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悬案，袭警案排在第一，移宫案排在最后，红丸案是高潮。人们特别关注红丸案，因为这是一件涉及皇帝的生活。红丸遗风红丸，又名红丹丸，是宫中特制的春药。春药在我院历史悠久。汉代就有了神衫胶。汉高祖刘骜和赵合德一起服用了七粒t恤胶水，每次一粒幸运丸。结果他全身发烧，精液不断流出，死了。魏晋有武士三，晋惠帝及其大臣赤身裸体，与嫔妃、宫女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武士三。唐代在乌石散的基础上，加入桑螵蛸等壮阳补肾的药物，称为阳起石。到了明代，又增加了雄蚕蛾，称之为颤抖的娇。金瓶梅年，大*妇西门庆靠着从光头和尚那里得到的鸣啭，与潘金莲和李瓶儿打了起来。到了明朝，春药达到了顶峰，成为好色之徒及其无常的帮手。明朝皇宫通过长期奖励来吸引提供这种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奉上秘方的人就络绎不绝。陶闻仲是掌管仓库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因在宫中供奉秘方而受到嘉靖的青睐，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壮阳的秘方是红丹丸。这种红丹的制作方法很特别：处男第一次月经必须盛在金银容器中，半夜第一滴露珠，加乌梅等药，煮七次浓缩，再加乳香、没药、朱砂、松脂、尿粉，搅拌均匀，用火炼，最后成形为固体，制成药丸。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从姬妮中挑选三百名11-14岁的少女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了三百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拔十岁以下民间妇女一百六十人；同年11月，选出20多名湖广民间妇女；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少女原来是嘉靖皇帝的渣滓药房。王世贞西城宫词，陶的学者闻仲的时代，写道：两个角是绿色的，两个是红色的，但它们之间没有联系。自身体的边缘作为延长生命的药物，憔悴在春风和雨水中。它关于这些可怜的小女孩。由于嘉靖皇帝激烈的情欲和无情的破坏，一场宫女暴动，在中国绝无仅有的历史，被触发。以杨为首的十几个宫女一起上阵，把嘉靖帝勒死嘉靖皇帝的脖子来根据朱东润据考证，嘉靖皇帝的儿子穆宗36岁时死于这种红丹。宫廷内外，肉欲泛滥。它毫不奇怪，朱常洛皇帝的继承人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的贪婪和*荡，再一次落到了这颗红丹丸上。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叫张珲的人，手持枣棍，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还打伤了宫内侍役李健。目的当然是杀死王储。这就是著名的爆炸案。原来，朱常洛，皇帝的长子，出生于宫非。按照封建社会的原则，他应该被立为王子。但万历皇帝宠爱，想立的儿子朱为太子。由于朝臣的强烈反对，建立保护区的争议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朱常洛20岁结婚，他才被迫成为王子。爆炸案一发生，人们马上就想到了郑贵妃。深入调查证明是由郑贵妃执事太监庞豹和刘成。大臣们怒不可遏，必须再次追捕罪犯。郑贵妃做贼心虚，于是向万历皇帝哭诉。万历说，我我害怕

万历皇帝说：我父子亲。你为什么总是疏远我父子？说着，他拉着朱常洛手，儿子孝顺，我很喜欢，怎么能换太子呢？想改，早就改了；现在孙子孙女都长大了，应该不会再有这种八卦了。然后，朱常洛王子也说，我们父子那么亲，你们却在接连说话。它这不仅是你越权，也是我不孝。再也不要这样了。万历问大臣们还有什么意见，大臣们都磕头致谢。有一个无良的御史，叫刘光甫，刚开始说话，还没等他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就被万历一声喝倒了。他立刻被几个太监扔下来，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内阁吴道南当场吓坏了，大小便失禁，又聋又瞎，像个木偶。最后，张叉王子说业务是张查这是我们的事，不允许集体惩罚。大臣，谁敢再讨论？只有立即从朝鲜撤退。第二天，张槎被斩首。过了十天，郑贵妃派来策动张骞的两个太监庞豹和刘成的麻烦，在皇宫里被悄悄地处决了。杀了人，死无对证，袭击案就结束了。明朝的伟哥悲剧就在这个时候，郑贵妃终于意识到废除皇太子已经成为泡影，而朱常洛才是未来的皇帝。于是改邪归正，感谢他的拯救，讨好他。除了源源不断地提供财宝和金钱，她还从自己身边挑选了八位美女供朱常洛享用。朱常洛的体质本来就不好，现在却突然由逆境转顺境，就像一个穷孩子突然变富了，失去了放纵。有了这八位美女，简直更糟糕的是。到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于1620年8月1日登上王位。才勉强支撑着完成了登基大典。做了十多天主任，然后就卧床不起了。当晚，八大美女之一的吴赞在床上伺候。朱常洛吃了一颗红丹，大发雷霆。虽然敏感的吴赞一再提醒皇帝保持克制，但朱常洛太激动了，以至于他狂笑不止，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求助于医生。同一天，泰医院得到了的推广。我听说皇帝是极度活跃和狂躁的，但我不不知道是不是阴虚肾虚，还以为是邪热。法国mpa大学兼职教授何乔拿起一支笔，开出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当你知道哪个剂量到位了，嗣帝千里奔袭，日夜拉三四十次。朝廷的一个重要官员立即去蜀国，控告崔文生，说皇帝体质弱要补，泻药误用。崔文生也马上为自己辩护，说新皇帝的病因是他用了很多红丹丸，生活混乱，与其亡羊补牢，不如亡羊补牢。新林东党议员立即站出来，称崔既有利于圣弓之病，又有损圣弓之名。意味着你的用药加重了圣病，你敢泄露红丹丸的秘密，从而败坏了嗣帝的名声。然而，新皇帝国王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叫来侍郎和王储来安排葬礼。这时，皇帝突然睁开眼睛问道：我听说有人从红红庙里来取药。他在哪里？辅佐方易哲回答道：红红寺的李成有卓说他有神仙能治圣疾，我没有我不敢相信。然而，皇帝知道他快要死了，想试试这种仙丹，并立即派人通知李到宫里，并告诉他赶紧吃药。李吃了一颗红色的药丸。是红丹药丸还是另一种红色新药？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只见内侍手持一颗红丸，侍奉皇上吞服。不一会儿，皇帝他的哮喘平静下来了，呼吸也逐渐平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皇帝甚至说李是个骗子

这个红色的药丸是什么药？李不是内科医生。皇上病危，他怎么敢吃这种药？在谁的命令下？五年前被废的两派再次摩拳擦掌，卷起新一轮的党争。有人认为这个李克燃丸是红丹丸，只是一种普通的中药。中药大多属于升阳强火的热药。皇帝大泻，阴寒无孔不入。用药物制造水也是正确的方法。什么更有甚者，明朝皇帝多为情欲所驱使，很多人以春药为滋补品，从而走上了坦荡的仕途。李没我不想要这个。它这只是他运气不好。也有人认为这种红色药丸是道家仙丹，从那种药的颜色可以推断是由水银提炼而成的水银化合物。明朝皇帝想长生不老，大多以方士自居。宪宗时期，有千余名僧道，名为真人、法师、法王、禅师、佛师。景帝隐居西苑万寿宫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业。炼金术士经常冒险使用救命的灵药来对付垂死的病人。他们死的时候病得没救了，但是一旦活下来就名利双收了。李的心态也差不多。另一些人认为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服用春药是超出常识的。李不是t疯了，明知道这个病人是皇帝，怎么敢这么胡来？什么此外，朱常洛滥用春药，放纵自己。他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和安静的休息。他怎么会用这种虎狼之药来火上浇油呢？李显然是被别人利用了，故意服用这种药物来加速自己的死亡。他的罪责不再是误用红色药丸，做了一件好心办坏事，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红丸案之所以成为纠缠多年的大案，就是因为这最后一句话。原来，进入泻药而使病情突然加重的崔文生，原是的部下，李和会稽方从哲将其带到宫中。因此，太子宝派的人一致认为崔和李不听话，应该处死。不仅如此，还应该调查主谋。这个策划者，当然是指郑贵妃。与以前略有不同的是，首席侍郎方也成了众矢之的。方哲无法t阻止不了这种攻击狂潮，慌忙去高层要求任命，以求逃避。但他入仕后，谴责他的文章仍如雪片般飞来，其中礼部尚书孙的论述最为严厉。他说：我认为：哲学中没有恶，但哲学中有恶；如果你想放弃你的名字，那这是很难避免的。年，我想成为父亲的禁忌，但我没有没写直就不敢吃两粒浙连药，皇帝一瞬间就崩溃了。我恐怕一百张嘴也能不能留给后代解决。邪逆天道，无生之道。对此，方只是竭力为自己辩护，同时要求自己斩断官阶，甘愿远行他国。这个时候，内廷有很多照顾他的太监，外院也有很多站出来为他说话的官僚，但事情纠缠在一起，难以收场。最后，到蜀中，详细解释了他进入红丸时所目睹的一切，并建议将李和崔文生分别处理，才勉强压制了舆论。谢晗为人正直，不依附于方，而且他在进入红丸前几天才入阁。他也是进入红丸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可以平息舆论。李被判驻军，而崔文生则被送往南京安置。红色药丸的案子，这里是暂时的和解。丸山中国的下一个皇帝是明朝的朱由校，天启皇帝。天启期间，魏忠贤与朱由校的护士来了

本文要说的这起刺杀案，与明代晚期的宫廷三大案有关，明朝宫廷三大案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刺杀案就是三案中的梃击案，也是最先发生的案件。梃击案发生后，朝野上下开始掀起阵阵风浪，皇帝、后妃、皇子、太监、百官，无不卷入其中。梃击案发生的缘由，要从一个刺客开始说起。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一个名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趁着夜色闯入了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宁宫，在打伤守门的太监后被众人抓获。这个刺客的行刺的方式很低级，仅仅拿着一根木棒就敢闯入皇宫行刺太子。如果此人不是疯子，那这背后肯定会有大阴谋。

张差行刺失败被抓，在几个刑部官员审理后得出结论，犯人是个疯子，在老家受了委屈，就跑来京城伸冤了，闯入慈宁宫纯属意外。结论一出，原来此人还真是个傻子。但此案后来又被审理了一遍后，有了重大发现。刺客张差其实不疯也不傻，他能到皇宫内，是被郑妃手下的太监放进宫里的。有人怀疑是郑妃想谋杀太子，不过郑妃毕竟是万历皇帝的宠妃，皇帝也不想深究，于是把张差处死了事。并把郑妃手下与此案有关的太监庞保和刘成二秘密处死后，此案就算了结了。

但是，梃击案并非如此简单，此案的争议点在于：张差刺杀太子的幕后主使到底是不是郑妃，还有人怀疑此案是太子朱长洛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目的就是为了陷害郑妃。梃击案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但是，此案之后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争斗，却让明朝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甚至影响到了明朝的生死存亡。

梃击案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有着密切联系，万历皇帝宠爱郑妃，并希望将郑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册立为太子，但这违反了“立嗣立长”的祖训，遭到朝廷大臣和东林党的反对，万历皇帝无奈只好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梃击案中有人怀疑是郑妃找人刺杀太子，就是觉得郑妃应该是心中不平，所以才想出谋杀太子这一招。

梃击案之后就是红丸案，正是因为第一次行刺朱常洛毫发无损，才有了第二次的红丸案。这是发生在万历皇帝驾崩，朱常洛继位后的第一个月，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稳，朱常洛就病倒了，后来有人进献了两颗成分不明的红丸，说是“仙方”，朱常洛吃后就猝然离世了。进献红丸的幕后主使是谁？朱常洛的死与红丸有没有关系，也都很难查清楚。但红丸案使明朝的党争更加激烈了，朝中许多大臣都受到牵连，东林党也借红丸案开始铲除异己。

红丸案还没弄明白，移宫案又开始了。移宫案并不复杂，就是妃子李选侍在乾清宫照顾病重的朱常洛，在朱常洛驾崩后，她为了给自己谋求个太后的位子，就挟持皇长子朱由校，赖在乾清宫不走了。直到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天，她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后来还是在内阁大臣和宫内太监联合驱赶下，李选侍才万般无奈地搬出了乾清宫。

移宫案虽然简单，但有个深远的影响，就是在此过程后，一个名叫魏忠贤的太监获取了皇帝朱由校的信任，并在后来权倾朝野。魏忠贤与群臣结下梁子，是因为他在移宫案中与李选侍站在了一边。在那之后，魏忠贤更是成为了朱由校打击东林党人的武器。

这宫廷三大案结束后，可以说将明朝宫廷里里外外扒了层皮，朝廷元气大伤，此时的明朝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随着权力的更迭，这三大案后来又经历了两次翻案，最终也彻底耗尽了明朝统治阶级的精力，将明朝推入了万丈深渊。

第一次翻案是因为魏忠贤要打击东林党，三案就变成了他手中的工具。通过给三案翻案，许多东林党和文官集团中正直的大臣，都被魏忠贤给陷害了，他们或是入狱，或是被杀害，这也导致朝廷损失了大量人才。

第二次翻案是在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之后，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崇祯又将三案给翻了一遍，这次翻案主要是崇祯皇帝想要处置魏忠贤。因为魏忠贤在朝中势力过大，对于刚登基的崇祯来说，是一个尾大不掉的祸患，所以第二次翻案自然水到渠成。

三案被翻案两次之后还有余波，后来朝廷中各个派系只要斗争还在，都免不了拿三案来当成攻击对手的工具。甚至在北京沦陷后，南明政权中仍然会有关于三案的争执，不同派系之间还因为三案的争执而兵戎相见。直到南明朝廷覆灭，三案才算画上了句号。

可以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演变到后来无法控制的局面，就是从张差那个三流刺客开始的，他一次失败的行刺，让朱常洛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之后的事情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影响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无休止的党派斗争，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让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无不牵涉其中。统治阶级甚至无暇顾及军事、财税等帝国命脉，把心思都放在这些争斗上了，这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 ”药渣”。 明末三大疑案，「 ”梃击案”在前，「 ”移宫案”在后，「 ”红丸案”正当 。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 ”红丸案”，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大案。 能进入后宫给皇帝当妃子的女人并不多。皇帝有权精选全国女孩中的精华入宫为其服务。被选中的女孩入宫前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皇家会对其年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解、测试。 体检时，每一道程序都十分仔细。容貌娇好，身材秀长，生理上更容不得有半点瑕疵，即便皮肤上长了一颗小黑痣，都会被淘汰掉。 「 ”红丸”遗风 「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 。 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 ”慎恤胶”，汉成帝刘骜同赵合德一起，把「 ”一丸一幸”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结果浑身发烧， 流注不止而死。魏晋有「 ”五石散”，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宫女一起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 ”五石散”。唐宋在「 ”五石散”的基础上，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称为「 ”阳起石”。明代又加入雄蚕蛾，被称为「 ”颤声娇”。在《金瓶梅》里，大*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李瓶儿，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 ”颤声娇”。 到了明代， 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成了色鬼们*乐的帮手，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起，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 秘方，就是「 ”红铅丸”。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 ”药渣”。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写道：两角鸦青两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宫廷内外， 横流。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枣木棒，闯进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把内侍李鉴打伤，究其目的，当然是想打死皇太子。这就是有名的「 ”梃击案”。 原来，皇长子朱常洛是恭妃所生，按照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理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由于朝臣的极力反对，立储之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朱常洛二十岁大婚之际，才不得不勉强把他立为太子。 梃击案一发生，人们就立即想到了郑贵妃。深入一查，果然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再追元凶。郑贵妃做贼心虚，便向万历帝哭诉。万历说：「 ”事情闹成这样，怕难解了。如果皇太子肯出面，也许倒好办。可是，你得亲自去求求他。” 郑贵妃无奈，只得去求那个一向被她欺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皇太子。《明史》记载：「 ”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皇太子地位脆弱，也愿意就此息事宁人。于是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大臣。注意：此时的万历不临朝视事已达二十五年之久，绝大部分的大臣都从未见过皇帝。 万历皇帝说：「 ”我父子亲密无间，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父子关系”说着，他拉起朱常洛的手，「 ”此子孝顺，我非常喜欢，怎么会更换太子呢要是想换，不早就换了;现在孙儿辈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闲话了。”接着，太子朱常洛也说：「 ”我们父子如此亲爱，你们却是议论纷纷，这不只是你们目无君长，也使我陷入不孝之地，此后万万不可如此。” 万历问群臣还有什么意见，众大臣都叩首谢恩，噤若寒蝉。有一个不知趣的监察御史，名叫刘光复，刚刚开口启奏，还不知是说了什么，就被万历大喝一声「 ”拿下”，立刻被几个宦官扑倒，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阁臣吴道南当场吓倒，屎尿失禁，耳聋目盲，竟如木偶一般。 最后太子发话：张差的事就是张差的事，不许株连。众大臣谁敢再议立即唯唯退朝。第二天，把张差杀头了事。十多天后，又悄悄把郑贵妃派出策动张差闹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处决。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梃击案”才算告一段落。

因明武宗无子，皇爷爷明孝宗朱佑樘的侄儿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最终明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

明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要以"吸风饮露之道"成仙，命宫女们凌晨即往御花园中采露，导致大量宫女因之累倒病倒，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趁明世宗熟睡之际企图用黄绫将其勒死，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并下令斩首，首犯凌迟处死。明世宗时期外患不断，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

朱厚熜剧照

明世宗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明穆宗即位后启用老师张居正，隆庆初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被迫退休。

几年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张居正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歪曲高拱想专权，神宗将高拱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张居正辅政期间，裁撤冗官，抑制豪强，改革赋役，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于万历十年病逝。

朱翊钧剧照

张居正死后，二十岁的神宗才得以亲政，便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过神宗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汉家疆，但军费消耗甚钜。

万历十四年底，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由于神宗从小受张居正的严格教育导致了逆反心理，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被废除，复职张居正革除的冗官，神宗日夜纵酒，醉怒杀人。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处敲诈勒索，搜括民财，民怨四起。

张居正剧照

当时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恭妃王氏是太后的侍女，神宗探望慈圣太后时索水洗手，私下临幸了王氏，碍于面子秘而未宣，太后问起才承认，之后生下皇长子，王氏被封为恭妃。

当时因郑贵妃得宠，神宗想违背"立嗣以长"的祖训，册立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东林党的反对，神宗借口皇后无子嗣，迟迟不立太子。神宗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索性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建储之争，激化朝内党争。万历二十九年神宗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福王也没有就任藩地，而是留居京城，皇帝谁都不见，可是对福王却朝问昔答，就这样又过了十年。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篡夺太子之位。事涉郑贵妃，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神宗没有细查，以疯癫之罪公开杀死了张差，并密杀了庞、刘二太监，神宗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福王只好离京就藩。

张差梃击案背后主使是不是郑贵妃已无定论，也有人怀疑是太子自演自导的一出苦肉计，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而梃击案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无人知晓了。梃击案遂成为晚明三大疑案之一。

由于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天灾不断，人民不堪重负，万历二十七年山东、湖广等地发生暴动，二十九年江南、江西、云南等地暴动，神宗也只翻看奏折而不理。 北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公开与明为敌，以杀祖杀父之仇“七大恨”告天，南下伐明，势如破竹。

后金攻克抚顺后，神宗才令兵部调十万人，谎称四十七万。国库空虚，军饷不足，神宗不愿自己出钱，于是追加天下田赋，三年三增。“萨尔浒之战”明军伤亡惨重，后金实力大增，由此明朝变攻为守。

神宗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却将大明弄得一塌糊涂，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其长子朱常洛登基，为明光宗。

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中午，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手持枣棍，闯入明太祖朱常洛居住的刺青宫，殴打众人，打伤多名守门人，直至击中殿前屋檐。那时候，喂奶和叫嚷，一起。关汉本以其敏捷的眼神擒获了持棍之人，宫中归于平静。这就是明代著名的“邦案”。

光天化日之下，持木棍闯入皇宫，打伤多人。朱常洛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万历皇帝。在此之前，老皇帝已经多年不上朝了，他立即命法务部提审，巡视皇城。刘被依法当场讯问。那个叫张叉的人，没说几句话，就开始自己颠三倒四，像个疯子一样。御史再三质问，张槎却始终信口开河。他问了几个小时关于斋戒和乞求封印的事，但他没有说实话。法官不耐烦地把他交给惩戒部做结论。移交刑部后，由平等人重新提审。

这时，张槎似乎清醒了，答道：“我被邻居李百强、李万仓等人欺负。他们烧了我的柴火。我很生气，打算去北京告状，敲锣打鼓报仇雪恨。于是我在四月中旬来到了北京。我是从东门进来的，但是不认识路，只能一直往西走。在路上，我遇到两个男人，他们给了我一根枣子棒，告诉我用这根枣子棒可以讨回公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可能一下子糊涂了，就去了宫门，伤了好多人。最后，我被抓了。”胡仍然无法做出结论。他认为张槎是个疯子，就把情况告诉了万历皇帝。

酷刑部的囚犯知望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天，王志科给监狱里的犯人分发饭菜，觉得张槎一点也不像疯子。于是他决定再次审问张槎。为了让他说出真相，王志科对张槎说：“如果你说实话，我就给你食物，否则我就饿死你。”张低下了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敢说。”王志科立即命令监狱中的其他看守回避，只留下两名看守亲自审问他。在威逼之下，张玮说出了真相，引出了一场惊天阴谋。

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不是皇后。万历皇帝和一个王兴宫女有染，那个宫女怀了孩子，但是他不喜欢她。万历皇帝的真正幸运是郑贵妃。14岁成为霍德的姐姐，也是19岁的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美丽、聪明、机警，敢于毫无顾忌地戏弄和嘲笑万历皇帝，同时又能倾听皇帝的抱怨。她为皇帝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第三个儿子朱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因此，万历皇帝真心希望朱继承皇位，但按照祖训，应该册封为皇太子。

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早点立太子，免得惹事生非。后来，朱常洛被正式确立为王子，当时他20岁。一位来自郑贵妃的同事没有放弃。同年十月，朱被封为，应离京赴任。然而，在郑贵妃的要求下，他从未离开过北京，一直在寻找机会。太子朱常洛地位不稳，双方明争暗斗，直到张珲持棒在刺青宫大闹。

据张查说，他真名叫张五儿，父亲已经去世，至亲是马三九、李外甫等人。他们让他跟着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老人。只要他按他要求的去做，完工后就给他30亩地。于是他和他老头一起去了京城，来到一个大房子，另一个老头请他吃饭，跟他说：“你先冲进去，撞上一个，杀一个，谁也杀不死。我们会救你的。”饭后，领着他穿过厚厚的装货门，进了刺青宫。门卫不让他进去，所以他打伤了门卫。

后来被抓了，问老人是谁的时候，张玮就不说话了。万历皇帝一听，似乎有什么隐情。他命员外郎吕梦龙再次审问张珲，并引诱他：你若画出进宫之路，说出所遇之人的名字，不但可以赦免他的罪，还可以偿还他烧的柴火。张信信以为真，曰：“叔有三姓，李父名寿才，皆住冀州井儿峪。前面那个不知道名字的老人，其实是修铁瓦寺的庞宝。我三叔和我公公经常把骨灰送到庞放骨灰的地方。庞保和刘成在玉皇殿前商量，我三叔和公公逼我拿棍子进宫。若能打中太子，便有饭吃，有衣穿，又有个小舅子相谋。”然后画出进宫的路径。

卢梦龙立即派人调查取证，并逮捕了马等人。经核实，张槎所说基本正确。而庞豹和刘成，只是两个太监，地位低下，不可能单独有这样的勇气。但他们都是郑贵妃的内侍。难道不是郑贵妃在背后支持吗？当时，朝野一片哗然，有人猜测郑贵妃想谋杀王子，以帮助建立斧王。消息传开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来见万历皇帝。

看到双方如此对立，万历皇帝指着郑贵妃说：“我无法摆脱群众的愤怒。请你自己去问王子！”

看到父亲的愤怒和他的声音，朱常洛心软了，说：“只要张槎一个人，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请责令处罚部门尽快处理，不能牵连其他人。”万历皇帝听了这话，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太子说得对。”万历皇帝看到郑贵妃牵涉其中，就不想追究了。最后，张珲被处死，马等人被发配边疆，而庞豹和刘澄暂时没有被追究。一个爆炸案就这样结束了。张槎遇袭的幕后黑手真的是郑贵妃吗？也有人怀疑是王子导演了一出“苦肉计”来陷害郑贵妃。反正打人案的真相恐怕没人知道。殴打案成为明代三大悬案之一。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1368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到1644年，共276年，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48年。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明神宗的一些资料。

　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基本信息

　个人成就

　主要成就：开创万历中兴;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战争;征收矿税银等

　个人概况

　本名：朱翊钧

　别称：万历帝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北京裕王府

　出生日期：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9月4日

　逝世日期：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8月18日

　其他信息

　登基年龄：10岁

　在位：48年

　庙号：神宗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儿子，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1]

　冲龄即位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内阁争纷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 。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18]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太岳辅政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万历怠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2]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执政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

　与世长辞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A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腐败肯定算不上，他是最勤政的皇帝，历史上批奏折最多的是雍正，接下来就是他了。

C嘉靖皇帝（朱厚骢），世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与大臣争大礼十几年，就是要追封自己的爹为皇帝，因为他不是正统继位的，是因为上一任皇帝没有儿子才做的皇帝，虽然一生勤于练丹修道，但权力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奸臣严嵩最后也是在他自己的手里处理掉的，最无能算不上。

D万历皇帝（朱翊钧），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最早的十年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一度大治，但张死后，所有的政治主张都被否定，后来又因为想立自己的第三子跟大臣争了十几年（按明朝体制，不能废长立幼），在位二十几年不上朝，但万历在位还是有万历三大征，就是打赢三场大仗，包括抗日援朝。

B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七年，上位的时候就有移宫案，后来又勤于做木匠，国是都交给魏忠贤，最后病死，据说是因为溺水生病，但体质可见也是很差，这跟荒*过度有关，魏忠贤直到他的弟弟朱由检做皇帝才解决掉，所以，天启应该是最腐败无能的皇帝了。

其它的皇帝都还好，最差劲的算是泰昌皇帝，才做了二十九天皇帝就死了，但他还是有一些政绩的，比如除贪官。

太祖，文帝，成祖，仁宗，宣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前面三位自然算不上，仁宣之治也算不上，所以最终的答案应该是熹宗了。

郑氏（？～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 “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