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戴村归兰溪市管理，边上有厚仁胡村，包村,友好好客,山清水秀,社会和谐稳定,气候温和

村内企业：铸铝制品厂，路面砖厂，硫化碱厂，防水材料厂，硅石英沙厂，轴承仪

主要农产品：葡萄柚，洋葱，脆甜，欧洲萝卜，茄子，豌豆，西葫芦

村内资源：石灰石，铅

村里单位：上戴村中学，上戴村卫生室，上戴村广播站

上戴村与莲塘岗村、厚仁村、里范村、水董村、何尖岗村、外董村、黄家村、映月村、新陈村、骅骝黄村、新桥山背村、何村村、大路口村、溪西村相邻。

2019年6月6日，上戴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9年4月15日，上戴村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

上戴村附近有南楼吴氏宗祠、兰江冶炼厂、毕家明墓、诸葛八卦村、六洞山(地下长河）等旅游景点，有兰溪杨梅、兰溪小萝卜、兰溪兰花、土索面、兰庆鸡蛋_等特产。

姚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西北丘陵地带，距市5公里。

姚村现有人口1400多，古建区占地面积75500平方米，古建筑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现存完整民居58幢，其中明代7幢，清代至民国初51幢，规模较大的厅堂八处，原貌保存基本完好。村落坐西朝东，村前溪水长流，村后龙山蜿蜒，山环水绕，风景宜人，有姚氏家庙祠联曰：“东狮山、西象山、北对三峰山；前潆溪，后浒溪，南通至兰溪。”兰甘公路从村前通过，兰厚公路横贯村后，交通十分便利。姚村村落坐西朝东，东为狮山、西为象山、北对三峰山、前有潆溪，后为浒溪。

姚村以井头面为中心，是姚氏宗族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古建筑最集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区域。四周有多条弄巷向外展射，建筑一般坐西朝东，户户相通，形成长条形的住宅组团。

过弄巷设增设骑街楼，连接各建筑组团，逐路以青石砌筑为主，建筑外围普遍设有高大的封火墙。

姚村村与映月村、何尖岗村、里范村、莲塘岗村、上戴村、厚仁村、水董村、外董村、黄家村、新陈村、骅骝黄村、新桥山背村、何村村、大路口村相邻。

2019年1月16日，姚村村入选2018年度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

2013年8月26日，姚村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信息来源：金华市旅游局

姚村村附近有南楼吴氏宗祠、兰江冶炼厂、毕家明墓、诸葛八卦村、六洞山(地下长河）等旅游景点，有兰溪杨梅、兰溪小萝卜、兰溪兰花、土索面、兰庆鸡蛋_等特产。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动乱过后，倪仁吉从浦江故乡回到义乌大元村。50岁（1656年）前后是她创作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刺绣和绘画，在当时影响越来越大。清初文人已有许多记载。如张德行于康熙甲辰（1664年）为《凝香阁诗稿》写序中就指出：“倪子壶操家学，具类大家，其天才云涌，时有出大家所未逮。字簪卫花，画分管竹。更奇者，善以绣代笔，凡美女奇卉，随经点皴，波动欲生，莫窥其针所由度，向称薛灵芸，技至此乎。”纾紞矠倪仁吉侄倪一膺（倪仁祯之子）同年（康熙甲辰）为《凝香阁诗稿》写的“小序”也说：“针绣巧夺天孙，灵动不减；夜来丹青仿摹黄荃摩诘小李大凝，写事绘馨，备极其妙。”纾紟矠倪仁吉留下的《绣谱》今不可见，但她在《绣字》一诗中总结自己的经验道：“尝闻针有神，不为针痕掩。非指亦非丝，秀动同挥染”。艺术感染力可见一斑。正如倪仁吉侄孙倪晋的岳父张以迈，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宫意图诗》写“序”时所说的那样：“夫人工绣事，而又娴敏多巧思，特为设意中之景，想景中之人，写人中之画，作画中之诗，对其景而其人呼之欲出，而其人之才与情亦无不毕出。凡其间，才者貌者嚬者笑者，遇景而若有所思，若无所思者，……为之开生面。昔人称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于夫人见之矣”纾纺矠。

倪仁吉的绣品与绘画流传广泛，影响巨大。虽经动乱，特别是甲寅（清康熙13年，公元1674年）之后流失严重。但民间仍对她崇拜备至。如《金华经籍志》云：“心惠通文史，兼工书画，作小幅山水，近学文征仲，远不愧赵鸥波。刺绣亦精。迄今得书画片楮，珍若拱璧。”140年后的清嘉庆丙子（1816年）年间，重版《凝香阁诗稿》时，陈云友作“小引”时又指出：“况又如绘事之精工，刺绣之神妙，流落散布，幽想结于无涯”纾紣矠。同年，韦嵩寿为重版《凝香阁诗稿》作“跋”时亦指出：“以彼含精宝婺，孕秀仙华，针可呼神（夫子有发绣，寿于隆平寺见之，作篆寿字，内无墨迹，真绝技也）。画能擅绝簪花，俪格咏絮联词”。《金华经籍志》载：“王虎文见其绣《心经》一卷，素绫为质，刺以深青色丝，若缕金切玉”。《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文记载：“仁吉，字心惠”、“善丹青，写美人极妍尽态，称为绝技，亦工山水”。

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出处的倪仁吉绣画作品为：

1丝绣《傅大士像》，早年流入日本，现存日本国家博物馆。

2发绣《种树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丝绣《春富贵图》，现藏义乌市博物馆。17576㎝，此图以绫为本，配以各色丝线，绣出山石、牡丹、白玉兰。

4画：仕女图，12547cm，作于清康熙庚戌（1670年），原藏浦江县博物馆，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5画：梅鹊图轴，133695cm，此画精绘梅枝和喜鹊，工笔，但非双勾，以墨色的浓淡色没骨写出，用笔工致。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6画：花鸟图轴，63531cm，画面有红、白盛开的牡丹花各一枚，衬以春叶，山石旁点缀五朵菊花，一鸟悠闲立于画面正中的枝条上。现藏义乌市博物馆。 五十岁前后，倪仁吉的诗歌也日益出名。她夫家和娘家的晚辈，均动员她出版。《凝香阁诗稿》刊印的时间在1665年，时倪仁吉60岁。其侄孙倪晋在“小引”中明确指出：“今以甲子既周，乃得请而寿之梓。四海名流深于诗者，知不以余为私誉也”纾紥矠。《义乌县志》也说：倪仁吉“年六十，有《凝香阁诗稿》。纾紦矠”《凝香阁诗稿》包括“凝香阁诗”、“宫意图诗”、“山中杂咏”三部分。现分别介绍于下。

1658年（戊戌），倪仁吉53岁，写了140多首五绝，总题为《山居杂咏》。她本人在“小引”中回忆道：“戊戌春，葳蕤小轩，阅大痴老人秋山图，偶忆前语，乃濡秃笔，追记其意，得百四十余绝，益皆家山野寂之景，聊摅俯仰今昔之怀，存幽居故事，与樵歌牧唱，相和于云深水流之外，不敢自以为诗也。巳亥（按1659年）春初凝香阁主人书。”纯纷矠同年，侄孙倪晋在《山居杂咏·题后》称：“余祖姑今春秋日已高，行且尽，发其藏寿之梨枣，若兹帙也，聊以志吉光片羽云尔。”纯纭矠倪晋，字飞黄，号笙鹤，秀才，长期未中举为官，直到1686年（康熙丙寅）才以“岁贡任国学监教习”。1659年时，正在浦江老家中编撰族谱等。他极力支持祖姑倪仁吉出书。

1660年（庚子）倪仁吉55岁时作《宫意图诗》35首，也在众人鼓励之下付梓。首先推动此事的是他的继子吴云将。吴云将的亲生父亲吴之器（吴之艺长兄），明末清初之际在金华“八咏楼”设“八咏楼诗社”，出版《明月斋稿》、《婺书》等书颇有名气。吴云将也应邀参加诗社活动，并有作品收入《婺书》中。此时他请张星瑞为《宫意图诗》作“叙”。张星瑞康熙癸卯（1663年）在《宫意图诗叙》中指出，倪仁吉“顾有才如此，而且自阈言者垂五十余年而后令似。吴生云将辈始得请而梨枣之”。“爰为序，以授吴生而归之，为介眉之觞侑。”纯紝矠倪仁吉娘家的亲戚张以迈和侄孙倪晋也分别在康熙壬寅（1662年）为之写“序”，推动刊印。

倪仁吉一生的其它诗作，则统编为《凝香阁诗》付梓。分析她晚年（50岁前后）的诗作，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艺术特点和比较广泛的生活内容。

寡居生活当然是苦的，晚年也不例外，故《探梅》诗中说：“梅开因自馨，梅结心殊苦。”倪仁吉虽然“一龛灯照壁，溜阶除滴，香篆冷薰笼，影形愁作敌”。(《夜坐》)也想从佛理禅宗中求得解脱，但最终还是决心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故她49岁时在《中秋》一诗中写道：“四十九度中秋月，光华强半共愁看。不成三客慵沽酒，拟祝孤桐净拂栏。环无魂同夕兔，清凉有国可乘鸾。凭虚未许凌风往，遮莫人间是广寒。”她决心摆脱烦恼，保持健康的心态，故54岁时写《自遣》诗：“百年过半还加四，日日无忧岂及前。酒熟莫迟闲处饮，花开须就雨中怜。驻颜小圃俱栽药，曝背重檐更着绵。榻得黄庭最警句，琴心三迭舞胎仙”。于是才有《筑圃》的生活：“筑圃因栽药，残年可养身。菊英清耳目，萱草悦心神。移沃培根壮，编篱护叶新。倦来坐苔石，双蝶也随人”。

在这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指引下，她写出了不少清新活泼的小诗。如《春游》：“百五恰当寒食节，深谷野径众芳齐。乍飘杏雨花边细，将放梨云柳畔低。攘攘游蜂暄画，翩翩轻燕绕晴堤。踏青不怯香泥透，历尽幽寻日已西”。《山行》：“莫羡桃源可避秦，恰生幽谷待幽人。送迎不尽青山意，纡折还随流水亲。莺如呼旧识，嶙峋石似证前身。何能小筑长松下，时听风涛濯世尘”。《秋情》：“窗竹潇潇入梦清，凉蟾皎皎枕边明。秋情无限谁同赋，络纬孤鸿相和成”。《即景·之四》：“缥渺溪云映水飞，矶头凝睇思依依。如何探手澄波下，挈取奇峰一片归”。真是妙趣横生，妙句连连。

与男子比，女诗人创作能有成就更加不易。其一“彼闺阁者，外内一阈，限同天堑，不似学士家可借师友进其业，山川荡其胸，朝庙典制宏其识。且副笄一加，两垂垂，便不能不委佗其容，山河其体。又不似学士家可任偏才标胜，逸致横飞者。”纯紞矠其二“顾无如言诗于闺阁而诗更难。豪壮之气，无所用也。慷慨之情，无所施也。且言不出，凛凛自持，惟恐或蹈失言之过，观者亦乐指摘其辞，以滋谈柄，则闺阁何易言诗”纯紟矠所以，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倪仁吉是诗、书、画、绣集大成者，诗作内容超过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诗人，可以与男性大家相比而无愧。

《山中杂咏》——中华古典诗歌的奇葩

我认为，倪仁吉一生中所写的关于故乡题材的诗篇，是最动人的。如《秋暮寄嫂》、《雪夜怀嫂》、《秋日同女伴家山闲玩》、《重阳前一日忆同游》、《月下忆家》、《城中怀家山》等。尤其是写于1658年(时53岁)的组诗“山中四时杂咏”(140多首五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奇葩。其中对各种农事的生动描摹，是其他诗人(不仅是女诗人)无法企及的。从春季的“祈蚕”(“芳时寒食近，风雨鹁鸪知。只恐春晴少，祈蚕到古祠”)；“浴蚕”(“踏青暖径，堤畔柳毵毵。慵听莺歌曲，归来且浴蚕)；“采桑”(柳塘蛙阁阁，花坞蝶飞飞，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缫丝”(“墙阴犊初息，田事渐成劳，桑柘枝才尽，关心又茧缫”)；到夏季、秋季的纺纱织布(“新丝少女成，机杼云欲就，制萝裙，端阳看龙斗”；“银蟾匝井梧，金风破残暑，流光自催人，张灯向机杼”)，是一个何等完整的养蚕采桑纺纱织布的全部流程。从夏季的“割麦”“耘秧”(“田家事正忙，割麦又耘秧，驱犊向山麓，分流入野塘”)；“打水”、“灌水”(“平畴禾忝遍，处处桔槔声，但觅鸣鸠信，滂沱早暮倾”；“甘雨涤烦心，欣闻畦水深，始知点滴处，乃是布黄金”)；到秋季的“稻香”遍野(“斗杓又西指，四野稻香风，似减半分暑，真亏一叶桐”)，种芋浇瓜(“木棉已结蕾，菽种亦生苗，芋垄泥须壅，瓜畦水旋浇”)，剥枣砻粟（“白露方剥枣，黄梁入夜砻，园畦犹未治，明日记栽松”），撒种播麦（“桑麻堪壅护，禾忝已全收，荷理旧町，筐麦逐行投”；再到冬季的摘豆、晒豆（“种菽日尚长，采菽寒已促，未宜贮瓿垒，挂曝傍木”，翻耕土壤（“三时农务毕，浊酒互劳倾，相约出深淤，冻解沃春耕”），简直成了全年农耕大事的艺术记录。她的笔下既有伐木丁丁，声透荆关，扛树而还，“山花插担”的“肩云叟”；又有“白水映蒹葭”、“红蓼滩头上”的“捕虾”“渔人”；既有“窈窕桑间子，提笼陌上归”的采桑女；又有“短笛僮归牧，呜呜隔陇闻”的牧童。她的诗中，写到了采石耳，尝新茶，品新蔬，吃杨梅，供新藕，食新，让城里人闻所未闻，见更未见。她写到了“迎神”、“送土牛”、“三月三”、“五月五”、“赛农神”，庆七夕，盂兰节等农村民俗活动，甚至写到农家少女捣野花涂指甲（“娇痴有小姝，针线停偏早，为爱指纤红，凤花庭下捣”，）真是活泼清新、别开生面。她写的农村风景小诗极富地方色彩和农村风味，用字洗炼，写意传神，放在中国历代优秀诗歌之列也毫不逊色。如写春景：“盈亩秧针绿，钻笋笔斑，田家侥景物，春自满溪山”；写夏景：“我爱夏景佳，不被炎威苦，消寂奏蝉琴，纳凉具蛙鼓”；写秋景：“一片烟萝处，秋深点染加，宁知霜后叶，绝胜武陵花”；写冬景：“众卉久凋落，山茶一吐芳，那知寥寞处，对此即春阳”。都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写不出来的，因为他（她）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和体验。而倪仁吉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普通女子，生活在普通的山区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又有文学修养和艺术感受，终于以她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独特诗篇。“文章憎命达”，这个规律在倪仁吉身上也得到再次映证。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后人是应当认真学习、宣扬和继承的。

“贞节牌坊”与我们现在的认识

清嘉庆版《义乌县志》载：倪仁吉于“康熙十二年（按癸丑年，公元1673年，时倪仁吉67岁）建坊，（详贞节录）”。纯纺矠在县志及“大元吴氏家谱”中都有为倪仁吉申报“贞节牌坊”的详细记录，包括官府层层上报的材料及朝廷的批文。

这对倪仁吉来说，是幸事，还是不幸？是褒奖，还是压抑？后人对此有不同评说。

我认为，康熙12年，正是清王朝开始巩固统治的年代。他们为了稳定天下，便从儒学中吸取营养，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特别是捡来“宋明理学”一些陈旧观点为武器，把“贞节”视为妇女的最高美德。于是“贞节牌坊”便重新遍布天下。倪仁吉也在“建坊”之列，此事也许会使吴氏家族得到一些“荣誉”，使倪仁吉的一些材料得以保存；但对倪仁吉本人来说，无疑是加了“紧箍咒”。从此，在世俗的压力下，她不得不以“贞节”为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外部形象，自由活泼的天性逐渐泯灭，艺术的细胞逐渐溃散，真正的艺术作品再也无法产生。

且看《凝香阁诗稿》（60岁出，时未建贞节坊）中最后的6首诗，何等生动明丽活泼清新，简直不像一个年近60岁的寡妇所作，反而使人想到故乡少女时代的倪仁吉。

《平坞重游》：

“自隔烟萝几度秋，干霄检柏喜仍留。石屏垒长茸茸鲜，曲涧添分细细流。径草萦裾迷旧胜，山花满目引新游。扶筇偶过疏村下，返影斜阳境倍幽。”

《游八师岩》：

“向多山水缘，此复惬幽赏。翠岩现金身，携我上仙掌。幽壑送灵籁，然已绝尘。更闻云外磬，方悟梦中身。绝境回尘寰，禅关云自锁。何幸此中来，天风为吹堕。”

《过虎尖岗》：

“仙华苍霭中，芝岭烟梦外。群山争献奇，峰峰可惊拜。虬松侣障围，石如莲座。小立一啸吟，幽禽起相和”。

《下密溪岩》：

“龛外游云气，岩前挂雨声。奇观偶相遇，扪石问三生。霞红斜着树，峦影倍涵青。已惜行游晚，归鸦又不停。”

《同女伴游溪山晚归》：

“选胜临溪险，相呼过石墩，风扶翻袖影，沙滑乱钩痕。鸣泉阻归路，山月早相迎。隐隐茅檐外，竹疏灯影清。”

《上元夜》：

“今宵风景兆春阳，月下烟笼似有香。何处红妆笑相约，笙歌阁上祷文昌”。“箫鼓初停月色高，烧灯庭院已深宵。窗前梅影横斜处，把烛孤行照寂寥。”

而立坊之后的倪仁吉，是什么形象呢？《金华经籍志》记载：“者金文见倪氏貌古气苍，晚年戴绒帽，被褐衣，晏坐一室中，校勘图史，得句则出名纸，以精毫书之。类山泽间耆儒名士，不复如闺阁中人”。

“不复如闺阁中人”，就是一个完全被扼杀了个性的节妇形象。从此，再也产生不了真正的艺术作品。而封建社会为了塑造倪仁吉的“贞妇”形象，在编史修书时也有意删削了倪仁吉一生中许多生动活泼的东西，从而留给后代许多谜团及一个极其片面的倪仁吉，前面已多处提到这一点。

风风雨雨过后400年，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自然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倪仁吉，从而解开千古谜团，还倪仁吉一个真实的“绝代才女”的形象。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专家、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副厅级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