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认为，天下一切明争暗斗的焦点，无非就是“利益”二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建立在一定利益基础之上的“同舟”，总有各奔东西的一天。只有抓住对手的要害，你才能无往不胜、所向披靡。

心口不一，内外有别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说话直来直去，把自己心思全都表露给别人看，结果好事不能从中得益，坏事又往往授人以柄，很容易成为利益斗争场上的牺牲品。因此，李宗吾说，即使你不想害人，心里想什么，嘴里也不要说出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你要实施某项于对手不利的计划时，表面上一定要装得若无其事，让对手放松警惕，进而安下心来，不去做任何准备，而己方则在暗地里加紧图谋。

日本某公司在与美国某公司进行技术协作谈判时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谈判伊始，美国首席代表便拿着各种技术数据、谈判项目、开销费用等一大堆材料，滔滔不绝地发表本公司的意见。而日本公司代表则一言不发，仔细倾听并埋头做着记录。当美方结束长达数小时的长篇大论、征询日本公司代表的意见时，日本公司代表故意显得很迷惘、无所适从，反反复复地说：“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没做好准备”，“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回去准备一下”，“我们事先也未搞清楚技术数据”。第一次谈判就这样在莫名其妙的氛围中结束了。

几个月后，双方开始了第二轮谈判，日本公司以上次谈判团不称职为由，撤换了上次的谈判代表团，重新派出代表到美国谈判。这些代表全然不知上次谈判的内容和结果，一切都得重新再来，日本人在这次谈判中显得准备不足，最终该公司还是以重新研究为借口结束了第二次谈判。

几个月之后，在第三次谈判中日本公司又如法炮制。这样的结果令美方公司老板大为恼火，他认为日本人在这个项目上轻视本公司的技术和基础，缺乏必要的诚意，于是就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半年后双方的谈判工作仍然没有进展，两国公司的协定就将被迫取消。

随后，美国公司便解散了谈判团，封闭了所有的技术资料，以逸待劳，等待最后一次谈判的到来。

没料想，几天后，日本便派出由前几批谈判团的首要人物组成的庞大谈判团飞抵美国，美国公司在惊愕之中匆忙将原来的谈判团成员重新召集起来。这次谈判，日本人一反常态，他们带来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同时对合作分配、技术、物品、人员等一切有关事项都做了相当细致的策划，并将协议书的拟稿交给美方代表签字。

这样的局面使美国人迷惘了，美方最后勉强签了字，当然其中所规定的某些条款要明显倾向于日方。显然，日本人是在了解美方的意图后，一鼓作气制订了详细的方案，趁美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出击，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在谈判桌上使用，当你的对手完全被你的计策磨得志气消沉、心神疲惫，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也可使用。此时无论他拥有多么强大的实力，都等于是纸糊的灯笼。如果你能把握住时机，迅速出手，肯定会让对方手忙脚乱，这也是你战胜对手、取得成功的最佳时机。

李宗吾认为，这种方式并不是为人是否忠诚、待人是否诚实的问题，因为人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的，如果你不使用这样的厚黑方法，你将注定成为一个失败者。

被李宗吾称为“黑学祖师”的曹操，是被后人认为生性狡诈的典型人物，然而曹操的聪明在于他懂得把握说假话和说真话的尺寸和时机。对外，为了自己的利益，难免敷衍了事，语焉不详；而对内，和自己的谋士在一起时，曹操则是实话实说，绝无虚言。因为曹操很清楚，当时的形势是“上下相疑之秋”，人与人之间是缺乏信任的，但是如果对自己的谋士也不信任，则很有可能被他们看穿自己的伎俩，导致两败俱伤。曹操正是把握住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才能够得到当时众多才智之士的倾心归附。

总之，你想要在处世中取得胜利，就不仅要懂得麻痹敌人，而且还要知道内外有别。“黑”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

虚张声势，引导舆论

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和方法，那么利用一种新的想法或理念来制造舆论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做法。打着为公的旗号行利己之事，吸引人才帮助自己建功立业，一旦成功则会荣耀无限，即使不幸失败，也能够青史留名。但是，为了给自己谋得良好的社会舆论，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就需要提出一种口号或建议，借以大肆宣扬、大造声势。

李宗吾认为，对于一个君主而言，不懂得树立威信、大造声势是不行的。打算以厚黑之道识人用人的人，更要懂得制造声势。因为你有了声势，有了影响，才能在民众之中达成一种共识，才会有人愿意来协助你完成大业。

秦末暴政，百姓不堪疾苦。陈胜、吴广等一千奴隶被派去戍守边境，结果途中遭遇了大雨，道路泥泞，不能及时赶到目的地。陈胜和吴广商量，误期是死，造反不成功也是死，反正是死，不如举兵起义。然而，他们当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如果贸然行动，无疑是死路一条。因此，陈胜、吴广二人耗费了不少心思，琢磨怎样才能让同行的人和他们同心协力、共同抗敌。

陈胜、吴广经过仔细琢磨，想出一个虚张声势的计策。他们让人在夜里埋伏在营地的周围，学着狐狸的声音大声叫喊：“大楚兴，陈胜王。”如此反复几次，弄得人心惶惶，陈胜由此颇为引人注目，就连押送他们的军官也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了。

接着，他们又将一小条书简塞进鱼肚，上面写着陈胜理应顺天意而为王的字样。然后由人自集市上把鱼买回来，剖开鱼腹准备烹杀，这样自然就发现了里面的书简。众人大惊，将其与以前夜半狐鸣之事一联系，惊呼陈胜为天人，陈胜的号召力在戍卒中陡增。后来，陈胜和吴广借故杀掉了两个看送他们的军官，并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人也跟着响应，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风暴。

制造声势之法，关键在于以势取人，也就是兵圣孙武所说的“求之于势，不择于人”。只要声势造得好，就会取得群众的拥护，增长自己的实力，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

“虚张声势、引导舆论”还有一种运用手法，就是本来自己力量不够，但是为了迷惑自己的对手或敌人，故意表现得实力强大，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李宗吾看来，“虚张声势”主要用于自身力量不足，却又遇到紧急任务，必须进行的时候来自充门面。

隋朝时候，李世民的一次“救驾”行动无疑是“虚张声势”的典范。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此时杨广取得帝位刚刚一年，他打算去山西的雁门关巡查。这时，突厥王始毕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起了歹心，发动全国之兵3万多人，提前赶到了山西雁门关，将隋炀帝杨广的銮驾仪仗及少量护卫兵团团围困，企图将其一举歼灭。

突厥向来骁勇善战，隋朝的护卫节节败退，眼看隋炀帝即将死于非命。这时有大臣提议，请隋炀帝写一份求救的诏书，钉在木板上，使其顺着汾河流出去。

无巧不成书，隋炀帝的求救诏书被李世民发现了，他一眼看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为今后夺取政权奠定基础的大好机会，便极力劝说屯卫将军云定兴领兵去救。然而云定兴却为难地说：“我的兵力还不及突厥兵力的五分之一，怎么可以冒险去救驾呢弄不好，连我们自己都会全军覆没。”

李世民说：“兵不厌诈。力量不够，可以虚张声势，只要不正面对敌，我们就能胜券在握；如果不去救驾，将来就难逃死罪了。”

云定兴听他说得有道理，就请他详细说明具体办法。

李世民说：“把我们几千人的队伍分散到几十里的区域，再多张旗帜，多鸣战鼓，只在暗道荫蔽处大造声势，几千人也能造出十万大军的威势来，那么何愁突厥三万围兵不退呢”

云定兴权衡利弊后，决定听从李世民的建议，于是就前去山西雁门关通过虚张声势的方式救驾。按照李世民的计策，云定兴的几千人部队分散到了各地，突厥人顿时大惊，不知道隋军的救驾部队究竟有多少。

突厥可汗始毕自忖三万大军远不是隋军十万救驾部队的对手，于是只好撤兵，杨广终于被救了出来。云定兴、李世民自然因为立下大功而得到了重赏。

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虚张声势的用意，就在于利用诡道给对手设计一个谜局，再辅以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其不战自退，从而致使己方用最小的损失赢取最大的胜利。

借助神秘，故弄玄虚

人性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往往对自己没有经历过却又不断听别人说过的神秘力量深信不疑，他们相信世上存在许多人类未知或是已知但无法控制的力量。厚黑识人学认为，可以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大做文章。

在我国古代，君主被称为“天子”，即皇帝是上天派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人，是“天意所授，天命所归”。这自然是毫无道理的。但这种“人神结合”的性质，不仅可以使君主得到更多的拥戴，也可以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未知自然力量既深信又畏惧的心理。

将人用神的概念进行异化，这就使得君主处在了某种介于人神之间的特殊位置。在中国古代的史传中，几乎每一个君主都有一段关于自己血统来源的神异记载。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交龙于上，已而有身”。前赵君主刘聪之母“梦日人怀”乃生刘聪。北齐后主高纬之母“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萧衍，“母尝梦抱日，已而有娠”……

既然君主不是“凡胎”，出生之时就免不了会产生各种神奇的异兆，相传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满屋子都是红光；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呱呱坠地时，更是热闹非凡：“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进”。元朝末年，又有一番奇异景象：一个婴儿降生时“红光满室”，其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规奔救，至则无有”，这个降生的婴儿便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历史上，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加强自己的权威，往往喜欢紧紧抓住天命这根救命稻草，千方百计地进行舆论宣传，制造一种太平盛世、“王道乐土”、天堂之国的假象，制造幸福、祥和、团结的气氛，敷衍民怨，混淆视听，从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李宗吾认为，厚黑处世者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

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可以成为搞阴谋政治的手段，当然也可以作为推翻某一封建王朝统治的方法。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邦本来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有一次，上面派下任务，要他押送一批奴隶赶赴骊山，为秦始皇修造宫殿。结果没走到半路，奴隶们纷纷逃跑了。刘邦心想，这些被迫服役的百姓肯定都有逃走的打算，而自己由于势单力薄无法制止，这样下去，耽误了工程可是死罪难免。刘邦权衡再三认为，与其勉为其难，押着他们赶路，最后落得个杀头的结局，还不如现在当机立断、起义反秦。

到了晚上，刘邦就召集全体奴隶，请大家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邦突然举起酒杯说：“诸位，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愿意去服苦役，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便勉强。秦王不仁，视百姓为刍狗，我现在决心起兵抗秦，愿意追随我的，请留下来，不愿意的，各自回家。”奴隶们一听，欢声大作，一部分如鸟兽四散而逃，另一部分围住刘邦，表示愿意跟随他一起做事。

于是，刘邦带着这些愿意追随他的人一同逃亡。数天后，一名探路的奴隶慌慌张张地赶回来报告：“沛公，不好了，前面有一条巨蛇盘踞在小路中，把路都堵住了，很难过得去，我们还是回头找其他出路吧!”

刘邦正在喝酒，听完之后醉醺醺地说：“壮士出行，还怕什么猛兽!”接着又猛喝了几口酒，便拔出佩剑，奋勇向前。大蛇遭到奇袭，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刘邦借着酒劲又劈又砍，终将大蛇劈为烂泥。

这时，刘邦卧倒在路旁，醉得不省人事。跟随在后头的人迟迟不见刘邦的动静，就上前去寻找。他们发现就在刘邦斩蛇的地方有位老妇人在抽泣，大家感到奇怪，便上前询问缘由。老妇说，她的儿子是白帝之子，有神仙说他将死于赤帝之子手上。今天化为蛇形，横在此路上，想不到果然被赤帝之子给杀了，所以才在这里痛哭。说话间，老妇人却突然不见了。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找到刘邦，并告诉他这件奇遇。从此之后，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认为刘邦是真命天子，纷纷加入起义军，跟随刘邦打天下。

这件事情听起来过于玄乎，自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百姓的骨髓之中。刘邦借用这样的故事，使得更多人依附和归顺于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个故事才得以一传再传。

在李宗吾看来，这种斩白蛇起义的传说，显然是刘邦在打下天下之后，为突显他是真命天子而制造出来的“神话”。因为刘邦出身的确太低，为稳定汉王朝政权，负责的官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装神弄鬼，做一番“形象包装”，以证明刘邦的确是真命天子。

李宗吾认为，“流言”同样是社会舆论的一种。人们往往对所谓的真实消息心存疑问，而对小道消息却深信不疑，所以很多帝王将相都曾用“流言”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这种做法也是厚黑学中的一种手段。

大话欺人，引起注意对于厚黑处世者来说，“吹牛”同样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吹牛”的手法多种多样，目的各不相同，形式千奇百怪，效果也不尽相同。李宗吾认为，要想以厚黑之道处世，“吹牛”是必不可少的法门，即不仅要能“吹牛”，还要会“吹牛”，要达到“嘘枯吹生”的境界，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厚黑之道中生存。

哭出一片江山的蜀汉君主刘备，在这个方面同样有着很深的功底。刘备自称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因为家道中落，成了编草鞋的落魄贵族。这是一块很好的招牌，因此刘备起兵之后，每每见人第一件事、第一句话，就是表明自己的皇族身份。凭借着这样一个高贵身份，刘备不仅唬住了一帮忠于汉室的人才，更是被汉献帝称为“皇叔”，得到了“刘皇叔”的雅号。

然而，李宗吾认为，刘备这个身份很是可疑，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了证明刘备的皇族身份，不惜把汉王室的家谱都转到了文章之中，大有欲盖弥彰之嫌。第一，整件事情除了刘备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之作证，可以说是“死无对证”，刘备的大话也就没有人能够戳穿了；第二，汉献帝认他做皇叔的动机，本身就值得推敲。汉献帝身边有个“黑心”的曹操，自己已经是出入都受拘束，能够认这样一个叔叔，对汉献帝只有好处，没什么损失，他可以借助刘备的力量对曹操进行反控制。这对一直寄人篱下的汉献帝来说，是个翻身的好机会。因此，半推半就之下，刘备也就成了皇叔，到哪都是“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一通言语，让人肃然起敬。

“大话欺人”这一处世技巧，说到底，就是一种“自我推销术”。厚黑之士可以通过这种自我推销的方法，使自己在社会上得到更高的地位。李宗吾认为，以厚黑学处世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承认、尊重、赏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了达到此目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想方设法，在他人面前表现或推销自己。当然，大话欺人，除了靠吹牛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外，还可以采取藏而不露的手段故意欺骗他人，以引起他人的注意，靠着这种反差，使他人更加尊重、赏识自己。

战国时期，齐国有个叫冯谖的人，是一个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然而因为生活窘困，温饱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向仁慈而好客、门下食客三千的孟尝君自荐，想要寄居在孟尝君门下讨一口饭吃。

孟尝君问他：“客人有什么爱好”

冯谖为了考察孟尝君的为人与肚量，就对孟尝君说：“我没什么爱好。”

“客人有什么才能”

“我没什么才能。”

孟尝君不以为意，但同意接收他，让他做了一个下等门客。左右的人以为孟尝君很轻视冯谖，就把粗劣的饭菜送给他吃。

过了几天，冯谖靠在柱子上，敲着自己的宝剑，唱道：“宝剑啊宝剑，咱们回去吧!吃饭没鱼。”

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和中等门客同等对待。”

过了几天，冯谖又敲着他的剑唱道：“宝剑啊宝剑，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左右的人都耻笑他贪得无厌，但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备车，和门下有车的客人一样对待。”

又过了几天，冯谖再次敲着宝剑唱道：“长长的宝剑，咱们回去吧!家中老母无人奉养。”于是孟尝君派人供给冯谖的母亲衣食费用，不让她缺少什么。

从此之后，冯谖对孟尝君十分感激，而孟尝君也对冯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孟尝君贴出一张告示，问门下客人：“谁熟悉算账，能为我到薛地收债呢”

冯谖毫不犹豫地说：“我能。”

当左右告诉孟尝君，冯谖就是那个弹着宝剑唱歌的人时，孟尝君这才认识到冯谖不是一般的门客，于是就将事情全权托付给了他，并让他看相国府缺什么就买些什么回来。

冯谖到了薛地，把所有的契约都烧掉了，并对薛地的人民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决定对这些债务不再追究。”于是薛地的人民都对孟尝君万分感激。

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他债收齐了没有，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回答说，他见相国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义”字，因此以相国的名义将契债全烧了，把“义”买了回来。孟尝君听了虽然不大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过了一年，新王即位，对孟尝君的势力和能力十分忌惮，于是就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大臣当臣子”为由，把孟尝君放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去。孟尝君在离薛百里时，百姓已扶老携幼，在路上迎候孟尝君了。孟尝君回头对仍然追随他并为他赶车的冯谖说：“先生为我所买的仁义，竟在今日看到了。”

冯谖对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穴，如今您只有一个洞穴，还不能安枕无忧。请允许我再为您凿两个洞穴。”于是，冯谖便带着黄金到魏国去游说。冯谖在魏王面前为孟尝君说了很多好话，魏王马上派使臣携带许多财物和车马去齐国，聘请孟尝君来魏国当相国。

冯谖又赶在使臣之前回到薛地，告诫孟尝君不要接受聘请。魏国使臣如此往返三次，孟尝君都拒绝接受聘请。齐王得知这个消息后，担心盂尝君到魏国任职，于是赶紧请回了孟尝君，并向他谢罪。

之后，冯谖又建议孟尝君向齐王请求赐给先王祭器，在薛地建造宗庙供奉。这样一来，齐王就会派兵来保护，使薛地不受到侵袭。等到宗庙建成，冯谖对孟尝君说：“三窟已成，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从此，孟尝君把冯谖作为心腹看待。

所以，在厚黑之士看来，要想求人成功，从众多求人者中脱颖而出，必须要让别人注意自己，要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别人，这种言行既可以是制造出来的借以影响他人的假舆论，也可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故意隐藏自己才能的假话。

狼披羊皮，里黑表义

厚黑处世中经常有这样的人：他们心狠，却经常表现出仁爱之心；心胸狭隘，却经常表现出为人大度。李宗吾认为，厚黑处世中极为重要的就是手腕，自古成就大事的人，无不是深谙此道的人。

历代明君和开国皇帝最擅长的，就是让下属对他们感恩戴德、赴汤蹈火、死而无憾，他们的天下也就是这样得来的。

三国时，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所感动，因此追随刘备，为其效命。后来，刘备在兴兵伐吴的斗争中失败，并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孤给了诸葛亮，并留下了“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诸葛亮为此感激涕零，此后一心为蜀国大业殚精竭虑，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因此赞扬刘备是千占明君，认为他能够在临死之前说出“如果小子不才，请你代替他”的话是相当不易的。然而李宗吾先生却认为，刘备的“黑”恰恰表现在托孤这件事上。

自古以来，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送给别人，即使是自己最为亲信的大臣。刘备表面上对诸葛亮表示出了极高的信任，提出如果刘禅没有才能，你可以替代他的话，但实际上，却把诸葛亮逼上了一条尽忠为国的道路。可以说，刘备所表现出来的大度中，充满了“黑”的圆滑。

在李宗吾看来，通过“作秀”来获得“仁义”的名声，进而感化对手为己所用，对于正在创建事业或者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的领导者而言尤为重要。

李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同样是李世民晚年嘱以托孤重任的人。对这样的重臣，李世民自然十分重视，并且在感情上对其极力拉拢。

有一次，李世得了急病，医生在处方上开有“胡须灰”的药，李世民看了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胡须送给李世。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以轻易损伤的。至于皇帝，连身上的一根汗毛也珍贵无比。因此，李世感动得热泪长流，叩头直至流血，以表达他感激不尽的心情。李世民却说：“这都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你个人，你谢什么呢”

对待有功之臣，唐太宗极力笼络；对待罪臣，在不徇私情的同时，他也动之以义，叫下属死而无怨。

侯君集也是唐朝开国功臣之一，但后来他居功自傲，贪污国家金银，在平定高昌国时，私自将一些无罪之人收为家奴，其后又私自取走高昌国的大量宝物，据为己有。班师回到朝廷后，他被人揭发，被关进了大牢。后来虽然被释放，却因此萌发了谋反的念头，与太子李承乾厮混在一起，秘密谋动反叛之事。后来，阴谋败露，唐太宗亲自将他传来，对他说：“你是有功之臣，我不想让你去受狱中官吏的侮辱，因此亲自来审讯你。”侯君集感动不已，一一认罪。

之后，唐太宗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说：“君集立过大功，留他一条活命，你们看行吗”大臣们都不赞成，认为国法如山，不可无视同法。唐太宗只好长叹一声，对侯君集说：“既然如此，只好与足下永别了!”说完泪如雨下。

侯君集此时后悔莫及。临刑的时候，他对监刑将军说：“没想到我侯君集会落到这个地步，可我早年便追随陛下，在平定异族时也立有大功，请求陛下能留下我一个儿子，以保全我侯氏的血脉。”

按照封建社会的法律，谋反是要株连九族的。唐太宗听说了侯君集的请求后，最终赦免了他的夫人及儿子的死罪，只是将他们流放到岭南。

李宗吾认为，李世民开创大唐盛世功不可没，但是这也与他善于驾驭下属的厚黑之术有很大的关系。要驾驭下属就得笼络其心，要笼络其心就得有“贤”的招牌，以便使自己尽量符合人们观念中的圣贤标准。为了迎合大众的要求以得到大众的支持，就需要有仁义的面孔，摆出一副仁德的做派，其他的千古明君形象也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顺服上帝，即使看起来有危险，也是最安全之途。如果我们肯顺服主，则该负责的是他，不是我们。

为什么我不至缺乏呢？因为我口袋里有两块钱加上神所有的应许。

信靠他的人，神永远给他出路，也不将超出他能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就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

事无分巨细,只要你对他有信心,上帝必垂听、应允你的祷告。

自从神教导我,忧虑是他的事情之后，我就不再知道忧虑为何物，我的责任只是在讨他喜悦，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我就不觉有何重担！无论何事都信靠他，你就永不失望。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忧虑卸给他，凡事满足他的旨意，全心全意信靠他的爱和智慧，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的充满了喜悦、平安和赞美啊！

即使你毫无知觉，神也在带领你。

我们的天父从来不拿去任何东西以使我们变穷。

四十年来我将圣经反复试验,今天我的信心比四十年前更坚强。圣经里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可靠的。

依靠主，只要你信赖他，他必眷顾、带领你的此生和永生之事。不信的人只看到难处，但我们的信心却教我们向主仰望。

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建立与主的关联,每个人与他有真实、活泼的沟通。如果我们能将此事牢记在心,则几乎所有的困难都能避免或减轻。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妻子：福珍妮（中左）

儿子：戴存仁（长子，后右），戴存义（二子，后左）

儿媳：葛珍莉（戴存仁妻子，中右）

孙子：戴永冕

曾孙：戴绍曾 妹妹：戴贺美

妹夫：海班明

戴氏宗谱序

戴氏出殷汤之后，国于宋，有谥戴公者。子孙因以为氏。初殷后得者十人，殷氏、汤氏、宋氏、孔氏、华氏、肃氏、林氏、褚氏、皇甫氏、而戴氏其一也。其后戴氏子孙，蕃衍散处郡围，居亳州者以谯国为望：居扬州者以广陵为望：居齐州者以济阴为望。由汉以来，代有文人，大小戴以礼学显，凭以明经显，南渡，若渊若邈若逵各以勋德著。若尚书侍郎济，中书侍郎夔，亦其杰然者也。李唐初兴，胄、至德父子相继名臣。而戴氏益大济后家歙之篁墩，都使扩始迁婺源之桂岩，(唐)天祜中，大尉陶公，雅尚书汪公，英武命帅师讨乱，累著勋绩，没于兵马使，其子寿代领其众，仕后唐，为中书舍人。寿之子安，仕南唐，为光禄大夫，其孙匡宜、匡德、复登明经三传科。汪陶二公牒命手贴暨光禄公诰命俱存。武功文学世济其美亦云盛矣，迄今三百年，家传厚德，代跻上寿家诵户弦，入贤关试礼部者，相踵未艾也，于乎，惟善可以寿后，惟学可以亢宗，父子兄弟尚其勖哉。尝读苏文安先生族谱引，有曰吾所以相视如途人者，其视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观吾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善哉、言乎，是谱之所以作也，为吾宗者，因其流之异，溯其源之同，必修吕正献之家法，广范文正之义田，而又由近及远，访岷隐之史学，寻石屏之诗卷，考端明之易说，而且参之名公巨卿以订其异同，则尊祖睦族之谊，得而可垂诸来裔矣。虽未能如朱文公之族谱，苏文安序引之意，亦庶几云尔。时

宋开庆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己未正月十七世孙仲杞述

第一世

黄帝：

以土德旺天下故曰黄帝在位百年建都涿鹿（今河北涿县）少典国君之子母附宝孕而生帝於轩辕之寿丘因名轩辕本姓公孙长於姬水遂以姬姓国於有熊氏代神农为天子帝始作甲子造律吕作舟车制衣裳对古代文明贡献甚大配元妃西陵氏之女曰螺祖生玄嚣昌意龙苗次妃方累氏曰白节生休及清三妃彤鱼氏生辉及夷彭四妃曰嫫母生苍林万阳其馀从妾生子十六共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於十二姓馀者未详崩葬於荆山之阳桥山括地志云宁州罗川县东八十裏子午岭（今陕西黄陵县）

第二世

玄嚣：名挚姬姓 黄帝长子《帝王世纪》曰少昊帝

母嫘祖生邑於穷桑国之青阳亦号青阳氏继天子位从都曲阜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龙修太昊伏羲之德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傅位颛顼故曰少昊氏崩葬山东兖州曲阜县西南玄阳山之原

第三世

矫极：因高阳氏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故让位於颛顼

第四世

帝喾：名梦 高辛氏五帝之一

妃四元妃邰氏曰姜嫄生後稷次妃有娀氏曰简狄有玄乌之祥生契三妃陈锋氏曰庆都孕十四月生尧帝於丹陵四妃取訾氏曰常仪生挚喾年十五佑颛顼治天下三十岁代高阳为天子都亳今商丘县南在位七十年据（帝王世纪）寿一百零五岁墓商丘县城南高辛集

第五世

契：名阏伯

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地赐子姓任唐尧之火正官保管火种观测辰星运行规律并适应天气的变化安排农时祭祀火星其後又任舜之司徒为我国天文历法创始祖后人对契感恩戴德奉若神明称他为火神契逝後葬于所居高台被尊称为火神台也称阏伯台被天文学家称之为观星台阏伯封号商墓冢也被称为商丘位於河南商丘西南三裏王坟乡

第六世

昭明：夏诸侯 后皆子姓

第七世

相士：夏诸侯 继祖父火正司星之职商这势力发展到渤海一带

第八世

昌若：夏诸侯

第九世

曹圉：昌若之子 夏诸侯

第十世

冥：夏诸侯 善治水

第十一世

振：夏诸侯 《纪年》载有殷王子亥甲骨文称王亥 弟：王恒

善于丈量计算商贾始祖从事畜牧业马车制造者

公元前1854年—公元前1803年

第十二世

微：夏诸侯 史称上甲微

《竹书纪年》载“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因父放牧到黄河北岸被有易氏首领绵臣所杀夺去牛马微年长向河伯借兵攻有易杀绵臣夺回牛马报父仇

第十三世

报乙：夏诸侯

据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甲骨文字缀合成果《甲骨拼合集》证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之世系“报丁、报乙、报丙”世次有误应订正为“报乙、报丙、报丁”

第十四世

报丙：夏诸侯

第十五世

报丁：夏诸侯

第十六世

主壬：夏诸侯

第十七世

主癸：夏诸侯

第十八世

天乙：名履 史称商汤、成汤、武汤

契之十四世孙商太祖商朝开国之君甲骨文称大乙商族首领夏王朝腐朽众叛亲离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翦除夏王朝方国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各部落纷至纳贡归服任人於贤重用奴隶出身伊尹为相兴国强盛後逐放夏桀於南巢国号商都亳子姓传到纣十七世三十帝

在位三十年（其中十七年为夏朝商诸侯十三年为商朝天子）《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公元前1742年—公元前1730年）

第十九世

太丁：商代王亦称大丁《史记》载未登帝位去世

外丙：《史记》曰帝外丙即位二年（公元前1729年—公元前1728年）

仲壬：商懿王名庸《史记》曰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子太甲即帝位（公元前1727年—公元前1724年）

第二十世

太甲：名至太丁之子汤嫡长孙继叔仲壬位商朝第四任君主

号太宗在皇宫娇生惯养看不起奴隶出身伊尹以暴治民经尹先劝规不改後给尹放逐祖墓地桐宫（即今河南偃师县）经看墓者演说祖史三年後而悔改成为明君《帝王世纪》曰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传》所谓伊尹放太甲卒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孔丛子》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葬於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在位三十四年（公元前1723年—公元前1690年）

第廿一世

沃丁：名绚继太甲位居毫葬狄泉（河南洛阳）在位二十八年（公元前1689年—公元前1662年）

太庚：名辨又作大庚 太甲次子

《纪年》称小庚继沃丁位崩後由子小甲继位諡号宣王葬于狄泉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1661年—公元前1637年）

第廿二世

小甲：名高太庚之子 居毫葬狄泉在位十七年（公元前1636年—公元前1620年）

雍巳：名伷太庚之子 在位十二年（公元前1619年—公元前1608年）

太戊：名密太庚之子

太戊在位时举贤人伊陟巫咸为丞相天下大治《史记·殷本纪》载述雍己在位时“殷道衰诸侯多不至”及至太戊即位“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太戊陵位於河南省内黄县亳城乡刘次范村东侧在位七十五年（公元前1607年—公元前1533年）

廿三世

仲丁：名庄太戊之子

《纪年》毫迁都於嚣《史记》称迁都敖在位十三年（公元前1532年—公元前1520年）

外壬：名发太戊之子 甲骨文称卜壬在位十五年（公元前1519年—公元前1505年）

河檀甲：名整太戊之子 在甲骨文中作戋甲继外壬位自嚣迁都于相《太平御览》引《史记》称他在位九年病死後葬於相（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在位九年（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96年）

第廿四世

祖乙：名滕 仲丁之子 《纪年》曰胜《史记·殷本纪》称为河亶甲之子甲骨文记载是仲丁之子当以甲骨文为准祖乙在位时国运再度中兴曾迁国都由相迁耿迁邢最後迁庇（今山东鱼台）甲骨文中称他为中宗葬于狄泉据传“春节”和“万年历”是此时樵夫万年发明在位十九年（公元前1495年—公元前1477年）

第廿五世

祖辛：名旦 《史记》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476年—公元前1461年）葬于狄泉其弟沃甲继位

沃甲：名逾《世本》作开甲甲骨文曰羌甲《竹书纪年》载在位五年《史记》记在位二十五年葬于狄泉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1460年—公元前1436年）

第廿六世

祖丁：名新 祖辛之子《竹书纪年》载在位九年继叔沃甲位在位三十二年（公元前1435年—公元前1404年）由堂弟沃甲之子南庚继位

南庚：名更 沃甲之子《史记》南庚在位二十九年《竹书纪年》载在位六年南庚在位时商朝国运再度衰落后迁都于奄(今山东省曲阜县) 崩传位于祖丁之子阳甲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1403年—公元前1378年）

第廿七世

阳甲：名和 祖丁之子 甲骨文中称象甲商朝再度衰落诸侯不朝《史记》阳甲在位十七年《竹书纪年》载在位四年葬于狄泉在位六年（公元前1377年—公元前1372年）

盤庚：名旬 祖丁之子 甲骨文做般庚继位第三年迁都于殷从此政治稳定国又复兴改国号为殷商朝也被称为殷商葬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庄）在位二十八年（公元前1371年—公元前1344年）

小辛：名颂 祖丁之子 继位後殷复衰落《竹书纪年》载在位三年病死葬于殷在位二十一年（公元前1343年—公元前1323

年）

小乙：名敛 祖丁之子 《竹书纪年》称在位十年《史记》载在位二十八年（公元前1322年—公元前1295年

第廿八世

武丁：名昭 号高宗 小乙之子 即位後任用傅说和甘盤等贤臣先後征服多个敌国和叛乱不朝的方国殷墟卜辞载武丁配偶妇好也亲自率军征伐羌方使衰落的商朝重新振兴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广大疆域《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史称“武丁中兴”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94年—公元前1236年）

第廿九世

祖己：武丁之子 《史记》称祖己未继君位《帝王世纪》作孝己《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为武丁嫡长子《太平御览》载孝己母早亡继母妣辛虐待流放孝己饿死於野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祖己位居武丁之後祖庚之前

祖庚：名曜 武丁之子 《竹书纪年》载在位十一年《史记》在位七年（公元前1235年—公元前1229年）

祖甲：名载 武丁之子 曾征伐西戎改革祭祀早期政治家《史记》称他荒*无度商朝再度衰落在位三十三年（公元前1228年—公元前1196年）

第卅世

廪辛：名先 祖甲之子《竹书纪年》称冯辛在位四年崩在位六年（公元前1195年—公元前1190年）

庚丁：名嚣 祖甲之子 甲骨文作康丁 祖甲之子《今本竹书纪年》称在位八年《史记》曰帝庚丁在位三十一年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在位二十一年（公元前1189年—公元前1169年）

第卅一世

武乙：名瞿 庚丁之子 《纪年》曰武乙继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裏玉十瑴马八匹《後汉书·东夷传》载武乙时“东夷寖盛大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史记·殷本纪》载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五年殁在位四年（公元前1168年—公元前1165年）

第卅二世

太丁：名托 甲骨文中作文武丁

在位期间周侯季历（姬昌父）伐戎有功太丁忌惮先嘉其功而杀之《竹书纪年》在位十三年《史记》在位三年（公元前1164年—公元前1162年

第卅三世

帝乙：名羡《吕氏春秋·当务》曰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 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後用法若此不若无法”《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载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长曰启中曰衍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启皆贤初启母之生启及衍也尚为妾及立为後乃生辛帝乙以启贤且长欲以启为太子太史据法争之帝乙乃立辛为太子

帝乙有三子启衍辛无争议而箕子为帝乙之子文献说法不一武王灭商後封箕子於朝鲜《竹书纪年》在位在位九年《帝王世纪》在位三十七年（公元前1161年—公元前1125年）

比干：名干 誉为“亘古第一忠臣”国神比干是林氏的太始祖二十岁乙太师高位辅佐帝乙继托孤重辅帝辛从政四十馀载年纣王暴虐荒*横徵暴敛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六十三岁周武王封比干垄为国神赐後代林姓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諡“忠烈公”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

第卅四世

微子：帝乙之子 名开讳曰启

详见《史记·宋微子世家》纣王无道启数谏纣而不听为周所灭启肉袒面膊以续殷祀而封微地（即今微山）子爵封武庚禄父继殷庚叛为周公平之後成王始封启於宋不以臣相待故皿宾王墓於商丘县西南二十五裏青岗寺村

宋国第一任国君建都商丘立国受封下传三十三君历二十六世唐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曾立子微庙碑明万历四十年壬子十一月重修殷微子墓。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为殷末“三仁”

微仲：帝乙之子 名衍或泄曰仲思 宋国第二任国君

帝辛：帝乙之子 名受或受德史称商纣王商朝末代帝王纣王暴虐无道武王伐之纣自焚在位五十二年（公元前1124年—公元前1173年）《竹书纪年》载在位五十三年

第卅五世

宋稽：名稽 继召伯

宋国第三任国君微仲之子详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多数谱记微子启为宋公稽直系不符史书 礼记曰“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郑玄曰“微子适子死立其弟衍殷礼也”微仲衍继兄微子启位为宋公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过其故故以旧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犹称微至於稽乃称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国第三代国君仁而爱民宽其政国乃治

武庚：帝辛之子

武王封武庚禄父主殷使管叔度蔡叔鲜传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国政故管蔡疑之与武庚作乱为旦平之诛武庚杀管放蔡乃命微子代殷

第卅六世

丁申：名申 宋国第四任国君

第卅七世

湣公：子姓名共宋之诸侯 宋国第五任国君

焬公：名熙 宋国第六任国君 被鲋祀诛杀

第卅八世

厉公：名鲋祀 湣公之子 宋国第七任国君

缗公庶长子因不服叔父炀公熙继位杀熙欲立太子弗父何弗父何不受鲋祀於是自立史称为宋厉公封弗父何于栗（今夏邑）任宋国国卿

费父何：湣公之子 宋大夫 弗父何是孔子之远祖

第卅九世

嫠公：名举 厉公之子 宋之诸侯

宋国第八任国君嫠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八五九年至公元前八三一年）举崩子覵立

第四十世

惠公：名覵宋国第九任国君《十二诸侯年表》载三十一年（公元前八三0年至公元前八00年）宋惠公薨葬于商丘

第四十一世

哀公：名史逸 宋之诸侯宋国第十任国君在位仅一年崩子撝公继位

四十二世

戴公：名撝 宋国第十一任国君 称宋戴撝公为戴姓第一世始祖

戴姓聚集地

先秦时期，戴氏主要在其发祥地豫东一带发展繁衍。到了汉代，戴氏开始有迁居豫南、江浙、山东等地的。三国至南北朝时，戴氏又有迁居安徽、湖北者。如西汉时的戴遵为慎阳（今河南正阳县北）人，戴崇为沛（今江苏沛县）人。

又如东汉时的戴就为上虞（今属浙江）人，戴宏、戴封均为刚（今山东宁阳县北）人。唐初，戴氏开始入闽。据《元和姓纂》所列当时戴氏聚居点有济北（今山东长清县西南）、谯国（今安徽亳州）、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魏郡斥丘（近河北成安）河东桑泉（今山西临晋）等。清代初年时，广东焦岭县一支戴氏后裔迁往台湾屏东，其后分布于高雄、桃园、新竹等地。

戴姓是台湾的一个大姓位居第五十二位。主要集中在新竹、嘉义和台南，在台北和南投也有不少。台湾戴姓的始祖是清代雍下年间从福建来的。最初到达现在的苗栗县大甲镇孟春里开基，然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以有来自嘉应州的戴姓入垦今苗栗镇；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则有泉州人戴南仁入垦今新竹县关西镇新富里开垦等等。此后，又有戴氏族人迁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