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自己家的家谱有没有上传到网络，没有的话世查不到的。我们石家庄地区派出所可以查询家谱或村志也可以查询。

据统计，上图现在1949年前的家谱计11700种，近10万册。上图家谱具有以下特点： 

履盖面较广。上图收藏的家谱履盖全国20个省，以浙江、安徽为最多，其次为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北、湖北、江西等省，甘肃、贵州、广东较少。浙江的家谱，集中於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安徽的家谱，则以徽州地区最为集中。

姓氏较多。上图家谱共分328个姓氏。其中以张姓最多，计638种，其次为陈姓622种，王姓524种，吴姓424种，刘姓420种，李姓418种，周姓366种，其他徐、黄、朱、胡、杨姓等均在200种以上。冷僻姓氏有80余姓，如吾、承、寻、帅、危、谌、港、後、平、阳、璩、青、斜、揭等。

质量较高。上图收藏的家谱多为清代、民国期间刊本和木活字本，但有200馀种明刊本，不少明刊本家谱中保存着彩绘书像；家谱中还有不少稿本人纂修底本和名人家谱，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具有上海地方特色。上图收藏的家谱，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开埠後外地来沪发展人士的家谱，如《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家谱》，对於研究上海近代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於《合肥李氏宗谱》（1928年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年修）、《无锡荣氏宗谱》（1935年修）等家谱则以独御的视角揭示了十九世纪後期、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 

论程氏家谱

湖南省华容县程氏(义门堂)字辈 本家十四世以前没分派名。约于康熙五年前，由十四世本，十一世大宗等先辈组织族人商议，确定用: 国（15世）运（16世）庆（17世）其（18世）远（19世），

学（20世）正（21世）斯（22世）可（23世）传（24世）。

启（26世）家（26世）惟（27世）忠（28世）孝（29世），

祥（30世）发（31世）在（32世）咸（33世）贤（34世）。

以上是二十字为派名，周而复始。到了1993年程氏族谱第八次续修时，商议确定新增派名为：

盛（35世）世（36世）民（37世）康（38世）乐（39世），

清（40世）平（41世）祖（42世）德（43世）延（44世）。

育（45世）新（46世）重（47世）培（48世）本（49世），

腾（50世）达（51世）永（52世）向（53世）前（54世）。

从此，我程氏带循轮派，以郭一之宜，则蔗乎“义门”两字可永垂於世。

试述先祖陈克让改姓程氏之谜

陈程氏禹支二十一代孙正北

元朝末年，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湖广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大量的田地荒芜。在湖南、受兵灾最深的地方，如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地，至明初时，一片废墟，几无人烟。

明王朝建立后，恢复生产，巩固政权是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采纳大臣苏琦、刘九泉、宋纳的建议，推行“移民屯田”，将“窄乡人口，迁往宽乡”。

朱元璋于洪武年初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等地，亦即“江西填湖广。”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迁令初颁，民怨即沸。”尽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发移民路费，由官府提供牛具、种子，垦荒归己，三年免征等。人们还是不愿背井离乡，朝廷只好出动大批兵勇，强行搬迁。“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船只，陆路上拖家带口的移民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船上的还是陆上的都被反捆着双手，由官兵押送。途中内急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一直袭用至今。

明朝移民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得迁居一地。因“条款具备，律森严”，同宗同姓的兄弟，为了能在一地，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名换姓。如当时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义门陈鼎、陈鼐二兄弟，于洪武二年迁居河南唐河县，其弟便改郭姓，繁衍后代，建郭庄。后寻根问祖，称之为郭陈氏。还有很多家族分成多个姓氏的。如一些地区，魏姓改马姓、改刘姓的，陈姓改邵姓的，周姓改单姓的，金姓改余姓的……。都有史料记载。

据《陈程氏家谱》记载：我祖克让公于洪武年初携弟友谦、友信（友谦、友信估计当时未成年）迁居华容，“逐波为渔，芟苇而稼”。这很符合明初“移民屯田”的史实。是否还有其他族兄同路迁来，家谱上未明。但同时期迁来华容的有义门陈姓宗亲，却是不争的事实。克让公是否因此而改姓？不言而喻。

民国时期，华容城南还保存有陈、程两族祠堂（现华容人武部址），两祠门对门，均称义门。曾有合族合祠一说，不知因何故未成。我先祖克让公与义门“抱耳陈”先祖是何宗亲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明初时“移民屯田”，是在朝廷的强权高压下执行的。长达五十余年的移民政策，给众多的移民心灵上造成深深的伤害。他们往往把这一政策，归咎于政治原因，从而和陈友谅扯到一起。如传朱元璋“议诛陈姓九族”，对陈友谅及其旧部的后人，一律贬为“疍民”、“贱民”加以迫害。“九渔户”的故事更是传得家喻户晓，有声有色。他们以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朱元璋对陈友谅的家人是优待的。对陈友谅的儿子、父亲、兄长，均有公、侯封号。虽是些虚职，还是保全了他们的名位。对陈友谅旧部，也是怀柔政策，正史上从未有过加害之说。

还有编歌谣骂朱元璋的。被强迁于安徽凤阳的商人，就编有“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此贬低朱元璋。不过其曲子流传下来，成了有名的凤阳花鼓调。（见吴晗·朱元璋传）。

这里还提及一下陈友谅。现经本人反复考证：汉帝陈友谅系南北朝宜都王陈叔明之后，唐朝节度使陈伯万十九世孙。汉帝陈友谅不属义门派，世居祖地湖北沔阳，与江西祖籍无关。

据明代的《华容县志》记载：我二世祖陈安泰，是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孝义之门。元朝时任荆州路总管，携家带口迁居荆州（今湖北江陵）。三世祖克让，于明洪武年初，从荆州迁居华容。

综上所述，我祖克让公改姓程氏，不存在“政治避难”的因素。极可能是明初的“移民屯田”政策造成的结果。先人们为了同宗同姓的兄弟居于一地，以改姓的方式，对抗朝廷移民政策的高压，是一种无奈的抗争。

是不是这个呀 ？

湖北古村落

黄龙古镇

老街老巷就像陈年老酒，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香浓，又似历经沧桑淘洗的老人，古韵悠悠，透露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斑驳的大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门檐上暗淡风化的青瓦也覆上了一层岁月的哀怨，而檐撑上精美的雕饰依然显示着昔日的风华和气派，再听一听那些久远的传说或故事，老街千百年的时光仿佛又浮现眼前。

在秦巴山麓，堵河与犟河交汇犹如护城河般环抱着一座百年古镇。相传有一年夏季，逢连日暴雨，引发堵河水暴涨，从堵河上游顺水游下一白一黄两条龙来，白龙在前，黄龙在后。游经此地，雨停水退，白龙先游走了，黄龙却被搁浅于此，水退后，黄龙搁浅处出现了一片沙洲，幽蓝的河水在此划了一个美丽的弧，游龙般摇头摆尾而去。后来此地被人们称为“黄龙滩”，而这滩上的古镇也得名“黄龙古镇”。

黄龙古镇的兴盛与堵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叶大州府门楼县，皮鼓好似金銮殿，问你为啥不到黄龙滩，我无事不到外国转”一首过去流传于鄂西北地区的顺口溜反映出当时堵河航运的发达与繁荣。

由于有滨江之便利，吸引了大量南来北往的客商和国外一些传教士。客商们为了方便商业往来，按照不同的籍贯在此设立了商业会馆，山陕会馆、江西会馆、武昌会馆、黄州会馆，天主教堂共生共存于黄龙滩，一时间，古镇内商贾云集，商铺林立，街市繁华，成为当时鄂西北山区的商业、文化、航运中心。堵河之水孕育了古镇文化，滋养了古镇人民，也见证了古镇的兴衰。如今的堵河早已不见当年百舸争流的盛景，只余三三两两扁舟漂流，就如同这古镇在群山掩映下静谧而沉寂。

陆运的发展严重冲击了靠水而生的黄龙古镇，随着集散码头的消失，资本也开始流失。时光流传，昔日里繁闹的号子声早已如同这堵河的流水一去不复返，遗存下来的只有这长满青苔的青石板以及巷子深处的一幢幢百年老屋。

黄龙古镇分前街、后街、上街、河街四个部分，四条古街道共同构成了风格独特、气势恢弘的黄龙古建筑群，向世人展示着她曾经的无穷魅力。

保存较为完好的均为古时各个商会的会馆，黄龙古镇属湖广地区，武昌会馆首当其冲，且是古镇中规模最宏大，规格最高，建筑形制最为特殊的一幢建筑。整个建筑庄严威武，规模宏大，柱子粗直挺立，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层次分明，风格统一谐调，硬山顶式、马头檐。墙砖烧制有阳文“鄂郡”。建筑主体为砖木结构，自前向后有门殿、戏楼、拜殿、正殿等建筑。该建筑群分批次建成，建成时间依次为乾隆五十七年、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二十五年、戏楼及四合院、门楼修建确切时间无考。

门殿落成于嘉庆二十四年，临街而建，整体面积约为200㎡，平面布局为三柱九檩抬梁式架构，重檐硬山灰瓦，马头墙式四级风火墙最高处约9米。中部明间一穿堂式门厅作为建筑物的出入口，是沟通建筑物内外空间的纽带。

戏楼也称“乐楼”，为古代供人消遣娱乐的地方，逢年过节，戏楼都会上演各种大戏，可惜在1983年被拆除、现在其原址上修建了红砖楼房，同时也彻底破换了整栋武昌会馆的整体性。

拜殿正对戏楼，之间为院落，面阔约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约78米，四柱九檩，檐廊式构造，抬梁式构架，高约78米。主梁上刻有：大清道光岁次乙巳年(1845年)孟冬月吉日，武昌阖府众姓绅商首士协同建立。据考证拜殿及乐楼为余师荣（清代黄龙滩本地绅商）倡议，与武昌府的绅商共同捐资修建。

正殿和拜殿殿对称，由大殿和耳房组成。砖木结构，硬山顶式，构架为抬梁和穿斗相结合。马头墙上的精美图案依稀可见。大殿通面阔13米，进深三间，通进深约82米，高约79米。所有立柱和横梁全部选用一人难以合抱的大木料制成，底部为直径约60公分的石头基座，两侧为耳房，大殿前有走廊与两侧耳房相通，相通的拱形门上写有“周中规、折中矩”六个毛笔字，苍劲有力。耳房高度低于大殿且都带天井，东侧天井有古井一口，至今水质清澈。

大殿主梁上有：“大清乾隆岁次壬子年（1792年）孟冬月吉日；敕授文林郎湖北郧阳府郧县黄龙镇分司巡检黄世杰暨阖府首人砌木匠xxx建立”。正殿背后原有四棵古皂角树，高达二十余米，2人难以合抱，后遭砍伐。据实地考察走访及相关资料记载印证，武昌会馆正殿为“三闾书院”，并且武昌会馆建筑群是以“三闾书院”为基础进行增修、扩建。武昌会馆很大可能为郧阳府郧县黄龙镇巡检署、千总署，黄龙滩塘驻点的办公场所。武昌会馆在黄龙镇的历史中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兼顾了多种用途，承载了大量历史信息。记录了黄龙滩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脉络。

毗邻武昌会馆的是黄州会馆，黄州同属于当时的湖广，故两座会馆在选址上互为靠近，也体现出当年本地商帮的排他性。黄州会馆又名：黄州庙、护国宫。由黄州帮商人共同集资修建。是开展贸易、维护本帮利益、保障黄州来郧商人权益；开展祭祀、祈福等活动为一体的机构，是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黄州商人敬奉“帝主”、也称“福主”，故黄州会馆也被称为：“帝主宫”。

黄州会馆位于黄龙镇上街，坐北朝南，现存建筑面积约340平方米。整体建筑保存完好，合院式建筑，四周墙砖为“黄州”字样的青条砖，风火山墙及墀头等砌作精致，单檐硬山，后为砖檐，砖垒正脊。

前殿阔3间，后殿阔4间，均为五架抬梁式构架，硬山小青瓦覆顶。带有天井和两侧厢房。正殿主梁上依稀可见“大清道光岁次丙午，湖北黄州”等文字，不过先已年久失修，字迹已斑驳不堪。

街道周边散落许多刻有“黄州”二字的青砖。甚至被砌筑在距离会馆100米开外的民房墙体上。

黄州商人在黄龙滩开设的商铺叫“同昌”，从汉口运来大批的生活必需品，运出山区的山货、药材等土特产。物资的交易架起了山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带来了外地的文化和信息，加速了黄龙滩发展的进程。

沿街道往靠河的一头走，就可以看到江西会馆。是江右商帮所设立的机构，江右商帮的标志。其会馆当时遍布全国。墙体上的“江西”二字阳文青砖刻印出房屋的归属。不过由于年久失修，大殿屋顶完全坍塌，只剩耳房稍微保存完好。

据记载，江西会馆在光绪年间曾作为“义学堂”；民国时期又为黄龙摊汽车修车厂车间。江西会馆在黄龙古镇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古镇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虽已风蚀残年，却还是顽强的矗立在这一隅荒凉里，向来往的游人展示它曾经耀眼的光芒。

在江西会馆旁边还依偎的同样的一位迟暮老者，这就是山陕会馆，会馆位于黄龙古镇前街中部，坐北朝南，会馆整体架构损毁严重，东面、北面墙体、天井排水设施保存较为完整，残存的墙砖上刻有阴文字“陕西”二字。残存的瓦当做工精美、细致。从墙砖的做工能看出古人的智慧，残存的建筑能想象出山陕会馆原貌是多么的恢弘和气派。

四大会馆如四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堵河之畔的黄龙古镇之上，同时也是当时几大商帮的实力象征。历史长河中，五湖四海的商贾曾汇聚于此，商铺林立，街市繁华；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在古建筑上留下过往的印记，苔藓上了青瓦，风雨残了屋墙，商贸中心早已不复存在，偶尔有三两游人路过此地，发出几声叹惜。

古镇当然不止这些外来商人，本地人在那个时代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余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余姓为古镇大姓，古镇上著名的64号名居就是以前余氏家族的府邸，64号名居位于黄龙古镇上街梅子亚，当地人称为“石门”，西邻武昌会馆。是古街民居中占地面积最大、样式最特别、天井院落最多的古建筑。

64号民居占地面积将近2亩，共有6进院落5个天井。房屋整体为砖木结构，房屋梁架均为穿斗式够架，单檐、重檐硬山顶式，小青瓦覆顶。侧门门楣上有类似龙形图案的阳刻青砖，侧门外的一大片区域是后花园，可惜早已物是人非。屋檐下的祥云图案依稀可见，曲线流畅，委婉动人，两端马头墙，线条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精致的木质雕花、精细的装饰构件、可见工匠精湛手艺和房屋主人的品味与讲究。这个古朴、典雅、静谧的老宅子经历了改朝换代，经历了战火烽烟，经历了世间沧桑。虽已破败，但仍不失威严庄重。静静的矗立于黄龙老街最高处，残砖断瓦背后或许掩藏着一个个鲜活而古老故事，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除了这样恢弘的大宅院外，在古镇上还有有多别致的小院，临河的“理发店”，经过修缮后已显出它精致的一面。理发店位于前街口。坐北朝南，是典型的“青砖小瓦马头墙、四水归堂小天井”式建筑。因地制宜，小巧而不失典雅、朴树但不失庄重。

据回忆，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名叫赵长山的商人在此经营干货、炒货，日常杂货生意，50年代土地改革收归集体。1955年左右为粮所的仓库兼办公。1970年至1980年间作为黄龙派出所的办公场所。1980年至1984年左右为黄龙搬运站的临时办公场地兼住所，后闲置或村民居住。2010年左右黄龙镇居民在此经营理发店。故最后将其命名为“理发店”。

时间回溯到百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最开始的街道其实也并不在现在的地方。而是在河对岸的现在称为“东湾”的位置，古时这里叫“老店”，老店之上目前只余下一座庙宇矗立。

古代商帮汇聚之地、人口居住之处，庙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建筑物。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寄托，民间、官方的统治治理都与庙宇有着很大的联系。庙宇的多少，香火的旺盛程度是一个地方繁荣程度象征。同治《郧县志》中记载黄龙滩寺观有：水府庙、关帝庙、白龙祠、三义庙、黄州庙（黄州会馆）、魁星阁、定慧寺。武昌、山陕、江西会馆内供奉有神像也被称为庙。同时在黄龙滩还有天主教堂。黄龙滩古代庙宇的数量之多让人惊叹，道教、佛教、外来教会的共生、共存的现象反映出黄龙滩的开放和包容。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史料记载的庙宇早已没有往日的景象，甚至有些已寻不到丝毫遗迹。唯一保存下来、香火不断且碑文现存的，仅有三义庙。

庙宇临堵河、面向犟河河口而建。供奉主神为：“刘、关、张”。由拜殿、正殿和厢房组成，形成院落。正殿和拜殿均为抬梁式构架，砖木结构，单檐硬山顶式，占地约有1亩。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损毁，后续多次进行了维修，整体结构较原貌有所变化。正殿面阔约15米、进深7米，高约6米。拜殿面阔约16米，进深8米，高约6米。中间院落呈长方形，院落西侧厢房不存，民房占据。院内现存有五块碑刻，记载了三义庙自清代乾隆年间至光绪年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如今院内依旧每日诵经求佛，香火鼎盛，当人们置身其中时，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商铺林立、街市繁华的黄龙古镇。

再次回眸，高翘的飞檐，青黑的砖瓦，坍塌的屋舍，徒立的四壁，裸露的房基，被虫子蛀空的大梁，满堆的瓦砾，尘封的院落，仿佛一切都已尘埃落尽，沧海桑田，又有谁能一直固守住这永世繁华？

放眼望去，碧绿的江水正恬静而去，雄伟的黄龙大坝正山花烂漫，漫步于古老的街道，踏着记载历史的青石板，穿过条条回环曲折的小巷，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袭上心头，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中仿佛又响起了那响亮的号子声；在绚烂绯红的霞光中仿佛又看到了昔日的繁华盛景。

中华民族（中国）幅员辽阔，历史久远，姓氏、族群和人口众多，流动迁移，族谱不全，以及其他多种和负杂的原因，致使中国人（chinese）“不知祖宗”，“忘记祖宗”，甚至“不知自己”的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

中国人（chinese）有着“寻根问祖”的传统和习惯，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及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国内或是海外的中国人（chinese）“寻根问祖”的现象和事例日益普遍。

最近几年，在网络上常常可以看到广西桂平和恭城一带的余姓人氏谈及两个话题：一是关于他们的“根源”，即所谓余氏“三芳”（或“四芳”）问题；二是关于“福建话”（闽南语）的“方言岛”问题。而且发现，关于“三芳”（或“四芳”）的表述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我姓余，在广东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粗石乡玉兰村土生土长，是余芳祐公第14代裔孙。在这里，我想把我的所听所闻和所知的一些有关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描述。

在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同胞兄弟余芳祐、余芳选、余芳庭三个，以及堂兄弟余芳远等四人，即所谓“三芳”（或“四芳”），自福建漳浦县五凤里蒹葭村柑板桥（里、村今已无从考究）长途跋涉，碾转来到粤西，逆西江而上，到达了罗定州南江河畔的“连滩地区（东坝西坝）”，“三芳”落脚于广东东安县（后改云浮县）东坝粗石堡（今郁南县东坝镇粗石乡），而余芳远则落脚于东坝虎岩乡长洲村，繁衍生息，至今已超过400年。同时，由于“四芳”多个兄弟大族迁粤，以及长期的发展，如今“连滩”的东坝、西坝地区各姓氏中的余姓人口是最多的。

同时或随后而来的漳浦县同乡还有张、林、黄、刘、谢、陈、蔡、郑、曾、柳、冯、杨、温、吴等诸多姓氏，分别落脚于南江河连滩镇下游盆地两岸的东坝（隶属东安县）和西坝（西河，隶属西宁县）各处。他们同时操讲着“福建话”（闽南漳浦语）。随着人口的发展和增加，各姓氏的后代在明末清初又先后向近处周边和远处广西桂平、恭城等地，广东的新兴、韶关等地，以及其他地方，甚至海外，迁移落籍和发展。

其实，“连滩”是个统称。连滩镇是南江河下游的一大历史名镇，建制较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在当地又最有名气，所以外迁和外出远处的人们往往喜欢称自己是“来自连滩’”。那帮“漳浦县人”只住在连滩盆地的下游部分一河两岸，即东坝和西坝的大部分地域。西坝（西河）在连滩镇，属西宁县（后改郁南县）；东坝隶属东安县（后改云浮县，云安县），1960年代初改属郁南县。如今，郁南县和云安县均属云浮市管辖。

下面，介绍一下余芳祐公一族的谱系概况。

余芳祐公作为由福建漳浦入粤东安的“四芳”之一的始祖，芳祐生子昆安，昆安生二子：省怀、拔衷，从此分支。如今留住郁南县东坝镇原落籍地的芳祐公后代，省怀公分支的分别住在粗石乡的田心、福宁、楼仔、坑仔口、洲仔、玉兰（大坑边），以及虎岩乡长洲（下塘）等村、点；拔衷公分支的后代，住在粗石乡的玉兰村（门口屋、后门坑、石仔滩）和洲仔村，人数也比较少；估计，总共有2000多人。

省怀公之后，四世祖简士公生二子：乾符、志符，又进一步分支；如今，留住粗石乡玉兰村（大坑边）的大部分是志符公的后代（大坑边还有小部分余姓是原山塘村属于余芳远公的后代）。

根据最近20多年来回乡“寻根问祖”和祭拜祖祠、祖坟等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广西桂平（尤其是江口镇）、平南一带的部分村、点的余姓人，多半会是芳祐--省怀--志符公分支的后代；恭城、荔浦、平乐一带的部分村、点的余姓人，多半会是芳祐---拔衷公分支的后代。

至于余芳祐公的族系家谱，当年先祖曾暂排定过：“芳昆省士符元泮，昌奏祥图必建年，永振家声崇祖训，文章华国庆传宗”。。。。。。然而，至今仍然坚持按照这个谱系起名的，只有留住东坝粗石乡楼仔村的余氏后代了。其他的族系分支，都发生了各种变化，显得比较混乱，特别是还有族谱中同字（谱）而不同代（辈）现象。先辈或后辈又没有人去进行全面、准确的记录、收集、整理和建立完善的族谱档案，后人就很难“顺藤摸瓜”去“寻根问祖”了。因此，造成很多“离乡别井”多年的余姓人根本无从可知本家庭是在何时和来自哪里？属于哪个祖宗和分支？自己是第几代？遇着远近的同族人，有时候彼此不知道辈分，“没大没小”，只能互相“称兄（姐）道弟（妹）”罢了。更有甚者，还有回乡祭祖时“认错宗、入错祠、拜错山（坟）”的现象发生。

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福建话”（闽南漳浦语）问题。

从福建漳浦县迁入今广东郁南县连滩地区南江河两岸东坝和西坝一带的10多个姓氏族人，原来都讲（当地人称为“坝话”）“福建话”（闽南漳浦语），形成了一个“方言岛”。连滩地区的土著瑶、苗等族住民，先前就被赶走了，周围村落的住民绝大部分都讲当地的粤语（白话）。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福建佬”们无一地都学会了讲粤语（白话），而讲“白话”的当地人却因为“福建话”难听难懂难讲，却没有入去学，除非是过门的媳妇。

顺便讲一下，粤语（白话）的扩张性和渗透性是很强的。因为讲粤语的人，不管各自带着不同的土语方言，互相交流时彼此往往都能以一种口音较为标准的粤语进行对话。这是区别于其他某些方言的明显特点。

“福建话”长期受到粤语（白话）的包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如：上学讲粤语（白话）；交通改善，外出的人员增多；流动频繁，交往增多；娶入“白话媳妇”的家庭增多；等等。实际上，到了清朝初年，连滩地区的“福建佬”已经难以组成双亲都是讲“福建话”的家庭。东坝粗石乡的田心、福宁等村、点，在1920年代就基本不讲“福建话”了。1970年代东坝还有几个“福粤双语村”，如今就只有个别村落中60多岁的老年人有时候讲一讲“福建话”了。我父母都讲一口“福建话”，相互之间从不讲一句粤语（白话）。我会讲“福建话”，但是兄弟姐妹六个却一直只讲粤语（白话），平时父母对我们讲话，多数是讲福建话，有时也讲粤语（白话）。

连滩地区（东坝、西坝）的“福建话”渐离渐远，慢慢让位于粤语（白话），这个“福建话方言岛”维持了400多年以后，现在已经近乎消失了。

同时，由于入乡随俗和长期演变，融入了一些当地粤语（白话）的口音、词汇以及表达方式，与原来的那口闽南语以及现在的漳浦县话口语，已经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我曾经因出差而几次到过福建的厦、漳、泉地区，与当地人交谈时，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

广西（区）桂平、恭城等地，现在仍然保留着较多的“福建话”（闽南漳浦语）方言岛。但是，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融入了当地“白话”和其他方言，与粤西原祖地（连滩地区的东坝、西坝）以及闽南远祖地（漳浦县五凤里蒹葭村）的口音、词汇和表达方式等的明显差异；二是，“福建佬”们运用“福建话”的普遍性和强度减弱，传承困难，渐离渐远，“福建话”在一些村落甚至已经消失了。

我详细阅读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汉语文字学硕士研究生郑宇发表的论文《桂平闽语研究》，觉得他写得详尽准确和反映了实情。从每年桂平等地的余姓派回连滩东坝粗石乡祭祖的代表们的反映，以及互相交流的情况，可以充分证实。

历史证明，古今中外，人口流动，族群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风俗等可能长期传承与保留；然而，由于受到“外语”的包围和冲击，方言岛却很难长久传承和保留下去，迟早会逐渐消失。

余姓来源有四：1、春秋时秦由余之后。据《风俗通》所载，余姓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以字名为氏。2、据《姓考》所载，相传夏禹之有余氏。3、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据《国语》所载：“潞、洛、泉、余、满五姓，皆赤狄隗也。”4、由他族和他姓改姓而来。如云南镇雄县余姓，原复姓铁木，有诗为证：“余本元朝宰相家，洪兵赶散入西 ……前传诗句词如此，后嗣相逢系本家”，（见《余氏总谱》），另僳僳族以鱼为图腾的挖饶时氏族，汉姓为余；羌族余约志房名，后改为余；四川、甘肃一带白马藏族之严茹氏，热则氏、陪茹氏等汉姓为余；锡伯族余木尔其氏汉姓为余；其他如苗、彝、布依、满、土家、白、保安、羌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由余。春秋时秦国的大夫，也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人，逃亡入西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初在西戎任职，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便留秦国为相，很得穆公信任。时秦作为众多诸侯国之一，其地位并不显要。由余为上卿后，果然不出穆公所望，他助秦穆公谋划攻伐西戎之策，灭国十二，拓地千里，而称霸西戎，最后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余因曾为秦国富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引以为荣，遂以其字为氏，尊其为余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春秋时的秦国，建都于雍（今陕西风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由余的后裔在春秋时应繁衍于这一带。秦汉以后，余姓族人东迁，一支迁入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一支迁居江南，主要繁衍于今安徽。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余姓的后人基本上是同时不断地繁衍滋长，但北方较南方发展态势要弱得多。魏晋南北朝时，余姓已成为新安郡一带望族。此际，北方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士族开始第一次大举南迁，余姓大族所处之地正当其冲，故其南迁也就不可避免。其中有一部余姓族人继续南迁，进入湖北、湖南等地。南朝宋有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以孝行著称，为唐代以前唯一见诸史册之余姓人物。唐代以后，余姓才得以迅速繁衍壮大起来，并逐渐在东南部一带形成两处望族。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有余姓将佐随往并落籍福建。唐末，有建阳（今属福建）人余镐在黄巢攻陷建州时，避居莆田，后耕隐壶山以终；还有余渊海因避黄巢兵，自福建同安北迁邵武，于唐僖宗光启年间再转入韶州曲江县（今属广东）武溪，是为余姓入粤始祖。此后不久余渊海次子余咸徙居湖南长沙，三子余衮迁居浙江杭州，长子余从留居当地。其三子后裔又有迁江西之奉新、临川、广东之五华、梅州、大埔、平远、海丰等地者。到了宋代，余姓基本上遍布全国，而且人才济济。明洪武年间，余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安徽等地。明清之际，余姓不仅遍及江南各地，而且北方之余姓也得以繁衍发展。清代，有余姓自福建迁至台湾，此后又有移居海外者。如今，余姓分布广泛，尤以四川、广东、江西、云南、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多此姓，上述七省余姓约占全国汉族余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