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我们现在把新年的第一天称为“元旦”。“元”字原是“第一”和“开始”的意思，“旦”字的原意是天亮或早晨。但在历史上，元旦到底指哪一天，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规定。1911年，始将大年初一由元旦改称为春节。虽统称“春节”，但山城泰顺的乡民们仍习惯称春节为“过年”。

　　元旦佳节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各地百姓们欢度春节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年节风俗。它们有的已消失了，有的仍然存留，延续至今。泰顺各地的年节风俗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据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依笔者“井底蛙”之见，县内年节风俗之所以有差异之处，是否主要是受始迁地、民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而产生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年的经历，但对于过年风俗有过调查和研究的，却不会有太多。作为山城泰顺大山之子，我们是否应当了解或者调查、研究与我们的生存家园血脉相、不可分割的乡土文化。我私底下想，只要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去做一些调查，不用几年，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大批宝贵的乡土文化资料了。

　　笔者的这些调查文字实属粗俗之作。俗话有“抛砖引玉”之说，那么，恐怕我的这些文字连块“砖”都称不上的。不过，我却又心存有“过分”之嫌的念头，那就是希望能引动大家，一起来调查、研究我们的乡土文化。

　　如果我的这份调查资料可以让您耐心地读完，在感谢之余，我还有个希望得到您指教的愿望！

　　壹 年前扫尘

　　“有钱没钱，洗洗过年”。 无论贫穷富有，在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出动，将厨房、厅堂等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箱笼橱柜、墙角床底也要除去积年尘垢，这就叫做“扫尘”。扫尘时特别要将烟囱掸干净，因为灶神在二十四日回归天庭时，是化作一道青烟从烟囱走的，当然得将他的“行走”这路打扫干净。

　　据载，扫尘这一春节习俗，在我国已有四千余年历史。到唐宋，年终扫尘已成为家家户户必做之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裁：临安过春节，“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明代的《大戴礼》中，还把岁末防尘规定为一种礼节。旧时，再忙人家也要做清洁，将室户垃圾一扫而光，寓扫除晦气和霉运，迎接新年的好气象。

　　据县内一些地方的传说，认为灶神走后，人间门户的事情并非没有天神掌管，玉帝又会派神下来代灶神打理几天“政务”，而这位天神非常讲究洁净，如果怠慢了他，他也会像灶王一样回去向玉帝打小报告，人们则要受到玉帝的处罚。所以在灶神上天，天神到来之前，一定要将门户打扫干净。

　　扫尘的日子视祭灶神的日期而定，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是在腊月二十九祭灶神的，一般在腊月二十四左右扫尘。下洪等地，在腊月二十四祭灶神，则从腊月十六开始就要进行扫尘。总的来说，必须要在灶神回天过年之前，进行一次扫尘。

　　扫尘这天，泰顺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关于除旧迎新的习俗。下洪贝谷在扫尘这天，如果是年家里小孩不大平安，即俗语说的“不听话”，就要在衣柜中翻出一顶孩子戴过的帽子扔到山头上去。洋溪、司前一带则找一套孩子穿过的衣服扔到溪里随流漂走。希望旧岁能带走不吉利的事情，在新春来临之际，让好运降临。

　　扫尘习俗，虽然很多内容都充斥着人们意愿中对美好祈求，但也不乏现实意义，经过打扫，灰尘脏物四布的宅院顿时变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显得气象一新，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贰 办年货·过年食俗

　　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非春节莫属，饮食也最为丰盛。山城乡民在小年过后，着手置办年货。泰顺各地赶集的日子不一，有的地方是逢三赶集，有的地方则每七天赶一次集。但是在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是专门为大家置办年货而设立的赶集日。山外的南北货、山里的土特产等等，可谓是堆积如山，人流如潮涌，过年的气氛随着置办年货的热闹场面已越来越浓。

　　商家店铺一般在腊月二十九下午就早早地关门打佯，回家过年了，一直到正月初六、七才恢复经营，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在年前准备好过年用的必须物品，如鱼肉果蔬、烟酒糖茶、香纸蜡烛。小孩们也要拉着大人的衣角，跟他们到集市上缠着要买自己喜欢的糖果，然后抱回一大袋，足够解馋一段时间了。对于小孩来说，他们之所以喜欢过年，或许除了在正月里可以不受大人的打骂外，最高兴的就是有自己喜欢的“过年货”可吃了。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年节饮食更是形成了丰富的饮食民俗。我国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米粮是人们的主食。泰顺乡民更是在“米”上大做文章，创造了具有地方风味的食品。如罗阳的婆饼，泗溪、三魁一带用免子熏制的腊肉，龟湖一带用猪肉熏制的腊肉，仕阳、雅阳等地麦芽糖，等等。

　　大凡到过山城并上过山城饭店酒楼的人，无不盛赞山城那独具风味的亦饭亦菜的“婆饼”。据说，制作婆饼很费功夫，须先将上等大米浸透，磨成浓淡适度的米浆，摊在烧热的平底锅上煎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完整饼皮，然后取出一张饼皮摊平，披上一层由碎精肉、香菇、木耳、虾仁、干贝、花生、芝麻、蛋丝、葱白等做成的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如此反复数遍，然后卷成长条，压扁，置于平底锅上文火煎烤，于是就有一种悦耳的“”吱吱响声发出，令人食欲大增。等烤到通体金黄，喷香酥脆时，便可取出切段，摆放在浅口大盘中，端到席上，才是一道香气四溢、叫人垂涎且名播遐迩的婆饼。

　　食用婆饼也有讲究。夹取须用羹匙兜舀，用浅盆或薄碟子承接，小心别让它散开。否则，馅心就会从饼皮中脱出，皮馅分家，失去婆饼特有的风味。这样，就会如同打击乐中锣鼓铙钵分开打，不成调调。用时更忌性急，须缩唇嘴牙，小心啃下一小块细嚼慢咽。否则，就会烫嘴伤喉，憋出眼泪，使你当众狼狈尴尬，也有伤风雅。

　　婆饼又叫薄饼、包饼、烙饼。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在山区一些单门独户的人家，白天男人们下地耕作，青年妇女也去帮忙，只留下老妪看家。她们闲得无聊，就想弄点东西打牙祭。而在那时候，穷人家掏不出银两买副食的，况且在那边远山区，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买。老婆婆们“馋中生智”，就地取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米量出一升半升来磨成浆，于是米浆饼里裹菜肴便成了婆饼的雏形。再后来，又经人们的不断改进、完善和提高。因为这道菜的“发明专利”是属于老婆婆们的，因而便称之为“婆饼”。（田心《“婆饼”考》）

　　泗溪、三魁、龟湖、新山一带的腊肉，在做法上大同小异，只是原料不同而已。原料如果是免子，则要取去肥肠和内脏，整只熏制。猪肉作原料的，则取其精瘦部分。用猪肉作原料的腊肉制作方法是，先在灶锅中锅放入大米一斤（按熏制十斤猪肉算），然后在大米之上纵横架设木枝，上放猪肉。灶里烧起柴火后，大米焦而生烟，起到熏制猪肉的作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熏制完成，然后凉在通风处，一两天即可食用。

　　仕阳、雅阳等地的麦芽糖也是当地乡民们过年的必须品。制作方法如下：先将蒸熟的糯米饭稍凉，温度降到20度左右，再拌入浸过温水的大麦芽，过一夜后，大麦芽中的酵母已将糯米饭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呈粥状。第二天一早，将它放入糖栳（大草包）中，用绞架绞出糖水，分离出糖渣。再将糖水放锅中加热，经过水分的不断蒸发，糖水渐渐粘稠，等到有丝状糖油时，即取出拔拉就成软糖。若煎的时间再长些，糖油就更浓，可拔拉成酥糖。除此之外，还可用糖稀拌上炒米花、花生米、芝麻，制成又香又甜又脆的“炒米糖”、“油炸果”、麻花（绕藤糖）等。

　　县内各地农家过年食品虽略有差异，但年糕和汤圆却是乡民都要在年前制作准备好的食品，成为山城乡民过年最主要的地方食品。制作年糕先取大米入饮甑蒸熟， 然后倒入石臼里，用石碓捶打。 粉团需不断地翻动、洒水，以免粘在石臼、石碓上。将米粉团打透后，就把它放到门板上，切取搓成条状，一般为自家食用。或用木制印花板印成块状，印花板雕有花鸟等，年糕上也就印有这些吉祥图案了。此种印花糕贴上红笺后，作为正月拜年用。还有一种冥斋尖，呈“金”字状，作为祭祀用。

　　汤圆，是用糯米粉制作的食品，县内又有“丸子”“团子”等名称。因“汤圆”与“团圆”谐音，春节吃汤圆又有“家人相聚，团团圆圆”之意。这是谐音衍化来的寓意，关于吃汤圆为祈愿团圆之意，还有个传说。相传嫦娥奔月后，后羿由于日夜思念而成疾卧床不起，正月十四日夜，有一童子求见，对羿说：“我是夫人（嫦娥）派来的，夫人知道你日夜思念她。明日是十五月圆之夜，夫人让你用米粉作丸子，团团如月，然后将丸子放在室之西北角，夫人便可降临。”百姓人家为了祈求家人顺利安康，年年团圆，便也在春节食丸子。制作汤圆，首先将糯米用水浸泡后磨成浆，盛在布袋里压在石磨下将水滤下，然后将粉块搓捍成汤圆。三魁一带不作馅，俗称“丸子”；罗阳一般要在汤圆里放油麻、糖等馅料，称“汤圆”。吃起来，有一股清香味，粘而不稠，甜而不腻。

　　叁 小年祭灶神

　　泰顺有句俗语：“先生不吃冬至丸，长年不吃廿四饭”。说的是在 古时，教书先生在冬至前就要散馆回家，而帮人家做长工的“长年”也要在小年——腊月二十四之前回家开始准备过年。小年，又叫“小岁”、“小年夜”，是相对除夕而言的。小年的日期，南北略有差异，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有些地方则更早，有“过了腊八便是年”的说法，也就是过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腊月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这表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过小年尊师敬长的风俗已经形成。

　　小年最主要的是祭灶神。灶神，亦称灶君，唐以后又称灶王。它是中国民间受到普遍信仰尊崇的神灵，上至天子下达庶民，家家户户都有供奉。汉代以前的人，有把灶神作为火神的观点，因为灶的功能主要是用火烧熟食物。而把炎帝、祝融看成火神和灶神，则是后来的说法，因为这两个神话人物乃是战国以后才被确立的人化神。把灶神作为火神，其信仰都是从灶的自然属性及它对人们生活的实际作用而产生的。在当时，人们认为灶神是受到敬仰的炎帝、黄帝，是火神祝融变来的，于是把灶神当作掌管饮食的神。

　　灶神成为“一家之主”始于汉以后，由掌饮食，进而掌握人们的寿天祸福。人们祭灶，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一祭祀活动得到幸福，另一方面也是怕灶神给他们带来灾难。《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曰： “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这样，灶王成为玉帝派到各家的督使，专门监视各家各户的言行、大小过错，一旦发现令它不满的行为，就暗地里记一笔帐。待到腊月二十三，它回到天上向玉帝作一次总汇报。

　　泰顺关于灶神的传说不太多，流传较广的一种是说有一个叫二丁的穷人以乞讨维生，后来家境渐好，娶了妻子。但他的妻子虽然贤惠，可是长得很丑。时日一长，二丁就嫌弃她了。家里渐富后，二丁就将妻子休掉了，迎娶了村内一个曾与他勾搭成奸的女人。此事被玉皇知道后，放了一把火烧了二丁的所有家产，他的后妻也在火灾中丧生。二丁从此又过上了讨饭的生活。一日讨到一户人家，二丁饿得走不动了，敲了一声房门后，终于由于饥饿过度，晕了过去。凑巧的是，他的前妻就是改嫁到这户人家的。二丁醒后见到自己的前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便纵火死了。天上玉皇知道后，觉得二丁有羞愧之心，尚未泯灭人性，便封他为灶神，掌管凡间的香火事务。

　　泰顺民间祭祀灶神的日子大多在腊月二十四日，如下洪、筱村等地。也有的地方在腊月二十九（大年则三十，下同），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等地。祭灶神一般在白天举行，龟湖有些地方则在年夜饭后祭灶神。灶神的神龛安在厨房墙壁上，一般在民居主体建造完工垒灶后安灶神位，仪式要请尪师主持。尪师要向灶神汇报户主家人的情况，请他保佑平安。灶神龛外的墙上用红纸书写“灶君上天奏好事，香烟落地地生财”，也有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神龛内左右两边书“担柴童子，挑水童郎”。当中写“奏善堂”三字。

　　龟湖有些地方祭灶神还有不许女人参加的习俗，这可能跟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儿子，由于太贪恋女色，被玉皇贬到凡间当灶神。所以，女子们都不祭祀灶神。泰顺民间祭灶神，普遍是用三牲福礼（鸡蛋、猪肉、鱼）和茶、酒、年糕等。祭祀时，主人一边添酒，一边还要祈求灶神归天庭后要多说好话，不能将家里的丑事汇报于玉帝。为了能让灶神说好话，有的人家还用糖祭祀，意谓吃了甜，嘴巴甜，说的当然是动听的话了。也有的说，用糖祭灶神目的是为了粘住他的嘴巴，不让他乱说话。据说，用年糕祭灶也有“糊口”之意。这一切都是源于灶神是“一家之主”，人们之所以要祭祀他，当然有惧怕他的意 思。

　　相传本有皇帝命的罗隐当年也是被灶神奏上天庭才变成“金口乞丐身”的。民间故事是这样讲的：罗隐本有帝王命，未登上宝座前，母子二人以乞讨为生。罗隐的母亲脾气非常暴燥，有一次为罗隐去村里借物品而村人不借而大发雷霆，恶语谩骂说，如果罗隐日后能成大事，邻里的鸡犬都得见血。此话被灶神听到了，在年底回天庭时便向玉皇大帝告发。玉皇大怒，当即下令废除罗隐的帝王命。天兵天将立于云端要收回罗隐的帝王命，而此时罗隐并不知道自己有帝王命，他见天上雷雨交加，赶紧躲到了床底下，慌乱之中被尿壶堵了嘴，才留下“金口”。

　　在下洪一带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故事，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本是具有帝王命的罗隐的部下，由于罗隐未当成皇帝，一百单八将最后也落个不好的下场。

　　灶神回天庭向玉帝汇报凡间事务后，便要回到凡间打理“政务”。在泰顺，迎接灶神回凡间的日子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是在腊月二十四送灶神回天，然后在腊月二十九迎接灶神回凡间。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在正月初四这天迎接灶神。迎灶神的日子虽然有异，但迎灶神的场所却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宅子的二楼神龛中摆上三牲等物重新祭祀灶神，期望他在新的一年里能保佑家人平安。

　　肆 春联·门神·倒福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指周代始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明代，桃符才改称“春联”。

　　山城泰顺，春联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贴的地方也很多，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斗方等。在很多地方还流行贴“花字”春联，所谓“花字”就是依据动、植物形体来书写。“花字”春联不仅字名内 容有喜庆内涵，而字之形体亦有吉祥的象征。

　　春节期间，还有贴门神的习俗。有的是贴门神画，简单些的则将门神的名字写在红纸上。山城门神信仰一般为神荼与郁垒，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神茶、郁垒是传说中能捉鬼的神灵。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中引《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 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到了唐代，又开始奉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这当中有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心情不好，常常听到卧房外面拖砖掷瓦，鬼魅呼叫。闹得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夜不安，他很害怕，把这事告诉了群臣。秦叔宝出班奏道：“臣生平杀敌如切瓜，收尸像聚蚂蚁，还怕鬼魅吗？愿和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立宫门外把守。”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为了免除他们两人每天守夜不睡觉的辛劳，于是画两人全身像，手持玉斧，腰系鞭、链、弓、箭，威风凛凛，一如平时，贴在各层左右门上，邪祟从此绝迹了。后代沿袭这个办法，把二人画像也当了门神。

　　春节贴“福”字的习俗在山城泰顺较为普遍。“福”字一般写在红纸上倒着贴，取“福倒（到）了”之吉祥寓意。“福神”也是广受民间乡民崇拜的神灵。洋溪、洲岭等地有个传说，一个善良人连走霉运，便在腊月寒冬时一连好几天在树根底下祭祀福神，到了二十九晚，在回家的路上，他捡到了一罐银子。村里有个恶霸，施计骗走了善良人的银子后，也跑去祭福神，由于懒惰不想走路，便让人抬着轿子，自己则趴在轿中，伸出头来沿路寻觅银子，结果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碰死了。第二天，那位善良人路经此地，没料到福神又将此块石头化成银子赠给了他。可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伍 祭百神·头轮香

　　我们把十二月称为“腊月”，是有其来源的。商朝时，曾把过年称为“祀”，即指在过年时要祭祀祖先和自然诸神，祭祀活动又称为“腊”和“蜡”。到了周朝，则把“腊”和“蜡”分开来了，“腊”指祭祖先，“蜡”则专指祭祀山川百神。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把祭祀祖先和众神统称为“腊”。古人认为“万物有灵”，自然界的各路神灵各司其职。如此这般，不好好祭祀他们，必将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劳作。所以，日常生活中，哪方面不顺了，备上供品祭祀一番，希望得到保佑，祭祀的日期并没有专指哪一天。不过，在腊月的二十九左右，家家户户必备牲礼对村内所有神灵进行祭祀。在受祭拜的神灵中，有具有一定声名广受各地乡民信仰崇拜的，也有的只是流行于地方之间的小神。

　　在泰顺，乡民们对有宫庙的神灵要用供品祭礼，没有神位的如门神、天地神等，则插几柱香代替。对于有宫庙或有宅户中有神龛的神灵，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九上午祭祀，如三魁要祭祀五显大帝、杨府星君，泗溪等地要祭陈十四娘娘，罗阳要祭千斤岩（灵石），筱村等地要祭忠训王，等等。祭祀祖先的供品要在锅中烧熟，而祭百神则可以用未下锅的祭品，其中缘由，流行于下洪等地的说法是，神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把生的食物化熟了再吃，而阴界祖宗则没有这种“法力”，自然要烧熟了再吃。

　　白天的祭神活动，各地是纷繁不一，各路神灵也是行色匆匆，忙于赴宴而弄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二十九日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纷纷把祭祀对象转向了路头神。关于路头神的来历，也是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路头神是财神，而财神又分五路，掌管各种财务，所以民间都在二十九日夜里，到叉路口去祭财神，以祈财源茂盛、财运亨通。祭祀时，要在叉口处沿着每条路插“香”，将香火延伸到几十米外。而下洪一带的乡民则认为路头神指“相公爷”，是个乞丐头，手下有三十六徒弟，七十二徒孙，还有“街头牵猴先师”“街尾拉狗先师”“锁喉将军”之称。既是乞丐神，所以在祭祀时最利碰到乞丐，往往倾其所有祭品给乞丐，有的人还在身上准备红包相赠。

　　祭路头神，又最忌被路人撞见，才有在半夜祭祀的习惯。如果赶夜人远远看见有人在祭路头神，懂得其中的规矩的，就尽量少发出声音，就算跟祭祀人是亲友的，碰面时也是视如陌路人，各管各的。

　　除了在二十九日祭神灵以外，人们心里想，在当天祭祀的人这么多，神灵未必能记住我而授予福祉，便有了正月初一烧“头轮香”的习俗，认为能烧上第一柱香的，求福必多。烧“头轮香”的人惟恐迟于别人，往往在半夜就动身赶路。老者囿于脚力不支，无法山中寺院、“仙翁洞”去求神拜佛的，就到村里小宫小庙中烧“头轮香”。小宫庙中烧“头轮香”的人会少些，赶到大寺院中的烧香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往往是“途为之塞”，人多得“几无立身之地”，再加上香烟弥漫，呛得人直流眼泪。每一处宫庙，“头轮香”只有一柱，亦可谓是“僧多粥少”了，但烧“头轮香”却是人们对神佛虔诚的写照。

　　陆 除夕祭祖

　　除夕祭祖，这是流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年节风俗。人们认为，祖先的神灵会保护子孙，使之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亦来自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中的“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思想。古人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建庙立祠上，老百姓家中亦设有先祖神龛。每逢除夕，都要把二楼神龛中祖先神位前的香炉请到厅堂中，在八仙桌上摆起羹饭祭祀，以示孝敬和怀念。

　　除夕祭祖一般在下午举行。下洪等地的说法是下午属阴，而祖宗也是阴界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下午祭祖，如果在属阳的早上祭祖，祖宗是吃不了羹饭的。而交洋的曾氏却沿袭祖居地泉州的风俗，要在除夕上午祭祖，缘由是曾氏的先祖卒于早上。

　　祭祀前，同房派的人家各备一份羹饭摆在八仙桌上，一般有三牲福礼（猪肉、鱼、鸡蛋）、米饭、年糕、茶、酒等。祭祀食物也有讲究，龟湖的王氏不许用豇豆祭祖；下洪的徐氏禁忌用田螺祭祖，如果犯忌，后辈生孩子相貌将极其丑陋，目大如螺。在禁忌方面，下洪徐氏还有祭祖时不许小孩哭闹的讲究，这当中有个传说。相传在某年的除夕午后，徐氏的一个先祖便到阳间来赴宴了，可这家的男人在外还没赶回来过年，妇人正在厨房准备羹饭，小孩无人照顾而哭闹不停。这位祖宗便哄劝起小孩来。待摆上羹饭开始祭祀后，妇人又忙其他事情去了。这位先祖只好一边哄孩子，一边就餐。一柱香时间过去了，这位徐氏先祖此时还没吃饱哩。无奈羹饭已撤下，只好饿着肚子回去了。几天后，他托梦给阳间后人，交待以后祭祖千万别让孩子再哭闹了。

　　祭品的摆法，各地稍有差异。下洪贝谷要在八仙桌北边摆一只装满米的大碗，碗内置油盏，米中插香，大碗旁放两大碗茶。洋溪富家洋的庄氏族人，则在楼厅祭祖，祭祖有不摆筷子的习俗，因其祖上迁自平阳，据说此俗传自平阳。雅阳塔头底的季氏族人在祭祖时还要请出祖宗画像，挂在太师壁上，为庄重的祭祀活动添加了一份肃穆的气氛。

　　在点燃香烛后，要在酒杯上加上酒，然后每隔几分钟再加一次酒。一般要加三遍酒。有些地方也有加五遍酒的，认为“诗有八句成章，酒有五巡之礼。”

　　在龟湖郑家庄和仕阳溪东，除夕祭祖则合族到祠堂举行。这种浩大的祭祖场面，更能体现不忘祖宗功德、缅坏先辈的心意。到宗祠祭祖，大家都要衣冠整洁，举止得宜，以示对祖宗的尊重。

　　柒 年夜饭·消夜·烧年猪·守岁

　　除夕敬天地祖先之后，各家要摆“分岁酒”，又称为“年夜饭”。无论离家多远，都要想方设法赶回家乡和亲人吃上这餐“团圆饭”。在龟湖、洋溪等地，如果家中有亲人没能赶回家吃年夜饭的，家人依旧要给他留一个位置，摆上碗筷，意谓团圆。

　　山乡的年夜饭一般是祭祀过祖先的供品经加热后食用，如果是没有经过加热的供品，是不能食用的，否则视为不吉利。就餐时，有些地方还要请长辈先动筷，然后，晚辈后才可以食用。年夜饭还要诸多规矩，如食具禁忌掉在地上；要多讲吉利语，不能说晦气话等。年夜饭的饭菜不能一扫而光，全部吃完，必须得留一些到正月初二食用（正月初一吃素菜）。有些大户人家对年夜饭的菜肴还有许多讲究，如要有年糕（年年高）、菜头（好彩头）、鱼或者芋（年年有余）、汤圆（团圆），等等。

　　年夜饭过后，大概在十一、二点左右，还有一餐“消夜”。食物远没有年夜饭丰盛，但依然受到乡民们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春节习俗。“消夜”往往与“烧年猪”联系在一起，一边在火坑里“烧年猪”，一边烧“消夜”用的食物。关于“烧年猪”县内有多种说法。

　　除夕晚上，合家团聚吃年夜饭，民间在除夕晚上守岁时在灶前火坑（火塘）生炭火埋焚柴头，称做“烧年猪”。传说元朝时，老百姓痛恨统治者，以木头刻成地方官模样，埋于炭火中焚烧，咀咒统治者，从此流传“烧年猪”的风俗。其实，烧“年猪”的是为了埋火种，因为春节家家早起点灯焚香迎财神，怕找不到火种不吉利；而且火也是兴旺的象征，除夕守岁，屋子里点上灯，灶间火烧得旺，暖气溶溶，喻家庭兴旺发达。（周孺子《泰顺传统节日习俗》）

　　流行于下洪一带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不知在什么朝代，朝延派下许多监工头，专门监督百姓的劳作。这些监工头非常恶毒。于是在八月十五日这天，大家通过送中秋饼（在饼中藏纸条）约定时间在腊月杀掉监工头。虽然杀掉了监工头，但对他们的的仇恨依然未解，于是人们又在除夕这天，取来树脑代替监工头的脑袋，压在火堆中烧到一定程度后，用灰土覆盖，一直烧到正月初一，表示对恶势力的不满和抗争。

　　洋溪一带关于“烧年猪”的故事是这样流传的，在古代，朝延曾派下许多王爷，每人分管九家伙食。一个王爷都有一把菜刀，百姓如果要生火做饭，都要向王爷请求借用菜刀。对于王爷的霸道，百姓们深恶痛绝，于是通过中秋饼传信，约定在腊月某天杀死王爷。

　　仕阳也有“烧年猪”的习俗，但却是乡民为了祈求神灵保佑来年家里养猪能长膘而产生的习俗。与其他地方的传说显然迥异不同。

　　“消夜”又与守岁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食用“消夜”食物的同时，就开始了“守岁”，往往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守岁有两种含义：在年长的人来是“辞旧岁”，有珍惜光阴的意思；在年轻人来说，有为父母延寿的意思，凡是父母健在的人，都必须守岁。据另一种说法，守岁又叫“守天门”：“很古很古的时候，老天爷看到百姓十分贫苦，便在除夕夜岁交子时的那一刹那间，也就是新年旧岁相交的那一刹那间，打开天门，把天库里的金银财宝撒向人间。百姓必须在这一刹那间拾取，得失只在眨眼之间。早了没有，迟了这些金银财宝

四川庄氏

这个可敬的姓氏，家世的源流也十分悠长，早在距今两千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得姓。这一点，熟悉历史的人士一定都很清楚。因为，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庄氏家庭就已经人才辈出，大名鼎鼎，像长久以来在传统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根据考证，是春秋时代楚庄王的后裔，像《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在介绍庄姓时就指出：“庄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姓，楚有大儒庄生，六国时为蒙漆园吏；庄周，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把庄周的身世源流，记述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庄氏家庭正是这样来的。追本溯源，他们是楚国公族的芈姓后裔，而芈姓则传自上古的颛顼帝。换言之，两千多年来千千万万以庄为姓的人，毫无疑问都是最为光彩的炎黄子孙。 在庄氏的悠久历史中，曾经发生过两次对整个家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大变动。一次发生于战国末期，一次发生于距今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东汉明帝时。 原来，战国末期，当秦始皇以强大的军队横扫诸侯时，有一位楚庄王的后裔庄峤，在楚威王的座前官拜将军，受命经略巴、黔中以西诸地。庄峤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将领，他把势力扩展到滇池，以兵威把这块地方纳入楚国的版图。可是，当他准备归报这番功绩时，正好楚国的巴郡和黔中郡都被秦国所袭夺，塞断了他的归路，不得已，庄峤只好率其众在滇称王，一直到秦始皇灭诸侯。楚国的这一支后裔仍然为西南夷的君长。逍遥于暴秦的*威之外。后来，刘邦统一天下，他们终于降汉，其地并被置为益州郡，重回母亲的怀抱。 这是史实，说明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西南夷之中，有一部份是楚国的后裔，而且是由庄氏的先人带过去的。 庄氏和第二次大变动，影响更大，曾经造成了整个家族长时期的没没无闻。这项变动，就是《姓氏考略》所明载的：“汉明帝讳庄，故庄氏或改为严氏。”

姓氏简介

在过去的专制时代里，当皇帝的人是“天子”，为了避天子讳而改换人民的姓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一部分庄姓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改姓了严，并且自庄光（后改严光）开始，长时期为严氏所掠美。不过，庄、严二氏的一家人关系，倒是一直被公认不讳。

姓氏源流

庄（Zhuāng 庄）姓源出有三： 1、出自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王族之后，以谥号为氏。据《急就篇》和《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载，楚国君王芈旅去世后，谥号为“庄”，即历史上的楚庄王。楚庄王德支庶子孙，以祖上谥号为姓，成为庄氏。 2、出自子姓，春秋时宋国戴公武庄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姓氏考略》和《资治通鉴音注》所载，春秋时宋国国君宋戴公名武庄，其后人即以其字为姓，成为庄姓一支。庄姓形成以后，曾于汉代出现过一次易姓。汉明帝名刘庄，讳庄字。庄姓在汉明帝以后改为严姓。魏晋南北朝时，有的严姓复祖姓仍为庄姓，故历史上有“庄严一家”之说。庄姓望出天水（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南）。 3、出自他族改姓而来。今回、满、台湾土著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楚庄王。又称荆庄王，姓芈名族，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六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即位后，申张王权，并采取果断措施，平定权臣若敖氏的叛乱。又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加强战备。由于楚庄王知人善任，终于使楚国迅速强大。公元前606年，北伐陆浑之戎，陈兵周郊，使人问九鼎轻重。公元前597年，在邲（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败晋军，迫使郑、宋等国归附，成为代晋而起的春秋五霸之一。他死后谥号“庄”，带有严肃、敬重之意，故史称楚庄王。他的后代中，有一支以其谥号为氏，称庄姓。他们尊楚庄王为其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先秦时代，庄姓已经向各地播迁。时齐有庄暴、庄贾，越有庄舄，楚有庄豹、庄蹻、庄辛、庄善，宋有蒙人庄周。这些史实表明当时齐（今山东省）、楚（今湖北省）、越（今浙江省）、宋国蒙（今河南省与安徽省间地）都有庄姓人物居家生活的踪迹。据《史记·西南夷传》所载，庄王苗裔庄蹻（一作庄豪）率军略巴蜀黔中以西，直至滇（今云南滇省池附近），因黔中被秦攻占，已无归路，庄足乔遂在滇称王是历史上第一个云南王。汉武帝时，始归顺汉朝，时任滇王者率其家族入益州（今四川省成都）。这就说明，庄姓在先秦时代已经向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传播。秦汉之际，庄姓依旧以湖北、河南为其繁衍中心，此际庄姓有庄青翟入朝为相，另有吴（今江苏省苏州）人庄忌，为庄姓杰出代表。东汉明帝时，因明帝名刘庄，避讳改庄为严，自庄光（后改严光）开始，庄姓长时间为严姓所掠美。魏晋以后，有严姓复本姓，从此庄、严二姓并行全国。十六国时期，庄姓子孙纷纷从今湖北、河南分散各地，先后迁居今甘肃的天水、浙江的绍兴、山东和江苏间地，后来发展成了庄姓天水郡望、会稽郡望和东海郡望。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庄森（王潮外甥）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落籍永春桃源里蓬莱山，是为庄姓入闽始祖。宋末元初，庄森长子庄韦之后裔庄诏迁广东陆丰上沙乡开基；四子庄甲之后，入闽第八世庄元吉为桃源锦绣本派始祖。另有裔孙庄哲迁居同安，哲弟庄光徙潮阳。庄元吉长子名翼，其重孙庄孙迁居青阳开基；三子名晦，其重孙庄同迁惠安云头乡开基；四子庄夏，其孙庄弥渊迁潮安开基；弥渊重孙庄才翁迁同安开基。明初，山西庄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甘肃、湖北、湖南、河南、北京等地。明、清两代，庄姓人渡海到台湾者，以南靖庄三郎派下居多，其中农民起义军首领庄大田由福建漳州平和迁居台湾凤山（今高雄县治）竹仔港庄。亦有庄姓入迁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如今，庄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广东、江苏、浙江、台湾等省为多，上述四省之庄姓约占全国汉族庄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庄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三十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九三。

历史名人

庄 周：即庄子，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人，战国时期思想家。做过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往往出以寓言，主张清静无为，在思辨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著有《庄子》，唐代改称《南华真经》。 庄 忌：吴（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西汉道家、文学家。其思想倾向老庄，提出退身穷处，除累返真的人生哲学。认为现实生活混浊黑暗，一无是处。 庄 徽：扬州江都（今属江苏省）人，北宋官吏。进士出身，历任徽猷阁待制、平江太守等职。居官有令名，无秋毫之累，以通奉大夫致仕。 庄 夏：庄元吉四子，泉州永春（今属福建省）人，南宋大臣、学者。进士出身，官至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有《礼记解》、《典故备记》、《国史大事纪》等。 庄 绰：泉州惠安人，宋代官吏、学者。最高职任过鄂州、筠州知府。其学有渊源，多识轶闻旧事。有《鸡肋篇》、《杜集援证》、《炙膏肓法》、《本草蒙求》等。 庄 昶：字孔旸，号定山。应天府江浦（今属江苏省）人，明代官吏、学者。进士出身，曾任翰林检讨，后谪桂阳州判官。沦落三十年，以讲学为务。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刻意为诗，而喜用道学语言。有《庄定山集》。 庄青翟：高祖时大将、武强侯庄不识之孙，汉代大臣。文帝时袭爵武强侯。武帝时曾任御史大夫、太子少傅。后任相三年，于官场争斗中自杀。 庄际昌：福建省永春人，明代大臣。万历年间状元，因不愿依附魏忠贤，还家不出。后起为国子祭酒。 庄有恭：广东省番禺（今广州市）人，清代大臣。乾隆四年状元，授修撰、历任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巡抚、刑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曾主持浙江海塘工程，又疏清大修三江水利。工书。有《三江水利纪略》。 庄存与：江苏武进人，清代官吏、学者、经学家、教育家、常州学派的开创者。乾隆十年榜眼，官至礼部左侍郎。不斤斤计较于文字训诂，提倡今文经学，又兼治古文经学。有《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味经斋遗书》等。 庄培因：庄存与弟，清代官吏、学者。乾隆十九年状元，授修撰，历官侍讲学士。以诗文名，而恭和御制诗居大半。有《虚一斋集》。 庄述祖：庄培因子，清代官吏、经学家。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桃源同知、旋辞官养亲，著书十六年。治经能传伯父存与之学，以研求精密著称。有《夏小正经传考释》、《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考证》、《五经小学述》等。 庄棫：字中白，江苏丹徒人。治易、春秋，兼通纬候。先世业鹾，后家中落，校书淮南、江宁各官书局，以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卒。著有《蒿庵遗稿》，词甲、乙稿及补遗附焉。棫自序谓：“向从北宋溯五代十国，今复下求南宋得失离合之故”，足见其词学渊源所自。与谭献齐名。朱孝臧合题二家词集云：“皋文说，沆瀣得庄、谭。感遇霜飞怜镜子，会心衣润费炉烟，妙不著言诠。”（《彊村语业》卷三）据此，知二氏固常州派之后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