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问的是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儒为什么去台湾吗？为了方便寻找妻子。根据《溥心畲先生赴台湾的缘起》相关内容查询显示：溥心畲先生就是溥儒，其妻子墨云和孩子出门游玩一去不返，于是溥儒就一直在寻找他们，为了方便寻找墨云母子，移居台北。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以号行，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齐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家本贫农，12岁其学木工，以此闻名。27岁时学书画，习诗文，刻印章。中年时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常与陈师曾切磋画艺。推崇徐渭、八大、石涛、李鱓及吴昌硕诸家。60岁后，“衰年变法”，画风大变，自成一家。山水、花鸟、人物皆能，写意、工笔兼善于，尤以画花鸟虾蟹闻名。其大写意花鸟，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并善于于把工细草虫与写意花卉结合；山水、人物皆执笔涂抹，不入常格。作画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书法及篆刻成就亦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美协主席等职，并于1956年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传世画迹很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其画作，影响极大。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齐白石全集》。

在30、40年代的北京，还生活着许多画家，著名的有陈半丁、萧谦中、溥心畬、于非闇、胡佩衡、秦仲文、徐燕荪等。其中以溥心畬成就最大。

导读：“大红袍”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高规格、高品质首次出版了任伯年、齐白石、溥心畬、徐悲鸿、傅抱石等10位已故国画大家的专册，后又出版了黄宾虹等10位画家的专辑，但最近，国画界一些画家都在出版“大红袍”系列画册，就连我的学生辈的画家也进入了“大红袍”画册系列。 国画界的人说起“大红袍”大多会肃然起敬。何以如此？“大红袍”本来是权威美术出版社给社会公认的著名画家出版画册时采用的一种统一的红色封面装帧的画册样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两家权威美术出版社和台湾一家文化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辑出版这套画册。“大红袍”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高规格、高品质首次出版了任伯年、齐白石、溥心畬、徐悲鸿、傅抱石等10位已故国画大家的专册，后又出版了黄宾虹等10位画家的专辑。自此开启了“大红袍”画集的系列出版。在中国画界影响很大。到今天，“大红袍”已出版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溥心畬、林风眠、朱屺瞻、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傅抱石、关山月、黄秋园、白雪石、吴冠中、董寿平、石鲁、亚明、何海霞、马晋、陈少梅、梁树年、范曾、黄胄、郭味蕖、任率英、汤文选、赖少其、石虎、徐希、宋雨桂、程十发、杨之光、崔子范、郭怡孮、周韶华、钱松喦、杨善深、黄君璧、袁晓岑等等专辑。光看这名单，你就可以知道“大红袍”的分量了。听出版“大红袍”画册的某出版社前总编说，每个名列“大红袍”的画家，都是通过出版社编委会集体慎重讨论确定的。可见要名列“大红袍”是何等的困难。但最近，国画界一些画家都在出版“大红袍”系列画册，就连我的学生辈的画家也进入了“大红袍”画册系列。他们送我的“大红袍”竟与齐白石们的大红袍规格几乎一模一样：一样的红色封面，一样的硬壳套装，一样的烫金题名，一样的出版社，唯一不同的是，上述那些名列“大红袍”的画家是在《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系列中，而后者是在《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系列之中。后来发现，连出版社也有不同，另一些出版社也在出一模一样的“大红袍”《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听说已有四五家。《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尽管也是“大红袍”，但其中的画家就良莠不一参差不齐了，有的画得好一些，有的画得就不敢恭维了。这部分画家大多名气不大或没有名气。这里不是以名气论画家画艺之短长，因为水平高的画家多有自信，未必去硬挤这条独木桥。“大红袍”名家如齐白石们之名是他们用其一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年纪轻轻的我们何必非要去揩他们的油沾他们的光哩！在这些画家的宣传上，大多如此介绍说，他们已属名列“大红袍”经典画册的画家之列，而名列“大红袍”的经典画家已有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言下之意，此等画家至少已成跻身大师之列的后起之秀了。但这些画家本身或者名声不大，或者干脆就一点名声也没有！他们是怎么进入“大红袍”之列的呢？及至有一天，我也接到入编“大红袍”的邀请时，才终于搞清楚这“大红袍”堕落到什么程度：一个电话打给我，说邀请我出版画册，“是‘大红袍’哟！”，对方在电话中特别叮嘱，诱惑之意不言而喻。这话让我瞠目结舌了半天！别的“大红袍”作者水平怎么样，你还可以见仁见智，但我绝对没有进入“大红袍”的资格，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就凭自己这点感受，我相信，“大红袍”已堕落已变味已掉份儿是绝对可以相信的了。一方面，绘画的商业化让部分画家们利欲熏心，大师帽子满天飞，炒作之风甚嚣尘上，“大红袍”这类名家包装之经典标志让这些非名家们觊觎不已，非出巨额金钱买此名头不可。一方面，出版社变企业化管理之后，利润已成企业生死存亡之关键，出版社需要钱。况且今天的画家（包括地方性小名家）大多也有钱，而出版社又必须赚钱。这下好了，“大红袍”牵线，画家与出版社联姻，两相情愿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但真的欢喜得起来么？出版社“大红袍”20年来辛辛苦苦创下的著名品牌砸在了这些非著名画家们的手上，“大红袍”风光早已不再！出版社对此当然清楚。真正属于“当代”的一批名画家，有的出版社宁肯给他们另出一套新的《中国美术家作品集》系列画集即“小红袍”（包装陈设与大红袍相近），也不敢让他们混迹于《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的平庸之辈中——你看，“大红袍”的牌子不就这么被出版社自己砸了么？“大红袍”的品牌价值大幅贬值。另一面，出版了“大红袍”的画家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坐等“大红袍”去震收藏家让画作卖高价了么？也没那么简单！尽管这些画家投入不少，但你此时的“大红袍”早已非彼时齐白石徐悲鸿们的“大红袍”。进入今天的“大红袍”《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仍不可能保佑你真正成为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名家”。“大红袍”虽然还是“大红袍”，但物是人非，袍内乾坤早已变了质变了味掉了份儿。行文至此，又听说出版“大红袍”的某出版社还在坚持既有标准。但出“大红袍”的出版社有好多家，“大红袍”要继续红下去还真不容易。

凡对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略有了解者，闻听陈巨来之名定然不会感到陌生。陈巨来（1904—1984），浙江平湖人，其自幼承袭家学，后又拜各路篆刻泰斗为师，积十数年之功，刻苦学习治印。及长混迹于上海书画界，常年为张大千、溥心畬、张伯驹等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刻印，享誉上海滩，名传海内外。陈巨来一生篆刻各类印石三万余方，在元朱文篆刻方面的造诣首屈一指，无有匹敌，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篆刻家之一。 然而在当代，陈巨来广为人知，并非完全由于其在篆刻史上的赫赫声名，而是由于他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安持人物琐忆》（这本回忆录曾经在著名的《万象》杂志上长期连载达七年之久，粉丝众多，深受好评）。所谓安持，是陈巨来之号，后又作为其书房之名。《安持人物琐忆》主要讲的是民国时期上海各路名士（以文坛、书画、篆刻界名家居多）的掌故轶事。陈巨来虽精于篆刻，但未尝不是一位文人，至少其文字功底不差，各种淹没无闻的前朝旧事、琐碎杂谈，经陈巨来之手润色修饰，变得鲜活生动。 可以看到，《安持人物琐记》中所载的百十余人，足以构成一副非常完整的旧上海文坛、艺界众生相。许多人奇闻异事读来有些不可思议。比如他记章太炎，说章氏为人作祭文时，用古拗难读之文，他人无法读通，请其自读，章亦不识。记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说他因早年失恋，养成癖好，以香囊盛旧女友所赠之情书，藏于内衣中，永作纪念。在书画篆刻界，既有在世为自己登报报丧者，也有以专门伪造古今名画钤印为生的奇人。既有在执意在题写大雄宝殿匾额时落款“粪翁”者，也有将毛泽东所赠之烟吸掉一半，余下藏于盒中四处炫耀之人。“名士”、“狂客”如过江之鲫，而狂狷之士之间又各有交集。奇闻异事目不暇接，时有令人拍案叫绝之处，读起来使人忍俊不禁。 这本人物琐记，实际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掌故笔记和说故事的传统。此一传统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蔚为大观，可是由于近代新学术体制的建立，学院知识分子的论说性文字大行其道，此种掌故体文字日益边缘化。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此类文字也已经到了无人敢写、少有人能写的地步。所以，陈巨来的这本掌故笔记，在那个年代，接续了一种断绝多年的传统，在时代中是为绝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当然，由于《安持人物琐记》写作的时间，已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距事情发生时多年，陈巨来亦身处逆境，手中无参考资料，多凭记忆书写，估计难免有不少错误之处。而且，从陈巨来戏谑的笔触，以及谈到男女之事时的种种轻佻之言来看，可以猜想，其中的所谓内幕轶闻，不免有陈氏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也不能说陈巨来的写作毫无史料价值。至少在成书的时代，此书属于秘作，陈氏意识到此书可能永远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所以大幅造假，对其自身也并无益处。 话说回来，即使陈巨来的回忆录被归入“野史”之列，但这部野史也足以显示出那个时代的底色，即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却是一个颇为自由的时代。其所记的书画家和各路人物，远非道德完人，甚至有些人可以说在道德品行方面瑕疵不小，但无不个性飞扬，在嬉笑怒骂和举手投足中，都显露出一种率真的性情和名士气。整体而言，带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正的、深厚的民国范儿。陈巨来写作《安持人物琐记》的时代，以及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相比，就魅力而言不免相形见绌，带有一种平庸的味道。或者可以说，我们当下就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在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选择、生活模式日益整齐划一，生存压力空前巨大，人人都为物质而存活的时代，名士梦早已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 因此，读《安持人物琐忆》，未免不可以将其当作陈巨来自己的怀旧录。陈巨来借助回忆昔日上海滩的浮华和旧人旧事，来抚慰自己萧条的晚境。透过陈巨来貌似戏谑的言语中，发现很多名士实际和陈巨来有着共同的命运，即在当时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而在新社会强大的改造压力之下，无不噤若寒蝉，最后销声匿迹，或病或死，落得晚境无比凄凉（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此种结果也是他们中许多人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如陈巨来就曾经在汪政府时担任过印铸局的职务）。所以，不难看出，陈巨来虽然在写作时小心翼翼，一切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正确性为依归，但对旧时代的留恋，多过于对他写作时的政治年代的歌颂。而作为读者，读毕《安持人物琐忆》之后，在回味其中的经典段子之余，最显著的感觉是：惟有一个允许多元价值存在和自由选择的社会，每个人才有个性发展的机会，以及生机勃勃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潜台词，纯属笔者的一厢猜测，未必是陈巨来所认同的。 韩戍《新京报》2010年2月19日 ------------------------------------- 树按：书中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八卦，小树实在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