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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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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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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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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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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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结束三国之后，司马家将新王朝取名字为“晋”，是有原因的，这个晋字，是和“晋王”这个爵位有关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司马昭以及哥哥因为被魏帝被封为晋王在先，且给其的封的地盘包括太原和上党等10郡，大约是现在的山西一带，所以现在山西的简称为晋。

司马炎继承了他父亲司马昭的晋王爵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要讲究名正言顺，否则，没人跟其后面效劳，能够领导群雄，有名有爵才会有号召力。 

曹魏景元四年，也就是公元263年时，司马昭实际已经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他受封为晋公，第二年，进爵晋王，这路子完全走得就是当年曹操的路。所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点冤枉他了，毕竟他和曹操都是一丘之貉，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区别。   

到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承袭晋王爵位，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当君主了。有曹丕做榜样，一切程序都驾轻就熟，当时文臣武将们也没有太多反对。名义是“禅让”，诏书中要指明禅让给谁，不能先罢黜“晋王”，另立名号。

因此，司马炎看似惭愧地接受皇帝的位子，定国号为晋，以示他对前朝的感恩。

他既当了皇帝，名义上，还遵守了该有的礼制，这样就是师出有名，当皇帝当得硬气，名正言顺，省得一些饶舌之人，说什么谋逆的鬼话。

　　三国历史简介：

　　三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并实际上以丞相的职位掌握东汉政权，取得“魏王”称号，加九锡。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承其位，同年强迫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将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曹氏政权，国号“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政权正式灭亡，三国时代正式开始。221年，以益州为根据地的刘备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同年，割据扬州、荆州、交州等地的孙权接受曹魏政权的册封，开始称“吴王”。229年，他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吴”，史称“东吴”。已经事实上控制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于263年吞并蜀汉后，司马炎于265年废魏元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西晋于280年攻克江南的孙吴政权，正式统一中国，三国时代就此结束。

　　三国历史概述

　　汉章帝以来，东汉政府一直处于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这两大集团力量的互相斗争，形成了东汉独特的政治局面；权力每次交接，无不伴随大规模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东汉帝国的势力。

　　公元184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以张角三兄弟为首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为了镇压黄巾起义，一方面放权到洲牧、太守，一方面默认并支持地主阶层组织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基本上把黄巾军镇压下来。但是经过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已经遥遥欲坠，加上权力下放到洲、郡一级和容许地主阶层拥有私人武装；各洲牧、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推举德高望重或有能力的当坞帅，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灵帝亡，刘辩即位；宦官和外戚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为了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何进听取袁绍建议，征调四方猛将、英雄豪杰率兵入京，造成董卓乱政；地方势力借口讨伐董卓，纷纷招兵买马，后王允计杀董卓，西凉军阀再度把持政权，并互相拼杀；而各地军阀为了抢夺地盘，纷纷兵刃相交，乱世正式来临。

　　公元196年，盘踞衮州的曹操击败吕布，听取部下的意见，推行屯田，并西迎献帝，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其后击败刘备、袁术、吕布等，占有衮、司隶和徐州、青州的一部分；河北的袁绍也攻克易京，彻底消灭军阀公孙瓒，占据了翼州、幽州、并州、青州的绝大部分，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江东的孙策先后打败许贡、王郎等人，占有会稽、丹阳、吴郡等地，在江东立稳了阵脚。荆洲的刘表、益洲的刘焉、刘璋父子也成为军阀中的有力竞争者。

　　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骑兵万余，南下与青少年好友曹操争锋，曹操先后击杀袁绍勇将颜良、文丑后勒兵官渡；袁绍在正面战场无法撕开曹操防线，同时在青州、并州和曹操后方汝南开展第二战场，先后被曹操采取相应措施一一瓦解。后曹操放火烧掉袁绍屯放于乌巢的军粮等军用物资；袁绍大将张郃、高览投降曹操，袁军士气全无，曹操乘机发动大反攻，杀万余，俘虏7万余。其后袁绍一蹶不振，二子争位，曹操加以利用，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丸，出其不意，大胜，平定了北方，一举成为最强大的军阀。江东孙策准备在曹操和袁绍决战时偷袭许昌，不料正在加紧策划的时候给刺客刺杀，伤重身亡，其弟孙权即位，加强了对南方发展的力度。

　　公元208年，荆洲牧刘表病死，幼子刘琮在地方豪强蒯良、蒯越兄弟和舅舅蔡瑁的支持下当上了荆洲牧；寄居刘表的刘备和江东孙权也加紧抢夺荆洲；曹操知道刘表死亡后，马上率领精锐骑兵5000，轻装简备，日夜兼程，南下抢夺荆洲；并于长坂击溃南逃的刘备；刘琮投降，曹操拘有荆洲大部分。孙权、刘备为了对抗曹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208年11月，曹操率领14、5万大军，水陆并进，进军赤壁，与孙刘联军对持。周瑜用黄盖计，大烧曹操连环船，加上曹军水土不服，大败而归，荆洲所受降的水军全部死亡或者投降。曹操失去了水军和部分的嫡系部队，急剧上升势头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致力于北方。赤壁之战后期，周瑜与曹仁在南郡展开激烈争夺，刘备乘机抢夺了荆洲南部四郡，并派关羽北上攻打襄阳，被守将乐进击败；经过一年的争夺，曹仁不得不奉命撤回襄阳，彻底失去了南下的据点；同时，孙权从合肥方向进攻也被曹军挫败。

　　公元211年，刘备听取谋士庞统、诸葛亮的建议，留关羽镇守荆洲，自己带领大军借口抵抗张鲁，入川谋取益洲；经过3年的争夺，终于夺取了益洲。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公元214，曹操借口进攻张鲁，挑拔关中割据势力马超、韩遂等公开作反；曹操乘机消灭关中势力并一举攻下割据汉中的张鲁；刘备恐惧曹操乘机攻击成都，马上向孙权退步。公元218年，刘备在攻取三巴后，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北上争夺汉中，击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不得不亲自到汉中前线指挥作战，无法挽回败局，不得不退出汉中，也失去了进军益洲的据点，三国势力达到了平衡，鼎立局面正式出现。

　　公元219年，关羽受刘备胜利胜利攻取汉中的鼓舞，出兵进攻襄阳，遇上山洪爆发，水淹曹军于禁所督7支救兵，包围襄阳、樊城；曹操马上派遣徐晃领军救援曹仁，同时和孙权达成短暂同盟，徐晃于襄阳城外击败关羽；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偷袭南郡，并利用政治手段来巩固在荆洲的统治，擒杀企图逃走的关羽；彻底粉碎了刘备利用南郡为据点北上攻取襄阳并乘机进军中原的战略。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即位，同年称帝，国号魏；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进位称帝，国号吴；三国才正式出现。

　　公元222年，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自己带领步兵主力，准备夺回南郡。孙权求和不成，任命陆逊为都督，领50000大军，横兵夷陵，阻挡刘备大军，并利用刘备补给线长远的优势；刘备求战不成，士气日益衰减，加上天气炎热，放松戒备；陆逊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先是派朱然带领水军主力，截断刘军归路，然后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刘备经此一役，元气大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自己也死于白帝城。

　　公元229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利用魏文帝曹丕病故，出师汉中，北伐曹魏；派赵云为偏师，扬言从斜谷攻打长安，吸引曹魏主力；自己亲自带领7-8万大军，从祁山出发，准备夺取关西。曹睿亲临长安，派大将军曹真带领10万大军拦阻赵云，同时派驻防关中的名将张郃带领5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救援祁山。张郃在街亭大败蜀汉先锋马谡,诸葛亮失去了街亭，处处为张郃所制，无奈只有退兵。后蜀汉多次出兵，都被对手张郃、司马懿所牵制，由于补给不足，不得不退兵。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对阵于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出；8月，诸葛亮病亡，蜀汉退兵。

　　公元241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消灭曹魏宗亲曹爽势力；255年，257年，司马师、司马昭分别平定曹魏余党；确立了西晋的基础。

　　公元263年，曹魏以钟会、郭淮、诸葛绪带领共18万大军进攻蜀汉。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姜维；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取汉中后与姜维相对于剑阁。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历经艰辛，突然出现在成都附近，诸葛亮子诸葛瞻战死，后主阿斗遂投降；蜀汉灭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称帝，改国号晋。

　　公元279年12月，司马伷自驻地下邳向涂中，王浑出江西，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胡奋出击夏口，杜预自

　　驻地襄阳进军江陵，王浚、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大举进攻东吴。公元280年，王浑于三山击溃东吴丞相张悌主力，不久，吴主孙皓投降；西晋统一全国，三国正式宣告结束。

　　黄仁宇 ：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浚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浚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浚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马相伯后人现状不容乐观，他们面临着贫困、社会落后、文化落后等问题。

首先，马相伯后人的贫困状况严重。他们的收入水平低，生活质量低，缺乏发展的机会，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住房等。

其次，马相伯后人的社会落后。他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缺乏技能培训，缺乏就业机会，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缺乏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

最后，马相伯后人的文化落后。他们缺乏文化素养，缺乏文化知识，缺乏文化信仰，缺乏文化认同感，缺乏文化自信心。

为了解决马相伯后人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他们的经济支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支持，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加强对他们的社会支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加强对他们的文化支持，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法律保护，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在三国时期的司马家族主要有：司马懿：三国时曹魏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权臣；司马师：三国时曹魏权臣，司马懿长子；司马昭：司马懿之子；司马炎：司马昭之子，西晋开国皇帝等。另有西汉的司马迁等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