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

郅姓起源

据《诗经》、《左传》、《史记》、《潜夫论》、《风俗通》等典籍记载，随着姞姓氏族的发展壮大与子孙繁衍，其后裔在先秦时又得到一些以姞为姓的方国，从而分出若干新氏族。以姞为姓的古老方国有南燕国（今河南延津西北）、密须国（今甘肃省灵台一带）、雍国（今陕西凤翔西北）、鄂国（今河南南阳北）、光国（今河南东部后迁光山）、阚国（今山东嘉祥北）、杞国（今河南杞县）、逼国等，从古老的姞姓氏族中分离出的新氏族则有吉氏、燕氏、密须氏、雍氏、鄂氏、光氏、阚氏、尹氏、蔡氏、鲁氏、断氏、孔氏、郅氏等。

禹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目前共普查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2000多条，项目433个。我市对部分优秀项目进行了全面挖掘和整理，并积极开展各级名录的申报工作。该市共有德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大禹治水的传说；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200项。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为10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我市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包括故事、方言、谚语、歇后语、对联、歌谣等。

　　1、故事：包括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基本反映了漫长历史长河中影响禹城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或事件。这些故事丰富多彩、感人至深，一直流传至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2、方言：包括自然现象、人物、身体、动物、植物、生活家什、动作行为、形状情绪等，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民生产、生活和交流的反映，有着深厚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是研究禹城文明的活的文物。

　　3、谚语：包括时政、修养、生活、生产、卫生保健等，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是对禹城人民生产、生活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浓缩。这些谚语语言精炼、生动活泼，深深扎根于禹城这方土地，是禹城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歇后语和对联：包括歇后语近300条，对联近100条。歇后语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是群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代表了几千年来禹城人民的智慧；对联对仗工整、语言优美，表达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

　　5、歌谣：包括民谣和童谣近百首，这些歌谣朗朗上口、趣味盎然、传唱广泛，其中有一些歌谣是禹城市独有的。这些歌谣大部分是特定时期民情民意的真实写照。

　　二、传统音乐

　　禹城市有许多富有音乐才华的人士，流传于禹城市的传统音乐主要是民歌，雅俗共赏、特点突出，为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感染力，是禹城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三、传统舞蹈

　　禹城市传统舞蹈比较丰富，目前传承较好的有20多项，其中较为独特的是竹马、鞭鼓、舞龙、舞狮、高骁、跑驴、旱船等，这些传统舞蹈在表演技巧上独具匠心，带有明显的禹城特色。

　　四、传统戏剧

　　禹城市传统戏剧较少，目前传承较好的是从梁家镇杨官营村小调发展而来，特色浓郁的一勾勾，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五、曲艺

　　流传于禹城市的曲艺有山东琴书和山东快书，其中山东琴书影响较大，梁家镇刘明太自编自演的山东琴书脍炙人口，深受群众喜爱。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

　　禹城市传统体育、游艺与与竞技比较丰富，初步调查50多项，目前传承较好的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蹴球、押加、摔跤和丢沙包、抓子儿、跳皮筋、走四字、跳房子、藏摸呼、踢毽子、翻绳、打尜尜等简单易行、充满乐趣的民间游戏。

　　七、传统美术

　　禹城市传统美术初步调查有4项：剪纸、大禹花饰、回文书法和烙画。大部分是手工制作，有些则融入了现代元素，如大禹花饰等。

　　八、传统技艺

　　禹城的传统技艺项目较多、分布广泛，初步调查有30多项，目前传承较好的是扒鸡制作工艺、回族八大碗、清真蜜食、老卢家泡子糕、房寺烧饼、条编、柳编、草编、苇编等。这些传统技艺涉及生活、生产工具、喜庆用品、玩具制造、饮食制作等多种门类，大部分为手工制作，工艺精巧、结构独特，体现了禹城人民的智慧和水平。

　　九、传统医药

　　禹城市的传统医药初步调查有15项，其中群众比较认可，有一定影响国的项目是杨氏整骨、郅氏正骨、王氏痔瘘治疗医术、南街烧烫伤治疗医术和偏方、良方等。今后，我市将聘请相关专家对这些项目进行再次考察和审核，确保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十、民俗

　　民俗主要分为生活习俗、节日习俗、婚丧习俗、祭祀习俗、信仰习俗和民俗活动等。

　　节日习俗主要包括春节、元宵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寒食节、除夕等，回族的节日包括开斋节、宰牲节、盖德尔夜、古尔邦节等。

此外，生活习俗主要包括服饰、饮食、住房、礼仪等方面；信仰习俗有伊期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婚丧习俗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些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存活在现实生活中，对了解临禹城民众的生活习惯、伦理观念、价值原则、思维方式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槐冢为1800多年前东汉一王侯的墓葬。墓内呈“サ”字形，两门13室，拱券式和覆斗式相结合的墓葬。出土器物40余件，其中12莲灯为稀有文物，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存展。另有五铢钱22枚和银链一段等文物。因冢上有一株千年古汉槐而得名。

　　禹王亭博物馆位于禹城市区西北3公里处，占地1365亩，于1997年建成对外开放。该公园由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落（内有禹王大殿、东西配殿、钟鼓楼等）、具丘遗迹、禹王亭和人工湖组成。其结构新颖、紧凑、气势恢弘，古朴典雅。大院落南首是一牌坊式山门，门上方为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禹王亭”手迹。

　　拾阶进入山门，有宽6米，两旁栽种着松柏的南北甬道，甬道南端东侧矗立着一石碑，上面刻着重修禹王亭记碑文；甬道南端西侧，立有两块石碑，刻记着重修禹王公园捐款单位名称和捐款个人姓名。院落北部东西两侧，各建有11间古式配殿；甬道北端即是一座明清建筑模式的禹王大殿。大殿占地300余平方米，西阔为5开间、重檐、歇山、九脊顶，总高度为167米，长254米，进深15米。

　　大殿正门上方、两檐之间设“禹王殿”鎏金匾额，门两侧立柱有楹联一幅，琉璃瓦顶和玺彩画，金碧辉煌。殿内正中塑禹王坐像一尊，高约6米，背后塑玉女手持风扇侍立两旁。大院落北门外系“具丘山”（南北长45米，东西宽50米，高8米）。据旧志记载：“大禹治水时曾筑此丘，以观察水势”。明、清时于土丘上建禹王亭。后年久失修毁之，土丘上建筑物荡然无存。土丘之上现长满杂草树丛。1974年山东省、德州市考古人员，曾来此考察，发现有灰土层，并拣到单孔石铲、蛋壳残片、石斧、陶弹丸、陶纺轮等古代文物。经山东省博物馆鉴定，这些文物为龙山文化遗物，具丘属“龙山文化遗址”。

　　1995年，市委、市政府投巨资修建禹王公园时，在紧临“具丘山”的东北侧，用土堆成高15米的大土丘，周围用水泥框架块稳固，在土丘南侧用条石修筑了64层台阶到达其顶部，在土丘顶部建筑了高8米，呈八角形的古式亭阁，曰为“禹王亭”。该亭由16根朱红立柱擎顶，木制顶壁四周，绘画着大禹治水的故事，整个“禹王亭”恢弘壮观。人们立于亭内，一可触景生情，缅怀禹王治水功绩。二可眺望禹城市容，目睹四周农村田园秀景。禹王亭东南侧，开挖有水面面积25亩的“禹王湖”，水深2米，清澈见底，四周垂柳点缀着湖景秀色。2000年

　　禹城人民公园地处禹市新老城区结合部，公园东临贯穿老城南北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衢路，南临文化街和洛北沿河绿色长廊，安居小区与公园南侧正门遥相对应，公园周围地势开阔、环境优雅，其位置优势得天独厚。公园总计占地17公顷，其中水面占55%，其性质为以水上游赏型的自然风景园林为主，并适当开发其它文化娱乐活动的综合性公园。公园组景按照远眺近赏、主次有序、水陆两便的要求规划设计了24处景点，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公园正门采取了仿古牌坊样式，“人民公园”四个字由山东省省长王玉玺同志题写。园内总计种植各类苗木28000余株，搭配曲尺状的大型湖面，风光怡丽。园内还建设了儿童乐园，恢复了一步两眼井的历史遗迹等，是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希望有用

司马迁热情地讴歌货殖，赞扬杰出的商人，但贾谊、晁错等却严厉地抨击“末业”和从事“末业”的商人。货殖，究竟是功，还是罪？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视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唯恐不及。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本”和“末”是完全对立的。“崇本”只能以“抑末”为前提，“末”兴必定是以“本”衰为代价，似乎是无法两全的。例如西汉初的贾谊就提出：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与“游食之民”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助长“*侈之俗”，是“大残”、“大贼”，只有将他们都赶回田里去才是办法。“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任何物资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使用是没有限度，那么物力必定会负担不了），这道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商业是不是只是使用或浪费物力。

晁错的看法与贾谊相同，但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他把当时不能出现商汤、夏禹那样的太平盛世，归咎于“游食之民未归农”，而“游食之民”显然主要是指商人。晁错要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还在于他认为一旦百姓离乡，就会像“鸟兽”一样难以禁止，对统治者构成威胁。

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却是错误的，把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商人，而将商业的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符合实际；企图用全民皆农的办法达到增加粮食储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目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的这些看法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古训。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每个人所生产的物资充其量只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人人必须直接从事耕织，既不可能、也没有剩余物资可供流通或交换，当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职业商人的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西汉初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商人和商业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人们还习惯认为，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不劳而获。

实际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仅仅是商人，皇室、贵族、官吏、儒生、军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农民供养的。但皇室和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于人”的劳心者，当然没有当劳力者的必要；军人和奴婢虽然不干农活，却是统治者和劳心者必不可少的汉朝货币；所以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列为末业。但手工业毕竟有具体的产品，或者为国计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业者的地位总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霉的商人就只能当末业的代表，做“抑末”的牺牲品了。

商人另一个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方面是他们的生活：你不耕不织，如果粗茶淡饭，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衣服必定要穿花色鲜、料子好的，吃的必定是精米和鱼肉），大商人还要“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不远千里地出访或游玩，出动不少车辆，车盖排列成行，坐着宽大的马车，赶着高头大马，脚上穿丝织的鞋子，身上披着精织的缯衣），岂能令人容忍？而且，穿什么式样和料子的衣服，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坐什么规格的车子，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级别和身份的标志。皇室、贵族的享受来自他们高贵的血统，靠的是上天的眷顾和祖宗的恩泽；官员们的享受是级别的规定和工作需要；商人们什么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就是有钱，却能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不仅儒生们望尘莫及，连中低级官员也自叹弗如，但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对限制“末业”的法律手段自然会衷心拥护，严格执行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在列举了各地的特产后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责，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就是说，吃饭要靠农民，物资的开采要靠掌管山泽的部门，器具的制作要靠手工业，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各人的努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自然规律。司马迁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原料的来源（山泽的开发）视为人民生活的基础（原），认为只有这个基础壮大了，才能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眼中，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引的《周书》中的话，已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尚书》，可能是已经散失了，但我很怀疑是被别有用心的儒生删去的。

司马迁以大量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如果我们不断章取义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被司马迁所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不妨看几个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从事冶铁而致富。秦始皇灭赵国后，卓氏被强制迁移，身无余财，夫妻俩推着车，步行往安置地。当时其他被迁的人都用身边留下的一点钱财贿赂押送他们的官吏，以便找个近一些的地方，结果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没有平原，又没有什么出产。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头，不会饿死人，百姓善于贩卖，容易做生意。”要求远迁该处。卓氏到达临邛后，很快发现了铁矿，大喜过望，立即就地冶炼铸造，产品遍销滇、蜀百姓。卓氏成为拥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华足以与君主相比。

卓氏不仅掌握了一整套冶铁技术，而且具有开拓精神，在被强制迁移、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艰险，宁愿到边远地区从事开发。他生产的铁器产品遍及滇蜀，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是当时赵国的“迁虏”中多一些卓氏那样的人物，西南地区的开发一定会加快很多。可惜见于记载的仅有另一位程郑，他的经历与卓氏相似，他生产的铁器远销南越，因而积聚的财富与卓氏不相上下。

或许有人会指责卓氏剥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但从滇蜀百姓乐意购买来看，他生产的铁器实在要比官方生产的那种“割草不痛”的农具更受欢迎，由此而增加的社会财富远比卓氏所得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也有人把卓氏拥有“僮千人”作为“工商奴隶主”或“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实际上，当时的官奴婢数量甚多，拥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贵族官僚也并非个别。例如，武帝给骗子栾大的赏赐中就有“僮千人”，要说存在奴隶的话也不是卓氏的创造。何况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从事冶铁的，就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言，总比仅仅为统治者的生活服务要积极些。即使就这些“家僮”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剥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于卓氏“田池射猎之乐”的生活，尽管“拟于人君”，却完全是自己掏钱，与公款消费不同，不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总不能要求卓氏赚了钱自己不花，全部上缴国库或用于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资者的致富，是以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敢为天下先、甘冒风险为前提的。如宣曲（关中某地）任氏是仓库主管，秦朝灭亡时，豪杰们纷纷收罗金玉，只有任氏大量储藏粮食。以后楚汉在荥阳一带大战，农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万钱，任氏大发其财，豪杰们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摆阔，任氏生活节俭，将资产投入农牧业；别人买土地和牲畜时只拣便宜货，任氏只求质优，不怕多花钱；结果他家几代都保持着富足。汉武帝刚开拓疆土时，边疆地广人稀，桥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获得马千匹、牛两千多头、羊万余只和数万石粮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从军，为了筹办行装，向人借贷。由于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而吴楚等国在关东叛乱，成败未定，投资者怕收不回本息，不愿放款。只有无盐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贷，年利定为10倍。果然，吴楚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无盐氏一年之内获利十倍，一下子成为关中首富。

一些历史书上将无盐氏作为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欠公允。当时已经专门有一批人从事借贷业务，被称为“子钱家”，大概是将本求利（以母钱赚子钱）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贷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无盐氏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借贷，而是风险投资，风险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吴楚七国叛乱得逞，或者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不会有人接受这样高的利率。如果没有准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无盐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资金。无盐氏固然赚了大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们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行动。要是都像其他子钱家那样，“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列侯们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高额利息，但由于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两利，称之为爱国行为也不过分。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做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没有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古代画扇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曲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行商不是大丈夫所为，但雍县人乐成却因此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医马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当然，这些“贤人”只是将本求利，充其量只是奉公守法或遵守商业道德，还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爱国事迹。而武帝时一位奇人卜式，以畜牧致富，却一次次作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贡献。

卜式是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人，主要经营畜牧。他本来有土地住宅，弟弟长大后就将田宅都留给弟弟，自己只分了百余头羊到山里放牧。十几年后，卜式的羊已增加到千余头，还买了田宅，而弟弟却破产了，卜式就不止一次将自己的田宅分给弟弟。

武帝用兵匈奴，卜式上书，愿意将一半家产献出资助军费，武帝派使者问他：“想当官吗？”卜式答：“从小放羊，不了解官场的事，不愿当官。”“家里是不是有冤要伸，或者想上书报告什么问题？”“我生来不与人争吵，乡里的穷人我借钱给他们。不会经营的我教他们，我住在哪里，哪里的人都听从我，我会受什么冤？”使者简直不能理解：“既然如此，那你要干吗呢？”卜式说：“皇上征匈奴，我以为有本领的人应该上前线不怕死，有钱的应该出钱，这样才能消灭匈奴。”听了使者的报告，武帝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不符合人之常情，像这样不规矩的人不能树为典型，要不就乱了法制，请武帝不要理睬他。拖了几年，武帝也没有接受卜式的捐献，卜式也不在乎，还是回家放牧。

一年多后，匈奴昆邪王率众归降，关东移民迁往西北，都得靠朝廷供养，仓库里都空了，还是不够开支。卜式得知后又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要求用于资助移民。在河南郡上报的捐款富人名单中，武帝发现了卜式：“肯定就是上次那个要捐一半家产助边用的人。”武帝赏给他400个免除服役的指标，他又全部上缴。当时富豪们都争着隐匿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特别主动捐献，武帝断定他是忠厚长者，召他来封为中郎，授予左庶长的爵位，奖励田10顷，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作为百姓学习的榜样。

卜式还是不愿当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中有一群羊，你就替我牧羊吧。”卜式就以郎官的身份，穿着布衣，脚蹬草鞋当了羊倌。一年多后，武帝经过牧地，见羊长得很肥，数量也增加了，十分赞赏。卜式说：“不但牧羊，治理百姓也应该如此，让他们起居适时，坏的及时除去，别让他们害了大家。”武帝觉得他的话不同一般，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就任为缑氏县（今河南巩义市西南）令，缑氏人反映他管理有方；调到成皋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该县的漕运完成得最好。武帝认为他朴实忠诚，任命为儿子齐王的太傅，又调任齐国的相。

南越吕嘉反叛的消息传来，卜式上书，请求与儿子一起，率领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弓箭手和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的船工上前线参战。武帝下诏表彰，赐他关内侯爵位，黄金40斤、田10顷，并布告天下。可是全国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响，上百名列侯没有一人要求从军。到了列侯们献金助祭宗庙时，武帝令少府检测他们上缴的“酎金”，发现不是分量不足，就是成色过低，气得他一下子免去了百余人的爵位。武帝更感到卜式的可贵，提升他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文职官员中仅次于丞相的高官，牧羊出身的一介平民在和平时期能获得如此宠幸，实在是罕见的际遇，这是卜式人生的巅峰。到了这一地步，他不得不介入朝廷政务，与武帝的主张相左就在所难免了。卜式发现各地对实行盐铁专卖都不满意，官造的铁器质次价高，却硬性配给，强令百姓购买。对商船征税后，商人减少，商品涨价。完全不懂官场规矩的卜式，不像其他大臣那样总是为现行政策歌功颂德，向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引起武帝不悦。加上武帝正忙于筹备封禅大典，应该负有重要责任的这位御史大夫却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礼仪，所以不到一年，卜式就被降职为太子太傅，理论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但卜式有机会还是要说话。自从桑弘羊主管财政和商业后，大力推行均输平准等政策，成绩显著，博得武帝的嘉奖。那年出现小旱，武帝命令百官求雨，卜式上书：“朝廷的开支应该依靠百姓的租税，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实在太不像话。将桑弘羊下油锅烹了，天就会下雨。”这当然动摇不了桑弘羊的地位，他最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但武帝对卜式还是优容的，使他得以善终。

对卜式致富的原因，史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不是靠种田，而是靠牧羊。但一般的牧羊也不可能使他积累如此多的财产，看来他必定是一位养羊专家，或者是兼营商业，最大的可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卜式的可贵之处，一是忠君爱国。他一次次捐献财物，甚至准备上前线作战，却毫无个人动机，即使一时不为朝廷所理解也一如既往。在担任高官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如何保住爵禄，也不管向武帝进逆耳的忠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直截了当地反映百姓的意见。要是当时的大臣都如此，武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或许不会持续那么多年。他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国家机构职能的正确理解，不但通过牧羊悟到治民之道，而且反对官商合一。显然他主张朝廷只管征收赋税，让百姓合法地经商发财，但发了财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主动为国家着想。

如果商人或发了财的人都像卜式那样，或许根本不需要武帝时出笼的一系列对付商人的政策，可惜卜式是绝无仅有的典型。而汉朝的商人中，像司马迁所称道的那些富有“诚壹”精神和开拓意识的商人只是极少数。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商人，其中自然不乏大大小小的奸商、官商和半官商。

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凡是商人和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出租房屋供商业活动、储存货物以及其他商业行为的人，无论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计营业收入，按2000钱一算（120钱，税率为3％）的比例纳税；从事金属冶炼等手工业、囤积和贩卖有关货物的人，其营业额按每4000钱一算的比例征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边疆地区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用轺车（小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征收二算；船身长五丈以上的每条征收一算。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被检举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上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也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即将各地的煮盐、冶铁均收归政府管理，全部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官府招募盐户，提供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费用，其他费用自理，产品由政府包销。私自铸铁、煮盐者处以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不出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管理铁器的专卖。

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都是大盐铁商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心算能力极强，不用算筹就能算出结果。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古代文人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致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再说，商人购买了土地后不会自己耕种，而他们对雇工收的租税也不可能比官僚、豪强和其他地主更高。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总之，依靠压制商业、打击商人搜括财富，实际上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商业流通，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不比农业歉收或自然灾害的影响小。可是在传统的本末观看来，只要商人和商业活动减少了，种田的人肯定就会多，粮食就能增产。但经济规律并不以汉武帝或其他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帝死后，抑商政策就开始松动，原来的规定大多已成具文。西汉后期，外戚、官僚纷纷涉足商业，官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富。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取消了盐铁专卖，以后虽一度恢复，但最终完全取消，东汉时再未恢复。平准、均输法也逐渐废弛。东汉期间，由于地主、官僚、豪强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他们与商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至此，商人的卑贱地位已成过去，但商业作为“末业”的帽子却一直没有摘掉。以至当代，这还是一个在史学界有争议的话题。

出自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原文：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货殖是指以获取赢利为目的，从事于农、林、牧、虞（山泽）、工、商、高利贷等的生产或经营的活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之立传的有：范蠡、计然（对计然是人名还是范蠡著作的篇名，有不同的看法）、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婉孔氏、曹邴氏、刀、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布衣匹夫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是靠“取与以时”而致富的。他们的经验可供后来的“智者”采纳借鉴

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书名:史记 作者:司马迁

原文如下：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

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

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

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

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

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

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

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

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

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

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

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

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

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

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

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

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

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

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

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

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

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

“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

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

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

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

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

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

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

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

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

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

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

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

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

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

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

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

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

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

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

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

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

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

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

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

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

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

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

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

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

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

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

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

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

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

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昔尧作於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

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

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

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

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

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

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

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

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

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

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

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

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

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此口}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

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

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

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

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

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

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

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

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

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

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

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

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

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

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

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

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

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

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

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

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

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

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

薪稾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

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

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

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

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

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

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

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

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

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

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

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

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

“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

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

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

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

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

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

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

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

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

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

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

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

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

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

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从整体实力看，汉当然是最强的！

[转贴]：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作者:金立扬）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