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后，迁来的人口才慢慢增多。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

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些大型围堡，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百余年。

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在康熙三十年打发长子居中公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到坑梓发展。当时地多人少，也请不到足够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时完成，急得阿婆站在河边伤心地哭泣，原本无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坜”(客家话：叫，哭；坜，小溪)。

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光祖学堂。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

深圳龙岗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商业经济。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从整个龙岗、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开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

传统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闹得多数客地“神佛满天飞”。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较之传统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许多祭拜活动主角是妇女，男人不拜。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据说曾经香火鼎盛的“潭公庙”，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乔世居的左侧一个胡同里见到两个并排的小庙，一边供奉着观世音，一边供奉着哪吒太子，也是1949年前坍塌，后修复。这种淡泊神明的心态，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潮梅刘氏族谱》：“铁三郎公，号念五郎，妣程氏，移居四川保宁县。”像这样的记录，各姓的族谱还可以找到不少，这里只能摘录一些，以示例证。

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四川连年战乱、灾荒、瘟疫，致人烟稀少，生产凋蔽。清政府遂采取“实川迁移”的办法，下令移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人民入川。其时居住在粤东地区的客家人由于人口膨胀也跟随湖广人入川。自此以后，粤东部分客家人开始陆陆续续向四川迁移。当然迁入四川的粤人，除梅县地区之客家人外，亦有其它地方如粤北、闽南地区的客家人。四川向称天府之国，在自然经济年代，在那里谋生较易。入川后，皆能安居劳作，繁衍生息。关于梅州地区客家人迁川之史实，我们能在残存的古籍谱谍中找到其记录。下面就

引一些族谱记录，予以证明。清雍正年间，政府在今梅州地区置嘉应直隶州，下辖当今之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称嘉应五属，后来又划入大埔，遂称嘉应六属。丰顺是解放后才划入的)。嘉应州今称梅州市。

五华县：五华《李氏族谱》：“十二世祖君茂公，妣严安人，生四子：秀荣秀华秀清秀锦。三房(秀清)裔孙移居西蜀”。“十三世祖秀锦公，妣谢安人，生二子：先闻先闱。两房子孙移居西蜀”。

五华《巍氏族谱》：十二世庭槐公，十三世昆端公，迁四川成都西门街，生八子，于本处(指原籍)葬银牌”。五华《徐氏族谱》：(粘坑明谨公房)“第七世祖达省公三子德尊，康熙五十八年己巳岁，迁四川泸州杉丁市坝。”又(粘坑明谅公房) “第九世捷相四子捷远移居四川，(捷远)子:“仪(之)长子敬行，雍正五年，移居四川顺庆府邻水县徐家坝。

平远县：据平远县吴敬轩教授撰写的《两亲六一双寿恭述》一文中说：“清初他省移民入蜀，相望于道。吾族健者，亦多驱车入蜀。至道咸间，居成都邑温江、新繁、郫、灌、崇宁等处。所云川西坝者已数世矣。”又另一文《吴氏源流考》：“吴吉甫公长子五四郎长孙六四郎生下九子，五(子)念五所传平远东石畲脑等处一支吴氏。自乾隆以至咸，同间，亦多迁移至四川新繁、灌县等地。”

兴宁县:《兴宁曾坑陈氏族谱》：“康乾时，其族人迁居四川的实达八九十丁人。计十一世有绍尧、俊元等十一丁；十二世有卫臣、天锡等三十一丁；十三世有国兴、德林等三十六丁；十四世有振绪、庚粹等十一丁。其各丁随行子女妻妾，尚不在内。” 《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宗支谱》：左一房昱公系：“(二十一世)侨寿，移居四川涪州石家沱，后裔繁盛。”又“(二十一世)福寿移居四川涪州石家沱。”

《潮梅刘氏族谱》：“铁三郎公，号念五郎，妣程氏，移居四川保宁县。”像这样的记录，各姓的族谱还可以找到不少，这里只能摘录一些，以示例证。

我们再看看四川客家人所撰写的族谱中，有关其宗族来源的记录。他们以怀念祖先的心情，写下了他们先祖迁蜀之详情。四川新都《陈氏族谱》：“孙等不揣谫陋，将祖父迁居事业，纂修一二。……自粤省兴宁，移迁川蜀桂湖新都县。……第十一世祖俊元，字子进；元配罗氏，生二子：佐臣、佑臣；继娶何氏生仪臣、信臣。子进带家眷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正月二十六日，在老余窝屋起程，移居上川住。子进自己又于雍正三年乙巳岁回来，冬月内到老余窝；有男罗氏生佐臣、佑臣，于雍正丙年岁三月十六日一齐同移上川住。十一世祖俊垣，字焕章。于雍正四年丙午岁正月二十八日，带家眷在榕树塘屋起程，移居四川。第十一世祖俊巍，字子铎，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正月十八日，在榕树塘屋起程，带家眷移居上川。”四川《张氏族谱》(现存成都市龙泉区山泉乡张隆司家)：“更推乎近代，迨我始祖资公由闽迁粤，都于长乐。”(今广东五华县)。

四川《黄姓谱序》(手抄本，现存西昌县南宁区黄联乡黄永儒家)：“城公自江西省南丰府转迁赣州府瑞金县葛藤都立业，以后迁梅州……龙川……揭阳石坑……长乐沙坪。于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八起身，迁移四川省宁远府西昌县黄莲陂大中坝立业。”下面再引一些有名望的社会学家、学者的有关叙述：著名英籍华裔作家

韩素音在她所著的《伤残的树》中，就有如此述说：“我的祖先姓周，来自广东省梅县。……我的祖先

在十五世纪时定居梅县，移居四川大概是1682年到1710年之间，第一代祖先。

那个小商贩到四川后，就改行种田，先是当雇工，后来成了一个小佃农。那是在成都以西郫县。”曾任蓝田师范学院教授的社会家罗荣宗先生撰述：“先世居兴宁下乌池，……十一世启岐公，遂迁蜀，初家泸州衣锦乡新桥头。至十五世彰公，于道光二十二年，复由泸州徙居荣昌安富镇，子孙在此聚族而居……至今仍保持客家语言，子女婚姻。亦以客家人为对象，生活习惯，尚有客家人的意味。”根据史料，四川的客家人，多数是由广东迁去的，而从嘉应州迁去的为数不少；仪陇客家人多来自粤北，威远客家人来自粤东之龙川(黄姓、崔姓)和五华(周姓)，成都市郊客家人，来自兴宁、梅县和五华等县。(以上均指一部分，非指全部)据客家研究专家罗香林教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调查统计可知，四川无纯客住县，但非纯客住县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成都、华阳、新繁、灌县、郫县等。这些县的客家人多数是由梅州地区迁去的。当然，肯定其他县亦有客家人的居民点，不过，手边没有具体资料，不便妄述。

末了，我把几年前在四川的一次邂逅写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结束。1997年初夏，偕妻游罢四川峨嵋、乐山大佛后，回到成都小息几天，拟到重庆作三峡游。在成都，利用片暇之时，在住地附近转悠，看看当地风土人情，吃些地方风味小吃，我俩一路操着客家话边说边走。在一商铺前，一老者忽前来用很地道纯正的兴邑客语与我交谈。听到乡音，分外亲切且惊奇。问及何方人士，答成都人，再问其几时到成都，仍能保持此地道的兴邑客语。答其“公白”(曾祖)，“公太”(高祖)落居于成都六七代了。言谈中知其所居之地为一客家居民点。人们在家操客语，在外则操川语。日常饮食仍喜欢客家酿豆腐，红焖猪肉等等。据他说，他的阿公(祖父)曾进过，他们的祖上是由兴宁坭陂迁去的，到他父亲这一代就没回过兴宁祖居地了。祖屋向东向西，小地名为何也不知了。由于我们与他只是旅途偶遇，浮萍相逢，没作进一步详细长谈。但已足使我难于忘怀了。

返韶后，查阅自己多年积累之资料，遂成此文。

此后，豫章书院随罗氏家族文化名人的致力推广，很快在全国发展，形成以江西豫章书院、黔东豫章书院、广东豫章书院、福建豫章书院四大豫章书院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书院体系。 江西豫章书院 在豫章书院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及至晚清，受西学东渐观念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朝廷明令停办，二十八年(1902)江西巡抚李兴锐乃将之改建成“江西省大学堂”，学生由省内各府县保送，三十年(1904)又改作“江西省高等学堂”，校舍迁往贡院；宣统元年(1909)，改成“江西实业学堂”；民国建元，为适应新型工业的发展，改称“江西省高等工业学堂”。1949年后，一度改作南昌大学工学院、洪都大学。

现江西豫章书院 已通过教育局审批在罗家濡溪村重办，首任山长为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先生，现任执行山长为吴军豹。 豫章书院现位于长堤大马路348号广州市第九中学内西侧，现作为学校图书馆使用。豫章书院是广东省各县罗姓族人集资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的合族祠，在南海县居住的绅耆罗应铿等人，看到省内各族人纷纷在省会设置书院和试馆，为了便利罗姓子弟“赴乡试之寄宿者”，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遂向散居南海等地的罗姓族人倡议，集资兴建这所跨地域性的合族祠，得到族人的赞同，共筹到白银2万余两，于光绪十六年动工，十九年落成。合族祠是集社会性、经济性、文化性与纪念性于一体的公共性的建筑，除了方便子弟到省城参加乡试有个住宿点外，同时也是祭祀祖宗的场所。

豫章书院坐北向南、三进，人字形风火山墙，主体建筑有下堂（头门）、中堂和上堂（祖堂），东侧原有的衬祠有议事厅和魁星楼。现东面的衬祠已被拆，但祠堂主体布局尚存，头门的封檐板、梁架的木雕、墀头的砖雕还相当精细，头门的名额“豫章书院”为左丞相大学士李鸿章所题。全院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是研究广州书院建筑很有价值的实体。豫章书院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和章程，1946年2月，豫章书院整理出版《广东豫章书院志》，书名为当年广东省长罗卓英题书。广州现还有一些书院，但出版书院志的极为罕见。2002年7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7月，中国***在广州组织了3千多人的洋务工人罢工，这次的罢工委员会就设在豫章书院，因而也给这座旧式书院添上了特殊色彩。 宁化城关小河豫章书院，其前身为罗氏家庙，共祀四十二世祖元盛公以下列祖。始建於明永乐壬辰（公元1412年），己有的六百年历史。历经沧桑变故，先后经七次整修，均按始建规模，保持原有古貌。自清同治三年大加修固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经120馀年风雨侵蚀，于1986年底修复告竣。仍保留原有古貌，挂牌为“豫章书院”，并成立理事机构，负责主持每年春秋祭祀及维护管理。

石壁客家罗氏总祠(亦称罗氏家庙，豫章书院，罗令纪纪念馆)，始建于同光年间，是为纪念鼻祖罗珠和开县功臣罗令纪所建。原址在翠华山南，冬茅窠(今一中校址)后建于小河边131号迄今已有600多年，是石壁客家罗氏唯一之总祠，也是世界客家唯一之总祠。据广、台族谱资料载：宁化石壁是世界客家人之祖籍地，宁化素有“客家祖地”和“客家摇篮”之称。由此衍播，散居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后裔有12亿，其中客属台胞有460多万。罗氏后裔是宁化石壁开拓发展的重要群体。

明永乐年间，罗氏裔人文隆公，念先祖垦荒拓地，易镇建县之丰功，重建祖祠于小河边(现址)其年间遭战乱风火之灾，曾经八次维修，始得保存椽桷。

清雍正十三年(1725年)邑人罗登标中举，历任周宁、政和及江西等地训导，教谕，于乾隆三十年致仕还乡，时年71岁。学识渊博。著有《易学阐微》已收入《四库全书》。为继承和发扬罗从彦豫章先生《闽学四贤》的遗志。曾在祖祠内，招收弟子开馆讲学，挂牌“豫章书院”。又祠石碑文载：宁化教谕蔡材先生也在祠内开设讲坛讲学。为宗祠办学开创了历史先河。“豫章书院”由此而得名也。

总祠面积约1402平方，正厅上下可容纳数百人，厢房两间，中有天井，下廊和后廊，右边另有伙房两层12间。宗祠地肖虎形，因在山门脊处塑有一猪，意为虎有猪食为安，坐镇压邪。屋顶龙、鱼、凤凰，象征男士跳出家门，兴旺发达。女士俊美如凤凰。两扇大门画有神荼，郁尉垒门神像。正厅神龛祀汉一世祖罗珠以下各支族，历代神祖牌位。神龛前面晋座宁化开县始祖罗令纪塑像，功德箱、防火警示牌……庙内挂柱联12对共24个挂牌。正上厅两壁悬挂历代先祖遗像和企、遵两房世系挂图，客家罗氏迁徙示意图。下廊壁布有功德碑、时事政治、法律、计划生育、书法、八闽名祠，闽赣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等资料……和新型文化祠堂宣传活动内容。门楼额牌悬挂“罗氏家庙”“豫章书院”“罗令纪纪念堂”。大门左右侧挂有革命根据地旧址牌和“罗氏宗亲会”“豫章书院文化研究会”名称。围墙内有两块县、省级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标记的石碑。 黔东豫章书院在贵州巡抚罗绕典的大力推广下，成为与江西豫章书院、广东豫章书院、福建豫章书院齐名的四大豫章书院之一。 公元2004年黔东豫章书院迁到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羊昌村，距省会贵阳30余公里，占地30余亩，三面环山，绿水护绕，交通便捷，视眼开阔，是一个适合文化传播的好地方。

书院入口“九羊雕塑”：新田原名为羊九军田，始于明朝，原为南京都阃林铨的食邑。

书院牌坊前，是一块非常醒目的“廉”石碑，“廉石”一词起源于三国，孙权的部下太守陆绩，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任满还家时因全部家当不满一船，船吃水太浅无法航行，只好搬动岸上的大石压船才顺利返家的故事。压船还家的巨石，就被后人称为“廉石”，而“廉石”从此就成为了为官清廉的象征！

书院大门悬行楷牌匾“豫章书院”，为清大学士肃毅伯李鸿章手书。两侧配有对联一副：养胸中正气，修世上完人

倘若按罗氏 “始祖须是赵宋一代人 ”的话，那么始祖为东晋或更早以前的客民，现在生活在客家地区 ，能操一口流利的客话 ，这样的人算不算客家人 ？何况 ，又有多少客家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始祖起于何时何地 ？  至于后两条标准 ，也正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渐趋模糊 ，能不能说客家话 ，或客家血统是否单一纯正已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的唯一标准 。  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 ：台湾地区前***李登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香港财界巨子李嘉诚 ，他们在宋元时期的始祖都是一个名叫李火德的人 。这个李火德最初定居在福建上杭县胜运里丰浪岗头 ，他的裔孙大多数散居于闽西粤东的客家山区 ，属于比较 “正宗 ”的客家人 。  如果我们用血缘分析的方法来考查，判定以上三人为客家人，是不是妥当合理 ？  首先 ，李登辉家族前几代是从永定迁往台湾省定居的，迁台后家族一直保持客家人的语言习俗 ，李的父亲李金龙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就此判断李登辉是客家人 ，看来没错。李光耀的情况跟李登辉家族大致相同 ，也可判断为客家人。  但是以此判断李嘉诚是客家人，就行不通了。因为李嘉诚的先祖早已迁居潮州 ，说的是潮州话，行的是潮州礼俗，家庭成员也与当地人通婚，完全已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了。  反过来 ，我们又可查到李火德是抗金名相李纲的后代 ，既然李火德是客家人 ，那么李纲也应当是客家人了？其实不然 ，李纲是邵武人 ，邵武并非客家居住地区。

孙中山是客家人 祖籍在梅州——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孙中山是客家人 祖籍在紫金——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转自： 时间：2006年5月21日20:27

（注：孙中山家乡原为紫金一部分，后来划归五华县，所以孙中山祖籍梅州）

　　　　 (一) 引言

　　在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上(1986年第四期·哲学社会科学版)看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题下有副题，名为《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正如副标题所标明的那样，文章的主旨，在于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其实，这个聚讼纷纭了十余年的问题，自从1942年孙科明确表态之后(孙科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序中说：“罗君所考，自国父上世入粤始祖以还。诚赅矣备矣”。又说：“罗君此书贡献实钜。”)已告完全解决。《国父家世源流考》亦从此成为研究孙中山家世的定谳；而孙中山的祖籍是在紫金亦已明白无疑了。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生怕孙中山认错祖宗，千方百计，殚精竭虑的图谋推翻罗氏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以下简称为《源流考》)，从而证明孙中山的祖籍不是在紫金。这种现象，在广州出现于最近几年，这可说是近年来广东论坛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当然，认为孙中山祖籍有问题，自然可以各抒已见的，但是必须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要注意科学性和逻辑性，切忌弄虚作假，颠倒是非。也不要炒冷饭，把拾人余唾作为新发明。如果以为谎言重复一千遍，便会成为真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遗憾得很，文章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以致全文充满着矛盾抵牾，论题、论据虚假，悖理失实。想要以这样的文章，去推翻罗氏的《源流考》，看来没有可能。道理很简单：一个不真实的判断，不能驳倒一个真实的判断。

文章是一篇“辨误”文章，也就是一篇反驳文章。现在且让我们言归正传，看看文章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罢。

先说明一下文章的反驳大意。由于罗氏《源流考》的翠亨孙氏是来自紫金的结论，据罗氏自言，是“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以下简称《纪念簿》)所纪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而得出来的，因而文章认为想要推翻罗氏的结论，最好是用釜底抽薪之计，根本打掉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把罗氏这两个研究准则打掉了，那罗氏的结论不就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了吗但是既然《源流考》成为“不正确”的无稽之谈，那么正确的有稽之谈又是什么呢文章对此推出了《孙氏家谱》。据说《孙氏家谱》就是孙中山家谱。根据这个《孙氏家谱》来自紫金的连昌公，成为据说系出东莞的瑞英公的儿子。既然连昌公是系出东莞瑞英公的儿子，那么，孙中山的先世，不用说，自然就是出自东莞的了。东莞说也就确立起来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反驳大意。它的行文也是根据这个大意的顺序来进行的。预先知道一下文章的大意，对于了解文章的全部内容，是不无一些方便之处的。

　　　　　　　(二) 打掉罗氏的第一个研究准则———

　　　　　　　　“家庙在东江公馆村”

　　关于这个问题，文章放在它的第二部分阐述。在这个第二部分中提出四个反驳理由以证明“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之非是。第一个反驳理由是：公馆是东莞的误译。由于孙中山所说“家庙在东江公馆村”一语，是由英语“The village　of our o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kun，on the East River”翻译出来的。因此便有人从这里想办法做文章，说“公馆”是“东莞”的误译。邓慕韩就是其中主张最坚决的一个。但是，这种说法，早就被罗氏的理论及其考证的成果所驳倒，今天实无须再“错”调重弹。然而文章毕竟又把“错”调重新弹起来了。文章依样画葫芦地主张：按照英语的语法，把它译成为“家庙在公馆村”是不通的，因为“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庄)，后面的kungkun指的当然不会是个村庄。 (文章还就此讥笑罗氏不懂英语。文章说“罗先生所引之译文，稍懂英文的人也可看出是误译”。罗氏是出身于清华大学及其研究院的学者，谓其不懂英语，未免自许太过了吧)其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既然文章如此迷恋过去东莞说关于这方面的旧调，那么，让我也引用一下罗氏关于这方面的当时的驳斥语来对照一下罢。罗氏说： “按林氏(林百克)追随国父多年，所言当自可信。兹就其所言，公馆kungkun一语考之，国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如国父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或东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词乎至上沙乡则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不类矣”。(2)我认为只要站在客观立场的人，都必会同意罗氏此说。因此说是符合实际情况之言，不是牵强附会之语。譬如现在称东江客家人，都是指博罗、惠阳、紫金、河源一带的客家人而言。东莞虽有少数客家，但称为东莞客家人，不称为东江客家人，这就好象东江莱—样，指的是各客家地区的莱色而言，不包括东莞在内。

客家祠堂对联中蕴含的文化（上）

姓名是汉族家族的标志和称号。一个姓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流，在姓氏文化方面得到一定展示。其最大特色就表现在姓氏祠堂上。过去，每一个姓氏的祠堂都必须撰写或镌刻别具一格的对联。往往一看门上的对联，就知道这家主人姓氏是什么。

这些祠堂对联浩如烟海，字字珠玑，能让我们后人理解客家先贤勤劳俭朴、耕读传家、敦睦族谊、仁善积德、崇文重教的美德。祠堂对联也是一条条客家人的家规家训，是一部中华民族垂裕后昆、弘扬优秀家风的特种教科书。

祠堂，旧时又称为“祠庙”或“家庙”，多建于墓所，故把祠堂称为“祠室”。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能自设宗庙祭祖。直到明朝，朝廷才开始允许老百姓建“家庙”。后来，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由于最早族人尚不多，便先置祠于宅中，随着族丁的繁衍，便开始专门建起宗祠乃至支祠。

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不仅独特，而且源远流长。祠堂文化作为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了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文化的繁荣侧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具体体现。

笔者居住于被称为“客家摇篮”的赣南，由于工作需要，曾接触过赣南众多的姓氏祠堂，以及祠堂中的对联，并且为这些林林总总的对联作过注释。为此，拟就客家对联作一次粗浅的剖析，以展示古代宗祠文化内容的脉络。

追溯宗族源流

寻根问祖，血浓于水，历来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慎终追远，一直是中国人无法挥去的情结。这种观念在对联中得到充分反映。如全南乌桕坝李氏宗祠联：“历明朝清代以来，绍述伯阳，数典不忘祖事；揽南岭桃川之胜，昭垂忠武，建祠长耀中州。”

伯阳，老子的字。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上联记述李氏宗族历经明清时代至今的漫长岁月，追述李姓始祖老子，道出“不忘祖事”的缅怀之情。下联着眼当前，点明祠堂建于“桃川”这块风景秀丽的地方。桃川，即桃江，发源于全南县境饭池嶂东麓，流经大庄、乌桕坝、南迳、金龙、城厢等乡镇，在上江乡的江口汇入黄田江，流入赣江支流贡江。

1突出人物

上犹县英稍村苏氏祠堂刻有一联：“昆吾赐姓，苏国祖德衍远；亨公肇基，江南宗支绵长。”上犹英稍苏氏祠堂，建于该县黄埠镇英稍村，位于上犹县城东面。上联突出先祖昆吾赐姓这一件事。昆吾：相传颛项的后代夏朝的同监部落封在昆吾国（今河南许昌东），以封地为姓，称昆吾氏。昆吾氏有子孙封于苏（今河南济源县、温县一带），其子孙又以封地为姓，称苏氏。下联突出开基的祖先亨公，表达了本族“宗支绵长”的自豪感。

2突出地域

“派绍婺源，源远流长，代衍文章光世泽；基宏湘水，水环山拱，势凌奎璧映名区。”这是会昌县麻州镇观音排汪氏宗祠联。上联写汪氏派开婺源县，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赣浙皖三省交界处），是原徽州六县之一。下联写流经麻州镇观音排的湘水。人的迁徙离不开居住地，地域表现了人们对故土的一种特殊的归宿感。

再如龙南里仁栗园橘瑞堂联：“派从文水分来，支流长远；支是栗园崛起，根蒂坚深。”文水，李氏家族来自山西文水县，文水在太原市往南76公里的地方，是唐朝女皇帝武则天的故乡。

栗园围始建于弘治辛酉年(1501年)，为明代五品大员李清公所建，是龙南县最大的客家围，其状为八卦围。橘瑞堂门前有鱼塘面积66亩，体现了客家人一脉相承的勤生产、重文教、图发展的人文特色。

此联突出地名，一古一今，一远一近，将栗园李氏宗族的来龙去脉概述得一目了然。

颂扬整个家族

宁都县洛口镇罗氏祠堂联：“豫章世泽；虔城家声。”豫章，今南昌，罗族先祖出于豫章西山。虔城即宁都，古称虔化县。对联赞扬了罗氏上代对后裔的影响和本家族良好的名声。

再如宁都县东山坝大布富溪罗氏大宗祠联：“礼学名家第；忠臣孝子门。”对联从学术与人品两个方面赞美了本族门第的不寻常，即具有古人崇尚的道德规范。

石城县城北关黄姓江夏志坚公祠书有一联：“无双世泽传江夏；第一家声表颍川。”江夏，黄姓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居住在江夏郡（今湖北云梦县东南）。颍川，指黄氏发源地颍川郡，也指西汉黄霸，曾任颍川太守。此联把黄氏家族冠以“第一”“无双”，很有几分底气。

缅怀祖先功德业绩

从众多的祠堂姓氏对联可以看出，联中所描写的内容不少是古往今来本姓氏中的名人，有大儒贤达、文臣武将、隐士孝子……作者多从其业绩、道德、修养、学问、处世等方面加以赞颂。而且对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缅怀祖德、标榜家声为主，期望后辈承赓祖业，光耀门楣。

1概括性述说

“祖德流芳辉日月；宗功传世映山河。”这是宁都县赖村镇石街萧氏家庙联。萧姓从邻村新民半迳迁此，已有十多代。对联寥寥14字，运用夸张手法，赞颂了祖先德辉日月，功映山河的功德业绩，气势磅礴。

此联观点鲜明，单述祖德宗功一件事，而有的对联则另辟蹊径，思古与写今融为一体。如石城温氏崇先公祠联：“溯祖宗功德，敦亲睦族，福泽绵长，名垂青史； 扬崇先纪纲，文经武纬，禄利延祥，业绩新章。”对联在追溯祖宗功德的同时，不忘继承先辈纪纲，再创新的业绩。

位于石城县城琴江东路的李家屋紫云堂刻有一联：“陇西发祥，支派繁衍思祖德；城东分梓，人文蔚起沐宗恩。”赞美祖德的同时，又追溯本姓源流。

2对某一个或多个祖先加以赞颂

兴国县西街越国公祠联：“功业焕皇唐，拜相封公，江右推吾先祖始；贤声昭越国，建祠肇祀，平川辟尔后人基。”越国公祠，为祀邑人钟绍京而建。钟绍京，字可大，唐朝兴国清德乡人，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中宗景年间，任宫苑总监，时韦后毒死中宗，结党篡政，临淄王李隆基与绍京密谋靖乱，绍京率宫中丁匠200余人至太和殿共除韦后，一举平定韦氏乱。睿宗拜绍京为中书侍郎，参知政务。次日又加封中书令、越国公。景云元年，改为户部尚书，外任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年逾八十而卒。

对联赞颂了先祖越国公一举平定宫廷之乱，奇谋彪炳史册的丰功，表达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这是突出先祖之中一人的联例。

还有赞颂多人的。如会昌县城萧氏宗祠联：“佐沛公，封酂侯，名世挺生追汉代；官太傅，升大将，人才辈出溯兰陵。”沛公，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早年是沛县泗水亭长，后尊称沛公、汉王。上联赞汉代萧何，萧何，爵号酂侯。他在楚汉相争中，辅佐高祖，守关中，转漕给军，兵不乏食，因以致胜。高祖即位，论功行赏，评为第一，封酇侯。太傅，即萧何的六世孙萧望之（约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47年），汉宣帝时曾任太子太傅，东海兰陵（今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

在众多姓氏祠堂联中，可以说，每一个姓氏都会记述引以为豪的先人，融入本族一个个先祖名人功成名就的奋斗史；每一副对联，都是一条发人深省的箴言；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感人的励志奋斗蓝本。

试举数例以飨读者。

杨姓的如兴国县城岗乡杨氏宗祠联：“清风慕四知，励节却金，廉吏贻谋光世胄；白雪深三尺，亲师重道，名儒德业耀宗功。”

四知：杨氏家喻户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的故事。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南部）人。少好学，明经博览，时被称为“关西孔子”。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等职。《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市）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疏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杨震到了东莱郡上任之后，亲自书写。“四知”二字牌匾挂于公堂之上，作为一面明镜，时刻用来对照、鞭策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廉吏，这就是杨氏的“四知堂”。后来杨震的子孙世代任公卿，成了东汉的世家望族。

白雪深三尺，是说“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公元1053年至1135年），宋代著名理学家。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剑西镛州龙池团（今属福建将乐县古镛镇龙池社区）人，熙宁九年进士。有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同友人去老师程颐家请教。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他们行至半途，朔风凛凛，他们把衣服裹得紧紧的，匆匆赶路。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这时，杨时的一只脚冻僵了，冷得发抖，但依然恭敬侍立。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只见他们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此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再如谢姓的宁都县黄陂镇杨依谢氏家庙联：“东山宰相，初日芙蓉，恪守陈郡嫡义；淝水将军，清风柳絮，流传江左文章。”

东山宰相，即谢安（公元320年至385年），字安石，东晋名士、宰相，汉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西晋南迁后谢氏家族郁郁不得志，年轻的谢安隐居到浙江会稽的东山。41岁那年，谢安离开会稽东山来到南京（当时叫建邺）做了官。他在今南京城东30里的一个土山（即今江宁区政府后山）上，造了一座别墅，并按会稽东山的名字把此山也称东山，人们因此称谢安为谢东山。

淝水将军：公元383年8月，淝水河畔。东晋与前秦交战，苻融率25万先锋军队，苻坚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共112万大军。东晋以谢安之侄谢玄为先锋，率领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迎击秦军主力。东晋面对大军压境，下达诏令，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人，统帅8万兵众抵抗前秦，并让龙骧将军胡彬带领5000水军援助寿阳，共分三路兵马北上迎击前秦军。东晋获胜，前秦战败后苻坚被杀。

江左文章：谢灵运（公元385年至433年），汉族，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出生在会稽始宁（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是陈郡谢氏士族。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浙江古称江左。

这些歌颂人物姓氏的楹联，如同一部文化史书，让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宛若群星璀璨。这里面有大儒贤达、文臣武将、隐士孝子……他们抚国附民、廉而尽职、勇而知义、礼贤下士、学行昭著……其实这些对联人物与事迹，组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高尚道德、文化传统。这不仅仅是哪姓哪族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中华大家庭中每一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荣的。

有的对联面对当时当地，记述本族人的平凡义举、族中轶事，生动感人。如兴国县潋江镇竹坝村陈家祠联：“三朝将相勋臣第；九世和同义士家。”联中的“义士”家，写的就是陈氏一个普通的祖先陈洪进，他治家严谨，据说有一年旱灾，一个盗贼夜入其家，蜷伏在梁上打算偷点财物，陈洪进察觉后，召集全族子孙训话，教大家要读书习艺，否则将来会落得跟这位梁上君子一样的境地。盗贼闻言，慌忙跃下拜伏请罪。陈洪进没有将盗贼治罪，反而资助其谋生，后人称其为义士之家。

兴国县三僚廖氏杨公祠联：“竹杖精奇，万里河山归杖下；青囊元妙，一天星斗隐囊中。”兴国县三僚村是中国风水地理文化第一村，位于兴国县梅窖镇。状如太极图形，两座寺庙、七口池塘各具代表意义，大量宋代以来的古墓，是不同时代风水作品的汇集，一代风水师杨筠松（救贫）曾隐居于此，传道授业。

为中国风水祖师杨筠松立祠祭祀，是兴国三僚村特有的文化现象。三僚村世居杨筠松两个弟子曾文辿、廖瑀的后代，曾廖两姓各为杨筠松建祠一座，廖氏杨公祠位于三僚村盆地的西北部御屏峰下。联中所说“竹杖精奇”写的就是本族廖瑀的轶事。相传他曾入山学道，长居虔化（古宁都县）翠微峰金精洞内读书习道，自号“金精山人”，故后世称之为廖金精。杨筠松在兴国、宁都、于都一带活动时，廖瑀与他相遇于宁都。当时廖瑀年少气盛，不服杨筠松，屡屡与杨斗法。一次，黄陂廖氏请杨筠松勘定一个门楼位置，廖瑀预先一天用罗盘定准了方位，并在地下埋了一个铜钱做标记。第二天，杨筠松来后，却不用罗盘，只是用手里的一根竹竿，随手往地下一插，却正插中了铜钱中的方孔。廖瑀这才服了，立即虔诚地拜杨公为师，早晚追随杨筠松，廖瑀从黄陂中坝随师傅迁到兴国三僚村居住，后来得到杨公亲传青囊秘籍。

再看石城县城北关黄姓志坚公祠的一副长联：“琴水漾波流，叔度宗风，清涵千顷，廿一枝分布中邦，邵武宗风振天下；仙峰凭仰止，次公世迹，瑞集九苞，十八叶肇开河麓。琴江文翰甲吾家。”对联不仅赞美了先祖叔度、次公的宗风世迹，还穿插了他们黄氏一家大族分支的故事。“廿一枝”“十八叶”，说的是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年已八十高龄的邵武和平黄氏大族祖峭山公，他将二十一房子孙召集齐全，然后当众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将黄家自春申君以后数千年所积累的祖产铜钱八十万贯，金银八百余称，一并均分为二十一份，合令三个妻子名下共二十一房子孙，各领祖传家产一份，随即离开家乡，另立基业，自谋发展。”由于当时三位夫人啼泣请求，峭山公便对原来的决定稍作改动，重新宣布：“除官、吴、郑三位夫人名下各留长子一房奉养老母以尽温情之义以外，其余十八房子孙，不许恋此一方故土，须各自信步天下，择木而栖，相地而居。”接着，峭山公卜占离家吉日，并于这一天将新修的《黄氏家谱》二十一套分授二十一子，各领一套，嘱令他们随身携带，妥善珍藏，不忘所出。峭山公要儿孙分家，独立出外闯世界的战略眼光，得到大家赞扬。

河源客家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对它进行开发,能极大地带动河源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将有助于客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河源政府对其境内客家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工作非常重视,目前已开发出多处客家民俗文化旅游景点

1客家民俗博物馆,位于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距市区12公里，依托一座古老的“府第式”民居——锁头独角楼而设立。仙塘镇附近有古民居建筑30多座，选作客家民俗博物馆的这座民居建于明末清初，乾隆17年，公元1949年11月12日进行复修和扩建后栋。该民居已发展到1500多人，其中华侨近百人，本座民居共有66间房，23个厅，12个天井，此外，还设有书房、楼阁、厨房、澡堂、斗门、走廊、后花园及禾坪。厅分上厅(老人百年归寿时停放的地方)、中厅(拜祖、议事的地方)和下厅，中厅的大梁是“吊灯”用的，如果围里那家生了男孩，正月十五那天，要在此挂大花灯，并要在此摆酒，请家族的长辈来受拜、上族谱。上、中、下厅之间用两扇屏风相隔，一般在举行婚礼时打开下厅屏风，在老人百年归寿时才同时打开两扇屏风。下厅屏风的门槛很高，新娘跨过这道门槛，再跨火堆，踩簸箕，才算自家人。下厅左右厢房的两个龙窗，表示吉祥、平安。每天太阳照射龙窗时，厢房内的地面上便有两条活生生的龙闪动着。以往，这两个厢房为客家妇女怀孕安胎专用，此窗有“集天下灵气生龙子”之意。该民居建筑初始，在每个天井放了一只龟，意祈住在屋内的人能长命百岁，同时还可作疏通下水道用，现在仅剩下了一只。最上方的天井中间有一块石头名为“发誓石”，如果这家子有人犯错误、违家规，要跪在这石头上对着祖宗、对着苍天发誓。

客家民俗博物馆即是“鹤湖新居”，原为罗氏所建，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共历三代、数十年建成。占地面积24816平方米，建筑面积14530平方米，南北宽166米，东西长109米，共有179个居住单元房，每单元由数间屋构成，共有房屋数百间。在围墙内民居似“回”字形，整座建筑群由内外两围相套而形成，外围平面前宽后窄，呈银锭状；内围有高墙与外围相隔，平面呈方形。屋宇、厅、堂、房、井、廊、院布局错落有致，像座迷宫，易守难攻，有“九天十八井，十阁走马廊”之称！

客家民俗博物馆内陈列有100多件客家人在不同年代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都配有文字照片资料，陈列品中，有石磨、碓、八卦床、八仙桌、棕笼等实物。说明客家人的历史变迁和用具的种类、功能等。l00余件陈列品中，有石磨、碓、八卦床、八仙桌、棕笼等实物，且均按照客家人生活习惯依样摆设，分为卧房(男、女各一间)、厨房、作坊、厅堂，卧房里的枕头是木制的，男人枕的则是长方型的木箱，挂上锁，里面可以放家中的贵重物品如地契、财物等，男式的八卦床上刻有“诗酒琴棋阁、风花雪月开”等诗句，反映了客家人的祟文思想。生产用具中全部都是耕田所用的农具，这又反映出了客家人的重农思想和小农经济意识。客家民俗博物馆对研究客家民俗文化及其源流、客家宗族制社会结构、宗法观念和家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座客家民俗博物馆是迎香港百年回归、电视连续剧《香港的故事》前十集的主要拍摄地，开镜仪式就在此举行，并拍摄电视剧中许多的精彩镜头。

2佗城是佗城镇的简称，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河源市龙川县南部，西南毗邻河源市的柳城，蓝口，叶潭等镇，东北与龙川县的黄布， 附城，鹤市等乡镇接壤，西北连义都镇。总面积163,5平方公里，人口36780人，距河源市区99公里。

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有广东四大河流之一的东江，从东北向西南斜穿而过，河两岸多为狭窄的平原谷地和丘陵地带。

西北部多山地，与本县义都镇交界的大帽山，海拔1175

米，为本镇最高峰。其余地区多为丘陵地带。镇政府所在地佗城，座落在本镇的中心，西南距广州302公里，东北距龙川县新县城劳隆镇10公里，北枕险峰连绵的熬山，南频奔腾不息的东江，205国道自西向东横贯北郊。这里自古以来是往返粤中，兴海，赣南乃至闽西之间的必经之处，为东江流域兵家必争之地。

佗城是岭南最早设置的古县龙川县城，又是广东省首批公布的十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原称龙川城，后称循州城。民国30年（1941年）为纪念龙川首任县令赵佗，教育会通过改名为佗城。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南平百越，置龙川县，赵佗为令，设县治于今佗城。自秦代至民国，佗城都为龙川县治所，同时又是五代南汉至明初循州（路）治所。佗城历经2000余年沧桑，曾为粤东北部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古城初为土筑，方形，城东至老城街，城南至县前街，城西至城东，城北至北角塘，城垣周长约800米。据原《龙川县专》载：“宋熙宁年间（1068——1077）龙川迁至老龙（按老隆）”。民国28年（1939年）拆毁老城墙时，发现刻有“循州砖石使白”、“循州造”、“甲寅”等字样的城砖。“甲寅”为宋神宗赵项熙宁七年（1074年），据此可证，熙宁年间曾改建县城。改建后，老城街东扩至小东门、大东门，县前街向南扩至南门街的南门，北角塘向北扩至北门，城垣周长增至约2400米。城池外围增辟护城河。

明嘉靖年间，佗城又扩筑上五里城、下五里城、下廓城和新城等4个附城，以保护主城。

佗城商业颇盛，至建国前夕，保持完整的仍有县前街、南门街、大东门街、小东门街、百岁街等，店铺约300多间。

佗城至今仍留下众多古迹和古建筑，如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坑子里、牛背岭；秦时古城基、越王井、赵佗故居、马前岗等遗址；唐代的正相塔；宋代的循州治所；明清时代的城隍庙、越王庙、孔庙、东河 、仙塔桥、新塔、考棚等旧址及古建筑。

围龙屋 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围龙屋。围龙屋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选择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围龙屋，建好一座完整的围龙屋往往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围龙屋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一起被称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围龙屋是我国古代中原的一种府第建筑形式。客家民居具有五种优越性：一是充分的经济性；二是良好的坚固性；三是奇妙的物理性；四是突出的防御性；五是独特的艺术性。 在河源地区常见的屋式还有：走马楼、穿堂屋、锁头屋、下山虎、五凤楼、纵列式多杠楼屋、四点金(四角楼)等。在粤闽赣边区地带至今仍可见到一种圆柱形或方形碉堡式高屋围楼，这是客家人来到南方定居后早期建造的一种民居屋式，称圆楼、方楼。如此多样化的民居建筑，都是在客家人定居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客家传统民居的特点 以土楼、围龙屋、殿堂式围屋为代表的客家传统民居，类型不一，风格有异。然而，其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以及合族聚居性，则是它们突出的共同特点。 一、坚固性 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的圆形、方形土楼，一般都有200－300年乃至500－600年的历史。它们历经风雨洗刷，强烈地震，台风袭击，至今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在丛山峻岭之中。 如此坚固的民居，与精心选择屋址，科学的设计，用料及施工方法分不开。现仅从土楼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作一些说明。 土楼的墙壁，下厚上薄，厚处有的竟达15米。夯筑时，先在墙基挖出又深又大的墙沟，夯实在，埋入大石为基，然后用石块和灰浆砌筑起墙基。接着就用夹墙板夯筑墙壁。土墙的原料以当地粘质红土为主，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经反复捣碎，拌匀，做成俗称的“熟土”。一些关键部位还要掺入适量糯米饭，红糖，以增加其粘性。夯筑时，要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墙骨”，以增加其拉力。就这样，经过反复的夯筑，便筑起了有如钢铁混凝土似的的土墙，再加上外面抹了一层防风雨剥蚀的石灰，因而坚固异常，具有良好的防风，抗震能力。据《永定县志》记载，1918年发生大地震，白天柝柝有声，历时20分钟，夜里继续震动，但土楼始终挺立无恙 二、安全性 历史上，客家本是中原汉人，他们南迁至闽粤赣边区山区后，为防止土著和盗匪的打劫及猛兽的袭击，他们建造的土楼、围屋，皆防范严密，甚为安全。 例如，宛如古城堡似的土楼，一、二层不设朝外的窗子，或只开设枪眼似的细长石窗，三楼四楼和每个房间都有朝外的大窗，既利于采光，流通空气，又成了了望敌情和向外射击的枪孔。土楼大门的门框，门槛都是条石，门板厚约10厘米。有的大门上斜挖了几个嵌有竹筒的护门孔，倘有土匪攻门，可往下射击和浇开水。有的土楼大门还安装了防火水柜、水槽，若来犯之敌放火烧门，只要一按开关，水便顺门而下，以灭火护门。土楼本来已坚固异常，但为防万一，有的土楼还夯筑了夹墙。万一外墙被炮火轰开，土楼仍有夹墙支撑，安然无恙。土楼内有各种齐全的生活设施：设于天井的深水井，是被围困时的水源，楼内有砻、碓等加工粮食的设备。这一切都使匪敌久攻不下。至于那些四角建有高耸碉楼的“四点金”，更是领盗匪望而却步。 三、封闭性 客家民居，不论土楼还是围屋，五凤楼，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厅堂，天井，都以走廊，巷道，楼梯相通，住户生活方便。然而，它们对外则是全封闭的。土楼一般只开一个正门一个后门，或一个正门两个侧门，围屋，围龙屋的各横屋，半环形围屋，皆设有门楼。万一有盗匪打劫，只要把门一关，便封闭得严严实实的。 四、合族聚居性 客家土楼，围屋，五凤楼等，一般都规模庞大。永定“承启楼”有300多个房间，面积5376平方米。“遗经楼”有五层楼，面积10336平方米，光是厅堂便有51个。难怪日本一位建筑学教授看了永定土楼后写道：“这动人的客家土楼，与其说是一幢庞大的住宅，不如说是一座小城市”。 如此庞大的民居，正是为了适应聚族而居的特点。“承启楼”最多时曾住80户，600多人。家乡罗氏围龙屋，有300多个房间，为罗氏50户人家，350人所共居。住户虽多，但由于房间、厅堂、天井也多，能以厅堂及天井和若干房间组成一个个生活小单元，又令住户各各得其所，显得幽雅，舒适。 值得一提的是土楼、围屋的“心脏”——祖宗祠堂。这里是族长聚集各户家长议事的地方。逢年过节，合族的每家都挑着各种供品，到这里祭祀祖先。男儿娶亲，须在祠堂拜天地，叩祖先，宴宾客。闺女出嫁，向列祖辞行后，方可罩上盖头，踏着象征团圆的大圆匾出阁。老人谢世，祠堂成了举哀发丧的灵堂。就这样，一座祠堂将合族融洽地凝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