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规）例子：

1每天一放学就回家,不许在马路上闲逛 。

2出去玩时要和父母说一声 。

3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做一个孝敬懂事的好孩子 。

阐释说明 ：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立好家规特别重要而家规应该从培养孩子的习惯入手让孩子懂得放学必须回家在马路闲逛会造成危险,出去玩要和家长打招呼,这样家长才有心理准备然后对孩子的去向掌握,减少危险系数百善孝为先,孩子要学会孝顺父母,要懂得美德传统,小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培养好的习惯会使他终生受益。

经典家规家训：

1、做人要做老实（遵纪守法）、诚实（表里如一）、善良人，多做好事，终有好事。

2、族内子孙人等，妄作非为，有干名教者，不待鸣官，祠内先行整治。

3、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重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邪恶。

5、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6、有百世之德者，必有百世之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的子孙保之；如果是斩焉无后者，那是德至薄也。

7、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9、一戒是（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

10、学生要三勤：手勤、脑勤、读书勤。

“三绝”（民居、祠堂、牌坊）

“三雕”（木雕、石雕、砖雕）

徽派建筑民居的特点：

①它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表型特征。

②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

③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

一是和谐流畅，统一规划的整体美。这和当时徽州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因为徽州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宗法制度较他处更为森严而完备。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和宗族凝聚力，预防外族入侵，徽州人聚族而居。其时徽州已成为全国风水文化中心，官商士民对封建风水文化顶礼膜拜，笃信不疑，认为村镇的群体布局所勾勒而成的地形轮廓的寓意内涵直接反映了一个宗族的“文化”素质，关系著宗族的荣辱兴衰。宗族建筑物统一规划众望所归。

　　徽派建筑的群体布局虽然是封建族权制约下的产物，带著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其美学效果却是隽妙无比，让人大开眼界的。徽州的大部分古村落是齐刷刷的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的屋宇随山形地势高低错落，层叠有序，蔚为壮观。众所周知的紫园山庄———各种各样的建筑物规划严整，排序井然。让驻足其间的游人耳目一新，肃然起敬。

　　二是依山傍水，翠微缭绕的自然美。徽州地形复杂多姿，境内层峦迭障，溪流纵横，温润的亚热带气候更使这裏山林繁茂，绿意葱茏。生活在“理学文章山水幽”独特的人

　　文环境中的徽州人文化修养深厚，构思村镇蓝图时最善於抓住山水作文章。表现为山峦为溪水骨架，溪水是村落血脉，建筑物成了依附于血脉———溪水及其支流的“细胞”。徽派建筑群体布局时多重视周围环境，参考山形地脉，水域植被，或依山跨水，或枕山傍水，力求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居家环境静谧雅致如诗如画，保持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在这种建筑思想的指导下，徽州“桃花园裏人家”式的村镇随处可见。它们或铺展於波光潋灩的大河之滨，或蛰伏於云遮雾绕的深山一隅，环境优雅，空气清新，视野缤纷。典型的如休甯县汪村镇石屋坑村，这裏群峰林立，林壑幽美，房屋呈梯式排列，错落有致地簇拥在青杉翠竹流岚飞瀑的怀抱裏，影影绰绰，缥缥缈缈，恍如人间仙境。

　　三是清雅简淡、因陋就简的朴素美。长期以来，徽州因地势原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民生维艰。生活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的徽州人深知养家创业之艰辛，养成了节衣缩食勤俭持家的良好风范，且写进族规家训，作为家风教育的必修教材，代代相传。因此即便经营成功，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也不以豪侈自喜，倡行节俭。建造宅第时往往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坚固实用、美观大方的基础上寻求朴素自然清雅简淡的美感。缘於此，徽州少有富丽堂皇的豪宅华堂是不难理解的。以当地丰富的粘土、石灰、黟县青石、水杉为主要材料建筑的徽派民居构思精巧、造型别致、结实美观。远远望去，清一色的黑瓦白墙，对比鲜明，加上色彩斑驳的青石门（窗）罩和清秀简练的水墨画点缀其间，愈显得古朴典雅，韵味无穷，清淡朴素之风展现无遗。

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

明中叶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到清前期，则达到其鼎盛时期。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顺治十三年，祁门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打算重修窦山公寝庙，由于经费缺乏，欲从众存族产的一千五百秤租中提出十分之二“众贮公支”，递年积攒，即可弥补修祠之不足。于是订立了《众立提轮谷重造窦山公寝庙并祠旁庄屋合文》。虽云“众立”，但押约者并不是众多族人，而是两位家长，可见提取众存产业租谷补作修祠费用一事，主要出自两位家长的意志。合文中有“有敢徇私破公强梗拗众者，即准不孝论，声罪鸣官，仍依此文为准”的字句，可以看出，由于众存族产族众拥有分籍，即可分到经济实惠〔（4）〕，提走一部分，族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一些族众会有不满情绪，但如果不服从家长的意志，“强梗拗众”，则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受到声罪鸣官的惩罚〔（5）〕。可见清前期，宗族中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宗族中的大小事务，无人敢违拗反抗。嘉庆二年，休宁县官府指令一都八图王姓族长王敦裕等写立甘结文书，证明本族人捐职从九品的王荣锡“身家清白，以及三代出身并无违碍等情。”〔（6）〕官府需证明乡民的身家是否清白，三代出身是否有违碍，不委托里甲出面调查办理，而是指令族长和邻居写立证明文书，说明清代徽州的乡村，很多事务主要是由宗族在把持，里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也得到官府的认可。乾隆年间，休宁县宰靳宗著，初到休宁时询问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仓的弊端，“胥役因得渔猎其间，甲户贿脱，又及乙户，流毒蔓延，四乡为之不安。”靳宗著洞察其弊，周咨士民，决定采取借用宗祠的力量管理社仓的措施：将管区内的族姓祠堂列名，设立名，凡祠堂充管三年，再轮别族宗祠充管，按名的排列顺序轮流管理。他并将此一措施“详明上官，永为定例”。据说此方法实施的结果，“邑民便之”〔（7）〕。政府官员和当地士民对宗祠管理乡间事务的信任，远远超过对胥役等人的信任。宗族不仅控制了本族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插手如社仓之类的地方政府赈济机构的管理，深刻地反映了徽州宗族在清代对乡村统治的有力有效。

一、宗族的统治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徽州的宗族提倡“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宗祠往往置有义仓义宅、使贫乏的族人不至饿死沟壑，也使族众能安然渡过灾荒。如歙县潭渡黄天寿，晚年“割田百余亩以赡族之贫者，故建义仓以为出入之所。且请于官，别立户收税，以为永久之计。有司上其事，抚台锡扁嘉奖，鼓乐导送，以为里俗之劝。”以后族人塑其像于义仓内，岁时祭祀〔（8）〕。嘉靖十年，歙县郑贵孙在郑家埠头上郑氏宗祠之左建郑氏义宅，使族之贫者有了安身之处〔（9）〕。这样的事例在徽州可以说不胜枚举，宗族将他们作为族人的榜样，在族谱上大书特书，地方官和缙绅士大夫在修地方志时，也对此大加褒奖，一些动人的事例在当地世代流传着。明初，婺源理田李氏宗族有三兄弟，欧鹄溪驿卒死亡，长兄被怀疑是凶手，官府要捉拿他，长兄逃走了。两个弟弟挺身而出，赴官衙为哥哥洗清罪名，官府对他们施以酷刑，二人百刑备尝，被关押了四年。幸亏新上任的县宰李公成，疑心此案有误，重新提审他们，老二李士昌说：“兄逃我长，我当其辜。”老三李士昭说：“帮助长兄逃走的是我，我愿以身代。”弄得县官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平反冤案时，恰遇大赦，县官放他们出狱，并赐与孝友的匾额使其荣归，以褒奖他们的崇高品德〔（10）〕。不仅一家之中互相友爱关心，一族之中，一人有难，众亲援手。潘氏篁洲公任仙居令时，因逋赋被罢官，上司仍严令追缴。潘氏兄弟纷纷典衣质产，并力集资，代为完缴，使篁洲公免于追呼〔（11）〕，体现了族人之间忧乐相共、有无相济、相扶相顾、相恤相助的融融亲情。康熙年间，徽州张姓户丁张得育离开家乡到外地买地造屋，二十年后，因在外地生活艰难，又回到家乡。张姓宗族为此商议，认为“当思一脉流传，各全孝义，和睦为上”，因此订立了《孝义合同》，张得育可以住进原先的房子，管理旧时的产业〔（12）〕。人们在外经营失败后，回到家乡仍受到宗族的欢迎，得到原先的财产和权力，确实体现了宗族社会中族谊的温暖。这种族谊，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族人自觉自愿拥护宗族，这恐怕也是宗族能长期存在的魅力之所在。这种传统，使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然而，当族人之间的互助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时，也不能不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明清徽商崛起，当某人在外经商成功时，亲族人等蜂拥而至，或到他那里找点事做，或依赖他养活，史籍中不乏“赖以全活者数千指”、“赖以举火者何啻数十上百”的记载。如明代徽商方大经，经商致富后，他的三叔父经商破产，方大经解囊资助。二叔父落魄，他资助以本钱，二叔父又再次破产，他再次资给，多次资助毫无怨言倦色。亲族之中，很多人依靠向他借贷本钱去经商，有些人根本不还本钱，甚至有累借数百金而不还者，他毫不放在心上。依赖他而生活的亲戚，仅母族方面就有数十上百人〔（13）〕。他的友爱互助行为，固然被作为“义举”、“善行”而载录于族谱等史籍中，但也不能不令人产生忧思，一个商人刚刚发财，马上有上百的亲族人奔来依赖他生活，无形中使某些族人产生依赖他人的思想，不肯自立，丧失了进取心，也势必造成商人的沉重负担。如果形成风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了团结控制族人，宗族还插足民间的宗教活动。雍正年间，徽州胡氏宗族在修葺家庙之事告竣后，又认为“祠右古刹为一村香火，如雄殿山门将岌岌乎不可支，”修葺古刹之事刻不容缓。于是鸠工庀材，用两年的时间将古刹修葺一新。又感到应在其中供一长明灯，使香烟不绝于宝殿，钟鼓嘹亮于梵宇。为能留住僧人，使佛灯长明，胡氏宗族建立了佛会，佛会会员“每名输租二秤，递年照时交银，积贩置田”。三年后，就置买了田租达十余〔石〕的田地，每年轮派二人管理田租收支等事〔（14）〕。反映了宗族积极掌握民间宗教活动的情况。宋元以来，徽州一些世家巨族流行修建寺庵道观，委托僧道人等代为祭祀祖先的风气。如唐宗室后裔、婺源严田李氏宋元时建立九观十三寺祭祀祖先，世承香火，奉祀不懈。其中仅“思显庵”就设置庙产三百余亩，两房火佃供僧管解〔（15）〕。祁门十一都盘溪吴氏，于宋代修建“永禧庵”，设置庙产百亩，以供僧人梵修日用。僧人刻吴氏五二公像，设神主牌位，岁时有祭祀之仪，朝暮有香灯之敬〔（16）〕。这些寺庵道观实质上成了变相的宗族家庙。徽州明清时关于大族之间争夺寺庵的案例记载，说明某些寺庵确实是由宗族掌握的。大族之所以要争夺寺庙，一方面，它是宗族地位和权势显赫的标记，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庙产的丰厚。

宗族对传宗接代、继承宗祀十分重视，为保证宗族源流清白，决不允许非本宗族之人承继族人为后。规定早殇之子或无子之族人，应在侄辈中立嗣过继一人以接奉香烟，只有已立有嗣子，才能保持应继承的祖产份额。在立嗣过继时，往往事先要与宗族商议。写立的承继文约，一般也有宗族人等押约。在有可能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宗族要出面加以干涉。明代，黄氏宗族黄琼显老人育有五子，他在生前亲自将家产裁搭阄分给五个儿子。他去世后，五个儿子各管各业。万历年间，第五子去世，没有孙子继宗，“理合议立继祀”。长房的孙子嘉瓒、次房的孙子嘉瑞均年长于他们的五叔，“理不该继”，但由于当时五儿媳的坚持，因而以长房孙辈嘉瓒过继给五房。不久，五房孀媳改嫁，长房大孙子又去世，长房仅剩嘉瓒一个孙子，已过继给五房，因此长房又成为“故绝户”，“嘉瓒不能绝亲父祭祀而续五房香烟，而五房也不能因嘉瓒归宗而乏祀无依”，出现承继矛盾后，正当亲族内还未商议出个结果时，二房之子嘉瑞突然递呈到县，县主祝爷公断说：“嘉瓒继（五房），不独年长于继父，而自绝以他人之绝，天理人心何在？”批示族长、保约黄燮、黄潭等商议个合适的解决办法立即回报县主。族长等人商议结果，让嘉瓒归宗，“以三房以恩次子嘉璘承祀（五房）”。县主予以批准。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因而“继义而不继利”。也就是名义上过继，奉祀五房香火，但并不继承五房财产，将五房财产“义与四房均分”。于是在族长等人的主持下，将五房的田土、山塘、房屋、佃仆等作四股均分〔（19）〕。当继承出现矛盾争执时，是二房的嘉瑞挑起讼端。族长等人在息讼劝谕过程中，主要是在做财产的重新划分工作。从订立的《义祀合同分单》看，五房被其他四房瓜分的产业颇丰，有六十八号田地、山、园、塘、伙佃庄屋等，还有三房仆人。可见，嘉瑞明里提出过继不适当的问题，挑起讼端，实际上是对五房丰厚的财产虎视眈眈。在众亲族如狼似虎的环视下，被推举出的过继人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说明隐伏着“相残”的危机，他自动放弃五房的财产，实在是不如此就不得安生的无奈。这里，因为立嗣分产是宗族内的事务，因而县主批示族长等人去商议解决。可知万历时，当立嗣过继发生争执时，不经宗族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道光二年，黄浩科夫妇六旬无子，族中房侄黄可灌愿过继给老人做儿子。于是向宗族提出申请，并与母亲、伯叔、兄弟等亲属商议，最后订立《承绍继文约》，可灌过继并承接黄浩科夫妇的各项产业财物，同时为老夫妇养老送终，承担百年后的拜扫祭祀等事，也要承担老人各项门户差役钱粮等事。所立文约中说，黄可灌将过继之事“向族并身亲母、伯叔、兄弟、又兼友邻亲眷”商议，把宗族摆在第一位。文约后有几位族老作中的押约签名〔（20）〕。道光五年，黄泰晨因年老无子，托凭亲族商议，将弟弟的二儿子过继过来为嗣子。在写立的《承继文书》上，也有宗族中的四人押约签名〔（21）〕。可见在过继立嗣问题上，宗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徽州风习，父亲在世时分析家产，一般由父亲主持阄分即可。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不是按照传统均分惯例的话，有时不经宗族认可，分产合同就难以成立和持续有效，因而当出现不均分产业时，往往要请族长、房长等出面押约签字，才能使分产合同真正有效。万历四十六年，祁门十五都奇峰郑氏宗族郑三元老人，生有四子，前三子均已为他们婚配多年，只有四子年幼尚未成婚。老人已六十七岁，患有重病，身无余积，担忧四儿子将来娶妇艰难，因此托凭族长郑懋官等为中见证人，写立分产合同，将“住后山场并在山杉松各样杂木花利及山骨，尽数津贴”小儿子，“以为娶亲之资”。又将另一处山场阄分与其他三个儿子，要他们“各凭埋石疆界管业，无许侵犯混争”。如不听，则按“不孝论罪”〔（22）〕。因为不是平均分产，所以特请族长出面作中，押约签字，使分产能被承认有效。可见在分析家产的事情上，宗族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徽州各大宗族对教育都十分重视，希望族中不断培养出举人、进士。徽州明清古建住宅的马头墙上，大多筑一个形似方印的东西，据说是因为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仍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最高理想，只有走科名之路才能光大本族，保持家族的声望财势经久不衰。黟县宏村的古楹联有：“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许多宗规家训鞭策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大吾门，亢吾族”，维护张大本族的社会地位。各宗族都拿出部分族产为子弟读书赶考提供学费盘缠。休宁茗洲吴氏的《家规》中说：“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之膏火。”〔（23）〕后岸柯氏《族训》中有：“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24）〕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还说：“广储书籍于济美祠中黄山楼上以惠宗族。”〔（25）〕潭渡黄氏德庵府君祠的祠规还规定：“俟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赀；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赀。倘再有余，应于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6）〕婺源芳溪潘氏在修建宗祠后，“诸废并兴，聚书千家，择善而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27）〕徽州地区在明嘉靖万历时，“十户之村，无废诵读”〔（28）〕。到清代，“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29）〕明清徽州文化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曾居全国之冠。康熙时，全府有社学562所，书院54所，至于义塾、家塾、蒙馆不可胜计〔（30）〕。据《紫阳书院志》的统计，从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三十年，歙县籍士人乡试中举人者计1552人；春闱中进士者计525人〔（31）〕。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传为一时美谈。徽州一些宗族还建立了文会，一方面祭祀文昌帝君，祈求他保佑族中子弟科举中式者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借文会的形式聚集一笔资金，以提供族中子弟的学费和赴考盘缠。康熙年间，歙县张姓宗族认为，本族“自大三公以来沿及昭代，人文蒸蒸蔚起，瓜瓞绵绵不替。虽曰祖宗之功德使然，但也有文昌帝君的施恩与佑荫。今叔侄兄弟推诚输资共成胜会，逢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共祭文昌帝君。”会费除建会始初的乐输之外，以后会友得子、入泮、补廪、岁科考、乡试会试中式者、出仕者均需交纳不等喜银或俸金。会费除用于祭祀文昌帝君外，会友的会文活动可以支取，会友应试盘缠也由此支出，“以为鼓舞人才之意。”〔（32）〕雍正十三年，徽州汪姓汪本立公秩下汪士礼等人商议，将承祖田租碓业，共计租七十余秤，用于建立文会之资，“以启秩下有志读书者。”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田租按照进院考人均收，以为灯油之资。未进院者不得混争，否则，准不孝论罪。此外，“入泮者公出费用。”〔（33）〕有些宗族在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旁，设一龛，供奉族中大力捐资文会者的神位〔（34）〕。

明隆庆前后，在全国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区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立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为一，从而使宗族控制了乡里教化机构〔（35）〕。

徽人生活中的娶妇、嫁女、诞子、做寿、盖房、乔迁、丧葬等等大事，可以说都离不开宗族。宗族要求族人婚配看门第、辨良贱。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婚姻乃人道之本，必须良贱有辨，慎选礼仪不愆温良醇厚有家法者。不可贪财慕色，妄偶滥配，聘娶优伶臧获之女为妻。违者，不许庙见。”〔（36）〕婺源严田李氏宗族也规定：“婚女不计良贱者，”在宗族修订族谱时，要“泯其名号、行等、卒葬，示黜之以垂戒也。”〔（37）〕举行婚礼三天后，新人要到宗祠拜宗认祖，行所谓妇人“庙见礼”。新娘要给亲族中的长辈叩拜请安，明确尊称，须合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礼教清规。亲族长辈则对新人“各授以家庭规矩，嘱其谨守勿失。”〔（38）〕娶妇嫁女往往要使用宽敞的宗祠大厅以行礼宴客，须给宗祠交纳公堂银〔（39）〕。此外新娶者还要向宗祠交银若干作为新娶输赀银。诞子者也要交纳输赀银〔（40）〕。一些宗祠还备有娶亲用的轿、灯、团衫等等，供娶亲者使用，只须交纳少许税金。族人娶亲行嫁，可使用宗祠的佃仆充作乐人和轿夫〔（41）〕。徽州的一些宗族还规定：“族人大寿，身五十岁起，宗祠首人要备果酒恭贺。族人监造大厦、乔迁、葬祖等，首人亦要备果酒恭贺。”〔（42）〕徽州地区，嫡庶之分极严，很多族规中都规定，决不允许“尊庶为嫡、跻妾为妻。”明代汪子木“以母贱不得附其祖父墓，悲愤莫知所为。”〔（43）〕庶母死后不仅不能附葬祖父墓旁，而且“神主均不得入祠享祀。”〔（44）〕宗族通过插手族人娶妇、嫁女、诞子、盖房、乔迁、丧葬等事务，来增强族人的宗族观念、贯彻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清规。

中国的农村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在乡村修桥、修路、修筑水利设施等项工程上，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组织动员全村甚至数村人的力量。明清徽州地区的宗族，正是承担起了这种组织者的责任。歙县潭渡黄氏宗族的《家训》中说：“村前村后桥圯路倾急当倡众捐修，以便行旅。”〔（45）〕嘉庆年间，歙县十六都丰乐水芝河一段的雷[原字土加曷]，附近有三个村庄。由于雷[原字土加曷]与胡姓一块地内的旧围墙相邻，每逢三个村庄的人“挑[原字土加曷]做工”，对雷[原字土加曷]进行修整，难免有“损动畔脚”的事，“胡姓虑墙颓卸”，每每引起口舌。为免“村邻结怨”，临河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程景贤“邀同三村管[原字土加曷]商议”，认为“息事为贵”。于是凭各村族长、保长等作中，出面清理公查。结果看明旧围墙离雷[原字土加曷]中间尚隔有路。遂订立合同，规定以后“不论何分何祠支裔，值司开挑，不复再生事端。”合同的签押，除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员排名在前外，每一村均是族长排名在前，保长排名在后〔（46）〕。中国人在合同文约上的签押排名是有严格顺序的，列前者表示身份地位尊贵，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解决水利设施的纠纷等事务中，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养护，也主要由宗族来负责组织协调等工作。

二、家法大于国法

明代中叶，徽州婺源县有个居乡的富人，将其从兄殴打致死。他用重金贿赂官府，从而逃脱了刑法的惩治。当时居住朴溪有一位做过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潘公，正好致仕乡居，闻听此事，义愤填膺，毅然率众向官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杀人者抵命〔（47）〕。殴打从兄致死，严重践踏了宗族倡导的“孝悌”、“骨肉亲亲”的精神，如果发生在明末清代，则先由宗族内给予严厉惩罚，甚至可能沉塘或令其自尽。但这里没有看出宗族有何反应，只是致仕居乡的官僚率乡人请愿，要求官府惩办。说明明中叶时，牵涉乡村司法事务，主要由官府主持审判仲裁。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歙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中规定：“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说：“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48）〕祁门县二十都文堂陈氏“家法”中也有：“各户或有争竞事故，先须投明本户约正付理论。如不听，然后具投众约正副秉公和释。不得辄讼公庭，伤和破家。若有恃其才力，强梗不遵理处者，本户长转呈究治。”〔（49）〕文堂陈氏建立的乡约，属宗族性的乡约，因而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而一。如果宗族内有人发生纠纷争执，先要向本户所属门、房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约正、约付报告，由他们仲裁处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投诉到全族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众约正、众约付那里，由他们作出仲裁。可见牵涉到乡里族人间的纠纷争执，主要由宗族加以处理解决。当出现“强梗不遵理处者”，宗族无法解决时，才允许投官，而且要由户长（家长）出面，一般情况下不许自行投官。巨族大家以“无字纸入官府”、“无一人入公门”而自豪。这种不劳官府而自治的作法，有防止族人打官司而破家的隐忧。徽州有句俗语：“气死不打官司。”历来官府视百姓诉讼为“金穴”，趁机大捞昧心钱。清初休宁县令廖滕煃⑦在谈到他之前的县令时说：“皆以词讼为生涯，计词讼一年可得暮金（贿金）万有余两。”休宁“大约民风尚气好讼，讼必求胜，必不惜钱由来。宦于其地者类，取资词讼以自肥，”视词讼为“金穴，任意干没。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多少，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手，受其害者愤气填膺，无从控诉。”经常是因为打官司，富家巨室的资产“顷刻销落殆尽”。致使“百姓视县堂如虎口”〔（50）〕。另一方面，也有宗族权势扩大后，力图控制垄断乡间诉讼的意图。凡涉及到宗法伦理、尊卑名分和破坏宗族内部秩序的“不法行为”，族规之罚往往超出国法之罚。崇祯年间，徽州胡姓宗族族丁胡五元、胡连生，一贯从事小本走贩，踪迹不定。后因詹三阳被人偷去财物，怀疑是他二人所为，官府差捕快捉拿他们，他们在被递解的路上，用小利贿赂公差脱放逃回。清明时节，族人齐集拜扫祖茔，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大家，宗族要将他二人捉拿送官，他俩连夜逃走。于是宗族连名歃血，众立文书，约定：“如有见者并知信者，即报众捕捉送理，家口遵祖旧规赶逐出村，庶免败坏门风，枉法连累。如有知信见者不报，亦赶逐出村，不许在族坏法。”〔（51）〕小偷小摸之事，在官府看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案，因而公差才胆敢卖放。但在宗族看来，则认为“败坏门风，”“枉法连累”，不可容忍。不仅动员全族人捉拿违法族人，而且还要株连他们的家属，将他们赶逐出村。宗族的惩罚确实远超过国法的惩治。清代徽州柯氏“族训”中规定：族内若有忤逆父母长辈、奸*、盗窃等，“往往勒令自尽”〔（52）〕。明末祁门文堂陈氏“家法”中也说，族中若有盗贼或素行不端，可令其“即时自尽，免玷宗声”〔（53）〕。小偷小摸等便要处死，家法惩治的严厉确实达到了极点，宗族对违法族人不仅拥有审判仲裁权，而且也拥有生杀大权。歙县潭渡黄氏，明隆庆年间，族人黄德涣持刀杀父，被族长及诸门长知道，将其“缒之将军潭”，然后将其罪行呈报县里。到清初，又有族人“以**故为族从缚而沉之于水”。清初歙县稠墅汪氏宗族族人某“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此事被官府闻知，追究主谋者的刑事责任，也仅仅是使其“破家乃己”〔（54）〕。国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准许宗族绕过国法，自行惩治和处死族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族的处罚是秘密执行的，族人守口如瓶，官府难以察觉。即使闻知一二，但面对的是整个宗族，审理追究起来都极为棘手。因而在国家需利用宗族加强地方管理时期，官府对宗族的一些无视国法的家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国家与宗族有矛盾，政府采取打击削弱宗族势力政策时期，对于宗族的一些法外之法的举动，则采取坚决追究、毫不留情的态度。笔者在徽州祁门六都考察时，当地农民告诉我，村后有座山，五个小山包联在一起，形状象老虎的爪子，当地称为“五爪山”，此山象征明初程氏窦山公的五个做了大官的儿子，因而是风水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清末有人在山上砍了一棵小树，被族长知道，命人将他捆起来，鞭打致死。当问到历史上宗族内有没有沉塘之事时，当地人说：“沉塘的事是有的，不过不会写在族谱或其他什么书上。”我问徽州一些老人：“从前人们怕不怕族老（族长）？”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怕啦！族老权力很大，他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他要你活，你也不能死。在我们这里是家法大于国法。”封建时代的乡村，普通农民离官府很远，而宗族则时时刻刻都在眼前，因此农民只知有族规家法，不知有国法。此外，在族人的心目中，族长除了是宗族领袖外，也是祖宗的代言人，在族人看来，遵守祖宗遗规、服从族长的管教，听命于家法的惩处，乃天经地义之事，从情理上就不容违抗。因此，不管官府怎样追究，在徽州的乡村依然是家法大于国法。

1家谱有哪些基本内容

标准家谱的编写格式

一部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应有以下24项：

1谱名。一般称为族谱、家谱、家乘、家志、家传、通谱、统谱、谱录、谱牒、世牒、世谱、世家、世典、宗谱、支谱、房谱、祖谱、故谱、合谱、谱传、真谱、私谱、本书、族系、族讲、石谱、系谱等，也有的称为渊源录、源流考、清芬录、世恩录、族谱图、大同谱、大成谱、联宗谱、先贤录、传芳集、家传薄、先德传、谱志略、家谱汇编、家模汇编、源流大典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事迹为中心的历史图籍。

2谱序。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3谱例。又称凡例，主要是阐述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

4谱论。许多家谱都专门辟有谱论一章，专收先贤的谱说、谱论、谱议的篇章和古代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发明和阐述，是研究谱学的宝贵资料。

5恩荣录。主要内容为历代皇帝对家族中的官员及其家谱的敕书、诏命、赐字、赐匾、赐诗、赐联、御谥文、御制碑文以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以显示和炫耀朝廷对该家庭及其成员的奖励和表彰，同时反映该家族的地位和身份。

6遗像、像赞。祖先及家族中历代英贤、重要人物的图像资料，一般为正面是遗像，背面是像赞。

7姓氏源流考。中国家谱素来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明清以来各家谱也大多有记姓氏源流的一章，或称姓氏源流，或称宗族源流。它主要是用来记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关系、甚至改姓的原委等。

8族规族约。是宗族家族成员共同制定的、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各异，种类很多，诸如家规、家约、家戒、家法、家礼、家典、家仪、家条、族规、族约、祠规、祠约、规范、规条、规矩、条规、戒谕等。

9祠堂。记载宗族、家族祠堂修建的历史，介绍祠堂的建筑规模、地理位置，收录有关祠堂的碑文、诗文、祠联、祠匾、祠堂图、建祠捐资人名，记录祠堂内神位世次、配享、附享、祭祀情况等。

10五服图。又称服制图。所谓五服，就是指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五种服色，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2中国家谱知识简介

一、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

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

二、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

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宗法制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三、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

祭毕合族会食。四、义田 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

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五、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

六、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

七、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

八、九族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

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九、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

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九、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

十一、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

十二、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

十三、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

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

冠用家乘的不太多。

3一部完整的家谱基本哪些常见内容

一、谱名

谱名中最重要的是谱籍和姓氏，即是什么地方、什么家族的家谱，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写？更准确的反映家谱作为“史书”来反映信息，不然，编修的人当时明白，经年累月之后，转之何人何地？便无从查考，给后人寻根带来巨大困难。

二、像赞

人物像赞有各种表达，或始祖，如三皇五帝，也可以是近祖，或者迁祖，还可以是自古到今的家族内非凡的人物，特别杰出的人才。以昭示后人发奋图强。

三、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四、目录

全部家谱内容提要，以便检索。

五、谱论

谱论，即谱学理论，从司马迁开始历代都有名家，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比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曰：“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六、凡例

凡例，即修谱的原则，规定，比如哪些人可以入谱，哪些人不能入谱，对人的次序的排定，哪些内容怎么去写等等，就是规定家谱里面都有什么，这个显示出编修之人的主观态度，如明朝家谱对女性入家谱，就很明确的规定：丈夫之后跟原配，接着依次是：继配，侧室，妾，纳，除原配外，这些二三四五老婆不可以有名字，原籍，生卒，等，这个男尊女卑的“名分”观念，尤 是对女性的一种变态的歧视。

七、家训

不要误解，《家训》不是家谱内容，这里为了突出家训的内容做个配图，中国是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名门望族是一大特色，家训家风起了很重要的教育作用。

八、世系

世系是家谱内容的核心部分，从家族第一世开始，记载其生卒，婚配，事略，墓葬，其人如何？一目了然。

九、传记

传记，不是每个人都有，是对家族内的杰出人物，立功立德之人的具体描写，反应出这些人物的杰出品质， 垂范后辈，是榜样力量。可分内传。外传，内传是五服之内，外传是五服之外，还有列传，分门别类，比如家佣，二三四老婆中的贞烈之妇，可做列传，这已经不适合今天。

十、谱跋

上图是梅曾亮的家谱跋语，他自夸了一下，“知岩”以乡兵保障宣州，然后对家族的分派流迁做了陈说，所以跋语就是做谱之后的感想，经验，过程等含有者的寄托之语。

十一、领谱字号

家族支派繁多广布，必须有字号，作为验证， 跟对号入座一样。家谱一般就包括上述内容，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包括，祠堂，敕封，艺文，契约等还有一些图表，制作时可根据原谱内容确定。没有原谱，就必须另起创谱，不使历史中断，再根据个人情况确定内容。

4家谱国际：修家谱需要必备什么知识

族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

族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家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在家规、家训中，伦理纲常礼教作为其理论基础占有中心地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大半。族谱中的家规、家训除上述内容外，还有“睦族人”、“和亲友”、“恤孤贫”以及“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逸”等等，对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作出规范，这也是足资我们今天借鉴的有益的成分。

族谱研究的另一现实意义是通过家谱研究，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需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海外华侨看到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回国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慷慨解囊，投资家乡的经济建设。家谱作为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总记录，将海外华人与祖国亲人紧紧连在一起。

研究家谱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我国传统家谱进行内容、体例、结构等的分析，来构建一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的新型族谱。一部新型族谱或家族档案，其编制原则应是既符合现代家庭的需要，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具备传统族谱的“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作用；编法既继承传统族谱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也要创制适应现代需要的内容。小家安，国家强。

族谱研究的现实意义当然不止于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族谱这个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还会为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其它资料，谱牒学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会不断发展，日益走向成熟。

5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哪些

家谱的主要内容：姓氏源流和世系表。

一、姓氏源流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一些史学专家认为，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社会动荡导致了家谱的断裂残缺，很多族谱都由后人凭想象臆造。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性和确实性。重视传统的中华民族，有不少家族在重修宗谱，由于南北各地的语言、风俗、长相等均不同，世系联系在一起，其纸谱真实性值得推敲。

二、世系表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1）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

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2）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3）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

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4）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

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扩展资料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相传它是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

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如今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家谱 （人文资料）。

6家谱都记载些什么内容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

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

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 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

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

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

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

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

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

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

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 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

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

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

7百家姓各家家谱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

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张姓是华夏大姓之一，人口近一亿，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张姓祖根在哪里？有的说河北清河，有的说山西太原，有的说河南濮阳。

为了寻清这个问题，本会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两次张姓起源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史实，确认中华张姓始祖是挥公。挥公得姓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是张姓先民最早的祖居地，张姓源于濮阳，其他地方只能是流，是支脉。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 《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

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

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 ”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 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

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

”（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

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

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

《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

《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

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

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

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 ”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

“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

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 ”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

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