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伯（Bó）姓源出有四：

1、出自嬴姓，起源于夏朝初年东夷族的后人，始祖为伯益，以祖名为氏。据《风俗通》载：伯姓出自“嬴姓，伯益之后。”伯益本是黄帝后裔。舜时任东夷部族首领，曾佐禹治水，立有大功。禹得位后，曾想让位给伯益。伯益推辞不受，躲避到箕山之阳。后来，禹的儿子启得天下，建立夏朝，杀死了伯益。伯益起初在舜的属下作官，以调驯鸟兽出名，受赐姓“嬴”。故伯益也是嬴姓祖先，其后代中有嬴政，即秦始皇。伯字本意有管理一方的长官之意。益为东夷首领，故称伯益。伯益的后人有的以祖名“伯”字为姓，称伯氏。

2、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裔，始祖是伯夷，亦以祖上行次为氏。起源于西周初年。武王伐纣时，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曾经扣马拒谏，请求停止武力伐纣。武王不听，一举攻灭殷商，建立周朝。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采食野菜树果，终被饿死。伯夷是孤竹国君的长子，其后以行次为姓得伯姓，称伯氏。

3、出自荀姓，起源于春秋时期，始祖为荀林父，以祖字为氏。荀林父字伯，世称荀伯。其孙荀阁，以其祖父功高，遂用其祖父之字“伯”为姓，称伯阁，世代子孙乃成伯姓，称伯氏。

4、出自伯字开头的双字复姓所简改。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上，有许多以伯开头的双字复姓，如伯成氏、伯皇氏、伯常氏等，宋朝更有女真族的伯德氏出现，这些复姓后来很少能够见到，极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后人将姓简化成了单姓的伯氏，形成另一支伯姓。

5、出自柏氏所讹改。远古时有“柏”氏，后讹传为“伯”氏，而形成了另一支伯氏。

得姓始祖：伯益。伯氏历史悠久，不是别的姓氏可比得上的，因为根据历来学者的考证，他们是源自上古圣君虞舜时的贤人伯益，算起来已有4000多年的渊源。《风俗通》上有，“嬴姓，伯益之后”的记载。而《竹书纪年》上也有“费侯伯益出就国。”方面的论调。伯氏的始祖伯益，是上古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物，曾经佐舜调驯鸟兽，被赐姓为嬴，成为后世神采飞扬的嬴姓家族的始祖。后来又曾佐禹治水有功，所以，当禹年迈时，曾有意把天下禅让给他，可是他却坚决不肯受，夏禹在后继无人的无奈情况下，才把天下传给贤明的儿子启。自此，结束了君王禅让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4000多年家天下的局面。伯益的后裔可能大多数姓了嬴，而伯氏出现于我国历史上迟至2000多年前春秋时代。故伯氏后人奉伯益为伯姓的得姓始祖。另伯夷、荀林父亦为伯氏的祖宗（见上“2”、“3”姓源介绍）。

二、迁徙分布

（缺）伯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据《风俗通》载：“嬴姓，伯益之后，太宰嚭，字子余，姓伯氏，州犁之子，为吴太宰。”“伯”字，在古代是老大的意思，因此古代兄弟中老大名字中常有伯字，兄弟多以伯、仲、叔、季等来表示相传如嬴姓的祖先禹臣伯益。商朝末年的名士伯夷等，他们的后代中都有以祖先名字中的“伯”字作为姓氏，称为伯氏。春秋时，齐、晋、郑、宋、鲁等国公族名仕的后人里均出现了“伯”氏。另有一说，远古时有“柏”氏，后讹传为“伯”氏，而形成了另一支伯氏。此外，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上，有许多以伯开头的双字复姓，如伯成氏、伯皇氏、伯常氏等，宋朝更有女真族的伯德氏出现，这些复姓后来很少能够见到，极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后人将姓简化成了单姓的伯氏。（余略）伯姓望出河东郡（今山西省黄河以东一带地区）。

三、历史名人

伯 益：禹之大臣，名益，嬴姓。伯为爵称。舜时任虞，禹治水时益辅佐有功。禹按传统的禅让制度，曾举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但皋陶早逝。于是，禹又举荐益为他的继承人。禹在东巡途中死于会稽“以天下授益”。益继位后，禹之子启与益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益被启所杀。一说益推让，到箕山之阳隐居，于是启继帝位。据史载，约公元前21世纪（一说22世纪），尧的儿子启改弹让制度为世袭制度，建立夏朝，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最初几十年充满着两种制度的斗争，原定为禹的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启，战败被杀。接着，有扈氏起兵与启争夺王权。在甘之战中，夏启攻灭了有扈氏，才使夏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认可。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启死，其子太康继位，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的武力，乘夏朝内乱取而代之，史称“太康失国”。

伯 嚭：姓伯，名嚭（Pǐ 音匹），故亦称伯嚭(或作“帛喜”、“白喜”、“帛否”、“伯喜”），字子余。楚大夫伯州的犁之孙，出亡奔吴，以功任吴国太宰。善于逢迎，深得吴王夫差宠信。吴破越后，他接受贿赂，许越婿稽，并进谗言杀害伍子胥。吴亡后，降越为臣。后被越王句践所杀。

伯 牙：春秋时人。善鼓琴，学琴于成连，三年不成。成连使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之声，情有所移，心有所感，琴艺大进。琴曲《水仙操》、《高山流水》传为其作品。与锺子期善，能穷其意趣。后子期死，痛世无知音，不复鼓琴。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人们却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因为他的《高山流水》以及他与钟子期的“知音”佳话，均已成了千古绝唱。

伯 乐：春秋时人。或说姓孙，名阳，亦称阳子。善相马，据《淮南子·道应》说他是秦穆公的臣子，曾荐方九堙为穆公相马，认为相千里马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其观点对后人启发极大。难怪人们会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感叹。相传有骐骥伏盐车上行，见而长鸣，伯乐下车泣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闻于天。年长，荐九方堙于穆公。堙相马，不辨马之雌雄、颜色，穆公不悦。伯乐以为相千里马在于“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伯 达：西周成王进人。或以为宣王时人。伯达与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称周之八士。

伯 夷：商末人。孤竹国君初之子。墨胎氏，名允，字公信。相传其父遗命其弟叔齐为君，叔齐让伯夷，伯夷遁去。叔齐亦不立而相与往归西伯（周文王）。周武王伐纣，两人叩马谏，以为不仁。及周灭商，夷、齐耻食周粟而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

伯 宗：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公元前？-公元前576）。贤而好直言。晋景公六年以“鞭之长，不及马腹”谏止晋攻楚。其含义为“虽然晋国强大，也无力战胜楚国”。现代汉语的成语“鞭长莫及”由此而来。每上朝时，妻子常规劝他：“您好直言，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都厌恶您，一定有祸到您身上！”他不听。后来在栾弗忌之难中，果然被进谗言而遭杀害。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河东郡：①指今山西省。②秦置河东郡，治安邑，辖晋西南地区。东晋移治蒲坂（今山西省永济蒲州镇，按即刘裕灭后秦时）。隋唐为蒲州河东郡。隋又分蒲坂置河东县为治所。明并河东县入蒲州。③唐有河东道，又设河东节度使。道治蒲州，节度使治太原（今太原市西南）。④宋有河东路，治并州（太原府，今太原市），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金分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南路治平阳（今临汾），北路治太原府。

2、堂号

伯益堂：古有个贤人叫伯益，他就是伯姓的始祖。舜时任东夷部族首领，曾佐禹治水，立有大功。禹得位后，曾想让位给伯益。伯益推辞不受，躲避到箕山之阳。故伯氏后人以“伯益”作为伯姓的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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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姓宗祠通用对联

〖伯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元公遐裔；

宣圣高徒。

——佚名撰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上古帝喾高辛氏的八个才子之一伯虎，舜举之，使布五教于四方。下联典指春秋时孔子弟子伯虔，少孔子五十岁，鲁人。

子期良友；

帝喾才人。

——佚名撰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鼓琴名人伯牙，尝学于成连，与钟子期善。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痛世无知音。下联典指上古帝喾高辛氏的八个才子之一伯虎，舜举之，使布五教于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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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白日莫闲过；

人生不再来。

——佚名撰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以鹤顶格镶嵌伯姓之“伯”字的析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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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远祖楚为太宰；

先人晋有大夫。

——佚名撰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楚国太宰伯州黎，康王时在任。下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大夫伯宗，贤而好以直辨，凌人，后遭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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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儒行著称，圣门笃学；

直言及难，贤妇进规。

——佚名撰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鲁国人伯虔，字子析，孔子弟子，勤奋好学，以儒行著称。下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大夫伯宗，贤能又敢于直言。每上朝时，妻子常规劝他：“您好直言，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都厌恶您，一定有祸到您身上！”他不听。后来在栾弗忌之难中，果然被进谗言而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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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姓典故、趣事

〖伯益挖井〗

打一眼水井在现代人眼里是件普通的事。但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挖一眼水井比现代打一口石油井要难得多。水是一切生命的源 泉。整个地球分配比例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看来水占了地球主要面积。

传说，黄帝定居陕西以北黄土高原后， 连年五谷丰登，丰衣 足食，吃水用水却成了头等大事，开始人们都用雨水，遇到天旱，群民因吃不到水，只好又迁回离河水较近的半坡山川居住。不长时间，定居在黄土高原的群民几乎纷纷走散，各奔东西。黄帝为吃水问题，常常发愁，有一天，他找来懂地质的伯益，询问如何解决高原吃水用水问题。伯益说：“过去咱们的群民都在半山坡居住，前有河水，背靠树林，如今定居在黄土高原什么都好，就是无水可取。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好在平地挖水窖，把雨水盛起来供群民用水”。黄帝沉思了半天，说：“这倒是个办法，不妨先试一试。”伯益动员凡五户人家挖一个水窖。不多久，群民都挖成了水窖。由于不懂如何处理水窖内渗水技术，每盛满窖水，很快就全渗完了。等到人们用水时，个个成了干窖。所以，打成的水窖等于无用。

有一天，伯益一个人去深沟底担水，看见绿汪汪的泉水，独一个蹲在泉水旁边上下观察。他想，如果从高原上挖一个深洞，一直挖到沟底，通到有水的地方。人们用水时，再用绳子往上吊，需用多少吊多少，再也不愁无水可用了。

伯益的想法得到黄帝支持。他积极组织人力，选好地形，整天带领群民挖井。一直挖到底，果然出水了，伯益高兴向黄帝报喜，群民们到处欢腾，到处高喊：“伯益把水挖出来了！”井挖成了，水也出来了，就是吊不上来。人们干着急，没办法。原因是伯益挖井时，只顾往下挖土，没注意井身的端正。几十丈深的井洞，歪歪扭扭。当人们用绳子系着尖底瓶从井口放下去，还没放到井底，就被歪扭的井洞把陶制尖底瓶碰破打碎。后来，有人又采用木桶吊水，木桶虽然一下子碰不破，但盛满的水被歪扭的井洞一碰，水就全洒了。人们爬在井沿上，一眼就可望见井底的水波，可就是吊不上来。群民都埋怨伯益是劳民伤财，远水解不了近渴。

有一天，黄帝突然召集全体群民，开“庆功大会”，人们纷纷走来，相互询问：黄帝为谁开庆功会!大家都不知道，等人们到齐后，黄帝站起来向群民宣告：“今天召集大家来，专门庆贺伯益在黄土高原上打井成功，作出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没等黄帝说完，群民们就纷纷议论说：挖了口歪歪扭扭的黑窟窿，只能照见水，就是用不上水，这能算作功劳，有啥可庆贺的……黄帝听到这些议论，接着又说：“开天辟地以来，高原上能挖出深井水，这本身就是了不起一件大事，这就奠定了我们能不能在黄土高原上定居下来，生存下去。至于井身（洞）挖歪了，一时吊不上来水，这是小事，咱们挖它十口八口，把井身（洞）挖端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吧？”黄帝讲完，亲手奖给伯益两张虎皮，一件鹿皮挂。接着又把伯益挖井的地方命名为“井儿村”（此村现在陕西宝鸡蟠溪乡）。

从这以后，挖井又重新开始了。由于吸取了第一口井教训，第二、第三口井相继挖成功了。很顺利地把水吊上来。井水不仅清凉，又特别干净，人们食用后，疾病也大大减少。黄土高原就成为人们唯一生存源泉。早先因高原无水被迫迁走的群民，都纷纷迁返回到黄土高原定居。几年来，迁居的群民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黄帝命伯益、常先、大鸿等大臣以井划分区域，因而就出现了：“八家为井，井井四道；而分八宅，同井而饮。存亡更守，井为一邻，邻为三朋，朋三为里。里为五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井井有序。”黄帝政治经济从此走向正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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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长莫及〗

春秋时，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国。从楚国到齐国，要经过宋国，按理应事先通知宋国。可是楚庄王自恃大国，不把宋国放在眼里，说：“不用通知宋国，只管过去就是 ！”

申舟经过宋国的时候，宋国就把他扣留了。当时执掌宋国国务的华元对国君宋文公说 ：“楚国使者，经过我国，事先连通知都没有，简直把我国看作已经亡了，成为它的属地了，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维护主权独立和尊严，不能受这样的侮辱！他们如果借此发兵，我们大不了也是亡国，我们宁愿战败而亡，决不可屈辱而亡 ！”于是，把申舟杀了，并且准备迎击楚国的“问罪之师”

楚庄公听到申舟被杀的消息，果然立刻发兵，向宋国大举进攻，一下子就把宋国团团围住。据《左传》载，这是鲁宣公十四年秋天九月里的事，可是直到第二年五月里，楚军还是没有取胜 ，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宋国曾派大夫乐婴齐去晋国，请求出兵援助。当时晋景公倒是愿意出兵，但是大夫伯宗却不敢得罪强大的楚国，他对晋景公说：“古话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我们哪里管得着楚国的事儿？不如暂不出兵，且等楚国国势衰退以后再说吧 。”晋景公，就只派了一位大夫叫解扬的，到宋国去安慰一番，并没有给与任何实际的援助。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意思是说：马肚子不是挨鞭子的地方，鞭子纵然长，也打不到马肚子上去 。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