任何波澜。王安石大概对此也深觉失望，故而在守丧期满后，他便留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宋英宗时期，王安石始终没有出仕。这种轻松的生活，使王安石有时间构想他以后的改革框架。

　　4、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为宰相，变法运动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围非常广泛，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调整官僚机构和提拔下层士大夫，以及变更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庆历革新改革失败的教训，对于“整顿吏治”这一个传统改革的首要问题绕过去，对于裁汰冗官等相关问题，他也回避，以减少来自官僚阶层对变法的反对。他甚至还采取提高官吏薪俸、扩大优待退休官员的利禄之制等办法，笼络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员，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来争取官僚阶层对变法的支持。由于王安石变法是紧紧围绕着“理财”和“整军”这两个重点来进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农寺、都水监、兵部等闲散机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根据变法的需要，王安石还增加了条例司、市易司、军器监等一批新机构。与对官僚机构的处理方法一样，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也是一方面不裁减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资升迁的老规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于改革的干练的下层官员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们参加到上层机构中来。这样官僚机构、官员数量比变法前还略有增加，财政支出增多了，但这却是变法的需要。

　　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病，王安石对之进行了改革。但新的科举考试“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办法脱离实际。然而王安石改革科举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利用科举考试，箝制反对派，吸收变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于变法的展开。对于学校制度，王安石将自己和吕惠卿所著的《三经亲义》颁行于学校，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利用学术教育，为变法服务。

　　第二，省兵置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建立保甲制度，巩固地方治安秩序。“整军”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冗兵众多，缺乏战斗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军营空额严重，是北宋军队的三大痼疾。对此，王安石裁减了30万冗兵，节省了近千万缗军费开支。另外王安石对旧有的换防制度——更戍法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创立的将兵法。即提高武将权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统分开，以专将管专兵，使兵将长期相处，提高作战能力。这种“置将法”的实施，解决了由更戍频繁而引起的士兵过度劳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将分离和士兵缺乏训练，无法长期指挥而造成的将领号令不严、指挥涣散无力的状态。另外，军器监的设置，也为军队提供了优良的装备，对提高宋军战斗力有极大影响。

　　在广大乡村实行联户结保，建立起保甲这种乡兵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这就是保甲法。在保内实行连坐法，强化封建治安。另外维持地方治安，抽选保丁，定期训练，负责巡逻。其目的，一是强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摸索一条兵农合一的路子，以减少冗军。

　　保甲法的建立和发展，为保马法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为了解决官监养马占地多、花费大的问题，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将官监马分给民户喂养，规定养马户可免除折变、沿纳。保马法的贯彻实施，节省了财政开支，也为军队提供了较好的军马。

　　第三，调整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关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针对高利贷活动猖獗，大量农民因借贷而破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即由国家向民户贷款。凡民户借贷，须按户等规定的借贷数量，结保向官府借贷。贷款一年分两期，在夏粮和秋粮未熟的青黄不接时期借贷，在夏收和秋收后还贷，利息为三分或二分。这实质上就是国家向私人放高利贷。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借贷的负担，打击了高利贷者，同时也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农民沉重负担之一。虽然国家没有规定要按户等出差，但实际上因有钱有势者的免役、逃役，使各类差役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因此，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废除过去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的旧制，根据等级高低，按等级出钱，由政府雇人充役，其钱称免役钱；过去免役的坊郭户、官户、女户、寺观等六类户也按户等减半出钱，其钱称助役钱；另外，为防止水旱欠搁，民户须多出二分役钱，称免役宽剩钱。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负担，缓解了农民的压力，也使国家得利颇丰。除国家杂役通过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国家财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方田均税法推行。目的在于清丈田亩，检查漏赋，均定田税。它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强兼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早于方田均税法实施的农田水利法，也推动了各地农田水利建设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持续开展起来，使治理黄河的工程建设也取得一些成功，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

　　第四，供应国家需要及限制商业资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对专利制度的改革。针对汴京物资需求与东南六路供应的严重脱节，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它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组织均输的发运使职权。政府均输增加巨额投资，改革运输、购销中旧有的弊端，另外对欠收地区的上供钱物实行“代发”制度。均输法实行后，减轻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商人资本的谋取暴利活动，同时使封建国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垄断的商业利润。

　　市易法创行后，商人资本遭到了更为严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行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场归于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体作法是：在汴京设置都市易司，在一些边境及重要的城市，设置市易务，国家投以巨资，使之成为垄断市场的机构。市易法施行后，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对于茶盐酒矾、金银坑冶、货币铸造等项专利制度，王安石也积极加以改革。对茶盐酒矾专利加强了控制，而对金银坑冶专利则放宽了限制，它们都能得到发展。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然而它却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贾、高利贷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侵扰民众的事情不断发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别遭到守旧官员的攻击。从中央到地方，从言论到行动，以司马光、范缜、赵瞻、韩琦、欧阳修、刘痒、姜潜、富弼等人为代表，与变法官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青苗法是双方斗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的声音不仅使宋神宗动摇了，而且使一些变法派官员如苏轼、苏辙、李常、程颢也动摇了，改变了观点。但王安石镇定自若，终于说服了宋神宗，并在青苗法问题上作了妥协，稳住了局势。接着，围绕着免役法，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其后，由于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灾荒的发生，守旧派又一次掀起了反变法斗争的高潮。后来，变法派内部发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于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4月辞去相位。尽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诏重新任相，但变法的形势已经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犹豫不决，守旧派的不断发难，变法派重要成员的意见不一，爱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于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宁九年)10月再次罢相，卸职重归江宁。

　　回到江宁后，最初王安石还带有“判江宁府”的官衔，但他却从不去衙门处理政事。次年六月，他干脆把这个官衔也辞掉了。平日除出游寻访胜迹，浪迹山野外，便是读书、著述。《字说》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这时，新法虽在吕惠卿、韩绛等人的主持下继续推行，但整个变法运动却已经滑出了正常的轨道。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确实是这样。

　　5、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为宰相，变法运动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围非常广泛，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调整官僚机构和提拔下层士大夫，以及变更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庆历革新改革失败的教训，对于“整顿吏治”这一个传统改革的首要问题绕过去，对于裁汰冗官等相关问题，他也回避，以减少来自官僚阶层对变法的反对。他甚至还采取提高官吏薪俸、扩大优待退休官员的利禄之制等办法，笼络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员，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来争取官僚阶层对变法的支持。由于王安石变法是紧紧围绕着“理财”和“整军”这两个重点来进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农寺、都水监、兵部等闲散机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根据变法的需要，王安石还增加了条例司、市易司、军器监等一批新机构。与对官僚机构的处理方法一样，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也是一方面不裁减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资升迁的老规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于改革的干练的下层官员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们参加到上层机构中来。这样官僚机构、官员数量比变法前还略有增加，财政支出增多了，但这却是变法的需要。

　　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病，王安石对之进行了改革。但新的科举考试“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办法脱离实际。然而王安石改革科举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利用科举考试，箝制反对派，吸收变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于变法的展开。对于学校制度，王安石将自己和吕惠卿所著的《三经亲义》颁行于学校，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利用学术教育，为变法服务。

　　第二，省兵置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建立保甲制度，巩固地方治安秩序。“整军”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冗兵众多，缺乏战斗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军营空额严重，是北宋军队的三大痼疾。对此，王安石裁减了30万冗兵，节省了近千万缗军费开支。另外王安石对旧有的换防制度——更戍法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创立的将兵法。即提高武将权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统分开，以专将管专兵，使兵将长期相处，提高作战能力。这种“置将法”的实施，解决了由更戍频繁而引起的士兵过度劳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将分离和士兵缺乏训练，无法长期指挥而造成的将领号令不严、指挥涣散无力的状态。另外，军器监的设置，也为军队提供了优良的装备，对提高宋军战斗力有极大影响。

　　在广大乡村实行联户结保，建立起保甲这种乡兵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这就是保甲法。在保内实行连坐法，强化封建治安。另外维持地方治安，抽选保丁，定期训练，负责巡逻。其目的，一是强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摸索一条兵农合一的路子，以减少冗军。

　　保甲法的建立和发展，为保马法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为了解决官监养马占地多、花费大的问题，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将官监马分给民户喂养，规定养马户可免除折变、沿纳。保马法的贯彻实施，节省了财政开支，也为军队提供了较好的军马。

　　第三，调整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关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针对高利贷活动猖獗，大量农民因借贷而破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即由国家向民户贷款。凡民户借贷，须按户等规定的借贷数量，结保向官府借贷。贷款一年分两期，在夏粮和秋粮未熟的青黄不接时期借贷，在夏收和秋收后还贷，利息为三分或二分。这实质上就是国家向私人放高利贷。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借贷的负担，打击了高利贷者，同时也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农民沉重负担之一。虽然国家没有规定要按户等出差，但实际上因有钱有势者的免役、逃役，使各类差役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因此，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废除过去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的旧制，根据等级高低，按等级出钱，由政府雇人充役，其钱称免役钱；过去免役的坊郭户、官户、女户、寺观等六类户也按户等减半出钱，其钱称助役钱；另外，为防止水旱欠搁，民户须多出二分役钱，称免役宽剩钱。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负担，缓解了农民的压力，也使国家得利颇丰。除国家杂役通过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国家财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方田均税法推行。目的在于清丈田亩，检查漏赋，均定田税。它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强兼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早于方田均税法实施的农田水利法，也推动了各地农田水利建设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持续开展起来，使治理黄河的工程建设也取得一些成功，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

　　第四，供应国家需要及限制商业资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对专利制度的改革。针对汴京物资需求与东南六路供应的严重脱节，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它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组织均输的发运使职权。政府均输增加巨额投资，改革运输、购销中旧有的弊端，另外对欠收地区的上供钱物实行“代发”制度。均输法实行后，减轻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商人资本的谋取暴利活动，同时使封建国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垄断的商业利润。

　　市易法创行后，商人资本遭到了更为严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行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场归于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体作法是：在汴京设置都市易司，在一些边境及重要的城市，设置市易务，国家投以巨资，使之成为垄断市场的机构。市易法施行后，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对于茶盐酒矾、金银坑冶、货币铸造等项专利制度，王安石也积极加以改革。对茶盐酒矾专利加强了控制，而对金银坑冶专利则放宽了限制，它们都能得到发展。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然而它却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贾、高利贷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侵扰民众的事情不断发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别遭到守旧官员的攻击。从中央到地方，从言论到行动，以司马光、范缜、赵瞻、韩琦、欧阳修、刘痒、姜潜、富弼等人为代表，与变法官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青苗法是双方斗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的声音不仅使宋神宗动摇了，而且使一些变法派官员如苏轼、苏辙、李常、程颢也动摇了，改变了观点。但王安石镇定自若，终于说服了宋神宗，并在青苗法问题上作了妥协，稳住了局势。接着，围绕着免役法，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其后，由于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灾荒的发生，守旧派又一次掀起了反变法斗争的高潮。后来，变法派内部发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于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4月辞去相位。尽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诏重新任相，但变法的形势已经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犹豫不决，守旧派的不断发难，变法派重要成员的意见不一，爱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于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宁九年)10月再次罢相，卸职重归江宁。

　　回到江宁后，最初王安石还带有“判江宁府”的官衔，但他却从不去衙门处理政事。次年六月，他干脆把这个官衔也辞掉了。平日除出游寻访胜迹，浪迹山野外，便是读书、著述。《字说》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这时，新法虽在吕惠卿、韩绛等人的主持下继续推行，但整个变法运动却已经滑出了正常的轨道。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确实是这样。

　　5、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第二年12月，王安石又被任命为宰相，变法运动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王安石改革的范围非常广泛，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调整官僚机构和提拔下层士大夫，以及变更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王安石吸取了庆历革新改革失败的教训，对于“整顿吏治”这一个传统改革的首要问题绕过去，对于裁汰冗官等相关问题，他也回避，以减少来自官僚阶层对变法的反对。他甚至还采取提高官吏薪俸、扩大优待退休官员的利禄之制等办法，笼络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官员，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来争取官僚阶层对变法的支持。由于王安石变法是紧紧围绕着“理财”和“整军”这两个重点来进行的，因此，王安石加大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如司农寺、都水监、兵部等闲散机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根据变法的需要，王安石还增加了条例司、市易司、军器监等一批新机构。与对官僚机构的处理方法一样，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也是一方面不裁减冗官，另一方面又打破按资升迁的老规矩，大量提拔了一大批有志于改革的干练的下层官员和士大夫甚至平民，使他们参加到上层机构中来。这样官僚机构、官员数量比变法前还略有增加，财政支出增多了，但这却是变法的需要。

　　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病，王安石对之进行了改革。但新的科举考试“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办法脱离实际。然而王安石改革科举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利用科举考试，箝制反对派，吸收变法的支持者，使之更有利于变法的展开。对于学校制度，王安石将自己和吕惠卿所著的《三经亲义》颁行于学校，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利用学术教育，为变法服务。

　　第二，省兵置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建立保甲制度，巩固地方治安秩序。“整军”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冗兵众多，缺乏战斗力的老弱兵士大量存在，军营空额严重，是北宋军队的三大痼疾。对此，王安石裁减了30万冗兵，节省了近千万缗军费开支。另外王安石对旧有的换防制度——更戍法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范仲淹等人所创立的将兵法。即提高武将权力，使之和地方行政系统分开，以专将管专兵，使兵将长期相处，提高作战能力。这种“置将法”的实施，解决了由更戍频繁而引起的士兵过度劳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将分离和士兵缺乏训练，无法长期指挥而造成的将领号令不严、指挥涣散无力的状态。另外，军器监的设置，也为军队提供了优良的装备，对提高宋军战斗力有极大影响。

　　在广大乡村实行联户结保，建立起保甲这种乡兵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这就是保甲法。在保内实行连坐法，强化封建治安。另外维持地方治安，抽选保丁，定期训练，负责巡逻。其目的，一是强化封建治安，二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摸索一条兵农合一的路子，以减少冗军。

　　保甲法的建立和发展，为保马法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为了解决官监养马占地多、花费大的问题，王安石便利用保甲制度，将官监马分给民户喂养，规定养马户可免除折变、沿纳。保马法的贯彻实施，节省了财政开支，也为军队提供了较好的军马。

　　第三，调整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关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针对高利贷活动猖獗，大量农民因借贷而破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即由国家向民户贷款。凡民户借贷，须按户等规定的借贷数量，结保向官府借贷。贷款一年分两期，在夏粮和秋粮未熟的青黄不接时期借贷，在夏收和秋收后还贷，利息为三分或二分。这实质上就是国家向私人放高利贷。青苗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借贷的负担，打击了高利贷者，同时也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不少。

　　差役是北宋农民沉重负担之一。虽然国家没有规定要按户等出差，但实际上因有钱有势者的免役、逃役，使各类差役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因此，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免役法。即废除过去按户等轮流充当差役的旧制，根据等级高低，按等级出钱，由政府雇人充役，其钱称免役钱；过去免役的坊郭户、官户、女户、寺观等六类户也按户等减半出钱，其钱称助役钱；另外，为防止水旱欠搁，民户须多出二分役钱，称免役宽剩钱。免役法平均了差役负担，缓解了农民的压力，也使国家得利颇丰。除国家杂役通过雇役而完成外，封建国家财政大增。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方田均税法推行。目的在于清丈田亩，检查漏赋，均定田税。它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豪强兼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早于方田均税法实施的农田水利法，也推动了各地农田水利建设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持续开展起来，使治理黄河的工程建设也取得一些成功，极大的发展了社会生产。

　　第四，供应国家需要及限制商业资本政策的推行，以及对专利制度的改革。针对汴京物资需求与东南六路供应的严重脱节，王安石推出了均输法。它的主要内容是提高组织均输的发运使职权。政府均输增加巨额投资，改革运输、购销中旧有的弊端，另外对欠收地区的上供钱物实行“代发”制度。均输法实行后，减轻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商人资本的谋取暴利活动，同时使封建国家分得以前被商人所垄断的商业利润。

　　市易法创行后，商人资本遭到了更为严重的限制。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行为，把由大商人把持和控制的市场归于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其具体作法是：在汴京设置都市易司，在一些边境及重要的城市，设置市易务，国家投以巨资，使之成为垄断市场的机构。市易法施行后，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对于茶盐酒矾、金银坑冶、货币铸造等项专利制度，王安石也积极加以改革。对茶盐酒矾专利加强了控制，而对金银坑冶专利则放宽了限制，它们都能得到发展。

　　5、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然而它却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贾、高利贷者的既得利益。加之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侵扰民众的事情不断发生，因此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别遭到守旧官员的攻击。从中央到地方，从言论到行动，以司马光、范缜、赵瞻、韩琦、欧阳修、刘痒、姜潜、富弼等人为代表，与变法官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青苗法是双方斗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的声音不仅使宋神宗动摇了，而且使一些变法派官员如苏轼、苏辙、李常、程颢也动摇了，改变了观点。但王安石镇定自若，终于说服了宋神宗，并在青苗法问题上作了妥协，稳住了局势。接着，围绕着免役法，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其后，由于市易法的推行，以及重大灾荒的发生，守旧派又一次掀起了反变法斗争的高潮。后来，变法派内部发生了分裂，王安石被迫于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4月辞去相位。尽管第二年2月，王安石又奉诏重新任相，但变法的形势已经大不如昔日了。年青皇帝的犹豫不决，守旧派的不断发难，变法派重要成员的意见不一，爱子王霄的死亡，使王安石意志消沉，感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于是，王安石在1076年(北宋熙宁九年)10月再次罢相，卸职重归江宁。

　　这时，新法虽在吕惠卿、韩绛等人的主持下继续推行，但整个变法运动却已经滑出了正常的轨道。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确实是这样。

一、姓氏源流 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二堂号 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它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三世系表 如果发现一本关于您身世的家谱，您最想看的是什么哪？是不是想知道自家的祖先是谁？家族中曾有过哪些名人、功绩？家族中人现在哪里？等等，所有的答案就在家谱的世系表中。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藏地、功绩等。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藏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以上四种世系表形式都各有特色，这是一般族谱中比较常见的世系表，但也有其它的变化，我们在记述家族世系表时，可根据掌握材料的多少、家族成员的多少等灵活采用，总之，世系表要易看易懂、内容真实、层序分明，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四家训 家训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传统宗族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渐丰富多采。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思想，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在家谱中有不少详记家训、家规等以资子孙遵行的。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名训，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脍炙人口。 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此外，提倡什么和禁止什么，也是族规家法中的重要内容，如：“节俭当崇”、“邪巫当禁”等。 简言之，每个家族都有不同的族规家训。家谱中较为常见者，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注重家法、国法(二)、和睦宗族、乡里(三)、孝顺父母、敬长辈(四)、合乎礼教、正名分(五)、祖宗祭祀、墓祭程序 五家传 要想深入了解世系表中族人的历史功绩，那就得看家传了。 家传，是用来记述家族中有名望、有功绩人的事迹的文体，是一种正式的传记，明朝之前，传与谱是分开来记的。 “传记”记述了一个人一生的功绩品德，从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到对地方、家族做的每一件业绩，如：出资修建词堂、祖墓等，全部记述在内，以作为后人学习之榜样，并荣耀家族。 家传一般分为：列传、内传和外传等。列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功绩男子的传记；内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品行女子的传记；外传是记录家族中已出嫁有品行女子的传记。 传记中多配有该人的画像或关于该人的故事图画，让后代读起来倍感生动形象。 家传之用词以真实平朴为重，最忌溢美之词。这也是评价一部“家传”水平高低与否的重要标准。 六艺文著述 “谱乃一家之史“，其中当然少不了家人的艺文著述。自六朝起，就有将家族中名人的著作录入家谱的惯例，尤其是到了明朝，此风更盛，这部分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涉及史学、文化、经济、宗教等许多领域，在形式上甚至堪于”经典史料“相媲美。 家谱中的艺文著述，在体例上一般称作：艺文志、辞源集、文征集等。 “艺文著述”以家族中名人所写的诗文著作为主要内容，也收集本族人与外人的书信来函，以及经籍、表策、碑文、书札等，有的还有版画、肖像画、版本作品、名家书法、歌曲等，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丰富。 艺文著述是家族先人的心血结晶，其中的大量珍贵史料文献，有着非常珍贵的参考和欣赏价值。但是，由于艺文著述的种类、内容繁多，而又良不齐，所以还需后人用心整理，方能使家族中的艺文精品得以流传和利用。 同时，我们在续补家谱现代艺文著述时，更需精心挑选，慎重录入，把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献传给后代。 七家谱图像 家谱之体现，能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副，但一张好的、照片仍是能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质传达出来。 将、照片纳入家谱的意义在于，为家族传承提高了一个最直接的环境背景，使家谱不在局限在文字文字记录、整体概念也变得鲜明而生动起来。 只要是能让人对家谱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古地图或老照片，均应该被收入家谱里，包括：1)老照片家中存有的古老黑白照片、一家人的合照等，都有其历史价值，也是见证家谱的最原始材料。2)祖先(遗像、人物画、肖像画)中国历代以来多有大量之人物画及肖像画，其中有大部分是为了纪念先人，或表达对圣贤亲人的追慕。也有些家谱将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启迪后人的目的，有些也刊载一些先人手泽遗墨。3)风水图(祠堂图、墓图)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在古代更是家族聚会之所，所以一般的家谱均有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有些更是附刊墓图，有些甚至详记地理方位。人们相信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祖辈所居住、埋葬的地点有很深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丰富的“风水”内容，所以也被称为“风水图”。4)故居/村庄图明清族谱中不但记述居址迁徙，很多富家所修的谱书中，还以精美的版图，印制出他们家族的庭院、楼阁、书斋、房舍等。

富姓源于 春秋时期，周朝大夫富辰，其子孙以祖先字为姓，相传姓富。

堂号

《通志氏族略》记载：“周大夫富辰之后”。望出齐郡，陈留。

历史名人

富嘉谟——唐朝武功人，为文雅厚出名，他做的文章，文彩典雅，内容充实。当时文士吴少微，和富嘉漠的文风相似，时人称为“吴富体”。又与魏谷、倚同称为“北京三杰”。

富弼——字彦国。宋朝河南人。少有大志，勤奋学习。以和战之利弊，说服契丹退兵，至和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并相，世称“富文”。

富占魁——字星桥。吉林永吉人。 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历任第二十七旅参谋长，安徽第三混成旅第三团团长，第四十五旅参谋长，第八十一团团长，第十三师师长，预备军军长，东北陆军第十一军军长，东北陆军步兵第二十旅旅长。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民国24年冬任冀察绥靖公署 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辽宁本溪、桓仁富察氏字辈：“毓麟广成庆恩德永父明”。

辽宁辽阳富察氏字辈：“生文祥宝泰业世旗龙”。

正红旗长白山富察氏(傅氏)字辈：“文景德贵(瑞)延绍兴继世长承伯显耀作肇起振春光”。

正白旗富察氏(罗氏)、镶黄旗(傅氏、付氏)字辈：“文景安钟毓恒成锡国良善存应贵永德广世绍长”。

镶黄旗东海富察氏(傅氏、富氏)字辈：“希文恩忠勇荣任秉存成宏云兴显瑞景广庆祥增”。

富察氏一支字辈：“玉振金满堂……永远大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