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系出曾氏南宗），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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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响深远的《曾国藩家书》，另还著有《挺经》、《冰鉴》等现代畅销书。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平定太平天国的事迹：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军统领，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3月，岳州战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因战事不利，曾国藩得旨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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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

是的。

曾国荃（1824—1890年），字沅甫，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咸丰二年（1852）取优贡生；咸丰六年（1856），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 同治年间，与郭嵩焘等修纂《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 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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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弟弟们：

1、曾国潢

曾国潢（1820年—1886年）。原名国英，字澄侯，族中排行第四。曾麟书第二子，捐监生出身。他比长兄曾国藩小九岁。而比其弟曾国葆大八岁。

这样，在兄弟五人中，长兄在外读书做官，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四个兄弟中的长者。所以他比其他几个弟弟懂事得早，帮父亲料理家务所占去的时间当然要就多一些。

2、曾国华

曾国华（1822年7月14日—1858年11月15日），字温甫，一号深斋、行宽六，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胞弟。跟随李续宾力战死，赠道衔，予骑都尉世职，谥愍烈，入《清史列传》忠义传。

3、曾国葆

曾国葆(1829年—1862年)，字季洪、又字事恒，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人）人，曾家五兄弟年最幼者。

曾国葆是1859年因悲愤兄国华战殁于三河镇，加入湘军作战且改名为曾贞干，于讨剿太平天国“包围南京”之前哨战以寡击众，大破各路来援李秀成太平军十万，建功甚伟；

却在1862年12月因操劳过度病逝于南京雨花台湘军大营内，“包围天京”战略遂改由兄长曾国荃接手于1864年克竟全功。

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家乡曾国葆妻，叮咛弟媳需好好照顾曾国葆，因为“弟体弱”，足见兄弟手足情义。

——曾国荃

——曾国潢

——曾国华

——曾国葆

曾国藩是晚清的一名大臣，他一生推崇儒学，但对从商也并不看轻，他曾在家里种植大量的竹子，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他利用竹子编织竹器，加工造纸，为家庭开销提供了经济补贴。

曾国藩的出身并不高，他来自耕读的家庭，他的祖父虽然是务农为主，其他有丰富的阅历，父亲是一名秀才，他自己本人自幼就很聪明，虽然兄弟姐妹有九个人，但他作为那一辈的第一个孩子，曾国藩得到祖父和父亲的悉心教育，六岁就进书塾读书了。他勤奋好学，在他的努力之下，28岁考中了进士，进入了翰林院，开始他的仕途之旅。曾国藩为官不自傲，十年之间，从七品升迁到二品大官，他组织湘军，镇压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成为了当时与太平天国对战的主战斗力之一，以文人的身份得封武候。

在中国几千的历史当是，仕农工商，一直都是以仕为始，以商为末。无论是文官武候对于商人总是带着几份轻蔑，曾国藩虽然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看轻商人，他自己本人还大力主张把农耕进一步提升为农商。他让人在自己的家的院子里以及后山大量的种植竹子，这些竹子生长起来，一片竹林凉风习习，风景优美，是他看书冥思的好地方。当然这些竹子的作用不仅用于来美化环境，他还利用竹子让人编织竹篮，竹筐……等等一系竹器出来，到市场摆卖换钱，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式作坊，把竹子进行加深制造，做出纸张来，再拿去贩卖，以此获取银两，补贴了家庭的其他开销。

曾国藩修身齐家平天下，被后世的人的称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文化上，他都对晚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带头种竹，在农耕对农商的转变，为市场经济管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们对他种竹子还有其他看法吗？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晚清历史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关于勤教，曾国藩不管公务多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灯下课子读书，跟家人在一起讨论诗书及学问，教给他们自己几十年来人生的大起大伏所积累的见识和智慧。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遗余力关注子弟们走正路，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子正义》一书。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说大人今天讲《孟子》的哪一篇哪一篇。曾国藩的勤教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