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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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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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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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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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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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绪论

一、什么是家谱

二、家谱的种类

三、家谱的沿革

四、家谱的价值

经编

一、中国家谱的起源

(一)中国家谱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

(二)口传家谱

(三)父系口传家谱从母系口传家谱发展而来

(四)结绳家谱

(五)甲骨家谱

(六)青铜家谱

二、中国家谱的诞生

(一)周代完整系谱的出现

(二)史官修谱制度

(三)《帝系篇》、《世本》的问世

(四)汉代谱学的发展

三、中国家谱的兴盛(上)

(一)魏晋南北朝家谱兴盛的原因

(二)谱学著作和谱学世家

(三)家谱内容和特点

四、中国家谱的兴盛(下)

(一)唐代官修谱牒发展的原因

(二)三次规模巨大的官修谱牒

(三)私修家谱迅猛发展

(四)家谱内容

(五)家谱种类

(六)谱学名家

(七)唐代皇族谱牒

五、中国家谱的转型

(一)宋代官修公谱废绝、私修家谱兴盛

(二)欧阳修、苏洵创立五世图式谱法

(三)宋代谱学变革

(四)朱熹的谱学思想

(五)简介《古今姓氏书辨证》、《通志氏族略》

(六)宋代皇族谱牒

(七)呈过渡形态特征的元代家谱

六、中国家谱的完善

(一)明代家谱数量大幅上升

(二)朱元璋的“圣谕六言”

(三)明代家谱以朱熹“三纲五常”伦理思想为宗旨

(四)家谱体例、内容的完善

(五)祠堂、祠产

(六)规模宏大的会通谱、统宗谱

(七)程敏政的谱法与谱辨

七、中国家谱的普及

(一)清代、民国时期家谱体例与明代比较

(二)清代、民国时期家谱数量激增

(三)家谱续修

(四)领谱、藏谱和验谱

(五)章学诚的谱学理论

(六)少数民族编修家谱

(七)清代玉牒

(八)孙中山的三篇谱序

(九)20世纪谱学名家

八、中国家谱的新修

(一)台湾地区编修家谱简况

(二)大陆地区编修家谱简况

(三)海峡两岸、海内外宗亲共同编修新谱

(四)新谱对旧谱的继承与创新

(五)特大型会通谱、统宗谱

(六)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

纬编

一、中国家谱的体例、内容(上)

(一)谱名

(二)祖先像赞

(三)目录

(四)修谱名目

(五)谱序

(六)凡例

(七)恩荣录

(八)谱论

(九)姓氏源流

(十)世系

二、中国家谱的体例、内容(下)

(一)传记

(二)家法

(三)风俗礼仪

(四)祠堂

(五)坟茔

(六)族产

(七)契约

(八)艺文

(九)字辈、排行

(十)领谱字号

三、中国家谱的数量

(一)中国家谱知多少

(二)中国主要藏谱单位

(三)国外主要藏谱单位

四、中国家谱的姓氏

(一)存世中国家谱的姓氏

(二)中华姓氏的起源

(三)中华姓氏发展轨迹

(四)中华姓氏的特点

五、中国家谱的体与魂——以徽州家谱为例

(一)中国家谱以欧、苏五世图式为躯体

(二)中国家谱以朱熹理学思想为灵魂

六、中国家谱的图像

(一)祖先像

(二)住宅图

(三)祠堂图

(四)坟墓图

(五)其他图

七、中国家谱功能的嬗变

(一)萌芽阶段：优生功能

(二)兴盛阶段：政治功能

(三)普及阶段：伦理功能

(四)新修家谱：文化功能

八、《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

(一)著录家谱文献书目历史回顾

(二)《中国家谱总目》的立项

(三)《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经过

(四)《中国家谱总目》的特点

(五)编纂《中国家谱总目》的意义

附录一 上海图书馆整理、开发家谱资料工作大事记(1996-2001)

附录二 中国家谱论文索引(1874-2008)

附录三 主要家谱网站名录

后记：迟到的研究工作的春天

……

　　近日，一批神秘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亮相北京，引起各方关注。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艺术珍品却几经劫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民间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神秘国宝暗藏怎样的身世？大量珍稀国宝今在何方？

　　包括乾隆牌位、“百鸟朝凤”寿帐、镂金嵌宝石金螺、宋代画家米芾的绢本字“离骚经”在内的一批海外回流国宝级文物近日即将在京拍卖，引起关注。

　　记者近日采访了负责这次拍卖的黄静，她说，拍品来历和身世各异，此次是第一次在京亮相。最初出于多方考虑，黄静对国宝来历三缄其口，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国宝身份渐渐浮出水面。通过她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乾隆牌位和寿帐的发现人李寿昆。

　　乾隆牌位

　　李寿昆告诉记者，乾隆牌位在德国一个地窖被发现，但这并非偶然。

　　李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曾于6年前前往德国讲学，主讲“中国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德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马先生得以在当地结识很多朋友，还认识了在德国做生意的经济学博士薛小丹。一见如故的两人最终成就了乾隆牌位和寿帐的归国之路。

　　薛小丹在德国生活19年，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曾卓。李先生和薛小丹对文物有共同爱好，德国有条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齐名的“国王大街”，坐落着数十家古玩店。那里经常举行的小型拍卖会成为了他们搜寻各种汉文化收藏品的去处，搜寻也为他们日后鉴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年前，他们与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各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德国中国传统文化及养生协会”，并在电视和电台开始发布广告，愿意帮助收藏者鉴定文物，同时希望收购各种中国文物。

　　2004年12月，与薛小丹相交多年的德国人迪亚克看到广告后，对自家地窖保存多年的艺术品产生了好奇，并把薛小丹请到了家中。年届六十的迪亚克是位咖啡代理商，他的家位于德国南威州杜伊斯堡市，该市是一个地处莱茵河畔的传统古老之城。

　　德国人家的地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存放杂物的地下室，而是具有良好通风和湿度的“保险箱”。薛小丹来到迪亚克家的地窖，发现整齐摆放的大量艺术品中，不乏来自中国的佛像、器皿、书画等。薛小丹多年鉴宝的直觉告诉他，混迹其中的一个牌位和半幅寿帐出自清宫皇室。

　　薛小丹将发现的细节通过互联网告诉了已经回国的李先生。李先生赴德再次来到迪亚克家中。经过一番了解，迪亚克的父亲曾是一位工厂主，地窖里的一些艺术品是其二战时期收藏的。其祖父曾于清朝末年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传教，十多年间，其祖父四处搜寻中意的“宝物”。或许当时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同是德国人的缘故，私交促使牌位和寿帐成为司令给传教士的“礼物”。祖父回国后，就将这些文物暗藏家中地窖里直到现在。

　　通过鉴别，李先生了解到牌位上的满文意为“高宗纯皇帝”，而高宗纯正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庙号。当记者问到牌位的原处时，李先生说：“在历史上有很多文物被仿造，但仿造皇家牌位被认为有跃制之闲，属大罪。所以，皇室牌位只可能在4处曾经的皇家地点供奉：故宫太庙、热河、圆明园和盛京（现沈阳故宫），这个牌位很可能是火烧圆明园时流落出去的。”

　　而同时被发现的高6米、宽3余米的寿帐属于京绣，在红底上绣有百鸟朝凤、瑞兽、牡丹、莲花、长寿灵芝等图案，凤立于奇石之上，一派王者气派。李先生确定，面积之大、工艺之精，非民间人家能用，一定出自宫庭藏品。寿帐是种可开合的挂饰，在古代代表吉祥和睦和富贵，遗憾的是，这次发现的寿帐只有半幅，它的另一半至今下落不明。

　　经过一番商讨，迪亚克愿意将这两件中国珍贵文物转卖给李先生。李先生告诉记者：“迪亚克曾经到过中国，他认为中国文物理当回到中国，如果条件合适，他将陆续拿出其他收藏，但这并非为了钱。”

　　右旋金螺

　　黄静透露，镂金嵌宝石金螺出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著名收藏家之手。她说：“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想收藏这些东西，而我们正在帮助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到中国。这位收藏者非常爱国，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他。”

　　虽然来历并不明晰，但金螺不失为一件珍品。金螺属于法螺的一种，是清代初期西藏供奉给清朝政府的藏传法器。各种海螺中，仅有全白海螺得以制作法螺。正常海螺为顺时针方向生长，即左旋螺，突变的海螺则为逆时针方向生长，称为右旋螺，而且极为罕见。法螺镶饰所用的金属以铜最为普遍，银次之，纯金也极为罕见。此次拍卖的金螺正是稀有的包金右旋白法螺。

　　米芾的字

　　高达5000万元的起拍价使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的《离骚经》成为此次拍品焦点。黄**介绍，这幅字出自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现居香港的神秘人士之手。该品是继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米芾纸本之后，首次公开的绢本作品。

　　8个月前，黄静的一位朋友给她看了一份局部《离骚经》的影印件。“绢面因长久秘藏和受潮，已从原装上脱落，有些磨损。从现新背的纸张来看，应是近年来经日本重新托裱过。”权威专家近日对那幅字进行了鉴定，认为是米芾现存篇幅最大的书法真迹。

　　这些珍贵的文物，仅仅是中国大量流失国宝的一个缩影。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流落的中国国宝文物数目惊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民间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虽然有许多像黄静和李寿昆一样希望国宝回归的人士在努力，但不可否认，还有更多的国宝文物让我们“遥不可及”。

　　专家历时10年查明23万件中国流失名画

　　我国有大批文物精品特别是历代名画流失海外。记者日前采访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林树中，他告诉记者，目前已查录流失海外的中国历代名画多达23万件！

　　已经八十高龄的林树中历尽艰辛，耗时10年，把自家的大部分积蓄，累计资金超过10万美元投入到搜寻和分类整理工作中。他在1996年编写出版了规模浩大的8开8卷巨著《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了羁留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这些作品上自原始时代，下迄明清。

　　记者：您从何时开始寻宝，有多少国宝流散海外？

　　林树中：1985年秋，我应邀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绘画史，同时考察欧洲美术史。在那里一年，我经常在讲课之余参观美国的各大博物馆，被美国人收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精品震撼。在纳尔逊美术馆，我亲眼目睹了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盗去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的浮雕。残缺破损的浮雕使我内心受到强烈冲击。

　　1985年，我下决心寻找和记录流失海外的国宝实况。我想即使不能收回，也要把它们记录在案，给后世一个警示和备忘。在美期间，我用担任客座教授的报酬3万多美金，到各大博物馆考察，拍射了3000多张幻灯片和3大箱图书资料。

　　目前中国流落海外的历代名画初步统计，有记录可查的就已达23万件，美洲（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各占三分之一。欧洲主要分布在德、英、法、比利时、瑞典等国，大部分是当年从敦煌藏经洞揭取掠走的，一小部分是30年代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前后国家文物管理不严由外国人买走和华人带出的。

　　流失到海外的唐代卷轴画有20余张，敦煌16窟收藏的经卷、诗画、书画，时代历经盛唐－晚唐－五代到北宋，都是敦煌石窟的挂幅佛教画，以英国和法国收藏最多，英国大不列颠和巴黎吉美博物馆就收藏有300卷。流失的宋代卷轴画也有二三百张，元代近200张，其余明代名画流失约有8000余件，清代约有12万余件。

　　记者：中国国宝是谁拿到海外的？

　　林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世界美术界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现在被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收藏。顾恺之的另一幅名作《洛神赋图》的最早摹本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

　　敦煌藏经洞有大约5万件各种文物现分散在世界11个国家。1905年前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莱考克等人沿丝绸之路，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到吐鲁番的伯孜克利克，一路上疯狂掠夺石窟壁画。

　　美国古董商普爱伦到中国发现洛阳《帝后礼佛图》浮雕，用照相机拍下来，找到北京琉璃厂彬记古董商岳彬，双方签订协议书，岳彬勾结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联络当地保甲长和土匪把浮雕凿下来，凿成碎块，用麻袋运往北京，又在北京拼接后运往美国。1952年，在北京炭儿胡同彬记古玩铺内发现了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合同，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要求惩罚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病死狱中。

　　记者：这些珍品具有怎样的价值？

　　林树中：《女史箴图》具有时间最早、国际影响力最大等几大特点，是流传至今的最具有价值的流失绢画。是国宝中的国宝。

　　《洛神赋图》全世界流传五种版本，除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北辽宁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摹本外，唯一流落海外的是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收藏的一个长卷，那是最早一本。它是被清末美国活动家福开申担任政府顾问时买走的。

　　《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原作描述了曹植与甄氏有过恋情，甄氏后依曹操旨意嫁与植兄曹丕，成为皇后，但后来失宠。死后，曹丕把甄氏睡过的枕头给曹植，曹植很感叹，把甄氏化作洛水女神，做梦时与其相会。《洛神赋图》被历史上有名的大画家都作为题材。顾恺之留下的摹本现今有最高的价值。以前研究绢画、国画，都会提到以上这几个。

　　一般提到书画，关于年代和真假都有争论。而敦煌400张的每一件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文物，年代完全可靠，艺术和历史价值无法估量。被盗走的佛画曾是寺庙的挂画，都是供养人出钱所画，包括了当时各阶层的人。佛教画包含了很多佛教故事，还有描述当时山水、人物、建筑、风俗人情的。对研究当时社会保留下来的有形资料具有极大价值。

　　《帝后礼佛图》是北魏两幅有历史性的巨型浮雕，如同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唐太宗《昭陵六骏》，都是历史的见证。

　　中国文物流失原因复杂

　　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张健从1985年起搜集了大量关于流失文物的数据，研究了中国近百年流失文物的现状。

　　张健馆长告诉记者，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遗产流失量最多的时期。两次流失高峰出现在鸦片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

　　张健馆长认为，中国文物在外国人眼里的价值并非单纯只为收藏。“他们将寻找到的中国墓地尸骨用于人类学研究，分析中国人的演变过程和血缘关系，通过出土的墓志铭、地券，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风俗。1840年以后，一些国外传教士进入中国，收集中国的家谱、族谱，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利用收集的地图来作为反华的依据。”

　　“中国在康雍三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强盛地位，文物正反映了当年的国家科技水平。古代领先于世界的成果，其智慧都体现在了每一件器物上，包括反映技艺的青铜器、反映中国人哲学理念的书画、反映哲学和科技的玉器。掠夺者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信仰来了解中国人的处世，研究中国当时强大的原因。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流失国宝备忘录

　　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

　　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

　　美国收藏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

　　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遗书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

谱牒学·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知中国大陆公藏的家谱约有一万余种，收藏单位主要是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馆以及科研院所等。藏谱量较多的单位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等。

北京图书馆的家谱收藏是世界中国家谱总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民国十七年 (1928年)致函各界，征求家谱，至今馆藏家谱已达三千余种。八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家谱整理工作，内容包括集中存书、编目、印制软片目录、编写《北京图书馆藏家谱提要》等。1990年4月，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正式成立，中心在家谱方面的主要职能是整理并收集家谱和家谱学著作; 开设阅览室，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编辑出版有关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开展家谱学的研究工作等。关于北京图书馆收藏及整理家谱的详况，可参见张志清《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家谱综述》(《谱牒学研究》 第3辑)。

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新风，谱牒学研究风气渐浓。首先是有关研究文章的大量发表;继之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以及山西、福建、河南、上海等地方性谱牒学研究会; 同时各家谱收藏单位的整理工作亦提上日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年会，并编辑出版了学术性论丛《谱牒学研究》，现已出版四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一些学术性刊物，如北京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等，还设立“谱牒学研究”专栏，登载有关研究论文。

在台湾，八十年代以前，著名图书馆收藏旧家谱的数量极少，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仅藏有十余种，中央图书馆也仅有二三十种大陆人家的旧谱书。从1981年起，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国学文献馆，致力于收集海外珍贵中国书籍、档案，供社会与学界使用，家谱资料为其主要项目之一。该机构除向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复制缩微胶片以外，还从日本、英国、香港等地购置，到八十年代末，收藏量已达六十种，成为台湾地区收藏家谱量丰富的机关。在台北还有中国文化大学与摩门教族谱服务单位收藏有家谱资料，也供读者查阅。

晚清末期，皕宋楼是赫赫有名的人文地标。当时，中国有“四大藏书楼”，分别是浙江湖州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

而皕宋楼藏书的受损，自然让世人叹息痛心，其与敦煌遗书遭劫，并称为中国文化的两大惨重损失，让中华儿女无不扼腕叹息。

皕宋楼，清末陆心源的藏书楼，以丰富藏书、珍贵文献、大气藏书楼建筑受到收藏界尊崇。但不幸的是，藏书楼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搬空，藏书存于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

同治年间，嗜书如命的陆心源，先后购买了宜稼堂部分藏书，严元照芳椒堂、汪氏芝芸书会、福建陈征芝带经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等名家秘本藏书。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已达15万卷之多，他将藏书分门别类，保存在毕生经营的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内。

陆心源临终留下遗言“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

而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在苏州任候补道时已家道衰败，缺乏资金与精力来管理藏书以及接待至先阁查阅资料的学子们的费用，但陆树藩为恪守父训，依旧多方寻求藏书的保全之道。

陆树藩从寻求清政府帮助，到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寻求保全，都没有得到答复。在失望之余，他只得登报声明，如果有藏家能建新楼，他则将私家藏书集中赠予，但依然没有回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陆树藩为偿还债务，卖掉了上海的一些不动产后，尚有余欠，在此他不得不考虑藏书的出路问题了。

日本学者岛田在江南游历时，得知陆氏困境便下决心将书购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书家岩崎弥之助等，极力怂恿陆树藩将书转售日本，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于三菱财团谈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他以118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

当一直致力于购买皕宋楼藏书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10万元赶到湖州时，看到的只是空空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

事后，张元济写到“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多年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还说：“昔年皕宋楼藏书将散，弟初入商务，力有未逮，致被流入海外，至今引为憾事”。

国宝回归，自然就成了一大难题……

当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后，愤闷的文人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日本过去的藏书，珍惜随唐钞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注意经、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为缺乏，而至此其所藏中国古代刻本始称完备。

日本得到皕宋楼藏书后，其国内学者们大喜过望 ，奔走相告，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考》中说满意说过：“予知今日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虽曰于国有光可矣”。

近来有关学者就日本收购皕宋楼藏书的性质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文化掠夺行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有关规定，稀有手稿和古版书籍，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学等）古书、文件和出版物，不论是单本或整套的都属于禁止进出口文化财产之列，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我国政府也颁布了有关法规充分证明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国际关系下，日本岩崎家庭名义上购买皕宋楼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文化掠夺。

看看这些藏书国宝……

我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唐及五代流传下来已寥寥，宋代版刻事业颇为发达，刀法精细，字体遒劲，而且校订精审，学术价值非常高；宋本继承宋金遗风，也有不少精刻遗世：明刻校订粗陋，错漏甚多。因此，宋元刻本，尤其是宋刻本，一向被藏家视为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皕宋楼藏书志》120卷，藏书15万卷，其中宋刊200余种，元刊400余种。藏书来源十分广泛，有100多家旧藏，几乎涵盖当时江南地区大小藏书家，且多是辗转得到，可见陆心源收藏古籍之不遗余力。

皕宋楼藏书一大特色就是，它拥有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书楼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4000余种，家谱族谱860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所以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如今，日本静嘉堂文库仍然是日本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丰富的著名图书馆，而皕宋楼藏书的加入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1992年，日本出过一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剔除当时误判的部分而成，该图录中皕宋楼藏书宋版书占88%左右，元版书占81%左右。

据此推断，静嘉堂文库的灵魂-宋元古本部，就是皕宋楼藏书的精华。我们当时不甚关注的国宝，在他国被视若珍宝后，才知它的可贵，悔之晚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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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大得足以让国人心惊肉跳，大得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在这些巨大的数字中，属于历史上数次被侵略者掠夺的文物珍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建国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流失的文物越来越多。记者长时间跟踪国内外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库，对境外中国文物藏量较大的博物馆及它们所藏文物的来历，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与统计，结果如下： --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如：为历代宫廷收藏珍品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迭嶂图》、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宋大文豪苏轼的《墨竹图》。此外，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敦煌壁画、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这些也都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千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包括北魏的绢写本、隋朝的金写本、唐代的丝绣本、唐代金书、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圆明园的40景诗绢本等。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均为孤品、稀世珍宝。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被抢中国文物多得无法估计，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字就有360万件。 --德国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据该国相关刊物披露：有据可查的总数大约在30万件左右。这些中国文物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到德国：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抢得、20世纪初借考古为名从中国盗得。仅以1902-1905年为例，三年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库车一带共运走古物400箱。其中有从未发现过的摩尼教创始人梅尼兹的肖像壁画以及许多珍奇的手写文书、纺织品、钱币等。但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几百幅壁画损失了一半以上，柏孜克里克的20余幅壁画全部化为灰烬，近300尊塑像毁坏了一半。 --"八国联军"之一的沙皇俄国，当年并没少从中国掠夺文物珍宝，奇怪的是战后人们却很少能从前苏联的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文物。记者就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发现了其间的秘密：当年俄军掠夺的中国文物，一部分被流亡的沙俄旧贵族变卖到他们新的居住国，另一部分则因为当年中苏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政府没有允许这些明显打着沙俄帝国侵略印记的"战利品"公开于市，而是把它们藏匿在一些研究机构里。记者在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藏品目录里，就发现了沙俄掠夺中国文物的蛛丝马迹，那里不仅有来自圆明园和故宫里的中国明清时期文物，而且还有更为珍贵的敦煌遗书12万件，该书藏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而我国国内现存敦煌遗书也只有２万件，其余则被英、法、日、奥、瑞典等国瓜分。 --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各大文物机构共藏有中国古代文物近20万件，该国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研究专家鲁克思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时，曾用流利的汉语声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藏品有35万件，这些文物的精美珍稀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甚至很多中国博物馆也没有我们的藏品丰富……"他还承认：这些中国文物中，大部分都是由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于1909年至1934年之间，在中国河南洛阳雇人"考察挖掘"而获得。据史料记载：当年，这个怀履光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就一直替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前后历时六年，共发掘10余座大型木椁墓，出土文物多达1万多件，其中仅东周王室珍宝就有数千件。 --美国媒体透露：近30年来，流入美国的中国文物大约有230万件，其中20多万件精品被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与英、法、日、俄等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大多数都是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境外走私非法所得。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设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其间不乏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各种类别的稀世珍品。在该馆5000多幅中国古画中，有堪称国宝的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的《五色鹦鹉》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有中国国宝石刻"昭陵六骏"中的"拳毛■"和"飒露紫"。而在中国本土碑林博物馆馆藏中,"六骏"中的这两骏却只能是复制品；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竟然将中国文物确定为该馆的主打收藏对象，现有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陶瓷2000多件，玉器1200多件、青铜器800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此外，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古代善本书将近400种，约14万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中国家谱15万卷…… 以上数字，只是流失海外且有据可查的中国文物的一部分。一位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朋友对记者说："中国流失的文物，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为了印证这位朋友的说法，记者走访了部分海关人员。他们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日趋繁荣，海关的物品检查量大得惊人。因此，不少地方只能采取抽检的方式查验过关物品，抽检比例一般在5%。就照着这种低比例的抽检，每年查扣下来的走私文物仍数量可观。记者翻阅了近几年中国海关总署的有关记录，其中不少案例让人触目惊心。 --2002年5月23日，罗湖海关从一名旅客行李中截获一堆装在蛇皮包里的青铜器，那位旅客自称是在广州旧货市场上花300元买来的"烂铜"。后来，经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170件"烂铜"，都是汉代文物，其中还有14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2003年3月28日，深圳海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