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氏”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可以封地、官位、职业特点等为“氏”；姓是用来区别婚姻的，同血缘的人不能通婚。秦汉时，姓、氏已不再分称，有的已以氏为姓。据说陶、唐、杜、范、刘等姓，皆是尧的传人，那么姓已经不同了。看是否一个大家族的人，主要凭家谱。家谱上都记有姓氏的来源，更记有什么时代、居在何地的可知始祖。家谱，从可知始祖，一代一代，按世、按门（支）记录着族人的简单生平。所以认同宗，要查谱、论世，方可准确和不乱辈分。

　　家谱是家族发展的史和志，旧时修谱是家族中最重视的大事。多规定三十年续一次，但因战乱或灾荒，加之几代没有有名望的人主持，也难以做到按时续谱，但是凡修谱者对血缘关系，强调很严，同姓人联宗要溯源有据，入谱的每个人要支系清晰，外姓继承人不得入谱。严归严，攀附权贵联宗者常有；单门独户人，找其同姓名门旺族联宗者亦有之。所以，家谱血缘的纯粹性，也不是绝对的。

　　本地的谱系记载有家谱、谱碑、家堂轴子等方式。家谱是家族世代连续记载的谱籍，多有各门掌门人保存。谱碑是记载立碑人之前的阶段性家谱，多立于墓林中，可供后人续谱参考。家堂轴子，是以五服制为主的门谱。供小家族祭祀用。

　　家谱可为地方志、国史提供补充资料，也可增强家族乃至民族凝聚力；但它反映着封建宗法制度，也大量宣扬着封建伦理道德。家谱上有像者，皆达官贵人。所宣扬的女性，除诰命夫人即贞节烈妇。

　　家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很强的传承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修谱之风曾一度再起。

　　家乘，即家族的史书；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

　　秦汉以前，只有帝王诸侯有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重视门第、血统和婚姻等方面的纯洁性和排它性，以维护自己政治方面的特权，于是贵族和平民都有了谱牒，从而谱牒学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唐宋以至明清，各个姓族不断修续谱牒、家乘。现存的家乘、谱牒，大多是明清时代修撰的。

　　谱牒加深了豪门大族与庶族寒人之间的鸿沟，使世家大族内部嫡庶尊卑关系得以强化。它用血缘关系的纽带模糊了阶级意识，使封建宗法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但是，家乘、谱牒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就张姓的家乘、谱牒而言，它记录了张姓诸家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系统、人物传记、迁徙居住、婚姻嫁娶、子孙繁衍和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失为研究家族史、社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并举例说：如《孟子》所称晋《乘》、楚《_杌》、鲁《春秋》。

梁启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方志起源于史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方志介绍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方志遗韵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