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东夷人属于苗瑶、百越、通古斯人的混血，特有的是Y染色体单倍群是O2、O1、C1，分布在华北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北方的东夷人有更多的通古斯血统，南方的东夷人有更多的苗瑶、百越血统，但总体上以苗瑶、百越为主。自从东夷人首领与西邻原始华夏人在中原地区接触以来，东夷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华夏人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人已经大幅度华夏化(不但指语言上而且指血统上)。

东夷人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 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 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与东夷联合灭夏,受东夷影响很大)。

太昊(即伏羲氏后裔分支)姓风，是原始华夏首领伏羲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东夷化成了东夷的世袭首领。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伏羲母系故里后建立的方国。神农氏部落与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一样，也分为淮阳和山东两大系统，淮阳以华夏语言为主、山东以东夷语言为主，但神农氏各部落后来全部为东迁的炎帝部落(四岳之一支)所并。炎帝四岳之一支东 迁到今鲁西豫东接壤地区，以淮阳为都，完全取代了原神农氏的地盘，与太昊集团交错分布；居住在山东的四岳本为华夏，后来全部东夷化(语言上)。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

蚩尤就是东夷的子孙，但具体是太昊还是神农之后，不可考。

少昊是东夷继太昊之后的又一个统治集团，嬴姓。少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帝喾的儿子少昊挚只是东夷诸多少昊首领中的一个，并且与之前和之后的少 昊首领也没有父系的血缘关系，母系倒有可能。少昊挚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改姓东夷姓嬴)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嬴姓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徐，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 北；葛，今河南宁陵县；费，今山东费县；郯，今山东郯城县；谭，今山东章丘县境；锺离，今安徽风阳县。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嬴、偃同字异写，由于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时尚有奄(曲阜县)，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县；六，今安徽六 县；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东夷群舒，均为偃姓。莒国(今山东莒县)先为嬴姓，后改己姓，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的部落。

夏初，启与伯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鲁、豫、冀三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父系是华夏,母系是东夷)。他们从燕山地区南 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夏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齐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前567年齐国灭莱，于是 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鲁国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着称，但当地土著东夷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 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 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能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原始汉人创造前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北辛(山东滕县)-青莲岗(江苏淮安市)文化，分布于淮北、鲁南，为前5400～前4400。

原始汉人创造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大汶口文化(是北辛-青莲岗文化的继续)，主要分布在全山东、江苏淮河以北，在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也有零星分布，为前4300～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到了晚期，它还深入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寺冈、偃师滑城等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是大汶口文化向北波及的证据。

华夏族创造中原龙山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为前2500～前2000年。

华夏族创造夏-先商-先周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岳石(山东平度县东)文化(前1900—前1500)。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空隙。

东夷被华夏族击败后，东夷北支逃到辽河流域，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O1—M119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O2成为满族、朝鲜族、大和族的第一基因；东夷南支向南逃窜，回到自己的百越老家，并将部分C1/D带到南方。从此，东夷民族从肉体上、文化上从黄河流域消失，取 代他的是带有O3—M122的华夏族。

汉藏民族Y染色体单倍群是O3—M122。O3出现频率最高地区为中国云南省、印度东北部那加邦的藏缅族群里，很多民族中出现频率为100%，如独龙族等。在靠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O3数量比较多，缅甸、老挝、越南都超过50%。

汉藏民族一支形成了藏缅族群，他们创造了马家窑文化，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马家窑文化是陕西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年代为前3300--前2050年。齐家文化起源于中原之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地域重合，开始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属陕西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早期为前2000年，已普遍出现铜器，晚期年限可到商代。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为前1900～前1700。

藏缅族群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棕色人种的和兄弟民族百濮的很多地盘，并于之通婚，融合成藏族人、羌族人、氐族人、彝族人、缅甸族人、蜀人、巴人(土家族)人。

其中，藏族是秦汉时期藏缅族群中的两支唐旄发羌(仙女)，南下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的棕色人种土著雅砻(猕猴)混血而形成的。藏族人的遗传结构还能看到大量的D型Y染色体(当然O3型染色体占50%以上)。而观察藏族的面貌特征，甚至在同一个村子中，也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式，有的人是挺拔的羌人的面容，有的人则是敦圆的棕色人种面貌，肤色的差异也很大。

氐族仅存于四川和甘肃边界地区，有着惊人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全部的D型，说明他们是棕色土著的后代，并且在汉藏语中，“氐”就是“底层”的意思。羌人来到青藏高原，把原本就在这里的棕色土著称为“氐族”，因为他们“原抵”就在那 里。羌族也含有部分的D型，但还是以O3为主。另外，整个藏缅族群由于在黄河上游老家跟C融合的厉害或者因为后来匈奴、鲜卑、金山突厥、契丹、蒙古的影 响，所以都含有10%以上的C的血统。

O3在南亚语群体和苗瑶语群体中就存在。唯有O3e1是汉族才独有的，这个类型诞生于原始汉人的故乡黄土高原(甘南宁夏陕北)，很可能是做了800年 江山的周族的祖先帝喾-后稷(弃)。今日北方汉族O占73%，K占13%，C、Q各占4%，R1a、J、其他各占2%；今日南方汉族O占71%，K占 144%，C占8%，D占4%，F占1%，R1a占08%，N占08%。

现代汉人中存在一些高鼻深目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直接归因于胡人基因。汉族基因的多样性部分来自于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与多个民族和族群融合在一起，包括少数民族和外来族群。这种融合导致了汉族基因库的多样化，包括一些高鼻深目的遗传特征。

此外，环境因素也可能对汉人的外貌特征产生影响。例如，在寒冷气候下生活的族群，由于需要更好的鼻腔保暖和呼吸功能，可能逐渐发展出较宽的鼻梁和深陷的鼻腔。这种适应性特征可能在某些汉人中表现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人的外貌特征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包括遗传、环境和个人习惯等。因此，对于现代汉人中的高鼻深目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单一因素，而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

“姓氏基因”理论

■“姓氏基因”理论：以姓氏为钥匙，打开人类遗传奥秘之门

当198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将他的“姓氏基因”理论初次带入中国时，拥有五千年姓氏记录的中国人还没意识到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位国际最著名的群体遗传学权威提议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联合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方面的研究，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所的袁义达得以加入到研究中，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姓氏基因”研究生涯，也从此在中国开创了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姓氏基因”理论力图以姓氏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殊的传递规律为基础，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姓氏通常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把姓氏作为生物学的标记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至今，西方姓氏遗传学家已经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姓氏传递中找到了有关生命遗传的信息，但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姓氏的传递历史不够长久且不够连贯。

在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姓的使用尚未普遍，如土耳其到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使用姓。犹太人由于历史上的处境，不能使用基督徒的名字，尤其是在德意奥地区，故也很晚才使用姓。而且在许多国家，姓的形成与血缘、宗族等关系不大。与我国一水相隔的日本，在公元5世纪晚期产生了姓，但仅仅是代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和职务的世袭称号，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法令，实施户籍登记，要求每一个日本人必须有姓，日本人才急匆匆地为自己找姓，多以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这不同于中国人的复姓，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三万多个姓，真正普及了姓，到今天，日本的姓已达12万多个。但此种背景下形成的姓氏传递，很难寻找到与遗传基因的关联。

中国人的姓氏却完全不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五千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受宗法制度的持续影响，几千年历史中，祭祀祖宗，不断烟火，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尤其在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在全国形成了无数群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中国姓氏父传子的方式垂直而稳定，再加上中国目前保存有大量血样统计资料，有关姓氏的准确记录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这一切，无疑使得中国人的姓氏成为“姓氏基因”研究的一大宝库。

记录近五千年男性遗传Y染色体的进化史

■中国的姓氏：记录近五千年男性遗传Y染色体的进化史

中国人的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有着密切而奇妙的关系，姓氏会影响到基因的遗传。

生物学研究证明，人体的23对染色体中的第23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性染色体，分X、Y两种，男性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只带有X染色体。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是男性；而带X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则是女性。故Y种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

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姓氏以父系方式传递，故姓氏形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为证实这一点，研究者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劳动。

袁义达和同事们将收集的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计算机聚类系统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姓氏基因”可能存在。

一个更令袁义达惊喜的发现是，中国人的姓氏分布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竟没有多大的变化！他查阅了从上千种文集和年谱中收集到宋朝和明朝的人物姓名，统计出人物的籍贯和居住地，并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一一作了归并，将之与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抽样资料进行比较，着重研究100个常见姓氏。他发现，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曲线吻合一致，这说明一千年里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这一切表明，姓氏是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式，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具有持续的研究前景。

袁义达特别补充一点，除了姓氏的父系传递，中国人还存在改姓现象，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避难改姓、少数民族改汉姓等，但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被称为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系遗传的功能。即使在当代，人口流动较多，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广大农村同姓聚居的习俗变化不大，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仍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

研究显露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

■“姓氏基因”研究显露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

大量在今天看来异常生动的生命信息也从“姓氏基因”的研究中显露出来。袁义达发现，宋、明、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有细微变化，如明朝7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率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

又如，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有所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的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赵姓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而浙江和江西地区的第一大姓陈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当代增加了1个百分点，成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国人口已达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的比率。

“姓氏基因”研究还表明，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这从遗传学角度证明了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袁义达通过研究掌握了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密度和大致规律。他自编软件，制作了100个大姓分布的彩色图谱，每个姓氏在全国的分布区域、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一目了然。他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宋、明、当代三个历史时期人口分布呈现一个共同特征，即仅占姓氏总量不足5%的100个常见姓氏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姓氏总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这表明，研究中国人起源和历史离不开这100个常见姓氏的源流和史迹，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表现出地域特色和相对隔离的现象。

研究蕴含不凡的价值和前景

■“姓氏基因”研究蕴含不凡的价值和前景

人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姓氏基因”研究成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袁义达告诉记者，“姓氏基因”研究与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人群的关系，可使疾病诊断少走弯路。此前已有研究表明，一个人所患疾病与其遗传基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发易感人群。人们观察到，患同一种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种药，疗效却迥然不同。有专家据此提出药物也有“百家姓”的观点，“姓氏基因”研究可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

“姓氏基因”还与长寿问题研究有关。有调查表明，广东、广西等地长寿人口较多，同时该地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发病率相对较低。如果从姓氏入手，找出这些地区的大姓如“叶”、“黄”等人群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找到长寿、免疫力与某一姓氏遗传之间的关系。

“姓氏基因”研究还有益于划分同姓人群，帮助百姓寻根问祖。中国民间流行以修家谱来明示家族关系，如果掌握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查一查基因就可以辨别同姓人是否出自同一血脉。袁义达介绍，前不久他们在山西太原市郊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了很有意义的现象。有一个村子的居民都姓张，附近庙里也供奉着张氏家族的灵位，村民均自称是数千年前某名门之后。但研究人员从史书中了解到，正宗的张姓应分布在河北地区。为检验太原这支张姓是否同出一族，他们从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样，对Y染色体上的某一基因位点作了测试，发现该位点上的基因密码分布并不一致，证明这些同姓人群并非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些人的祖先应是中途改姓加入。另一个例子，在河南开封至今仍有不少犹太人的后裔，因长期与汉族通婚，这些犹太人后代的外形与汉族人看不出差别，但他们的Y染色体仍有同犹太人相同的特征。

袁义达强调，“姓氏基因”课题现有成果告诉我们，中国的姓氏分布是一个重要的国情，值得深入研究。“姓氏基因”研究前景相当广阔，为人类群体研究打开了一条新通道，对文明起源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可能产生帮助。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继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染色体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征的性能，而X染色体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人口资料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研究者们收集了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过计算机聚类统计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的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这一发现，无疑说明了“姓氏基因”存在的可能，而且证明研究姓氏的遗传规律将有助于找到特殊姓氏人群的特殊遗传基因。

　　中国人姓氏历经数千年，很难说每家的姓氏都是千年一脉。而查基因则可以检验人群是否同宗。我国科学家在太原市郊区就作了这样的研究，发现了很有意义的现象：某村的居民都姓张，附近一个庙里还供奉着张氏宗族的牌位。村民自称是几千年前某个名门之后。但研究人员从史书记录发现，正宗张姓应分布在河北地区。为了验证太原张姓的来源，研究人员从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样，对Y染色体上的某一基因位点——“姓氏基因位点”作了测试，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基因密码分布不一致。按照“姓氏基因”理论可判定，这些同姓人群应该不是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些人是历史上中途改姓加入中国人的姓氏与遗传基因之间有着密切而奇妙的关系，姓氏会影响到基因的遗传。

　　生物学研究证明，人体的23对染色体中的第23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性染色体，分X、Y两种，男性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只带有X染色体。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是男性；而带X染色体的精子与带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受孕结果则是女性。故Y种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

　　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姓氏以父系方式传递，故姓氏形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为证实这一点，研究者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劳动。

　　研究者们将收集的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计算机聚类系统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姓氏基因”可能存在。

　　一个更令研究者们惊喜的发现是，中国人的姓氏分布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竟没有多大的变化！他查阅了从上千种文集和年谱中收集到宋朝和明朝的人物姓名，统计出人物的籍贯和居住地，并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一一作了归并，将之与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抽样资料进行比较，着重研究100个常见姓氏。他发现，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曲线吻合一致，这说明一千年里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这一切表明，姓氏是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一种理想研究模式，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的一种有用标记，具有持续的研究前景。

　　究者们特别补充一点，除了姓氏的父系传递，中国人还存在改姓现象，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避难改姓、少数民族改汉姓等，但比例很低，而且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被称为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父系遗传的功能。即使在当代，人口流动较多，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广大农村同姓聚居的习俗变化不大，加上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仍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进来的。

中国汉族血统还是很纯的，基因学证明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民族融合几乎不存在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北方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那么突厥语民族（匈奴、突厥）、蒙古语民族（鲜卑、契丹、蒙古）、满语民族（女真、满州），应该和汉族有相同的共有Y染色体类型分布。

　　但我们研究R1a1、C3c、O2b三个染色体类型，却发现，汉族人中找不到这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

　　首先说C3c，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数据库里有560多个北方汉族样本、1200多个南方汉族样本（2004年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C3c，而在外蒙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比例为17%，在哈萨克族人中为12%，在图瓦人中24%，也就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民族人口中出现频率都特别高！而560多个汉族和1200多个南方汉族人群样本中，竟然没有一个是C3c，基本排除了历史上突厥语、蒙古语民族和汉语人群的大规模融合，至少在父系上的Y染色体中找不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