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元老、北周开国勋臣李贤自称，其祖先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将领、官封骑都尉的李陵(字少卿)后人，祖籍为陇西古成纪(今甘肃天水境内)。李陵的先祖是战国时代秦国将领，祖父是西汉前期抗匈英雄“飞将军”李广。叔祖父李蔡是汉文帝近卫武骑常侍。李广有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均为将侯高官。

李陵是当户的遗腹子。李广殉职后，李陵以长孙身份继承遗职，也成长为一名战将。在汉武帝组织汉军抗击匈奴的一次战斗中，李陵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在血战九昼夜之后，因粮尽矢绝，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匈奴，从此与子孙们都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汗国中为官。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间，北方鲜卑族拓跋部日益强大起来，并完成了统一北中国的历史任务。

晋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鲜卑部首领拓跋硅建立了北方大一统政权，史称“北魏”。李陵的后人李富、李斌父子，都是拓跋魏的开国功臣。后来，李富在西征的一次作战中战死，被魏太武帝拓跋熹追封为宁西将军、陇西郡守荣誉衔。李富的儿子李斌承袭父职，继续领兵西征。

陇右平定以后，北魏政权在原安定郡高平县设置军政合一的地方最高管理机构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原州)，李斌被任命为高平镇将，于是李贤家族从祖父时起，便落籍高平。李贤的父亲李文保，因早逝没有建功立业，后被追赠为泾、原、秦三州刺史、司空等荣誉衔。

李贤祖辈世系如下:

李贤(502一569年)，西魏、北周大臣，字贤和。也有资料称其为李唐皇室和大诗人李白的先祖。李贤出生在安定郡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四月，胡琛发动高平民族起义，占据原州城。武泰元年(528幼，北魏派雍州刺史尔朱天光率军征讨义军。当时民族军另一部首领万俟丑奴正在围攻歧州(今陕西凤翔境内)，只留下万侯道洛等部据守大本营高平。尔朱天光秘密派人前往原州(这时高平城已被改制为原州)联络李贤，要他在城内想办法配合官兵做内应。

李贤巧妙利用民族军的矛盾，采取调虎离山计策，把盘踞在原州城内的民族军头目万侯道洛部众6000人引诱出城，使尔朱天光的部队顺利收复了原州。尔朱天光任命李贤为原州主簿。万俟丑奴的余部达符显带队反攻原州，李贤又冒死出城到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向尔朱天光求援，解救了原州。李贤因功授威烈将军、殿中将军、高平令。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大将军宇文泰西征进驻原州，任命李贤为都督，全权镇守原州。当年七月，西魏政权诞生后，宇文泰升李贤为左都督、安东将军，加封上邽县公，继续镇守原州。

西魏大统二年(536年)，原州人豆卢狼杀死都督大野树儿等守将，再次据城反叛。李贤组织敢死队，亲率300名勇士，平定了叛乱，李贤升任原州刺史。大统十二年(546年)以后，李贤先后从征凉州、打败茹茹(柔然)，抚慰河西五郡，屡建功勋，被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位极人臣，步入统治集团的最高核心圈子。

李贤曾与北周政权的奠基人，时任西魏大将军的宇文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宇文泰凡到原州，必在李贤家中“欢宴终日”，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寄养在李贤家中，交由李贤的妻子吴辉照管多年，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北周王朝的皇帝宇文邕，另一个是北周齐王宇文宪。宇文邕做上皇帝之后，曾于保定三年(563年)七月至九月西巡原州，特意探望李家。他对儿时生活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触景生情，多为感慨，便把李贤当作北周的“皇亲国戚”看待，对李家大加表彰和奖赏。

由于与北周皇室的特殊关系，李贤受到格外重用，曾担任使持节、河州总管、洮州(今甘肃临潭)总管，统领三州七防军诸军事、河州刺史、洮州刺史等要职，成为北周政权西边陲的守护神，“虏遂震摄，不敢犯塞”。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三月，李贤在京师长安病故，享年68岁。周高祖宇文邕亲往吊丧，悲恸之情，哀痛之声，使左右闻者都流下泪水。同年，李贤归葬原州。北周朝廷追赠李贤使持节、柱国大将军，谥曰桓，子李端嗣。

李贤有五子:长子李端、次子李吉、三子李崇、四子李孝轨、五子李询(亦书李回方、李元方)，均官至刺史、大将军等要职，人人封侯、封公，荣极当朝。李崇有子名李敏，字树生(亦书李穆子)。北周时袭封广宗公爵，后与北周末代皇帝周静帝妹妹、周宣帝后乐平公主之女娥英结为夫妻。进入隋朝，隋炀帝视之如附马，由广宗公改封为经城县公(为避杨广之讳)。李敏历任幽、金、歧等州刺史和屯卫将军，光禄大夫，加柱国显位。后遭奸臣诬告，伏除。

李贤还有两个弟弟，大弟李远，生卒年月不详，字万岁，少年时期就是当地的娃娃头，平时爱玩战斗、布阵游戏，乡人多预言“此小儿必为将帅，非常人也”(北史·李贤传驸)。北魏正光间(520一525年，天下大乱，胡琛、万俟丑奴义军占据高平，李远自告奋勇组织乡民实行自卫，配合官兵充当内应。

因功初授武骑常侍、长城郡守、高平郡守等职。魏孝武帝时(532一534年)，李远被加封安定县伯。西魏大统元年(535年)，魏文帝即位，李远晋升公爵，授都督、原州刺史、河东郡守，都督义州、弘农等21郡诸军事，官至尚书左仆射和柱国大将军，位居当朝文、武最高职务，还加封阳平公爵。在北周宫廷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李远成为牺牲品，被迫自杀。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远得到平反，恢复原官爵，加太保衔，谥“忠”，到隋朝再追赠上柱国，改谥为“怀”。

李远有二子，长子李植，初任相府司禄，升梁州刺史，但在北周宫廷变乱中与其父一同遇难，建德元年又与其父同时平反。次子李基，字仲和，因系功臣之后，被招为 驸马，与义归公主结成夫妻，封建安县公、清和郡公，官至大都督、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敦煌郡、阳平国世子等，后因受父兄案牵连，论罪当死，但在叔父李穆的活动下，朝廷看在公主的份上，免死，贬任江州刺史。

如此巨大的政治和生活上的落差，使他难以适应和接受，于保定元年(561年)忧愤而死。宣政元年(578年)平反，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曹徐谯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谥曰孝，其官爵由儿子李威承袭。李威，字安民(后来的史书因避唐皇李世民之讳，改为“安人”，承袭祖父李远的阳平郡公爵位，加上开府。大象末年(580年）进升为柱国。隋朝开皇初(581年)再进上柱国，封黎国公。

李贤的二弟李穆(509一586年)，字显庆，初任宇文泰部将，在北魏孝明帝时(516一528年)，因平定原州事件，与兄李贤、李远共同立功。后又迎魏孝武帝(532年)，再立新功，授都督，封永平县子爵。因屡建奇功，摧授武卫将军、膘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安武郡公、侍中等显职，还特赐“铁券”，享受“免十死”的豁免特权，并赐皇族姓拓跋氏。

进入北周时，李穆官至开府仪同三司，任并州总管，后因受到二哥李远和侄儿李植一案的牵连，被免去一切职务，后又与兄侄一同得到平反。北周末年，他带头支持杨坚篡夺北周政权，进入隋朝便官居太师，成为权倾朝野、位列百官之首的煊赫大臣。

李氏族众虽然手握兵权，权重如山，但在那武力横行，动辄废君自立称王的动乱年代，李家子孙上下坚持儒家操守，忠君、报主，无一人有僭越之心。

镇墓武士俑

1983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对李贤夫妇墓进行发掘，出土李贤夫妇墓志两盒及金、银、铜、铁、陶、玉等各种随葬品七百七十余件，彩绘陶俑二百余件，壁画二十三幅。其中鎏金银壶属于典型的中亚萨珊王朝的工艺品，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

中华上下五千年留下了无数的历史遗迹。这一次在山西大同古墓葬中首次发现了北魏木质武士佣这件事情也是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外界对于墓主的身份也是有着多方的猜测，但是经过证实之后，墓主贾宝是一个中产阶级移民，还是让人们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了。这次墓群发现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进一步认识北魏平成时期的民族融合异地移民的丧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这次的墓群具体位置在哪里？

位于大同市御东新区鑫林恒源路北邻南环东路的位置，从相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该墓葬群在2017年5月到6月的时候，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础建设时发现的发现之后立即展开了发掘，有北魏墓葬群44座，其中M13，形制独特，内涵丰富，让每个人认识到了当时的历史文化。

2、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考古？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是璀璨夺目的，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出古代人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对于子孙的教育是有着非常好的意义的，因此人们对于考古这件事也是越来越热衷，我们在生活中也一定要学会保护身边的墓葬群才行，千万不可以随意的破坏生态环境，这样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这次的墓葬群中发现了什么？

这次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是首次发现北魏木质武士佣和兽，从相关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武士俑已经完全破坏。工作人员用石浆灰灌注填充提取，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才行，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给我们呈现出了古代人们的生活习惯。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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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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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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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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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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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名胜古迹莘亭伊尹耕处 位于莘县莘亭镇大里王村西。莘亭，始建于汉代，后亭废基存，清康熙55年东昌知府程光珠书“莘亭伊尹耕处”，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重修莘亭，亭东侧有伊尹庙。伊尹生活在夏殷之间，他协助成汤打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荒*暴虐的国君夏桀，废夏立商，后又辅佐外丙、中壬为王，曾放逐太甲，“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大文豪苏轼称赞他是“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据《孟子》记载，伊尹相商前曾躬耕于有莘之野，后来莘县城北之地一度被称为“伊田”。马陵道古战场 位于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和樱桃园镇道口村之间，战国时期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马陵、道口两村相距6公里，皆顺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胡同、道路无一不斜，且拐弯甚多，极为曲致。至今进村后仍极易使人迷失方向。当年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伏兵于马陵道旁，一举打败了骄纵的魏兵，魏军主将庞涓自杀。2005年5月，由大张家镇出资，修建了马陵之战纪念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上将题写了馆名。太子冢 位于莘县十八里铺镇太子张庄村旁，是春秋时卫国太子伋和他弟弟寿的合葬墓。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冲刷，至今仍有三丈多高，十亩多大，远远望去象一座小山。据载，卫宣公纳太子伋妻宣姜为妾，生二子寿、朔。伋生性宽厚，宣姜多次陷害他，想让己子继位。宣公派伋出使齐国，并与朔合谋，派人在莘野杀伋。寿救兄长，设法将伋灌醉，自己代兄前往，结果被伏兵杀死。伋醒后赶往莘野说明真相，也被杀。当地百姓感怀两人义烈，自动凑钱出工，将其收敛合葬，名曰太子冢。一张姓人家自愿守墓，后此处逐渐发展成一个村庄，名太子冢张庄。伋之同母妹妹闻兄死讯，私自逃出，奔向莘野，行之当时的杜婆村，患病身亡。后人便把杜婆改称“妹冢”，即现在的妹冢镇驻地。文庙 清代祠庙建筑。位于莘县东街路北。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约150年。原有大门、大殿、奎文阁等建筑，今仅存大殿3间。大殿建于高出平地05米的平台之上，东西长165米，南北宽94米，高91米，砖墙，歇山，青砖灰瓦，重梁叠架，飞檐斗拱。建国后曾辟为“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在此开展纪念活动。80年代，因大殿破损严重，烈士遗物被移往丈八烈士陵园。文庙内现仅存大殿和几株古柏、古藤。2002年对文庙进行重修。1999年4月被聊城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洼遗址 古遗址。位于莘县朝城镇西孟庄村北。遗址占地约180公顷，低于四周07-1米。表面有大量汉代灰陶片、灰坑及宋、元时瓷片。1974、1978、1979年曾先后出土5件汉代灰色陶罐，1985年出土1件唐三彩道士。遗址东北部为东汉东郡太守臧洪之堌堆，制高点95米，占地约6000平方米，三合土筑成，夯土痕迹层次甚清，清代《朝城县志》称此台乃春秋时齐桓公会诸侯之处。1978年被聊城地区行署列为地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干故城 汉代城址。位于莘县城东北20公里的马桥村。北长570米，东西宽450米。遗址中心高出四周35米。地表暴露有汉代灰陶片和唐、宋、元时期的瓷片。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匈奴裨王10余人、将士15万人，汉武帝晋升卫青为大将军，卫青的3个儿子皆被封为侯。其中第三子卫登被封为发干侯，发干始成为侯国所在地。遗址东1公里处曾有一碑，记载大名府发干县的沿革情况，1958年毁掉。1974年冬，遗址东挖出一眼古井和木制车轮以及陶缸、盆等。1983年，遗址内出土了12个明代瓷盆。1999年4月被聊城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氏墓群 唐宋石刻群。位于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东北。系唐末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及其父韩国昌墓葬神道石刻群。墓葬坐北朝南，地表封土已平。石刻存有韩允中墓碑、韩国昌神道碑、墓表、豕、羊、马、武士俑。韩允中墓碑和韩国昌神道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碑身与碑额为整石雕出，通高68米、宽213米、厚077米。额上浮雕6条龙，曲折盘绕，层次分明，龙首饰在碑首侧，碑首正中留有圭字形额。碑文多有残缺，可辨者有2500字，书体工整秀劲，波折险峻，有褚体韵致。墓表，位于神道碑的最南端，八棱形，通高349米，表首圆形，饰仰莲，座方形。八棱柱体刻有宋绍圣二年的简短文字，记叙了宋代补添神道石刻的经过。石豕，首残，残高112米。肌肉雄健，四足有力，蹲坐于方形基座上，隐露出勇猛不可侵犯的样子。石羊，高096米，俯卧在长方形基座上，双角大而弯曲，安祥地注视前方。石马，首尾长236米，高160米，着鞍辔，雕琢浑朴。马左前雕出一胡服束带牵马石俑，头部已残，高140米，形象威严，神态逼真。武士俑，头戴冠，双手持剑站立在方形台基上，高273米，短颈，双目圆睁，威武庄严。韩氏先世为河南汝南人，世为魏将，国昌官至贝州刺史，唐大中六年（852）卒。允中官至魏博节度使，乾符元年（874）卒。父子俱为显官官，故神道石刻之高大雄伟有异于常。1992年6月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武阳故城遗址 隋代古城遗址。

　　于莘县十八里铺镇东段屯村西北150米处。遗址高出四周耕地15米，东西宽60米，南北长200米，地表暴露出宋、元时期的瓷片，多为碗盘。1978年被莘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铁钟 金代铸铁器。铁钟体高241米，钮高049米，通高290米，唇部直径177米，围径556米；顶部钮由两条气度凶悍的蠕龙交织而成。钟重约10吨。钟体上的纹、字大部清晰可见。下部为一周阳线植物形花纹；上面是较小的方各，其中一格内有“承包四年六月初六日铸造”字样及铸造者姓名；下为大方格，与小方格以八卦文作界，格内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国泰民安”等铸字，顶部为气象雄浑的云雷纹。现存于莘县古城镇，2002年建有钟亭。三槐堂 宋朝一代名相王旦家族的宗祠，坐落在莘县套庙王庄村。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写道：“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史载王旦的父亲王佑官至兵部侍郎，虽有经世之才，但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他在院中亲手植槐三棵，祝愿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其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王旦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不受贿，不置田产，不蓄声妓，忠奸分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创王家世代家风。其后辈子侄多经科举入仕途，仅在宋史有传的就有11人之多，且均为官清正，各有建树。三槐王氏自王佑起，至今已有48世，其后裔散居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不断有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名人来莘县“三槐堂”寻根访祖，延续家谱，追思先人之高风亮节，宏扬中华之传统美德。正如古诗云：“三槐始植兆三公，不与陶门五柳同；朝代更替星斗转，至今堂下播清风。” 燕塔 亦名宝塔、雁塔、燕塔。位于城中西北隅今文化馆院内。建于金天眷二年（1139年），一说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拆于1968年春。据旧志载。塔东西阔十四步，南北长十三步，高十三级，顶上有铜笼容二十余人，可望七十里，曾为“拒寇护城”起过重要作用。“望气者谓宜发科名”。明清代曾数次维修，邑人亦“迭赋鹿鸣”，将塔视为莘县的骄傲和莘城的象征。1944年解放莘城时，塔作为全城的最高点被我军首先占领。据老教师赵仙如测记，塔底面积533平方米，高486米，每级有四门，至顶可望数十里，并有“手可摘星辰”之感。塔下有古庙，庙内有石雕女神像，传为南海大士，俗称“石奶奶”。莘城一带百姓旧有正月十六登塔，十月十八日赶庙会之俗。1958年破除迷信，拆庙拉神，古庙不复存在。1968年塔被以“不安全”之由拆毁，拆出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座小银塔和一具石函。函内有舍利子，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银塔属板金工艺，玲珑剔透、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经书、银塔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石函存县文物馆。1981、1982年《文物》杂志对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以后，历届县领导及文化部门曾起议重建，后因资金问题终止。至今人民仍热切期盼着记忆中的宝塔重现，改变古州郡无古迹的缺憾。2005年8月由县政协组织成立莘县燕塔研究会，筹备重修燕塔事宜，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现燕塔正在修复之中。野猪林 位于莘县观城镇郭海村北，相传是《水浒传》中好汉林冲由汴京发配至沧州途中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之处。北宋时期，野猪林经常有野兽出没，很多人在此丧生。《水浒传》第八回写道：“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据《观城县志》载，野猪林村东是徒骇河，村西是马颊河。这两条河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疏通治理的较大河流，村北有三沟（于沟、王沟、马沟），村南有三庙（红庙、朱庙、双庙），地形较为复杂。十字坡位于莘县和河南省范县交界处，相传是《水浒传》中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开店、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据说，孙二娘娘家在樱桃园，婆家住在现在的张青营。十字坡、樱桃园、张青园三足鼎立，相距不远。几百年来，民间艺人在这一带串乡演出，都忌讳说唱《武松打店》以及《水浒》中有关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故事。十字坡有一大桥，站在桥头，可以饱览金堤河上的秀丽景色。琉璃井 位于莘县观城镇东南7华里古井村，井筒上半截全是青砖砌成，水面上下部分为硬如石滑如镜的琉璃疙瘩。每有物体击水，便发出铜钟般的嗡嗡声。大旱之年，其他水井皆干涸见底，唯有此井水量不减，而且特别甘冽清爽。相传古时候有一张姓人家，为躲避官府豪绅的盘剥，携妻子儿女来此定居，每逢大旱，吃水就发生困难。为此张家女儿翠玉，经常跪求嫦娥仙子帮助，经仙子指点从云峰山上采下10条紫荆，放入井中燃烧，井中流沙很快被烧的坚如石亮如镜，井底也有泉水涌出。紫荆尚未烧完，云峰山守山老人赶来，把火熄灭，拿走紫荆，于是这口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马本斋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鲁镇南1公里处。1944年2月，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当地政府和群众立碑、筑亭、植树，修建了“马本斋烈士陵园”。1954年，烈士灵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

　　陵园坐北朝南，占地10亩。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亭，回族埋葬习俗用的坟丘和烈士纪念祠堂。纪念祠堂内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写的挽联。“马本斋烈士陵园”门额系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这些主建筑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甬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庄严肃穆，朴素典雅。每逢清明节，张鲁镇人民都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来莘时都曾来此凭吊。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曾在旧军队中闯荡20年，由士兵升为团长。后因对旧军队不满而回乡闲居。“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回民支队抗击日寇，屡屡重创日军。1942年秋转战到鲁西北，一直活跃在莘县、观城、朝城、濮县一带，给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冀鲁豫边区主任黄敬称他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丈八烈士陵园 又名鲁西北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大王寨乡东丈八村西北隅，建于1945年，占地约百亩，是聊城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南北长240米，东西宽170米。陵园坐北朝南，由门楼、纪念碑、纪念室组成，门楼为古典式建筑。纪念塔高16米，四面八角，楼阁式建筑，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二层塔壁镶嵌着八面石碑，刻有当时冀鲁豫边区党、政、军***亲书的碑文和为革命牺牲的925位烈士的英名录，其中师级干部3名，团级干部10名，营级干部6名，连级干部9名，排级干部102名，班长和战士643名。纪念室中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挽联和部分烈士的照片、事迹。园中北首是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1945年敬修的肖永智、张炳元、史钦琛等烈士陵23座，园内苍松翠柏，冬夏常青，白杨参天，果树成方，鲜花盛开。整个陵园庄严肃穆，生机勃勃，是聊城市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河南信阳：春、世、正、金、应、华、传。

河南邓州：纯玉振金生，久学端显文；殿传名世焕，万方清景春。

河南光山：戴、正、传、文。

河南信阳：德、本、寿、昌。

河南安阳：得（德）、兆、花、作、景（锦）、福。

河南洛阳：德、高、俊、道、龙、发。

河南李氏：德山东清，世金书永。

河南信阳：定进居中容，安建滋元春，宏大志新。

河南商水：法、方、尊、克、修。

河南杞县：法清传天，继世西庆宝。

河南永城：法、志、元、安、康、德。

河南浚县：方兴志常成，光有增辉祥。湖北孝感：方正端凝，启延宗庆；统承宏绪，基贤继盛；显扬先业，邦家之光；文章          炳耀，永世其昌。

河南信阳：凤洪光行仁，守玉治国安邦。

河南方城：凤振春金，万福文建。

河南林县：甫、瑞、加、道、光、昌。

河南林州：甫、献、瑞、家。  

河南商丘：高展先世德，敬纪依叶闲。 

河南商丘：光前德远，玉洪泽勉。

扩展资料：

起源

李(Lǐ)姓出自嬴姓，颛顼的后代皋陶，在尧舜时担任掌管刑狱的理官，他的子孙世袭了“大理”职务，并以官为姓，称为“理氏”。商代末年，皋陶后代理征因办案公正，得罪了纣王，被暴君无故处死，其妻带着儿子利贞逃难，一路上以木子为食才得以活命。

出自嬴姓

传说皋陶也叫咎繇，是上古东夷族首领少昊氏曾孙。商朝末年，皋陶后裔理征因直谏纣王而被杀害。其妻契和氏携幼子利贞外出逃难，走到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伊侯之墟”(也就是伊侯曾经居住过而后已经荒废了的地方)时，母子二人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幸好契和氏发现附近树上结有一些“木子”，母子二人靠吃野果保全了性命。

出自改姓

三国时，诸葛亮平哀劳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李氏家谱

我们在中学都学习过化学，这是必修课，谁也躲不过。

就像学语文得背汉语拼音，学英语得背26个字母一样，学化学也必须就得背元素周期表。

我们看《大明风华》，给大家贡献了许多欢乐的朱家五子当然都是有名有姓，不过这名字里有的字实在有点偏门，没点学问的还真不一定能叫出来；可是那些没在电视剧中出场的朱重八的后代儿孙们，那名字就更是生僻，奇葩，很难认识了。

然而这些如此奇葩的名字，却为中国化学的普及做出了里程碑一样的贡献。

这事儿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位天天吓得老朱棣做噩梦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是一位中国好父亲，好祖父；自小孤苦的朱元璋早早的就为子孙后代筹划好了一切，大到政府运转，军费来源，小到子孙生计，柴米油盐，都在生前制定了规范，认为后辈只要照着干就天下太平了；在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取名问题上，他也给子孙后代定下了一整套取名的规矩。

首先是制定辈分表，这个不稀奇，很多大家族都有，比如孔家，孟家等等。像比较知名的孔祥熙就是孔家的“祥”字辈。

不过老朱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家的版本比较多，朱元璋20多个儿子一家一个版本不带重样的，每份20个字，一看辈分表对照名字就知道是那一支的；老朱棣这一支也有自己的20个字，不过没用完，到第十个字“由”字辈的时候崇祯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明朝就灭亡了。

这十个字就是“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胖乎乎的太子爷是“高”字辈，叫朱高炽，皇太孙则是“瞻”字辈，叫朱瞻基。大明后边的皇帝，名字中间那个字都是按这十个字排队下来的。

第二条就麻烦了，辈分按着辈分表排很好办，这一辈儿的中间都是那个字。后边的单名却得按照金木水火土排！而且还要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比如胖乎乎的太子爷叫朱高炽吧，是火字边。那么太孙就得带土，所以叫朱瞻基，而女主孙**的儿子则叫朱祁镇，是金字边。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五行生克火生土，土生金啊！老朱家起名字就是这么个规矩。开始还可以，比较正常，就像朱家五子，好歹还都不是太偏门的名字。

问题是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的后代子孙太能生了！

明朝的政策是将皇太子作为精英培养，从小就出阁读书，学习孔孟之道及一些政治， 历史 知识，为将来接班做好准备；为了皇太子到岁数能否出阁读书这个事情，明朝 历史 上还发生过好几次重大的事件，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狠狠的碰撞了几次，闹的鸡飞狗跳，板子横飞。

而其他皇族则一律当成猪来培养。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不学无术，啥事不干基本就是明朝的皇族政策了。目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使其他皇子不至于对太子造成威胁；这也是崇祯一家子全军覆灭之后，继任的明朝宗室中没有太优秀的人才能出来支撑江山的直接原因。

于是广大有钱有闲，吃饱了没事干，过着猪一样快乐生活的皇族们就只好奋不顾身的投入到了听歌看舞，荒*无道，欺男霸女，加油生娃的这些伟大工作之中去了；那位王爷要是敢在自己的封地贤德明睿，声名远播，受到广大老百姓的衷心爱戴，那恭喜了，很快这位王爷就能去凤阳高高的围墙里面与自己的祖先进行一辈子的精神交流了。

这种养猪政策的后果就是朱氏皇族成几何倍数增长，闲的没事儿就生呗！

朱重八的子孙如他所愿般蓬勃增长起来了，如雨后春笋，一茬一茬，生生不息；不但给明朝中后期的朝廷财政增添了巨大的压力，最终连给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起名字都成了难题了；拜朱元璋神奇的起名规则所赐，各位皇亲广请高人学者，翻遍史书古籍，到处搜罗生僻字，异体字，通假字等等，还是满足不了需要。

实在不行了，只能开始想办法去造字了。

霹雳一声震天响，我们所熟悉的元素周期表的各大元素所用的汉字就此横空出世了！为皇室起名而造的字举几个例子吧，比如有镭，钠，钴，烷，烯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元素周期表王爷们都有谁吧：朱慎镭，朱在钠，朱成铌，朱成钯，朱恩铈，朱帅锌，朱效钛，朱孟烷等，剩下的王爷们还有好多，在此不再列举了。

那么这些王爷名字里的字又是怎么成为了元素周期表里的元素了呢？这就是著名科学家徐寿先生的功劳了。

过了大明是大清，转眼就到了清朝末年了。

公元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明了元素周期表，在1896年的时候被中国的化学先驱徐寿引进了中国。

徐寿是江苏无锡人，一生翻译了13部科学著作，中国最早的化学著作都是徐寿翻译引进的；当时的翻译都是有外国人口述，徐寿记录之后翻译，再整理成书，很不容易。徐寿在翻译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很是头疼了一阵子，为了达到形声兼备又要好读好记，能够顺利的在中国传播。徐寿天天翻看各种古籍，寻找翻译灵感。

什么《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康熙字典》之类的天天翻，愁的已经白了的白头发更白了。

结果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寿翻到了明朝的皇族家谱，立马眼前一亮，这简直是太合适的了；金字边，火字边，旁边再来一个音译的汉字，简直就是天生为元素周期表的翻译预备的啊；比如说Na，就完全可以用到瑞金王朱在钠的名字来命名为钠！

只能说这世界太过于有趣了，朱元璋天才发明了后代子孙的命名方法与朱氏皇族强悍的生育能力相结合，发明创造了一系列奇葩罕见的汉字，却像冥冥中注定的一样适用于元素周期表。

感谢朱元璋及其后代子孙们吧，正是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所背诵的元素周期表才能够那样的形音具备，减少了很大的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