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氏家谱

湖南省华容县程氏(义门堂)字辈 本家十四世以前没分派名。约于康熙五年前，由十四世本，十一世大宗等先辈组织族人商议，确定用: 国（15世）运（16世）庆（17世）其（18世）远（19世），

学（20世）正（21世）斯（22世）可（23世）传（24世）。

启（26世）家（26世）惟（27世）忠（28世）孝（29世），

祥（30世）发（31世）在（32世）咸（33世）贤（34世）。

以上是二十字为派名，周而复始。到了1993年程氏族谱第八次续修时，商议确定新增派名为：

盛（35世）世（36世）民（37世）康（38世）乐（39世），

清（40世）平（41世）祖（42世）德（43世）延（44世）。

育（45世）新（46世）重（47世）培（48世）本（49世），

腾（50世）达（51世）永（52世）向（53世）前（54世）。

从此，我程氏带循轮派，以郭一之宜，则蔗乎“义门”两字可永垂於世。

试述先祖陈克让改姓程氏之谜

陈程氏禹支二十一代孙正北

元朝末年，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湖广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大量的田地荒芜。在湖南、受兵灾最深的地方，如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至明初时，一片废墟，几无人烟。

明王朝建立后，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是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采纳大臣苏琦、刘九泉、宋纳的建议，推行“移民屯田”，将“窄乡人口，迁往宽乡”。

朱元璋于洪武年初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等地，亦即“江西填湖广。”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迁令初颁，民怨即沸。”尽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发移民路费，由官府提供牛具、种子，垦荒归己，三年免征等。人们还是不愿背井离乡，朝廷只好出动大批兵勇，强行搬迁。“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船只，陆路上拖家带口的移民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船上的还是陆上的都被反捆着双手，由官兵押送。途中内急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一直袭用至今。

明朝移民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得迁居一地。因“条款具备，律森严”，同宗同姓的兄弟，为了能在一地，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如当时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义门陈鼎、陈鼐二兄弟，于洪武二年迁居河南唐河县，其弟便改郭姓，繁衍后代，建郭庄。后寻根问祖，称之为郭陈氏。还有很多家族分成多个姓氏的。如一些地区，魏姓改马姓、改刘姓的，陈姓改邵姓的，周姓改单姓的，金姓改余姓的……。都有史料记载。

据《陈程氏家谱》记载：我祖克让公于洪武年初携弟友谦、友信（友谦、友信估计当时未成年）迁居华容，“逐波为渔，芟苇而稼”。这很符合明初“移民屯田”的史实。是否还有其他族兄同路迁来，家谱上未明。但同时期迁来华容的有义门陈姓宗亲，却是不争的事实。克让公是否因此而改姓？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华容城南还保存有陈、程两族祠堂（现华容人武部址），两祠门对门，均称义门。曾有合族合祠一说，不知因何故未成。我先祖克让公与义门“抱耳陈”先祖是何宗亲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明初时“移民屯田”，是在朝廷的强权高压下执行的。长达五十余年的移民政策，给众多的移民心灵上造成深深的伤害。他们往往把这一政策，归咎于政治原因，从而和陈友谅扯到一起。如传朱元璋“议诛陈姓九族”，对陈友谅及其旧部的后人，一律贬为“疍民”、“贱民”加以迫害。“九渔户”的故事更是传得家喻户晓，有声有色。他们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朱元璋对陈友谅的家人是优待的。对陈友谅的儿子、父亲、兄长，均有公、侯封号。虽是些虚职，还是保全了他们的名位。对陈友谅旧部，也是怀柔政策，正史上从未有过加害之说。

还有编歌谣骂朱元璋的。被强迁于安徽凤阳的商人，就编有“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此贬低朱元璋。不过其曲子流传下来，成了有名的凤阳花鼓调。（见吴晗·朱元璋传）。

这里还提及一下陈友谅。现经本人反复考证：汉帝陈友谅系南北朝宜都王陈叔明之后，唐朝节度使陈伯万十九世孙。汉帝陈友谅不属义门派，世居祖地湖北沔阳，与江西祖籍无关。

据明代的《华容县志》记载：我二世祖陈安泰，是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孝义之门。元朝时任荆州路总管，携家带口迁居荆州（今湖北江陵）。三世祖克让，于明洪武年初，从荆州迁居华容。

综上所述，我祖克让公改姓程氏，不存在“政治避难”的因素。极可能是明初的“移民屯田”政策造成的结果。先人们为了同宗同姓的兄弟居于一地，以改姓的方式，对抗朝廷移民政策的高压，是一种无奈的抗争。

是不是这个呀 ？

中华民族（中国）幅员辽阔，历史久远，姓氏、族群和人口众多，流动迁移，族谱不全，以及其他多种和负杂的原因，致使中国人（chinese）“不知祖宗”，“忘记祖宗”，甚至“不知自己”的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

中国人（chinese）有着“寻根问祖”的传统和习惯，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及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国内或是海外的中国人（chinese）“寻根问祖”的现象和事例日益普遍。

最近几年，在网络上常常可以看到广西桂平和恭城一带的余姓人氏谈及两个话题：一是关于他们的“根源”，即所谓余氏“三芳”（或“四芳”）问题；二是关于“福建话”（闽南语）的“方言岛”问题。而且发现，关于“三芳”（或“四芳”）的表述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我姓余，在广东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粗石乡玉兰村土生土长，是余芳祐公第14代裔孙。在这里，我想把我的所听所闻和所知的一些有关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在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同胞兄弟余芳祐、余芳选、余芳庭三个，以及堂兄弟余芳远等四人，即所谓“三芳”（或“四芳”），自福建漳浦县五凤里蒹葭村柑板桥（里、村今已无从考究）长途跋涉，碾转来到粤西，逆西江而上，到达了罗定州南江河畔的“连滩地区（东坝西坝）”，“三芳”落脚于广东东安县（后改云浮县）东坝粗石堡（今郁南县东坝镇粗石乡），而余芳远则落脚于东坝虎岩乡长洲村，繁衍生息，至今已超过400年。同时，由于“四芳”多个兄弟大族迁粤，以及长期的发展，如今“连滩”的东坝、西坝地区各姓氏中的余姓人口是最多的。

同时或随后而来的漳浦县同乡还有张、林、黄、刘、谢、陈、蔡、郑、曾、柳、冯、杨、温、吴等诸多姓氏，分别落脚于南江河连滩镇下游盆地两岸的东坝（隶属东安县）和西坝（西河，隶属西宁县）各处。他们同时操讲着“福建话”（闽南漳浦语）。随着人口的发展和增加，各姓氏的后代在明末清初又先后向近处周边和远处广西桂平、恭城等地，广东的新兴、韶关等地，以及其他地方，甚至海外，迁移落籍和发展。

其实，“连滩”是个统称。连滩镇是南江河下游的一大历史名镇，建制较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在当地又最有名气，所以外迁和外出远处的人们往往喜欢称自己是“来自连滩’”。那帮“漳浦县人”只住在连滩盆地的下游部分一河两岸，即东坝和西坝的大部分地域。西坝（西河）在连滩镇，属西宁县（后改郁南县）；东坝隶属东安县（后改云浮县，云安县），1960年代初改属郁南县。如今，郁南县和云安县均属云浮市管辖。

下面，介绍一下余芳祐公一族的谱系概况。

余芳祐公作为由福建漳浦入粤东安的“四芳”之一的始祖，芳祐生子昆安，昆安生二子：省怀、拔衷，从此分支。如今留住郁南县东坝镇原落籍地的芳祐公后代，省怀公分支的分别住在粗石乡的田心、福宁、楼仔、坑仔口、洲仔、玉兰（大坑边），以及虎岩乡长洲（下塘）等村、点；拔衷公分支的后代，住在粗石乡的玉兰村（门口屋、后门坑、石仔滩）和洲仔村，人数也比较少；估计，总共有2000多人。

省怀公之后，四世祖简士公生二子：乾符、志符，又进一步分支；如今，留住粗石乡玉兰村（大坑边）的大部分是志符公的后代（大坑边还有小部分余姓是原山塘村属于余芳远公的后代）。

根据最近20多年来回乡“寻根问祖”和祭拜祖祠、祖坟等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广西桂平（尤其是江口镇）、平南一带的部分村、点的余姓人，多半会是芳祐--省怀--志符公分支的后代；恭城、荔浦、平乐一带的部分村、点的余姓人，多半会是芳祐---拔衷公分支的后代。

至于余芳祐公的族系家谱，当年先祖曾暂排定过：“芳昆省士符元泮，昌奏祥图必建年，永振家声崇祖训，文章华国庆传宗”。。。。。。然而，至今仍然坚持按照这个谱系起名的，只有留住东坝粗石乡楼仔村的余氏后代了。其他的族系分支，都发生了各种变化，显得比较混乱，特别是还有族谱中同字（谱）而不同代（辈）现象。先辈或后辈又没有人去进行全面、准确的记录、收集、整理和建立完善的族谱档案，后人就很难“顺藤摸瓜”去“寻根问祖”了。因此，造成很多“离乡别井”多年的余姓人根本无从可知本家庭是在何时和来自哪里？属于哪个祖宗和分支？自己是第几代？遇着远近的同族人，有时候彼此不知道辈分，“没大没小”，只能互相“称兄（姐）道弟（妹）”罢了。更有甚者，还有回乡祭祖时“认错宗、入错祠、拜错山（坟）”的现象发生。

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福建话”（闽南漳浦语）问题。

从福建漳浦县迁入今广东郁南县连滩地区南江河两岸东坝和西坝一带的10多个姓氏族人，原来都讲（当地人称为“坝话”）“福建话”（闽南漳浦语），形成了一个“方言岛”。连滩地区的土著瑶、苗等族住民，先前就被赶走了，周围村落的住民绝大部分都讲当地的粤语（白话）。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福建佬”们无一地都学会了讲粤语（白话），而讲“白话”的当地人却因为“福建话”难听难懂难讲，却没有入去学，除非是过门的媳妇。

顺便讲一下，粤语（白话）的扩张性和渗透性是很强的。因为讲粤语的人，不管各自带着不同的土语方言，互相交流时彼此往往都能以一种口音较为标准的粤语进行对话。这是区别于其他某些方言的明显特点。

“福建话”长期受到粤语（白话）的包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如：上学讲粤语（白话）；交通改善，外出的人员增多；流动频繁，交往增多；娶入“白话媳妇”的家庭增多；等等。实际上，到了清朝初年，连滩地区的“福建佬”已经难以组成双亲都是讲“福建话”的家庭。东坝粗石乡的田心、福宁等村、点，在1920年代就基本不讲“福建话”了。1970年代东坝还有几个“福粤双语村”，如今就只有个别村落中60多岁的老年人有时候讲一讲“福建话”了。我父母都讲一口“福建话”，相互之间从不讲一句粤语（白话）。我会讲“福建话”，但是兄弟姐妹六个却一直只讲粤语（白话），平时父母对我们讲话，多数是讲福建话，有时也讲粤语（白话）。

连滩地区（东坝、西坝）的“福建话”渐离渐远，慢慢让位于粤语（白话），这个“福建话方言岛”维持了400多年以后，现在已经近乎消失了。

同时，由于入乡随俗和长期演变，融入了一些当地粤语（白话）的口音、词汇以及表达方式，与原来的那口闽南语以及现在的漳浦县话口语，已经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我曾经因出差而几次到过福建的厦、漳、泉地区，与当地人交谈时，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

广西（区）桂平、恭城等地，现在仍然保留着较多的“福建话”（闽南漳浦语）方言岛。但是，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融入了当地“白话”和其他方言，与粤西原祖地（连滩地区的东坝、西坝）以及闽南远祖地（漳浦县五凤里蒹葭村）的口音、词汇和表达方式等的明显差异；二是，“福建佬”们运用“福建话”的普遍性和强度减弱，传承困难，渐离渐远，“福建话”在一些村落甚至已经消失了。

我详细阅读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汉语文字学硕士研究生郑宇发表的论文《桂平闽语研究》，觉得他写得详尽准确和反映了实情。从每年桂平等地的余姓派回连滩东坝粗石乡祭祖的代表们的反映，以及互相交流的情况，可以充分证实。

历史证明，古今中外，人口流动，族群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风俗等可能长期传承与保留；然而，由于受到“外语”的包围和冲击，方言岛却很难长久传承和保留下去，迟早会逐渐消失。

余姓来源有四：1、春秋时秦由余之后。据《风俗通》所载，余姓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以字名为氏。2、据《姓考》所载，相传夏禹之有余氏。3、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据《国语》所载：“潞、洛、泉、余、满五姓，皆赤狄隗也。”4、由他族和他姓改姓而来。如云南镇雄县余姓，原复姓铁木，有诗为证：“余本元朝宰相家，洪兵赶散入西 ……前传诗句词如此，后嗣相逢系本家”，（见《余氏总谱》），另僳僳族以鱼为图腾的挖饶时氏族，汉姓为余；羌族余约志房名，后改为余；四川、甘肃一带白马藏族之严茹氏，热则氏、陪茹氏等汉姓为余；锡伯族余木尔其氏汉姓为余；其他如苗、彝、布依、满、土家、白、保安、羌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由余。春秋时秦国的大夫，也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人，逃亡入西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初在西戎任职，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便留秦国为相，很得穆公信任。时秦作为众多诸侯国之一，其地位并不显要。由余为上卿后，果然不出穆公所望，他助秦穆公谋划攻伐西戎之策，灭国十二，拓地千里，而称霸西戎，最后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余因曾为秦国富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引以为荣，遂以其字为氏，尊其为余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春秋时的秦国，建都于雍（今陕西风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由余的后裔在春秋时应繁衍于这一带。秦汉以后，余姓族人东迁，一支迁入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一支迁居江南，主要繁衍于今安徽。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余姓的后人基本上是同时不断地繁衍滋长，但北方较南方发展态势要弱得多。魏晋南北朝时，余姓已成为新安郡一带望族。此际，北方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士族开始第一次大举南迁，余姓大族所处之地正当其冲，故其南迁也就不可避免。其中有一部余姓族人继续南迁，进入湖北、湖南等地。南朝宋有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以孝行著称，为唐代以前唯一见诸史册之余姓人物。唐代以后，余姓才得以迅速繁衍壮大起来，并逐渐在东南部一带形成两处望族。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有余姓将佐随往并落籍福建。唐末，有建阳（今属福建）人余镐在黄巢攻陷建州时，避居莆田，后耕隐壶山以终；还有余渊海因避黄巢兵，自福建同安北迁邵武，于唐僖宗光启年间再转入韶州曲江县（今属广东）武溪，是为余姓入粤始祖。此后不久余渊海次子余咸徙居湖南长沙，三子余衮迁居浙江杭州，长子余从留居当地。其三子后裔又有迁江西之奉新、临川、广东之五华、梅州、大埔、平远、海丰等地者。到了宋代，余姓基本上遍布全国，而且人才济济。明洪武年间，余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安徽等地。明清之际，余姓不仅遍及江南各地，而且北方之余姓也得以繁衍发展。清代，有余姓自福建迁至台湾，此后又有移居海外者。如今，余姓分布广泛，尤以四川、广东、江西、云南、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多此姓，上述七省余姓约占全国汉族余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

江西省余干县枫港乡涂坊村、排头村、碧溪村、岭上村、陈普堂村、神署嘴村等（原:禾山乡）余氏，十八世宠九公名下字排行:恭贤铭德，扶植纲常，厚载祈佑，富寿永昌，俊义克定，文章显光，忠孝名家，奕代绵长。此字辈自三十二世始。

看你自己家的家谱有没有上传到网络，没有的话世查不到的。我们石家庄地区派出所可以查询家谱或村志也可以查询。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姓，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 

家谱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家谱学基本理论，包括发掘、整理、利用家谱的一般方法、原则等；（2）谱主家族演变史，包括谱主中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姓氏、宗族的演变维系等；（3）家谱资料的专题利用，包括利用家谱资料研究历代人物（帝王家族人物、军界人物、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医界人物、技艺界人物等）的传记、各种职业的演变发展，以及利用家谱进行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民族学、地方语言、地方习俗等多个学科的研究。 中国家谱学始于汉朝，到隋、唐发展最盛。家谱修订与研究一直持续到建国前。建国后，家谱学一度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在“文革”时，家谱损失严重，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日益重视家谱研究，有关部门曾对全国家谱进行普查。

1984年，国家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编家谱总目。一些大学图书馆已有馆藏目录，如《河北大学图书馆家谱书目》，收173姓，835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130余姓，400种；《吉林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藏近1000种；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170余种；天一阁收藏403种；此外，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可观的收藏。据学者估计，我国现存家谱至少在6000种以上。

1988年7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和组织了首届中国家谱学研讨会。港台学者也十分重视家谱研究，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族谱201种；台北文献馆收集家谱2154种。

台湾还编有《国学文献馆现存中国族谱资料目录》，台北王世庆等人编有《台湾公、私藏族谱目录初稿》。香港学者罗香林、林天蔚、萧国钧、黎树添等很注意利用家谱研究的成果研究香港的历史。罗香林的《中国族谱研究》，被认为是港台谱学的基石。台湾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一批谱牒学著作，并成立了“谱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

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也很重视家谱研究。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谱学组织，其图书馆收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家谱的缩微胶卷，总量达100万卷，相当于每册300页的400多万卷印刷书籍，其中中国家谱便有3000种。编有《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著录1974年以前所汇集的中国家谱3109种，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日本宗谱学专家多贺秋五郎对我国的宗谱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写成了一部专著《宗谱的研究》（日本东洋文库出版）。 目前，在国内外都尚没有系统、完整阐述家谱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