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们之间，群臣认为世宗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孝宗为尊，故要求世宗承认自己是过继给明孝宗，要认孝宗为嗣父，世宗却只认孝宗为伯父，故如此造成了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大礼议所反映的皇统问题，实质反映着明朝中期皇帝（皇权）与大臣势力（阁权）的较量。大礼议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世宗一方施加强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九月，廷议追尊朱祐杬为明睿宗，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起因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次子早夭，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三月十四日，太监谷大用、张永抵达内阁，称武宗在豹房去世。

然而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根据皇太后张氏之命，移殡到大殿，并交与内阁大学士讨论由谁继承皇位。内阁首辅杨廷和举出《皇明祖训》出示，并称：“兄终弟及的祖训，谁能亵渎呢？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伦序应当继承皇位。”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于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启奏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遗诏与皇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全部按照杨廷和请求办理，皇位之事遂定。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朱厚熜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经过嗣统之争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武宗遗诏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对朱厚熜而言，这等于背弃亲生父亲，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

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朱厚熜以兴献王为皇考。朱厚熜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朱厚熜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

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左顺门跪请官员名录六部九卿金献民兵部尚书、秦金户部尚书、赵鉴刑部尚书、赵璜工部尚书、俞琳工部尚书，何孟春吏部左侍郎、朱希周礼部右侍郎、刘玉刑部左侍郎，王时中都御史、张润都御史，汪举寺卿、潘希曾寺卿、张九叙寺卿、吴祺寺卿，张瓒通政使、陈沾通政使，徐文华少卿、张缙少卿、苏民少卿、金瓒少卿，张仲贤府丞，葛禬通政参议，袁宗儒寺丞翰林院贾咏掌詹事府侍郎、丰熙翰林学士、张璧侍讲、杨慎修撰、舒芬修撰、杨维聪修撰、姚涞修撰、张衍庆修撰、王元正编修、许成名编修、刘栋编修、张潮编修、崔桐编修、叶桂章编修、王三锡编修、余承勋编修、陆釴编修、王相编修、应良编修、王思编修，金皋检讨、林时检讨给事中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监察御史王时柯、余翺、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岳、王璜、沈教、锺卿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六部诸司属臣吏部余宽郎中、党承志郎中、刘天民郎中，马理员外郎、徐一鸣员外郎、刘勋员外郎，应大猷主事、李舜臣主事、马冕主事、彭泽主事、张鹍主事，洪伊司务户部黄待显郎中、唐升郎中、贾继之郎中、杨易郎中、杨淮郎中、胡宗明郎中、栗登郎中、党以平郎中、何岩郎中、马朝卿郎中，申良员外郎、郑漳员外郎、顾可久员外郎、娄志德员外郎，徐嵩主事、张庠主事、高奎主事、安玺主事、王尚志主事、朱藻主事、黄一道主事、陈儒主事、陈腾鸾主事、高登主事、程旦主事、尹嗣忠主事、郭日休主事、李录主事、周诏主事、戴亢主事、缪宗周主事、丘其仁主事、俎琚主事、张希尹主事，金中夫司务，丁律检校礼部余才郎中、汪必东郎中、张郎中、张怀郎中，翁磐员外郎、李文中员外郎、张澯员外郎，张镗主事、丰坊主事、仵瑜主事、丁汝夔主事、臧应奎主事兵部陶滋郎中、贺缙郎中、姚汝皋郎中、刘淑相郎中、万潮郎中，刘漳员外郎、杨仪员外郎、王德明员外郎，汪溱主事、黄嘉宾主事、李春芳主事、卢襄主事、华钥主事、郑晓主事、刘一正主事、郭持平主事、余祯主事、陈赏主事，李可登司务、刘从学司务；刑部相世芳郎中、张峩郎中、詹潮郎中、胡琏郎中、范录郎中、陈力郎中、张大轮郎中、叶应骢郎中、白辙郎中、许路郎中，戴钦员外郎、张俭员外郎、刘士奇员外郎，祁敕主事、赵廷松主事、熊宇主事、何鳌主事、杨濂主事、刘仕主事、萧樟主事、顾铎主事、王国光主事、汪嘉会主事、殷承叙主事、陆铨主事、钱铎主事、方一兰主事；工部赵儒郎中、叶宽郎中、张子衷郎中、汪登郎中、刘玑郎中、江珊郎中，金廷瑞员外郎、范鏓员外郎、庞淳员外郎，伍余福主事、张凤来主事、张羽主事、车纯主事、蒋珙主事、郑骝主事；大理寺毋德纯寺正、蒋同仁寺正，王暐寺副、刘道寺副，陈大纲评事、锺云瑞评事、王光济评事、张徽评事、王天民评事、郑重评事、杜鸾评事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历史评价1、《明世宗实录》卷221，载：“（张璁）深于礼学，丰格隽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2、《西园闻见录》卷26，载：“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3、《辩定嘉靖大礼议》载：“（张璁）似亦酒国中之能独醒者。”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大礼之议》载：“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

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5、谈迁《国榷》卷53，载：“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6、《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载：“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影响政治现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为朱厚熜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及生母兴献王妃蒋氏的陵寝经过了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礼仪祭祀朱元璋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大礼议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庙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在追尊兴献王为帝后，并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将陵区建筑黑瓦改为黄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将兴献帝之陵定名为显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对显陵进行扩建，并亲自撰写显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楼，立献皇帝庙号碑，并建红门、碑亭、石像生，共花费白银60万两，先后征用湖广布政司各府州县民夫二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