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复修李氏家乘序   清李玉蕃

原稿

尝思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国无史则兴废失考，家无乘则支派不明。此家乘所由与国史同修也。然欲修谱必有所本源，而后上明来宗，下示归宿，某支为某祖所发，某支为某祖所传。而子敏迁粤，其后裔曰撰祖，与迁庵公，龙祈公著为家谱，创为遗祝，迨将以远垂后世，昭兹来许也。

翻译：都说家有谱就像国有史一样，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史册，则国家的兴废失考，一个家族若没有家谱则支派不明。所以修族谱的缘由跟修国史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想要修谱必然要有所本源，对上才能阐明宗族，对下可以示归宿。某一支是某一祖所发，某一支是某一祖所传。我祖敏公迁往广东，他的后裔说要写族谱，与迁庵公，龙祈公一同著为家谱。创为遗著。是想将以远垂后世，让后辈能知晓自己前人的情况。

乃大清康熙年间，我祖贤用携子入川而谱又矢其传，则虽辑谱之心，而无所考据其何由。上接本源，下联支派，使某支为某祖所发，某支为某祖所传，皆昭然不爽哉。蕃于此未尝不慨然感叹，以为谱系既失，欲从而修之难矣。

翻译：大清康熙年间，我祖贤用公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入川，之后族谱渐渐失传，虽然有心想要编谱，只苦于没有考据。想要著谱，写下来我们的祖先上接哪些本源，下联那些支派，某支是某祖所发，某支是某祖所传，全都一一列明。因此，我未尝不感慨，以为老谱既已失传，想修也难啊。

乃于壬辰岁从游玉陶兄馆，使得我相芳，相凤二公于简州所抄之谱而阅之。又未尝不欣然赏异。以为失而复得，未必非列祖在天之灵，由以默致之也。然其字句失之繁冗，邻其俚俗，复得玉陶兄从而笔削之，而谱帙乃称完备焉。

翻译：之后我在壬辰年与玉陶兄一同游馆，得知我相芳，相凤二公访得简阳地区李氏本支保有旧谱，于是二公抄了回来，我欣喜异常。我想，这样的失而复得，未必不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啊。然而其间有些内容缺失，记录得也很繁冗。之后我和玉陶兄又加以编辑，复修。致此谱牒就比较完备了。

是曰，撰祖非迁庵公，龙祈公，非芳凤二公不能。继而芳凤二公之美，又非玉陶兄不能传也。抑闻之善作者，必期善成。有始者，尤贵有终。

  翻译：这样说吧，撰写族谱的是我祖迁庵公，龙祈公。之后如果没有芳公，凤公访得旧谱，这个事也成不了。芳凤二公访得老谱后，如果没有玉陶兄，就没有复修谱这件事，则族谱就不能传承下去。也听说善作者必然期待可以善成，有始，然而能够有终者则更难能可贵。

惟冀自兹以往，支支好义，世世同心，将此谱梓之枣梨，使支分派别可识一脉之渊源，念本联宗可继万年之似续。上以承先志，下以启后人。庶不负曰撰祖与迁庵公，龙祈公垂后之意，暨芳凤二公抄谱之心，与玉陶兄修谱之志也。

  道光十二年壬辰岁浦月上浣日裔孙玉蕃字自新号春山谨撰

（现在把谱修好了），惟有希望自此以后，支支好义，世世同心，将谱上记录的兄弟之间，（备注：枣梨，一个典故：让枣推梨，比喻兄弟之间的友爱。这里代指兄弟）。使得支分派别可以清楚一脉渊源，念本联宗可以继承万年永续。对上可承先人遗志，对下开启后代有人。则不辜负迁庵公，龙祈公想要把族谱流传下去的心意，和芳凤二公抄谱的心，以及玉陶兄修谱的志愿啊！

道光十二年壬辰岁浦月上浣日裔孙玉蕃字自新号春山谨撰

本家谱共分为四部分

1家族人物表部分有总谱系表；有秦良才、秦良玉、秦良弼三兄弟支系表；还有秦礼、秦浩等家族成员一览表。凡是已经去世的族人，用黑字，未去世的人用红字，为了便于现代人阅读，采用从左到右的横排版方式，对庶出的人用标出。对抱养的人用≠标出，为了保障秦氏族人的整体安全，为了保护秦氏族人的隐私，其公开的部分（电子版），将国字辈的秦氏族人的姓名去除，但保留空格位置，这样，秦氏族人仍可以查到家谱中的各类信息。而外人则不易获知。

2家族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因对前辈古人的事迹不了解，以民国以后的出生的人的生平和事迹为主，共列入 位，这些人物也包括秦氏族人中的女子。其中，在世的人只写生平，不入传记。

3秦氏家族人物的居住地和单位地址、办公电话号、手机号、邮箱号、QQ号等****，为保密和安全，在网上公开的电子版中将设置密码。

4秦氏家族人物的作品专集主要收录秦氏族人创作的短篇文章、字画、歌曲、照片、**、电视视频、艺术作品的影像资料等内容。

先看一个案例吧 ：

张氏世家谱序 沈如筠

张氏世家谱序沈如筠张氏者，黄帝之苗裔也。昔轩辕有熊氏，第五子名青阳，居清河，主司弧，赐姓为张氏，历数百千年。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世运递更，贤才迭生。而黄帝族氏，且遍天下者，德有余也。嬴秦之末，张良崛起于韩魏间，为开国之王佐，汉将衰，张纲奋臂于谗邪中，为振世之良臣，而张氏之家风，不已由来远欤。余友张孝廉君授谱所载，传流良久，每怀抱残守缺之限，而大要以宋元两朝，其人物事业，为最详且切，至今学土大夫，犹咏歌其轶事，以传诵于无衰焉。如筠虽不见古人于当年，而获览遗行于今日，犹如晤古人焉。爰是笔之谱，庶几见张氏之渊源有自来，亦以见忠孝节烈，不绝于理义之门云。

参见：张高荣主编新编灵泉志武汉出版社,2006年1月

看见一般家谱序言必须包括几个要素：族源、族中名人、家风、家训等等。

延陵吴氏在宋代《百家姓》明确记载吴姓的郡望是延陵。延陵是今江苏常州市附近地区。周朝的封国吴国，有个季札公按父亲的意愿和当时国民的要求，他应继承王位。但他为了不当国王躲到延陵乡下耕种。后他的哥哥诸樊当上了国王，将延陵封给季札。

后世为了纪念他将吴姓郡望定为延陵，其后裔将姓氏前冠以“延陵吴氏”，将祠堂冠以《延陵堂》。慈利吴氏是札公的第五子吴木熹(化名永贵)的后裔，是嫡裔延陵吴氏。

安徽：

无为县樊家湾：先祖吴廷翰(1491-1559)，字嵩柏，号苏原。明无为州人。现世次字班行如下：克振先绪、复辉昌大、膺锡嘉祥、恩荣世继。

灵璧县尹集镇三村村吴家：延陵堂，与徐州吴氏联谱。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新迎裕庆善(慎敬喜庆善)、理顺道恒彰；毓秀兰华普、声名培树昌；根深叶方茂、延陵代增光。（其中“忠”为106世）

巢湖市中垾镇涧吴村，至德堂，始祖鸾公（14261124——15200919），明朝成化年间六位二世祖自安徽休宁县三山大塘吴（今属地待考，疑似黄山屯溪区梅林大塘村和休宁县商山镇大塘村）迁入巢湖，传至十一世祖已无字辈可用，故清咸丰年间新立三十字辈：

振家愈孝友， 定帮尚忠良，安守崇先哲 ，宽宏启繁昌，肇德献祥瑞， 世泽庆盛隆 。（“振”字辈排第十二代。）

扩展资料：

吴姓由来

因为吴姓的远古初祖居住在姬水流域(今陕西西北部)，故以姬为姓。吴姓的远古初祖是黄帝。黄帝娶有四位贤淑的妻子，生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个，后就形成14个部族。黄帝正妻嫘祖生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他俩都继承了黄帝的本姓姬。

吴姓就是玄嚣这一支系传承下来的。吴姓的开氏始祖是吴太伯。他是《史记》记载的天下第一世家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姓的第一人，但无嗣，所以叫开氏始祖。仲雍是太伯的弟弟，继承了他的位子传承下来。所以，仲雍就是吴姓的血缘始祖。

-吴氏族谱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