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人，唐代著名大书法家。柳公权历经唐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等七代，累官右拾遗、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侍书学士、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郎等职，封河东郡公，赠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亦称“柳河东”。

柳公权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独具风格的柳体楷书，法度森严，内紧外拓，用笔斩截，骨力清劲久负盛誉。他与唐代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以“颜筋柳骨”并称于世，成为历代书法的楷模。

柳公权书法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神道碑》、《淳化秘阁帖》、《金刚经》等，柳体今由国家教育部列为必习字帖。

柳公权墓位于陕西省耀州区阿子乡让义村西北300米处，与其兄柳公绰墓于一处。墓地内东西并列两个墓冢，东为柳公绰墓，西为柳公权墓，两墓冢前各立墓碑一通，碑文上下款相同，均为：上款“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书”；下款“大清乾隆岁次丙甲孟秋知耀州事张凤鸣立石”。绰墓正文隶书：“唐兵部尚书柳公公绰之墓”，权墓正文隶书：“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之墓”。　　　　墓址争议　　　　　　2015年是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去世1150周年。许多书法家或爱好者要祭奠柳公权。一般人会立即想到铜川市耀州区的柳公权墓。然而一本柳公权后裔家谱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按照这本家谱的说法，柳公权墓在西安蓝田。　　　　　“诚悬置阁学士没葬诸此”　　　　8月27日下午，在咸阳工作的柳国帜给记者出示了一本他保存的家谱。这本家谱发黄，没有了封面，而且前面肯定还有丢失的页码，不见序的首页，和整个家谱没有粘连且不完整的一页上有如下重要文字：　　　　诚悬置阁学士食邑蓝田，没葬诸此。后之子孙遂家焉。蓝田之柳庄自此名。柳氏自此始矣。　　　　从后面页数判断，该页应为第二页，也为该家谱所保留下的第一页。该家谱序末落款为：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孟春著　　　　成梅谨识　　　　清嘉庆六年即公元1801年，距今214年了。从文中口吻判断，此为柳成梅凭自己所知做的家谱。《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柳公权“字诚悬”。该家谱中“诚悬”当指柳公权。按柳成梅所写，柳公权死后葬在其食邑的蓝田柳庄，此后其子孙安家于此。　　　柳国帜告诉记者，这本家谱，是其祖母去世时，他在祖母所住房屋发现的。他就是柳公权的后裔。不光他是柳公权的后裔，他的老家蓝田县三里镇柳家村还有大量柳公权的后裔。　　　　几十年来，人们根据地图标识，认为柳公权墓在耀州，这本家谱却有如此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前往柳家村访问。　　　　曾有负责祭祀始祖公权“奉祀生”　　　　在柳家村记者见到73岁柳义龙等人。柳义龙告诉记者，过去他们村柳姓人每年清明到他们村北边李后村的柳公权墓祭祀，一直到解放后延续了两三年才停。当时只有男性才能去上坟，每次上完坟要给上坟的人分白蒸馍。每次抬两蒲篮馍，一人分一捧。他们村现有柳姓30多户、约百人。这30多户柳姓都是一个老祖宗。过去迁移出村的多。分到蓝田焦岱镇柳家湾村的现有30来户人，分到普化镇仓底村的现有十来户人。他们过去每年来跟柳家村人一起给柳公权上坟分馍。焦岱的一来就是几十人，还牵的马。民国时期，仓底的柳念春在陕南当县长，在柳家村修建了柳氏祠堂。在他的记忆里，平时祠堂里没有什么祭祀活动，他也没有见到祠堂里有牌位、祖先像之类东西，只是每年到柳公权墓烧完纸，回来到祠堂分馍。“文革”时祠堂被生产队卖给私人，后被拆了。　　　　52岁的柳龙岗指着村中背靠背相连的两座院落告诉记者，那就是柳氏祠堂遗址，周围散落的柱顶石、石条，就是祠堂的建筑物。　　　　柳国帜说，柳姓家族人离开柳家村的原因很多，比如有做官、读书的。　　　　柳成梅所写家谱就记有多人成为举人，在福建、云南等地做官，死后有埋在西安南郊金滹沱、三爻村的。该家谱原为刻印本，刻印部分正文仅记录了10辈，即柳成梅上6辈，柳成梅同辈及下3辈。人数也不多。因刻本留有很多空格甚至空页，后有人手书续添。但也人数不多。　　　　根据柳成梅记录，从其长曾祖续厚开始有多人继承皇帝恩赐的始祖公权公“奉祀生员”。奉祀生即香火秀才，系“贤圣”后裔，不经科举考试赐予秀才功名，其职责为管理其先祖的祭祀。　　　　“柳家村只是过去柳庄的一部分”　　　　“现在的柳家村只是过去柳庄的一部分。”柳国帜说，本来蓝田很大一片都是我们柳庄的，都是柳公权的食邑。　　　　蓝田县焦岱镇柳家湾村柳育龙告诉记者，传说，柳公权碑文刻得好，人们都让他刻碑文。正好蓝田有蓝田玉，为了方便刻碑，皇帝在蓝田给他封食邑。所以柳公权和他后裔就搬到蓝田。　　　　三里镇人刘景文30年前经常在柳家村访问后著文称：“柳公权年老时，告老辞朝，承蒙穆宗皇帝之封赏加禄蓝田。自此柳氏府第迁徙蓝田，食禄奉养，经年病故，归葬蓝田中区，即今之李后乡焦王村（现归李后行政村）左侧。”　　　　柳家村人李宏信曾听老人传说，柳公权墓园很大，柳公权的后裔为了守灵，在墓园南郭门搭棚建房，繁衍生息，于是得名柳家村。古时候有东西柳庄之称，方圆几十里地。柳家村南邻村涝池庄清雍正二年《王氏家谱》记有“居县东柳公权故里柳庄”的记载。史料提到的涝池庄、杨坡头村、苟家村等村庄，均有柳庄之称。据蓝田新县志记载，蓝田明代有个“柳庄寨”，清代有个“柳庄联”的区划，管辖这一带18保188甲。李宏信据此认为，可见当时柳庄之大。　　　　“留有墓前华表、石羊”　　　　记者到了柳公权墓所在的李后村，该村73岁张民前指着李后小学刚一进大门的广场说，这就是柳公权墓封土所在地。当地墓都面朝南，头枕北边金山。柳公权墓南原来有墓碑，宽15米左右，厚约50厘米。但墓碑上的字看不清，都让小孩拿石头砸着耍，砸掉了，光能看见一个个巴掌大的坨坨。社教前，墓碑被用来当桥板铺在小学西门外的水渠上，以后就不见了。村里现在还保留有柳公权墓地的旗杆。　　　　张民前领记者到一户院墙外看。他所说的旗杆原是华表下半截，为六棱，长约18米左右，粗头直径40厘米左右，底部还有铆，当是为了和底座相连。细头直径大约30厘米。　　　　“柳公权墓毁于‘文革’。”据李后村73岁何光汉回忆，柳公权墓园原占地约3亩多，墓地4个角有边长20厘米的正方形石桩为界，封土堆在墓园中线以北。后来建李后小学教学楼时，还挖出许多方砖。　　　　李后村66岁何汉奇说：“柳公权墓封土比二层楼还高，底部直径近20米。过去农村没有肥料，说土搁几年成肥料，拉着柳公权墓封土上了地。后来队上修梯田，在墓南掏出很多石羊、石人等。因没有人管，后来都损毁了。‘文革’期间挖防空洞，挖出墓砖。有人想让掏，支书说乃不敢，万一里头有啥暗器，把谁伤咧，谁负责任。因此，墓室没有损毁。”　　　　柳义龙告诉记者，传说原来柳公权墓碑，是柳公权后裔、清朝景尧提督、嘉庆皇帝的镇殿大将军柳彪所立。在他的记忆里，过去柳公权墓地的柏树多、也粗，两个人抱不住。他们柳家曾伐了11棵，拿回来割了十副枋，一副让家族人用了，另外九副卖了，然后给祠堂置了10亩地。柳公权墓前原来有4尊石羊。刚解放时，他的父亲从柳公权墓上抬回来一尊石羊，放到祠堂。村里小学盖起来以后，石羊搬学校里头。后来被人盗走，幸亏没有卖掉。通过公安局要了回来。现在村里保护。　　　　他领记者看了这尊石羊，高约12米，基本完好。　　　　“禁民樵牌悬墓前”　　　　有关蓝田柳公权墓，文史资料上也有记载。　　　　清朝《雍正蓝田县志》记载：太保柳公权墓在县东三里，即柳庄。　　　　清光绪年间吕懋勋修《蓝田县志》记载：柳公权……居蓝田，有故宅，名柳庄。邑东有唐太保柳公权墓。康熙二十五年设柳氏奉祀生一人。　　　　这与柳国帜保存的家谱记载一致。　　　　民国牛兆濂纂《续修蓝田县志》有关部分照录吕懋勋修《蓝田县志》原文。　　　　清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抄本《蓝田县乡土志》载：“柳庄：《通志》：‘蓝田有柳公权古宅，俗名柳庄。’旧志：‘在县东五里。’今为柳家村，有柳公权墓在焉……柳太保墓：旧志：‘在县东三里柳庄。’今柳家村前有冢是也，给有禁民樵牌悬墓前。”　　　　可见当时柳公权墓受到保护，严禁在墓地砍伐。　　　　蓝田县政府1986年所编《蓝田县地名志》称：柳家村为“柳公权故宅，并有墓葬，故名柳家村。”　　　　1994出版的《蓝田县志》记载：位于李后村的柳公权墓原高8米，覆斗形，底部30×30米。　　　　毕沅书写墓碑的柳公权墓在耀州　　　　如果柳公权的墓在蓝田，耀州区的柳公权墓怎么解释？记者又前往耀州区关庄镇让义村采访。　　　　让义村的柳公权墓园建得非常漂亮，柳公权的墓就在陵园西边，墓碑上有清朝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公权墓”。其东边为柳公权兄柳公琸墓，同为毕沅书写的墓碑。　　　　在这里管护的赵学文告诉记者，当地传说，当年建墓时，柳公权兄弟俩产生了争执，柳公权认为柳公绰为兄，墓应建在为上的东边。但柳公绰说，柳公权名气大，应该把他的墓建在东边。由于父亲去世，长子为父，柳公绰就做主以太子太师身份，把柳公权墓建到东边。因此东边墓里边设置构造精致繁华，而西边的简陋。然而柳公绰去世后，柳公权把他哥哥埋到东边。为了纪念他们互相谦让墓地的情义，人们就把这里叫让义村。但现在让义村及周围村庄，没有柳公绰和柳公权的后人，过去也没有当地人在这里祭祀。传说，一次皇帝召柳氏家族中的朝廷命官到朝里开军事会议。柳家有匹宝马，跑得很快，每次去长安，只用一天就能赶到。有奸臣要陷害柳家，知道了柳家官员奉诏进宫，就尾随至中午歇脚的店铺里，偷走了宝马的飞毛。马失去飞毛跑不动了，柳家官员未能按时进宫，被判死罪。当时要满门抄斩。这里的柳族人闻讯隐名埋姓，四处逃散。因此这里没有柳公权后裔。　　　　柳公权墓不止两处　　　　耀州的柳公权墓也有史料记载，而且明代就有记载，比现在能看到的记载蓝田柳公权墓的史料还早。　　　　有关柳公权墓历史记载的不同，早有真假之争，各执一词。实际上被称为柳公权墓的也不止李后村、让义村两处。　　　　让义村73岁柳朝放说，在离他们村东北和东南方不远处，各有座传说的柳公权墓，但都是为了防止他们村的真墓被盗而建的假墓。　　　　70岁的赵学文告诉记者，耀州有人到山西一地，听当地人说他们那儿有座柳公权墓。有人猜测，可能是柳家那次遭遇满门抄斩之祸以后，逃到那里的柳族人为了祭祖方便，建了座假墓。至于蓝田的柳公权墓，他认为，蓝田这个墓没有墓碑，不能证明是柳公权墓。　　　　柳家湾村人柳银平认为，史料、家谱和传说、以及墓园留下的石羊、华表，可以证明李后村的墓是柳公权墓。　　　　柳家村许多人认为，对于柳公权这么有名的历史人物，1994出版的《蓝田县志》没有大书特书，只是在《蓝田县古墓一览表》中简单提了一下，太不重视了。　　　　有学者认为，由于历史记载不清，根据以前考古经验，蓝田和耀州的柳公权墓有可能一个是真墓，一个是衣冠冢，也有可能两者都不是柳公权的墓，而是其他人的墓葬。未考古发掘前，不敢妄下结论。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古墓，而且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历史文化，因此都有文化价值，不仅墓园建筑实物，而且相应产生的民间文化，都应得到保护。　　　　中华柳氏宗亲联谊总会创会会长柳哲说，他看到过不少柳公绰后裔家谱，但是之前没有看到柳公权后裔家谱。他策划2005年柳公权逝世1140周年大会时，还只知道柳公权出生地在耀州。从目前情况看，柳公权墓在蓝田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地面没有建筑物，现在勘探的话，成本也小。如果勘探出是柳公权墓，那肯定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事实上，小说《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关中才子——牛兆濂。

关于牛才子，“”中有个极其简单的介绍：牛兆濂（1867年~1937年），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从这样简单的文字介绍来看，牛才子是个学者，是个老师，在关中大地上，他颇有名气，学界称他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民间有人甚至称他为“半仙”。

生平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据说在他出生时，父亲牛文博曾梦见宋代理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来到家中，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文博也读过几年书，因为家里穷，辍学做了生意，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极重视。

牛兆濂小时候就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贺先生提及此事。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当时父亲已死），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先生一生即奉行“学为好人”之道，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投身程朱理学研究，且精通周易，善逻辑推理，预见性强，因此被称为“圣人”。

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可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清光绪八年（1882）参加县考，名列榜首。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第二年，充任志学斋斋长。因其爱好广泛，曾遍读兵、农、钱、谷、水利、算术之书。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

光绪十四年（1888）听柏景伟讲学于关中书院，并受教于李菊圃、黄小鲁等人。次年应乡试，中第28名举人。后因父殁母病不能进京应试，按惯例应予除名，陕西巡抚端方以孝廉奏请朝廷得以幸免，并特赐内阁中书衔。但他不意功名，力辞不就。

光绪十六年（1890）任白水书院山长，开始治程朱之学，为此曾于十九年（1893）赴三原拜贺复斋为师。

光绪二十四年（1898）管理蓝田县厘衙局，后又主持县赈恤局。他廉正清明，亲自制定局规，率先执行，并严格要求下属。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得江南义赈会捐赠，保全了众多百姓生命。后因厌恶官场应酬辞职，讲学于芸阁学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但他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聘牛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他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之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才勉强随去。但三个月后，因学派门户之见，决然辞归，仍治程朱理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牛被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又被选为常驻议员。

时值关中鸦片烟害又起，他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前后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不久，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常驻议员职务，再讲学于鲁斋书院。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新政府屡次相召，争取他参加革命，共商大事。但他对革命缺乏认识，认为自己与大清君臣之分早定，每次都以身体欠佳而谢绝。

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率兵攻陕，企图复辟皇朝。牛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罢兵。此后他专事讲学于清麓书院，以宏扬儒学为己任，慕名来学者与日剧增。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作顾问，但牛力辞不受。

1926年军阀混战，蓝川先生诗云：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

1930年，日寇野心初现。先生对当局政府一味投降对内自相屠杀，极为愤慨。写下《我明告你》一诗，申明大敌当前，团结则并存号召团结相处，停止内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牛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并积极倡导抵制日货，用攘夷之说激励学生爱国救亡，挥笔写下了《阋墙谣》一诗。号召大家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提倡抵制日货，并为之减食三月。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极为感动，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并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向中国增派八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后痛不欲生，病情日渐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

扩展资料

在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记者在了解了牛才子生平后，才发现其实作家杜撰的成分并不多，牛才子的生平事迹很多都是和朱先生重叠的。比如牛才子22岁时金榜题名，考中举人，即将赴京参加进士科考之际，父亲病逝，为守孝奉母，不赴公车；时任陕西巡抚升允慧眼识才，举荐朝廷，委以重任，但也被牛才子拒绝了。

他钻研程朱理学，苦修学问，一世为师，却也为民请命，在关中大饥荒时发放赈灾粮饷；他身体力行，查毁烟苗，严禁鸦片；他为避免生灵涂炭，说服升允，使古城西安免遭战火灾难；得知日寇侵占我山海关，急募义勇军500余人，并通电全国，宣言出师前线抗日……

牛才子曾孙牛君实说：“陈忠实老师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曾在蓝田档案馆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查阅了太多关于牛才子的生平故事，基本上全是按照老先生（牛才子）的事迹来塑造这个人物的，几乎没有任何夸张，只是用了艺术化的手法进行表达，就连‘牛’‘朱’两个字都可以看出来作者的用心。”

小说中有一段关于朱先生的逸事，朱先生唯一一次南巡讲学，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着土布衣衫而被学人嘲笑，兼之秦地浑重的语音与南方轻柔的声调格格不入，而被人嘲笑。

记者在卞寿堂所作的《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一书中看到了牛才子这样的遭遇：1917年春，牛兆濂偕同张果斋等友人同道应邀出游各地，赴山东曲阜、邹县，拜谒了孔孟庙祠；接着又南下金陵，东抵上海，此行本意在南方会友讲学，但因道学上的分歧，加之语言不通，服饰违时，被南人讥笑，愤而返家。

至华阴时游华山，攀至绝顶，方泻心中不快，并作了《登华山诗》：“踏破白云万千冲，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而这首诗后来也被收录在小说《白鹿原》中，书中为朱先生南巡归来所作。

牛君实告诉记者：“陈（忠实）老师曾说，其实小说中最难写的就是朱先生这个人物，他压力很大。因为有牛才子这个原型，又在关中大地上颇有盛名，他生怕写不出牛才子的精神和风骨。”

-牛兆濂

-朱先生

《白鹿原》中的朱半仙照进现实——牛兆濂先生传奇纵览

文从沈梦

一部《白鹿原》，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将关中大地上历史和传奇融冶一炉，锻造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大餐。然而，凡是读过此书的人，对于主角都感觉亲切熟悉，独独对于线索人物朱先生却是充满着敬仰和怀疑：敬仰是由于他的正义和睿智；怀疑是种种超出常人的预见。大体而言，这种神秘的人物，常常会被奉做神明，广泛演绎，最终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然而，作为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表示：小说中大多故事皆是虚凑而成，而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清末举人牛兆濂；因此，白鹿书院也是有原型的——芸阁书院。在书中所列举的事实，恰恰多数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小说中，朱先生的主要事迹有：赈济灾民，口退十万军，续修县志，广传《乡约》，连而缀之的有不少预言式的名言。基本上，牛兆濂先生也是做着相似的事。

事实上，牛兆濂先生能在后期爆得大名，和1912年妙口退清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当年年初，全国尚处于半清廷统治状态。虽然当时在形式上已经有不少省份宣布独立，但毕竟起义军的数量有限，还不能和清廷抗衡，特别是当时的陕西，虽然攻占了西安城，聚拢在甘肃的原陕甘总督升允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反扑。陕西的义军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既得战果，为了黎民安生，当时的秦陇复汉军统领张凤翙遍寻良策，后在人提议下，寻访牛兆濂，希望他能说服升允罢兵。为了生民不再涂炭，牛先生慨然前往咸阳升允驻地，据理力持、道明利害，升允即日就罢兵。这事一出，关中人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名声自然远播。1926年刘镇华攻打长安时，曾面见先生征询能否攻占长安——却被两条恶狗拦住门，牛先生嗤笑道“您连狗道都不能过，而况二虎乎”的记述就有些传说的味道。

牛兆濂先生将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重建民间文化和编纂县志上，也就是小说中朱先生编纂《滋水县志》和重修《乡约》。通过乡约，将村风家俗调整成为健康高尚的做人规范，为当地的秩序稳定起着健康的作用。通过修县志，让现在人知道家乡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文化的传承，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至于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预言，就和广泛流传在关中地区的小曲儿一样，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虽然，牛兆濂先生在世时常说“我不是所谓的神仙”，但他熟读周易、精通卜卦之学，能看透一些常人看不透的规律，掌握一些常人不懂的道理是可以被相信的事。所有关于他的传说，也正是广大百姓乐于有这样“神”一样的人物的存在，这也契合人们对于神秘力量敬仰的敬畏之心。

因为时代的不同，当地文化对于牛兆濂先生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漫长岁月，这段日子里，牛先生的身份逐渐被神化，成了关中地区独一无二的民国传奇人物。建国直至1993年《白鹿原》出版的漫长岁月，牛先生的名头就像沉在巷子的老酒，只被老人口耳相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出版，很难想象现在的晚辈还会知道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存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对于当地文化的重视，以及家族人的努力，牛兆濂先生的文章、事迹被进一步挖掘，终于成了蓝田乃至全陕西一件文化盛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牛兆濂了解到朱先生背后的故事了。

牛先生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关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他的品行高尚，道德谨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延续中华文化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正在崛起的文化寻根、推重乡贤思潮愈演愈盛，直系血亲牛锐主动请缨，拨冗去繁，披肝沥胆，耗时四年有余，将全身心精力投入到整理家书、编纂家谱的工作当中。工作不但还原了家族长辈的本来面貌，也将稀有的文化遗产妥善保管起来。这样的工作是艰难的，也是利国利民的。如今《牛兆濂集》顺利出版，圆了牛氏家族多年的夙愿，也为陕西文化做出了功在百年的贡献，值得学习嘉奖。

牛兆濂先生的文字朴实敦厚，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感，摘文一篇，共飨：谧儿见知，雍来具悉一切。宋氏妹近颇好腹疾如常，据秦先生言，尚未敢定是病与否，过一两月再看。尔近来须努力改过，前见尔面目憔悴，深以为忧，尔独不知自忧乎。两媳妇须教令早起，一味懒惰将何以度日。现在青黄不接，家家仓用困难，厨中时为料理，不可漠不经心……

另外，从字形上看，朱就比牛多了个人字，也可以理解为“朱先生是牛先生本人”。正因为有了朱先生，牛兆濂先生就更值得被传扬，被学习；没有牛兆濂先生的存在，就没有内涵如此丰富的朱先生。没有朱先生，《白鹿原》的精神光辉就少了许多，也许就不像现在这样伟岸和厚重。陈忠实的良苦用心，在此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文学来源于现实，并不为过。朱先生值得被推崇，牛兆濂先生值得被纪念。后来学人，当以他为范。

曾几何时，**版《白鹿原》割裂掉许多珍贵的人物存在；时至今日，电视剧《白鹿原》将被公映，让我们有机会在视频中寻觅这先人的踪迹。

在文化中学习，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