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氏族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0浏览:4收藏

许氏族谱,第1张

许姓,是中国百家姓排行26位。属舜帝姚重华姚姓妫姓姬姓子孙衍生姓氏。许姓南迁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有河南许姓将佐随往,在福建安家落户。唐僖宗时,侍御史许爱镇守漳州招安,后入晋江石龟。唐以后许姓大举南迁繁衍于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宋末元初,许氏有一支徙广东。明代福建人许冲怀、许申移居台湾,此后许氏又多次向台湾迁徙,进而移居海外。迁至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福建许氏,有的融入侗、壮、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

源流一

出自姚姓妫姓衍生的姬姓,为颛顼后裔吴回生陆终,陆终长子曰樊,樊为已姓,封于昆吾,为昆吾氏,尧舜时期昆吾氏首领许由为当世大贤,死后葬于箕山,后人多以许由为许氏始祖。夏之昆吾为商汤所伐灭,后人迁徙至河南许昌。

源流二

出自姜姓,以国为氏,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许氏与齐氏同祖,为上古四岳伯夷之后。"四岳"(尧舜时四方部落首领)是由姜姓发展出来的四支胞族,他们和姬姓部落结成联盟,跟"子姓"商族平行发展。以姬姓和姜姓部落为主的盟军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姬姓国--西周。周成王时,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其中商的旧地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和姜姓诸侯国,许国正是被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其始祖为文叔,也称为许文叔。春秋时,许国称为楚国的附庸,战国初期被楚所灭。许国亡国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许氏,史称许姓正宗。

源流三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文公之子姬其许,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春秋时期。卫国君主文公姬毁生有公子姬其浒,亦作姬其许,后出任卫国大司徒,主管征发徒役,兼管田地耕作与其他劳役。姬其浒辅佐父亲卫文公实施减赋税、少刑法,与民共苦的政策,使卫国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并迅速强大。姬其浒的哥哥就是著名的卫成公姬郑,曾被大夫元咺一度废黜,后在春秋霸主晋文公姬重耳的帮助下恢复君位。卫国大司徒姬其浒留给后世最称道的,就是从他开始有了“司徒”这一复姓。

在姬其浒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春秋战国时期,“浒”与“许”二字通假,故而亦称许氏,但读音作hǔ(ㄏㄨˇ);而更多的姬其浒后裔则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称司徒氏。

源流四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顺布鲁氏,满语为Sunbulu Hala,世居哈尔敏(今吉林浑江),后多冠汉姓为许氏。

⑵满族伊拉哩氏,亦称伊里氏、伊拉礼氏、伊喇立氏,为满族著姓之一,满语为Ilari Hala,汉义“开”,世居乌喇(今吉林永吉)、叶赫(今吉林梨树)、蜚优城(今吉林珲春三家子乡高丽城村)、伊罕阿林城(今吉林市东北十五公里处)、松花江等地。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满族、锡伯族伊拉哩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许氏、伊氏、何氏、赵氏、尼氏、潘氏、苏氏、岳氏、禹氏、仉氏、柏氏、樊氏、郝氏、靳氏、李氏等。满族许氏读音皆作xǔ(ㄒㄩˇ)。

源流五

源于其他各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清朝以后,在广西泗城府(今广西凌云)土司、黎族、瑶族、彝族、土家族、阿昌族,以及北方地区的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许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许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六

源于姜姓,出自尧舜时期的高士贤人许由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文献史料及考古发掘所证,许由是尧舜时期的高士贤人,居住在箕山。他逝世后被葬在箕山,后人称为许由山。四千多年前活动于颖水流域的箕山之下,其后人在许由逝世后取其名讳为氏,称为许氏。许由,亦称许繇,尧帝年老后曾有意把帝位让给他,他固辞不受,避而逃至箕山之下,农耕而食。后来尧帝又请他出来作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据说,许由之所以这样做,是受了古代隐士巢父的影响。尧帝先是想请巢父接替自己的君位,巢父不接受。尧又想让位于许由,巢父便教许由隐居躲避。

该支许氏族人以高阳(今河北高阳旧城)为郡望,他们都是许由之后裔,读音作xǔ(ㄒㄩˇ)。许氏族人大多尊奉许由为得姓始祖。

人物简介

安邦彦是明朝末年西南的川贵等省历史上著名的“奢、安之乱”的主要头领,曾经在明代天启2年(1622年)2月7日,率10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围困的10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以至城内百姓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作乱多年后,于崇祯二年(1629),才被兵部尚书朱燮元,督贵、川、湖、滇、粤五省兵马平复。八月水西,被斩杀。

人物故事

安邦彦是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安邦彦桀黠,素怀异志,欲乘以起事,诣李请行,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辖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趁机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当奢崇明进围成都、自号“大梁王”的消息传到贵州时,贵州全境 。为了支持奢崇明,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彦也想借机发难。为此,他特别到巡抚官邸拜见李,“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知其心怀叵测,于是谢绝其要求。安邦彦虽然碰了软钉子,但不死心,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奢崇明叛乱以后,明廷调水西(今贵州西北一带)兵赴川平叛。安邦彦乘机以援川为名,于天启二年二月,率军2万至毕节(今属贵州省),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在乌撒(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效良的协助下,攻占毕节。四川东川(今云南会泽)、云南沾益(今云南宣威)、贵州洪边(今贵州开阳县境)等地土官纷起响应。叛军先后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龙里、瓮安(今均属贵州省)、偏桥(今贵州省施秉县)、沅州(今湖南芷江县)、普安(今贵州盘县)、安南(今贵州晴隆)等地,切断了官军援路及滇黔通路。二月初九日,安邦彦率军包围贵阳,声称破辰(辰州)常(常德),下荆州,直抵中原。宝庆、靖州(今湖南靖县)一带为之震动。时贵阳兵力空虚,候代巡抚李、巡按御史史永安督率军民坚守孤城。总兵张彦芳由铜仁(今属贵州)率兵2万赴援,被叛军诱败于龙里。三月,明廷令贵州附近各镇派精兵应援,并调湖广、云南、广西三省4万官军入黔。六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军1万进驻平越(今贵州福泉),等待各地援兵。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领兵增援,在新添(今贵州贵定西)瓮城河被叛军打败,贵阳援绝粮断。十一月底,王三善分兵3路破围,自率中路2万精锐出敌不意,经新添,至龙里,连战皆捷,斩叛军万余人。十二月贵阳解围,安邦彦退守陆广河。时云南官军也先后收复平夷(今云南省富源)、沾益二城,云南的反叛势力基本肃清。贵阳破围后,湖广、广西及四川援黔部队先后到达贵阳,王三善兵分3路,进军水西。三年(1623年)一月,安邦彦联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奢崇明和乌撒安效良,诱官军渡陆广河,先后在陆广、鸭池大败官军,龙里一带复为叛将何仲蔚占据。贵阳再次受到威胁。

四月,安邦彦欲再犯贵阳。王三善遣游击祁继祖、参将王建中等先后在莲花堡、青岩、八菇荡等地击败叛军,擒叛将多人。五月,安效良降服。六月,总兵张彦芳败叛军于羊耳。九月,滇师两路援黔,解安南之围。十月,收复普安、新兴(今贵州普安),打通贵州上六卫的通道。王三善亲自率军6万,渡陆广河、略地300里,斩叛军18万,直捣大方(今属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安邦彦之侄)弃大方走火灼堡(今贵州黔西西北),安邦彦逃窜织金(今属贵州)。王三善驻屯大方3月余,因后援不继,粮饷断绝,于四年(1624年)正月撤退,遭叛军追击被执遇害,诸将战死百余人。四月,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蔡复一遣总理鲁钦、参将尹伸等在凯里、普定(今贵州安顺市)等地,屡败叛军。十一月,安邦彦驱兵3万余,渡三岔河,谋犯普定。蔡复一遣鲁钦等在汪家冲、蒋义寨大败之。乘胜追击,过三岔河、直抵织金。五年(1625年)正月,鲁钦等回师渡河,遭叛军袭击,士卒死亡2000多人,蔡复一亦为此被免职。三月,明廷命王为贵州巡抚,实际上仍由蔡复一和巡按监军傅宗龙主持贵州军务。他们决定采取沿河渡口置寨驻兵,就地屯田,彻底封锁水西的策略。时云南官军也于沾益击败叛军,安效良败死。六年(1626年)三月,安邦彦为摆脱日益困难的处境,率军数万渡江入犯威清(今贵州清镇)、威胁贵阳,结果大败,回到水西。后经两年多休养生息,蓄积力量,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廷起用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移驻贵竹司(治今贵州贵阳),招流移,广开垦,恢复经济;据险要,立营垒,充实军伍。二年(1629年)四月,朱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等由永宁出兵收复赤水卫(今四川赤水河),揭开了与叛军主力决战的序幕(参见永宁之战)。八月,安邦彦分兵守陆广、鸭池、三岔等要地,并进逼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称“大梁王”,合兵10万进击赤水。朱燮元授计许成名佯败,诱敌至永宁一带,先后在五峰山、桃红坝、鹅项岭,大败叛军,斩首数万级,安邦彦、奢崇明败死,叛军主力基本消灭。

安位率余部继续顽抗。朱燮元采取“四面迭攻,渐次荡涤”的作战方针,屯兵险要,四面包围,逐步压缩,绝其资储,经过100多天的围剿,斩叛军万余人。三年(1630年)春,安位遣使乞降,平叛战争结束。

安邦彦叛乱的平定和奢崇明败亡,消灭了明末西南两大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彝族最基础文化源自百濮,百濮其实就是西逃四川的帝舜和大禹体系,这个体系由R1b日耳曼基因、O1九黎百越基因作为核心,然后混过血的C系、D系矮黑作为跟随民族,其中还有部分K新几内亚基因。目前凉山彝族的F系斯里兰卡基因在不在其列还不能判断。后来大禹帝舜经过汉中、甘肃、陕北入中原,也就是大禹出自西羌的说法,四川作为根据地还有留守群体,他们就是百濮。百濮有个典型特点就是要剃秃顶,前额头上部留一发髻或者套一个带有凸起圆箍,象征 。与犹太装束一致。然而目前看,无论哈尼族,还是彝族这一特点都难觅踪迹了。唯一保留的是部分还在剃头,彝族包头会留一个独角。哈尼族地区遗址里存在那个造型,拉祜族能够发现小帽。藏区珞巴族存在完整装束。贵州部分苗族支系芭沙人还有遗留。贵州芭沙人甚至都姓衮,很明显就是祭奠大鲧。他们与苗族混居,但并不是苗族。就是说,百濮其实更多已经分散到各族里了,混合得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只不过彝族、哈尼族里仍然存在它的文化遗留。所以看起来,似乎能发现类似日耳曼以及犹太和百越的文化。目前凉山彝族里还有少量的O1和C存在。至于日耳曼基因,可能云南哈尼族等民族的个别支系里以及贵州部分民族里或许有少量存在。

 犹太

 百濮至少遭遇四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源自周灭商后楚国境内的O2a和白种R1a南逃。O2a就是傣族基因,目前凉山彝族里还有近20%的O2a,攀枝花还有傣族存在。所以可以确定他们经过了四川。目前R1a存在于泰族里,柬埔寨则高比例,缅甸也应该有。R1a这个基因与印度白种为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发现与白彝族有关白族的大理与印度新德里是一个词。印度新德里叫牛大理。就是说白彝里可能会有这个基因,黑彝里却没有。据说白彝是被黑彝赶下山的。然而考证古史古文化发现,一直认六祖的是R1a这个基因,黄种老三苗蛮体系和老大极北基因体系与他们是联盟。所以有了三一如六的说法,本来六读陆,但因为与黄种一道笃信牛图腾,所以六也就有了牛音。汉族笃信玉璧女性生殖器崇拜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四川有了白帝城,峨眉山也成了骑六牙白象的普贤道场。

 羌族

 黒彝族其实羌人冲击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北三苗羌人,还不是大禹那一支羌人,基因为O3。所以很戏剧地出现了,彝族、哈尼族各种文化都有。凉山彝族很容易就能发现羌人的装束、建筑,云南靠北或者靠西的彝族更明显。地名沙龙、沙朗、米甸都与之有关,有的地方甚至还叫羌夷,这部分女性头戴公鸡帽。哈尼族、云南彝族里都有大量。后期的则是顶着一个多层布瓦装束。然而在凉山彝族里这部分并不占最多。最多的还是F斯里兰卡基因和O2a泰族基因。云南则反之。

 花腰彝族

 云南彝族里还有一个比例比较大的基因,就是黄种老大支系极北基因N系,花腰彝族就是,据说这个基因占整个彝族的30%左右。然而目前我也判断不了他们是单独冲击的彝族,还是随某个体系进入。

 帝舜大禹体系里的日耳曼群体应该是入中原后被夏启逐出的有扈氏。他们后来又与夏人一道建立了大夏阿富汗,也就是最早的波斯。所以彝族、哈尼族里都没有大量存在。百濮里的C主要就是孟加拉人和印度的C,D系主要在 以及佤族。白族也是多源流,本身是白彝,融合了汉族,羌人,包括后来的鲜卑其实也是北三苗羌人。所以白族更多还是羌系。

 彝族里存在的犹太文化挺多的,目前有些可以确认是本土的,有些则可能是羌人带来的。比如 节应该是本土的,在农历七月十四、十五,也就是鬼节这一天。而犹太文化里第七月就是触摸的月份,很显然是源自中国古文化,彝族意外保留了。摸你黑也是,北方锡伯族也保留着,其实就是德国慕尼黑这个词,很明显属于百濮文化,也就是古东夷文化。因为这个文化里存在着黑人。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内。

 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的远祖“笃慕”(约为战国初期人),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子孙繁衍成彝族的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成为彝族尊称“的六祖”,由此奠定了彝族的分布格局。

 多数人认为,彝族是以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西南土著部落而形成的。

 古羌人原在西北河湟地区以畜牧业为生,秦献公时期(公元前384—362年),秦向西北开拓,有个叫“昂”的,为躲避秦军,率领部落向西南迁徙,后来在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等,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劳浸”、“靡莫”等部族。

 这些都与彝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古代彝族经历了很长时间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

 一些传说和古彝文的记录显示,彝族在古代经历过母系氏族时代。《西南彝族志》记载,在古代,彝族"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妇女连续统治了六代"。

 父权制应运而生,至少要到2000年前。

 在汉代,彝族先民建立过“滇国”,后来降汉,汉武帝赐予滇王印。

 隋唐时期,彝族先民分化为乌蛮和白蛮,以乌蛮为主建立南诏国,称雄西南300余年。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还建立了一些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地方政权,其首领称为“鬼主”。

 元代开始,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末清初推行改土归流,即将土司改为流官统治。

 明、清两代,在四川凉山彝族等民族地区实行一种惨无人道的统治制度:人质制度。

 为防止和震慑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明、清统治者规定彝族各家支头人每年必须送自己的亲属若干人到县城坐监,作为人质,定期轮换。

 如爆发反抗斗争,或出现重大的“违法”行为,即将人质处死,企图以此消弭少数民族人群的反抗。

  统治时期仍沿用这种制度。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冕宁、越西等县城,打开监狱,释放彝族人质数百名。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制度被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川、滇毗邻的大小凉山,还保持着奴隶制度。社会成员大体分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其中前两个属于奴隶主,后两个属于奴隶,中间的“曲诺”是自食其力的百姓。

 过去盛行诺合家支制度。每个家支都有共同的祖先,有较稳定的领地。姓名是姓父子连名制,即子名连在父名之后,能流利背诵家谱的男子受到尊敬。过去家支林立,冤家械斗频繁。

 1949年以后,国家在彝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有凉山彝族自治州等3个彝族自治州,另外还有18个彝族自治县或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的自治县。经济、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

 这种文字有悠久的历史,汉文史籍称为“爨文”或“韪书”。

 有的专家认为彝文是象形文字类型,更多的专家则认为是音节文字类型。彝文最少的一笔,多的有十几笔,包括昭觉见县在内的大凉山地区的彝文行款从右向左横书。历史上用彝文记载的文献很多。

 (武自立、陈英:《彝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950年, 主席在接见凉山彝族头人时,建议将“夷”改为“彝”字,取其“鼎彝”(祭祀和有吃有穿)的含义。

 彝族是解放后的命名,此前长期称为倮倮,特指定居于凉山地区的族群。这个族群据一些研究分分子人类学的人士说,属于F系,源于南亚次大陆。文献上则有一些记载,该族群是在唐中期被南诏蒙氏从云南中部山区迁移到凉山的,目的是戍边,因该族群颇为勇武善战。

 族源上,凉山彝族自称哀牢九夷之一。真实的哀牢山位于云南西部,今保山地区。但实际上,该族群应是一个较为孤立的族群,从南亚迁徙而来,与各族交往似乎不多。

 云南的广泛存在的「彝族」,与凉山彝族并无关系,这些云贵族群在古代长期被称为「百濮」,后来又称为白蛮、乌蛮。他们实际上是同源的,历史上长期交往交流。与凉山彝族相去甚远。

 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各种祖先、分支,相当多只是凉山彝族先民的邻居、姻亲,并不可靠。因为百濮、哀牢夷都有自己的谱系和神话,其中「触木感孕」是主要的母题之一。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可能是中原斗争的失败者,分不同批次来到云贵川西南,带来了关于中原历史的各种讯息。

 西南土著族群来源非常复杂,有南亚起源的,有甘青南下的,有溯江而来的,基因和种系非常丰富。原则上不能以「彝族」笼统概括之。

  彝 族

  yi zu

  Yi ethnic minority group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都可附上精灵“吉尔”,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传入彝族区已有长久历史。清代初年,道教在一些彝族地区盛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与基督教也于19世纪末年先后传入彝族地区。

  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

  彝族的虎图腾崇拜

  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出于对动植物的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他们以自己信奉的图腾,作为本氏族的标志,甚至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祖先。中国云南的彝族人,对虎的崇拜就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

  据彝族的民间史诗《梅葛》记载,天神在创世之初,派了他的五个儿子去造天。天造好了之后,便用雷电来试天,结果天裂开了,用什么补天呢?天神们认为世界上的东西虎最威猛,于是天神又派五个儿子去将虎制服了,然后他们用虎的一根大骨做撑天柱,这样天就稳定下来了。他们又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鼻做天鼻,虎耳做天耳,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做雾气,虎心做天心地胆,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做成江,小肠做成河,虎肋做道路,虎皮做地皮,硬毛做树林,软毛做青草,细毛做秩苗……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世间万物。

  黑虎氏族是彝族的远古先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崇黑尚虎,即以黑虎为图腾,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彝族人称虎为罗,许多地方的彝族人至今自称罗罗,即意为虎族。他们自认为是虎的民族,每年都要过虎节,日期从农历正月初八的接虎祖开始,到正月十五日的送虎祖结束。虎节期间,全族人共同欢乐,跳老虎笙、祭虎祖,以祈福消灾。他们在举行祭祖仪式时,用画有虎头的葫芦瓢来象征自己的祖先。

  许多彝族人认为自己是虎人。有的村寨至今还流传着"人死一头虎,虎死一只花"的俗语。在他们的姓氏中,常见的罗就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男人自称罗罗濮或罗颇,意思是雄虎;女人则自称罗罗摩,意思是母虎。彝族人过去就通行火葬,他们认为遗体火化之后便可返祖为虎了。在彝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有许多以虎称呼的山岗、水流和村寨,因为虎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应以虎来为其命名。

  虎被中国人视为百兽之王。它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被彝族先民敬奉为原始图腾,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由于虎被他们奉为祖先,因而在一些彝族人家中的神龛上供奉虎形祖灵,大门上挂着虎形辟邪,墙壁上挂着虎图腾壁挂,在村寨路口设有形状像虎的石虎神。彝族人称虎神为罗尼,这是他们心中最灵验最崇高的神。虎神可以为他们消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他们把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国家民委网站

  普米族

  人口为33600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普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等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普米族人口数为33600。使用普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木里和宁蒗的普米族曾使用过一种用藏文拼写的文字,但流行不广。现在通用汉文。

  各地普米族有不同的自称,云南省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的自称“普英米”,宁蒗的自称“普日米”或“培米”,都是白人的意思。汉族的历史文献上称普米族为“西蕃”或“巴苴”。根据本民族传说和历史记载,普米族原来聚居于青藏高原,系青海、甘肃、四川边沿一带的游牧部落,后来逐渐从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向温暖和水草丰茂的地区迁徙。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他们已居住于现在四川的越西、冕宁、汉源、九龙和石棉等地,是当时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宋史》记载,当时,有人“入西番求良马以中市”,说明普米族先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已有密切往来。至元代,四川邛部州(越西)一带,有“六番”居住。蒙古进军大理时,原居西昌地区的普米族一支由其部落首领率领加入蒙古军,进入云南的宁蒗、丽江、维西、兰坪、永胜一带定居下来。居于云南地区的普米族,元朝时属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后罢府置宣抚司)的总管(或宣抚) 的统治。明代属于丽江、永宁府土官知府统治。清雍正年间,丽江世袭土知府改为流官知府,世袭土官知府改为土通判。四川的普米族则受盐源木里的土司和本民族的头人统治。

  文化艺术

  普米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每逢婚丧节日,都举行“对歌”,形式多为叙事歌,另有短调,内容以青年爱情生活为主。普米族人平时也爱唱纳西、白和汉族的山歌。民间流传有许多传说故事。舞蹈多反映耕作、狩猎、纺织等生产劳动,用葫芦笙、笛子等伴奏,舞步刚健明快。

  风俗习惯

  普米族的服饰,男子各地大同小异,上着麻布短衣,下穿宽大长裤,披白羊皮坎肩。较为阔绰的人,穿氆氇和呢质大衣,以毛布裹腿,腰间佩刀。妇女服装各地区则不尽相同。永胜、宁蒗地区的普米族妇女爱包大头帕,着大襟衣、百褶长裙,用宽大而染有红、绿、蓝、黄的彩带束腰,背披羊皮。兰坪、维西一带的妇女,爱穿青、蓝、白色大襟短衣,外着坎肩,穿长裤,腰系绣有花边的围腰布,耳坠银环,手饰镯圈等物。普米族群众主食玉米,辅以大米、小麦、青稞、燕麦、养子、稗子等。喜食用猪肉做成的“琵琶肉”,也常食牛、羊和兽肉,喜饮茶,嗜烟酒。普米族的房屋为木结构,墙壁用圆木重叠垛成,用木板盖顶,四角竖圆柱,中央立一大方柱,普米族群众称之为“擎天柱”,认为是“神灵”所在的地方。一般住宅为二层,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屋内设火塘(锅庄),中支铁三角架,后方置神龛。火塘是家庭活动中心。室外挂牛、羊头颅,以示财富。

  宁蒗、永胜地区的普米族群众实行大家庭制,数代同堂。兰坪、维西的普米族家庭两三代人即分家。实行男子财产继承制,诸子平分,盛行转房、传幼子的习惯。亲属称谓尊长房,即伯父的子女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都称兄姊,叔父的子女皆称弟妹。宁蒗地区少数保留母权制残余的普米族群众以主妇为家长,女子不仅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婚姻多行一夫一妻制,选择配偶由父母作主,盛行姑舅表优先婚配。早婚。婚后妇女有“不落夫家”和兄死弟妻寡嫂的习俗。丧葬习俗,宁蒗地区的普米族群众实行火葬;兰坪、永胜地区的实行土葬;维西地区的兼行火葬和土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普米族群众崇拜多神,祭祀祖先。兰坪称巫师为“师毕”,宁蒗称为“讳规”。各地有请巫师祭山神、龙潭和锅庄神堂的宗教仪式。还有信仰喇嘛和道教的。

  普米族的节日主要有大过年、大十五节、尝新节等,有些地方也过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大过年即过春节,届时,同一氏族的各家要祭“锅庄”。吃年饭,举行赛马、打靶等各种游艺活动。宁蒗普米族群众于旧历腊月十四日过大十五节,人们身着新装,上山露营,举行篝火晚会。尝新节,即每到大小春收获季节,人们用新粮酿酒、煮饭祭祀祖先,宴请亲友,庆祝丰收。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国家民委网站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乾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

许氏族谱

许姓,是中国百家姓排行26位。属舜帝姚重华姚姓妫姓姬姓子孙衍生姓氏。许姓南迁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有河南许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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