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家谱》表明，江南顾氏先祖自顾余侯起即聚居苏州西部光福山里。江南之崇明、太仓、嘉定、昆山、南京、常熟、无锡、吴江、松江等地顾氏皆出光福。

姓

氏

起

源

：

出自己姓昆吾氏。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子叫吴回为祝融黎之弟，也为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今河南许昌东），后代便是昆吾氏。夏朝时，昆吾氏有子孙被封于顾国（今河南范县东南），称顾伯，是夏的重要同盟国之一。夏末顾国被商汤攻灭，散居各地的顾伯子孙便以国为氏，称顾氏。

　　出自越王勾践的后裔。相传，大禹死后葬于会稽，他的儿子启在山上建立宗庙祭祀他。夏帝少康后来又把庶子无余封在会稽主持禹的祭祀，并建立越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后人以国名命氏，称为越氏。春秋末年，越国常与吴国交战，公元前494年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后终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并向北扩展，成为霸主。战国时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经秦至汉，传至勾践的7世孙摇，曾担任过分布在今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的闽越族首领，因助刘邦灭项羽有功，受封为东海王，因都东瓯，俗号东瓯王。后来封自己的儿子为顾余侯，子孙留居会稽，其支庶子孙以其封号的第一字为氏，称顾氏。史称顾姓正宗。

《乐安顾氏宗谱》记载了乐安（今浙江省仙居县，古名乐安）顾氏自南朝梁以后世居台州。此支一世祖顾肇仁，在北宋时迁居仙居（今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暨阳顾氏宗谱》记载了该支顾氏的始迁袒是顾为仁（又作伟仁、又名凯之），在南宋初年隐居诸暨十里长山之下；传至第九世孙顾居敬时，已经是元统治时期。顾居敬时任抚洲县同知，始居暨阳。

《暨阳平阔厚丰顾氏宗谱》记载孙敬居有子四人。子常一（钰）、常三、常五徙居暨阳，次子常二（名子安）迁于平阔厚丰墩。

《靖江顾氏宗谱》记载此支始迁祖顾更，于元末自昆山迁居靖江马洲西乡沙。

《南通顾氏宗谱》记载此支始迁祖顾昌，元末避兵乱自苏州寓居高邮，不久迁通州，居于南通城西。

《顾庄等纂修舶口阜顾氏宗谱》记载此支始迁一世祖顾太乙，在元朝从苏州阊门迁居于如阜，定居于江赶之摩诃山。第十世顾萸，明时始迁居，为该支始迁祖。

《吴江顾氏族谱》记载吴江顾氏二支。其中一支，始迁祖为顾信，据传是三国时顾雍三十六世孙，元朝自昆山徙晋陵(今属江苏省常州市)，其孙华三因为被招赘从晋陵迁居吴江，后居于胜墩村。华三之孙瑜又徙城中北塘。另外一支，始迁祖顾义，也是顾雍三十六世孙，居吴江之北。

《上海顾氏家乘》记载此支始迁祖顾邦宪，在元朝为避兵祸迁居松江府上海县横沔附近，至正元年建大圣寺，子孙聚居于侧。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记载该支始迁祖顾迁，在宋哲宗时自浙江嵊县顾港徙居上虞西华里，五世以后分为前、后、东宅等支。

《宜兴阡塘顾氏宗谱》记载该支始迁祖顾逸三，于元末自江苏昆山徙居宜兴阡塘。

《无锡顾氏大宗世谱》记载该支望出苏州铜坑，其祖先世居河北通州，宋建炎间南迁，居于杭州。景炎元年，顾元九始由杭城迁居到无锡怀仁乡崇节里，后名顾墅，为始迁顾墅祖。顾元九有一子二孙，长孙仍留居顾墅，次孙他徙，并派生出宛山、经历支。长孙又经过三传，分出为五支，虽屡有迁徙，但基本没有出今天无锡市所辖。

《无锡南河顾氏宗谱》记载该支始迁祖安惟二，元末由苏州铜坑迁居无锡南河。

我是江西抚州顾氏家族的我不知道你们顾的家族辈分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我们家族的辈分给你我的祖先也是浙江的,好几百年了

"文章垂世泽,声名显皇都秉心存忠孝,勋业胜眉苏"由家谱可以看得出我们江西这支顾姓是江浙一带的后裔

假如兄弟有知道江浙一带有我这族人的存在的话,麻烦兄弟代告一声不胜感激其实我也在网上寻根,就是难以找到

我叫顾志华"皇"字辈

叫你一声"兄弟"可以吗

哦!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家"顾氏家谱"有铭文记载是明朝顾氏德辉公后裔拜拖了!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