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哥的祖先——抗倭名将胡宗宪传

一说起抗倭名将，大家可能首先会想起戚继光，其次则是俞大猷，或许根本不会想起胡宗宪。其实胡宗宪抗倭的功劳不在戚、俞之下，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二者之上，只是人们过于注重道德评价，以至把胡的功劳有意无意地给埋没了。实际上在抗倭斗争最关健的那几年，戚、俞不过是胡宗宪的部将，且胡对戚、俞并不是遥领性质，而是实际负起了调度指挥的责任。另外抗倭的方针大计大多由胡亲手制定，戚、俞往往不能预闻，只是临事但听驱驶而已。胡宗宪对戚继光一直欣赏、重用，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与胡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胡的支持，“戚家军”或许根本不会诞生。胡宗宪对俞大猷确实有所压制，以至诬他入狱，主要是由于两者在抗倭政策上有歧见，而且由此引发了两者的误解。

胡宗宪后来名声不显主要与他的党附严嵩有关，他的最后身败名裂也因严嵩倒台。确实，胡宗宪能坐到兵部右侍郎总督东南军事的位置与严党赵文华有关。如他不趋奉赵文华，赵不可能提拔他，不过赵能看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行，及时荐贤自代，也算是这个无耻小人的一个闪光处。平心而论，胡要开展抗倭事业，不与朝内权臣搞好关系是不行的，胡的前任朱纨、张经的屈死都与严嵩有关，胡如搞不好与严的关系，则不用说坐不上军事首长的位置，就算坐上了，很可能就是步前人后尘，身死而事不成。奸臣当道，想干事业的人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不屈已则事不成，屈已则可能身败名裂，胡最后的下场就是如此，长为英雄浩叹。

倭寇的来历

我们一般认为 “倭”就是指日本人，然而这样的认识用在元明时期的倭寇身上是不合适的。据《明史 日本传》记载，真正的日本人最高估计不过是十分之三，一般的估计是十分之二、三。其余十分之七、八都是中国人，特别是闽浙一带通番之徒，打扮成倭的样子来冒充。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扮成日本人的样子呢？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这些中国人多有亲属在中国，怕事情败露后连累他们；二是真倭的武器锋利，作战勇猛，为明军所惮，所以乐得狐假虎威。如果倭寇中只有日本人的话，实际上是不足为患的，因为毕竟日本人到中国人地两生，又不知明军虚实，想要劫掠不是那么容易；但一旦有大批中国人参与期间，为其谋主，甚至为其首领，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倭寇能为患中国上百年，这么难缠，其原因就在此。

为什么会有大批中国参与倭寇队伍呢？这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倭寇其实自元末即有，不过大都是些小股海盗而已，不足为大患。但明太祖朱元璋因噎废食，实行海禁，大批在海岛上的居民被迁回内地，又禁止沿海居民与外人做生意，这样导致了大批沿海居民的生计困难。另外当时的中日贸易产品实际上有互补性质，明政府强行禁止给双方人民都带来不便，也给一些以商为业的人失去了利薮。于是大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做起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工作。由于工作的不合法性，走私份子不得不组成集团，自我武装，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抗拒明政府的稽查；同时为了争取在走私集团中的优越地位，不同的武装集团之间也经常有争斗、兼并。由于这些走私武装集团尽知中国虚实，所以当条件便利时，也做一些抢劫财物、掠夺人口行为。随着中国尚海武备的废驰，他们发现抢劫的利益比走私还丰，这类行为就越来越普遍，规模越来越大，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明史 日本传》记载：“（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

所以对倭寇已到了非严厉打击不可的时候了。这时中国沿海已形成几个较大的倭寇集团。第一就是上面说到的汪直集团。汪直，徽州歙县人，与胡宗宪同乡。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汪直年青时，与徐惟学一起做过盐商，大概在经商中触犯明朝的禁令，曾对徐惟学等同伴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后来果然下海为盗。汪直下海初期，因实力不够雄厚，暂时投奔许氏兄弟走私集团，因表现出色，不久就成为该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当该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因汪直素有机略，人多服之，于是重新组成以汪直为首的海商集团，被众商推为舶主。汪直后又击败另一走私集团，将其部众吞并后，就成了走私集团中最大的霸主，有“净海王”之称。其次是徐海走私集团，徐海也是徽州歙县人，原是汪直部下的大头目，后来,他自拉队伍，独树一帜,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与汪直一起，横行于浙江海面。其它较大的走私集团还有陈东、麻叶等。这几股倭寇集团后被胡宗宪一手摧毁。

孔子的后人应该算是吧 [评论随笔]当代中国的世家大族有哪些？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9469shtml 说到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用以往阶级观点分析，首先就被定性为腐朽堕落、不学无术。但随着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是极其简单和荒谬的。所谓“世家大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地区文化上的代表。他们通过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参与国家政权，对大政方针施加影响，从而维护本家族以至家族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

　　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信息，但是都语焉不详，一些传言也难以辨别真假，例如“绩溪顾，横店沈陆”，顾姓、沈家、陆家是否真的是当地大族？

　　倒是能够发现一些古代世家的记录，例如

　　绩溪“四胡”来历

　　 胡姓在绩溪是一个大族。县境内胡氏宗祠及其分支祠甚多．这些宗祠由于始迁祖入境年代、落户地点、建祠时间和后来显宦名臣因素不一，称谓也就各异。故曾一直流传绩溪“三胡”。经考证，绩溪胡氏，共有四大宗脉，即北门金紫胡、龙川（坑口）尚书胡、城东遵义胡、湖里（含上庄）明经胡。因宗脉纷繁，不仅外籍人士如蔡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曾错把胡适作为“三胡礼学”的后裔．就连本县的异姓人士，也常会辨识不清。其实，从绩溪各胡姓宗谱考其宗脉渊源，各宗奉祀始祖虽然不同，但在统宗谱序言中都有“胡姓，虞舜后裔”的记载。

　　 “金紫胡”，宗唐散骑常侍宓为始祖，由青州濮阳板桥村迁歙之乌聊山，南唐时沼迁绩溪。南宋时建祠，以宋名臣胡舜陟赠金紫光禄大夫得名。

　　 “尚书胡”，宗东晋胡焱为始祖，焱仕东晋官监察御使以散骑常侍出歙州，举家从青州濮阳板桥村迁歙，再迁龙川。建祠于宋。以明弘治、嘉靖间先后有名臣胡富、胡宗宪官至工部、兵部尚书得名。

　　 “遵义胡”，宗清为始祖。南宋时自浙之乌程迁绩溪胡村，十一世严迁绩城东遵义坊，建宗祠，因得名。

　　 “明经胡”，宗南唐乙酉明经科进士昌翼为始祖。昌翼，唐昭宗子，朱温篡位，帝临难。以幼子委侍御胡清（三公），翼之出，南归婺源考川。生三子，长子延进，为绩溪令，迁绩溪胡里，始建祠，因得名明经胡（俗叫“李改胡”）其后迁岭北宅坦、上庄，另建宗祠，称明经胡上庄宗。

　　 按金紫胡宋绍兴年间胡舜陟撰谱序云：“虞舜之后，有遏父者，为周陶正。武王克纣，封舜裔满于陈，溢胡，因得姓。”关于这一远祖，各胡姓宗谱包括胡昌翼又父三公上溯，所记皆相同，并无异议，就中金紫胡和尚书胡宗脉尤近，两宗祠古谱世系相通。自一世满至三十四世焱，一脉相承。其中三十三世链仕西晋为殿中侍御使，世居青州濮阳板桥村。自三十四世焱迁龙川，为尚书胡宗始祖，始分支。金紫胡始祖宓是满后五十世。

　　 绩溪各胡，自宋朝以来，显宦名人辈出，各有勋功业绩。“金紫胡”宋代有主战派名臣徽猷阁待制，上书为岳飞辩冤，二劾秦桧有胡舜陟。有撰辑《苕溪渔隐丛话》一百卷行世的舜陟子胡仔。明代有政声卓著的右金都御使河南布政使胡思伸。清代有探研礼学著书立说成“三胡礼学”流派的胡秉虔、胡匡衷、胡培。民国间有教育家胡子承。现代有汉语学家胡裕树。“龙川胡”明代有力斥宦官刘瑾的成化进士户部尚书胡富，抗倭名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宗宪，撰有《筹海图编》十三卷；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皆出其魔下。“明经胡”上庄宗清代乾隆间有制墨名家胡开文，近代有世界著名学者胡适博士。胡里宗有清代首创“胡庆余堂”药号的红顶商贾胡雪岩。“遵义胡”明代有正德间进士累官工部尚书胡松，以鲠直敢和权臣严嵩抗争，名振朝野；清代有举人胡澍，以篆刻、书法、山水画知名。

　　 所以说，绩溪胡姓是一个大族，历代以来，胡姓功臣卓著，人才辈出。他们的功绩永载绩溪史册，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古人的传统，继续在各界各业中再创辉煌。

　　大家有无这方面的资料，可否补充？另外早先三国两晋时代东吴地区的朱、张、顾、陆四族；原在北方，后随晋东渡的王、谢、袁、萧四族；山东的崔、卢、李、郑四族；太原王氏家族；关中的袁、裴、柳、薛、杨、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这些大族现在是否还有后人，是否还是当地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