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故事，已成为历史佳话。在中国、乃至世界广为流传，众人知晓，至今已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则故事如何能成为历史佳话，得以流传知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董必武）"），一个人物如何能"有千秋在"呢？它靠的是文化（本文主要指文学艺术）的发展。昭君出塞的故事依靠昭君文化（本文主要指有关昭君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流传，昭君文化则依托昭君出塞的故事流传而发展。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昭君；它们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时代，叫汉朝：它们大多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记载，叫《汉书》。据《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汉元帝竟宁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昭君自愿出塞，以增强汉、匈民族团结。基于这个简略的历史记载，于是产生了昭君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朝代若干文人墨客的不断努力，使昭君文化得到了不断发展。从古到今，从昭君故里到呼和浩特，除了西汉那个朝代外，可以说见过昭君的人不多，但说昭君、写昭君、唱昭君、演昭君、画昭君、咏昭君、研究昭君的人不少。他们依据史书记载的历史，依据千百年的耳闻口传，发挥充分的想象，民间艺人讲述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作家写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画家描绘了许多壮观的画卷，音乐家谱写了许多感人的乐章，剧作家创作了许多不同情节的戏曲，诗人咏颂了许多千古绝唱的诗篇。通过这无数文人墨客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形式，不断丰富昭君文化，发展昭君文化，从而形成了当今昭君文化完整的发展体系。

一、昭君文化的区域发展体系昭君文化的区域由南向北发展，由一个发展到两个，由两个发展到三个，主要有三大区域，即昭君故里，古长安和匈奴。昭君故里是昭君文化的发源区域，又是发展区域。说它是发源区域，主要是昭君入宫前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她幼读诗文，"曾鼓琵琶"（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还有少刺锦绣，香溪浣纱、巧助西花等很多美丽传说。说它是发展区域，主要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复建了昭君纪念馆、昭君宅、昭君台、梳妆台、楠木井、娘娘泉、观景长廊、紫竹苑等一大批名胜景点，并连续举办了六届昭君艺术节，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和文人墨客，来咏诗作画、撰文书法，不断弘扬昭君文化，成了昭君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昭君故里包括整个香溪河流域，因为香溪无不与昭君连在一起，昭君文化中含有香溪文化，香溪文化中也含有昭君文化。昭君故里通过香溪河流域可以扩大到三峡地区，因为"昭君之县，村连巫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香溪的出口也为西陵峡口；还有古诗中称昭君为峡女。也可以说巴楚、荆楚地区，如古江陵。昭君文化也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整个楚地也可以说是昭君文化流传的一个重要区域。古长安是昭君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区域，因为"昭君入宫数岁"（《后汉书·南匈奴传》），"积五、六年"（东汉蔡邕《琴操》），毕竟有一段宫中生活，也会有很多宫庭文化和服饰文化，以及爱情思想、爱国思想。是西汉首都长安这个重要区域和西汉宫中生活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产生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发展了昭君文化。匈奴（今内蒙）是昭君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区域，因为昭君婚后生活一直到死都在匈奴。她穿胡服，吃胡食，学胡语，习胡乐，坐胡骑，从胡俗，生儿育女，安居乐业，无论是边塞草原，还是青山黑河，留下了大量民间传说故事和名胜古迹，在昭君墓前立有"汉明妃墓"石碑一方和历朝诗文碑数统，至今青冢犹存，流芳百代。可见，匈奴是昭君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从昭君文化发展的三个重点区域来看，我认为，昭君故里和内蒙古是昭君文化区域发展的两端，古长安是一个支撑点，连接着汉族和蒙古族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三点一线，形成了一个很独特很完整的区域发展体系。

二、昭君文化的内容发展体系一是昭君文化的主题内容，是昭君出塞的史实。昭君是怎么出塞的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汉元帝奖赏单于，将昭君赐予单于，从而引出昭君出塞的故事。如《汉书·元帝纪》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后来由此派衍出来一些昭君被迫遣嫁，反抗不屈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王昭君》，就出现了王昭君渺视君王，控诉君王的内容。第二种说法，是单于自愿为汉婿，元帝答应请求，将昭君赐单于，于是引出昭君出塞的故事、《汉书·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后来由此派衍出大量昭君被迫出塞和番，悲哀欲绝的文学作品，内容主题由本来的汉匈双方和睦结亲变成匈奴恃强夺取，把昭君出塞变成了一场民族屈辱的悲剧。如马致远的元杂剧《汉宫秋》，把内容改为元帝时国事衰弱，昭君和元帝爱情缠绵，奸臣毛延寿因求贿不遂，把昭君的画像献给匈奴，勾引匈奴武力索取昭君，满朝文武束手无策，昭君出塞是迫于匈奴的武力威胁，因而出塞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第三种说法，是昭君自请求行，出塞和亲。内容比较完整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人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见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虽然记载中出现了昭君怨，元帝恋，但昭君出塞的内容发展到了自愿请行。自此以后，便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题材，诗人赋诗，剧家写戏，源远流长。虽然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仍免不了以"怨"字描写昭君的悲剧命运，这个"怨"主要是汉宫怨，即她自请求行的个人动机，但毕竟主题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能反映昭君自愿请行的代表作是曹禹的历史剧《王昭君》。他以"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史实为出发点，一改昭君"怨"气，塑造了一个"淡淡装，天然样"，有头脑，有胆识，为汉匈和好而自愿请行的汉家姑娘。二是在昭君出塞的基础上发展到塞外生活及昭君之死，是昭君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昭君到了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南匈奴传》），生儿育女，安居乐业。曹禹的历史剧《王昭君》就表现了这一内容，她住穹庐，着胡服，学骑马，练射箭，爱唱《长相知》，生活很美满，最后死在漠北单于庭。但也有史料记载："昭君至单于，心思不乐，"最后"吞药自杀"（东汉蔡邕《琴操》）。还有一些传说和作品干脆说昭君没到匈奴，半路投江而死。虽然背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却丰富和发展了昭君文化的内容。如马致远的无杂剧《汉宫秋》就把昭君写成行至汉匈交界的黑江，投江自杀，表现了她生为汉朝人，死为汉朝鬼的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透露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现在来看，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当时不可能理解历史上昭君出塞和亲的积极意义。三是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中加上毛延寿丑画昭君容颜的内容，给昭君文化的内容发展添上了传奇色彩。本来昭君出塞与毛延寿毫无关系，但附会上一个毛延寿，更增添了故事的曲折性、戏剧性、传奇性，更丰富了昭君文化的情节和内容，虽然不符历史事实，但却容易被人们接受。关于毛延寿的故事，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在晋人葛洪《西京杂记·画中弃市》中却有一段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来因为把昭君赐于匈奴单于，元帝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悔之晚矣，乃穷案其事，杀了毛延寿。于是间，毛延寿背上了千载骂名。凡是写昭君的文艺作品，在歌颂昭君，怨恨帝王的基础上，免不了还要用谴责毛延寿，为昭君鸣不平。如马致远在《汉宫秋》中一方面把毛延寿写成奸臣，说他求贿不遂就丑化昭君；另一方面把他写成卖国贼，一旦罪恶败露，就把昭君的真实画像献给匈奴，唆使匈奴武力索取昭君，成为全剧主要谴责对象。而众多的诗歌尤为突出，从责骂毛延寿到责骂类似毛延寿的人，从批评元帝到批评当朝统治者，用昭君的不幸遭遇寄托个人的怀才不遇，借昭君的酒，消自己的愁等等，种种借题发挥，充分想象，若是没有毛延寿，任何关于昭君的文艺作品，都将大为减色。

三、昭君文化的形式发展体系昭君文化的形式主要在史书记载的史实基础上，根据内容的发展变化，形式也发展到多种多样。从古到今，最突出的形式是诗歌。从晋以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特别是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歌咏昭君的诗歌甚多，有的说有上千首，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歌等编的《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介绍，就有七百七十多首。可以想象，有多少诗人在用诗歌的形式写昭君，有多少读者在通过诗歌的形式读昭君。第二种突出形式是戏剧。最有代表性是古代剧作家马致远的无杂剧《汉宫秋》、现代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和曹禹的历史剧《王昭君》。这些戏剧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昭君的形象，通过戏剧这一文学艺术形式把昭君搬上了舞台。发展到最近几年，还创造了电视剧这种形式，把昭君搬上了屏幕，进入了千家万户。第三种突出形式是民间文学。这种形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为突出，通过这种形式，掀起了昭君文化的又一个新高潮。先后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王昭君》，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昭君传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峡的传说》，其中选了一组"王昭君的传说"。尤其是在昭君故里兴山县出现了一批写昭君、研究昭君的作者，先后出版了一批以昭君为书名的昭君系列丛书和香溪为书名的香溪系列丛书。为昭君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昭君系列丛书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昭君故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昭君故事诗歌集》、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昭君故里地名传说故事》、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昭君故里民歌精选》等。香溪系列丛书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香溪风情》、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词集《香溪新韵》等，这些都体现了昭君故里的昭君文化发展的特色。昭君文化的形式发展当然也有小说，如《双凤奇缘》、《昭君和番》；也有美术绘画，如《王昭君上马图》、《明妃出塞图》、《昭君出塞图》、《昭君出塞泥影》，还有音乐作品，如《桃花鱼赋》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内蒙古雕塑家张恒先生为昭君故里创作雕塑的汉白玉昭君塑像。总之，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从区域的发展，到内容的发展，到形式的发展，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发展体系。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兼谈《明妃曲》为昭君翻新意

关于王昭君的事迹，历史记载比较简单，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南郡人。汉元帝时，以良家子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与汉和亲。昭君自请求行，汉元帝因以她赐予单于。她随呼韩邪单于出塞至匈奴，被封为宁胡阏氏，生一子。两年后，呼韩邪单于死，其前阏氏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立，复妻昭君，生二女。

就在这样简略的历史记载基础上，经过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派衍出了许多美丽的传说：野史编出了许多不同情节的故事，画家描绘了许多画卷，音乐家谱写了许多乐章，剧作家创作了许多戏曲，诗人吟咏了许多诗篇。晋代的石崇最早作《王昭君》，咏唱昭君远嫁的故事。石崇以后，历代题咏不断，据统计，仅诗歌就有六百多首。连她死后的遗迹，也成了人们值得纪念和珍藏的东西：如在她家乡兴山有她生长的故里“昭君村”，有她出生的家宅“昭君宅”，有她临流梳妆浣洗过的香溪，以及其他的旧迹。在她终老的内蒙古地区，传说她埋骨的坟墓就有好多座。

各个时代的诗人都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他们各自的立场、际遇出发来理解王昭君的故事，塑造王昭君的形象。或叹其红颜薄命，或写其凄苦无告，或谴责毛延寿丑化真容，或寄托民族屈辱之愤。大多数诗中的王昭君都是留恋君恩，诗中流露的感情多是怨而不怒。最普遍的主题是描写昭君的“悲怨”，是对昭君离汉出塞、远嫁匈奴所作的哀怜。这大概也是人们最早对昭君故事所表现的主题。据《旧唐书·音乐志》所记，就有称作《明君》的“中朝旧曲”，说是“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但“怜其远嫁”这点确实是歌咏昭君诗篇中最早的主题。如南北朝时鲍照的《王昭君》、陈后主的《昭君怨》、庾信的《昭君辞应诏》，李白的《王昭君》、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等等。这些诗歌，所写内容，大体是昭君出塞道路风霜之苦，远嫁身世之悲，异地的乡国之思，当然也寄寓着对幽闭汉宫的怨恨。这些诗歌，撇去民族和好的主题，不写昭君对当时和后世的贡献，片面地抒写昭君的悲怨，虽然绘景传情，刻画细腻，有一定艺术性，但格调不高。

更有一类诗歌也是从对昭君哀怜出发，但不仅仅是怜其远嫁；而认为她之嫁到匈奴是一种屈辱。这完全是大民族思想表现。现今传世最早的晋人石崇所作《王明君辞》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全辞借昭君自己口气一开头说：“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就摆出一种大民族自负高贵的气味。接着写出塞路上满腹悲伤，哀感欲绝的情景：“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这样已经把昭君的“道路之思”写得过分了。但更甚于此者，底下说匈奴单于以礼接待，“延我于穹庐”，又尊崇地“加我阏氏名”之后，她不但不感到尊荣，竟完全不顾她所肩负的和亲使命，而且侮辱性地称匈奴人为“殊类”，写道：“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看，这里大民族思想表现得多么强烈！把与匈奴和亲说成是与“殊类”相处，把遵从胡俗说成是受父子凌辱，甚至欲杀身而不得，只能苟且偷生。这哪里有一点像自愿出塞，慷慨请行，在匈奴生儿育女，安处多年的昭君？这是对昭君的歪曲。

石崇这首诗可能对后代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有些诗写昭君自视嫁匈奴单于为恨事，有些诗为昭君嫁匈奴单于抱屈，还有不少诗中对匈奴写有带侮辱性的词句，这些都是大民族思想反映。从哀怜昭君远嫁进而把远嫁看作民族屈辱，这样内容的诗作，在歌咏昭君的诗坛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还有一些诗人也是超出了对昭君哀怜远嫁的同情，不但竭力描写昭君在塞外生活的苦辛，而且设想昭君对自己远嫁的悔恨，甚至一心一意眷恋汉宫，思念汉主。这完全违背了昭君自请求行的动机和终身安于匈奴的历史实际。这样诗作，在唐以前还不多见，到唐以后就屡见不鲜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白居易所写的《王昭君》。诗共二首。第一首是：“满面胡沙满面风，眉销殊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这还只吟唱昭君在匈奴的“愁苦”、“憔悴”；第二首却更甚一层：“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妄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竟把丰容靓饰、慷慨请行的昭君，写成企求重返汉宫，得到君王宠爱，生恐君王嫌其年老色衰。这首诗曾得到许多封建卫道士的击节赞赏，予以很高评价。崔国辅《王昭君》：“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在这些诗中，汉元帝都是肯定的形象，一切坏事都是毛延寿造成的，王昭君不仅不怨恨皇帝，而且渴望皇帝把她赎回汉宫。这样写王昭君，寄托的当然是这些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从中可看到人们的立意是陈陈相因的。

但这样的诗在歌咏昭君的诗中并不占很大分量。因为昭君的“悲剧”，毕竟是汉元帝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哀怜昭君的主题下，更多地不是原谅汉王，而是为昭君的命运鸣不平，从而产生对汉元帝的谴责和怨恨。白居易的另一首题为《昭君怨》的诗就是这样写的：“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见疏从(纵)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他为昭君以娉婷美貌而不能上应四星居后妃之位专夜帷屏叫屈，从而怨恨君恩之薄。把怨恨之情归之于汉帝。

对昭君出塞和亲远嫁匈奴这件事，除了哀怜并为之鸣不平外，也有不少诗人从另一角度出发，在诗中对昭君表示宽慰，认为昭君慷慨请行，为国和亲，在匈奴得到单于爱幸，远比在汉宫中默默无闻，忧伤终老强得多。

这一类诗词中最著名的是北宋大政治家兼诗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诗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王昭君委身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为可贵的是，讽刺了汉元帝不辨妍媸、昏庸好色，为该题材翻出了新意。

第一首“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写了昭君离宫、入胡、思汉三个部分，从较宽的角度上表现她的内心世界。“泪湿春风鬓脚垂”和“低回顾影无颜色”二句，一方面是为了用抑扬之法从侧面描绘她的惊人的美丽，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失意离宫的伤痛。春风：即春风面。鬓脚垂：鬓发垂落。低回：徘徊留恋。顾影：看着自己的影子。无颜色：脸上失掉了美丽的光彩。尚得：还能够。不自持：禁不住动心。归来：指汉元帝退朝回宫。丹青手：指画工。入眼平生：一生眼里看到的。几曾：何曾。意思是：一生何曾看到过这样美貌的女子。枉杀：错杀。关于毛延寿的故事，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它始见于传为晋人葛洪但一般都认为是南朝梁人吴均所作的《西京杂记》中。晋宋以前诗歌里并没有提到。梁人诗如王淑英妻刘氏《昭君怨》中“丹青失旧仪”，可能泛指昭君容颜，而范靖妻沈氏的《昭君收》中“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千金买蝉鬓，百万写蛾眉”，则分明是说画师受贿的事。可见这故事在梁代早已在民间流传，《西京杂记》只是辑录民间传说，并非吴均编造。由于在昭君故事里添上毛延寿画像的情节，诗人们在为昭君鸣不平的时候便联系到画工或毛延寿这个人物，大量歌咏昭君诗词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或直接谴责毛延寿，认为他可杀。这两句意思是：不是毛延寿由于没有受到昭君的贿赂，故意画丑她。是说昭君的美艳不仅在她的外形，更在于她的神态，而神态却不是画工所能画出的。更：再。她在“无颜色”时，“尚得君王不自持”，的确是“意态由来画不成”。这样反用典故，只是为了突出王嫱的绝姿。也是为毛延寿翻案。

王昭君到了匈奴以后，出于对家乡、故国的怀念，不改汉家妆束，“可怜着尽汉宫衣”，却无人理解、同情；着尽；穿尽，穿完了。奴身在异域，心向塞南，期待着从汉朝传来的消息，但鸿雁年年飞来又飞去，音讯杳然。塞南，与塞北相对，指中原地带。鸿雁，传说鸿雁能替人传信。古有“雁足传书”之说，《汉书·苏武传》“常惠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当年曾为她的美貌所动，一怒杀了毛延寿的元帝，早已把她忘却了。汉家对她如此寡恩薄情，她对汉朝的眷念，只是一番无人理睬的痴情而巳，所以家人寄语，劝她莫要再痴想，人生既已失意，在南，在北并没有区别，即使留在汉朝，留在宫中，不还是失意吗！家人万里传消息，即向万里外的家人传送消息。毡城，指在匈奴所居的帐幕。这两句是承上句“鸿雁飞”而来，意思是说，请南飞的鸿雁给万里外的家人带个信，我在匈奴生活得很好，望家人不要挂念。一说是昭君的家人从万里外向昭君传话，让她在匈奴好好生活，不要挂念家乡亲人。二说均可通。

君不见，是用疑问句式加强语气，是乐府歌行里常用的句法。咫：八寸。咫尺，表示距离极近。长门：汉宫名。阿娇：即汉武帝陈皇后，武帝姑母刘嫖之女。武帝能立为太子，多得嫖之力。武帝小时，有一次刘嫖问武帝要不要娶妻，并指其女阿娇问武帝：“阿娇好不好？”武帝笑着说：“要是把阿娇给我作妻子，我就盖一间金屋子给她住。”这就是“金屋藏娇”故事的由来。武帝即位后封阿娇为皇后，史书记载她“专宠十余年”。但后因年长色衰，被打入长门官幽闭起来。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阿娇当年虽受到那样宠爱，一旦君王变心，却落得幽闭深宫，虽与皇帝近在咫尺，却失去了皇帝的宠爱。昭君虽远嫁异域，反而得到匈奴单于的宠爱。看来一个人的失意与否，是不分中原和塞北的。因此，对于痴心思汉的失意的昭君来说，“人生失意无南北”的劝告，最能解除她内心的苦闷，所以是恰如其分的安慰语。

第二首：“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着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首诗选的角度较小，只集中写昭君乘车北去的途中对汉朝一步一回首的留恋。

毡车：用毡做篷的车子。毡车百辆，指匈奴的迎亲车队。胡姬，匈奴派来迎亲的侍女。 独：偏偏。这句是说：我想把内心的话讲出来，却偏偏没有地方可说。传与琵琶：通过琵琶抒发出—来。心自知，只有自己内心里明白。捍拨：弹琵琶时拨动弦索的工具。张籍《宫词》：“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春风手：形容弹拨者手指的美好。却，再度。这句是说琵琶的声音很感人，使沙上行人频频回头。沙漠上的行人看到昭君伤痛欲绝的情态，并不以为然，因而回首劝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两句意思是：汉家对昭君恩泽浅薄，而匈奴对昭君恩泽却是深厚的，人生所宝贵的在于两心相知，又何必分汉家和胡地呢？这是劝说昭君安居匈奴，不要想念汉地。是否说明昭君日久变心？这是昭君留胡难返，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又是对汉室将她弃胡不问的牢骚和不满。这样写，是从更深一层反映出她对故国和家乡的挚爱。这安慰语，比第一首中“人生失意无南北”的情绪又推进了一步。芜没：被野草埋没。这两句是说昭君的坟墓虽然已被荒草掩没，但抒写她哀怨的琵琶乐曲却一直流传到今天。

前一首只就昭君在汉失意一事持论，而这—首却将汉胡对比，认为胡思深，明妃应该乐意入胡，并进而开导她：人生之乐在于互相知心。既然匈奴出动“毡车百辆”隆重迎接，说明胡人对你无比爱重，那又何必一心眷恋汉朝呢 作者这种思想曾受到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封建卫道者的抨击。

王安石在这两首诗中让“家人”、“行人”劝慰昭君，大有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抒写自己不得朝廷重用的感慨。他年轻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有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二十二中进士，但在仁宗、英宗两朝一直未得重用。仁宗嘉祜三年(1058年)，他三十七岁，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概括地列举了北宋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要求对政治有所“改易更革”，但未得采纳。嘉佑四年(1059年)，他三十八岁，带着郁郁不得志的情怀，写下了《明妃曲》二首，托古喻今，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直到十年以后，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军相)，次年又任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在神宗的支持下，他开始实行变法。他所制订的新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又增强了国防力量。但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新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也先后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宋哲宗元拓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新法全部被废除，王安石就在这一年忧愤而死。笔者认为《明妃曲》抒写的实际是王安石的心声。

《明妃曲》，其中也有议论，但全诗描写细致，形象鲜明，不仅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而且抒发了具有政治内容的深沉感慨，所以一向脍炙人口，在当时就有欧阳修、梅尧臣，刘敞、曾巩、司马光等人写了和诗。曾巩写道：“但取当时能托意，不论何代有知音。”稍后的吕本中，虽然在和亲问题上说“汉氏失中策”，但在昭君命运问题上却写道：“人生在相合，不论胡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胡地人。”这些诗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平虽然都不及王安石，但也说明并非所有诗人都带着封建迂腐观点和民族偏见的。

说明这二首诗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共鸣。

为什么说《明妃曲》翻出了新意？

第一，他不认为昭君的失意是由于画师毛延寿索贿不得，故意丑化昭君形象所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说的是昭君的外貌尽管可以摹写，但她的风韵、神态是任何丹青高手也表现不出的，因此是枉杀了毛延寿；也就是说，昭君所以失意并非由于画师作祟，实在是因为汉元帝不辨妍媸，埋没了昭君的绝代美艳。

第二，通过写元帝迁怒画师，讽刺了皇帝昏庸好色。明妃离宫辞行时，元帝被昭君的姿容吸引，不能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可见元帝的荒*。特别是因失去了一个可供玩弄的美人，一怒杀了毛延寿，适见其品质卑劣。这些都不同于历来吟咏昭君的诗歌。

第三，王安石写出了昭君对故国音讯杳然的失望，借“家人”、“行人”劝慰昭君的话，指出汉恩浅薄，不足眷恋，一反历代诗歌中昭君留恋君恩的老调，立意新颖而又大胆，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最后写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样打破胡汉畛域之分，扫除大民族的传统偏见，而着眼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句子，在封建时代是十分难得的。王安石这种反封建道德反民族偏见的名作，在许多封建腐儒看来，自然是忽夷夏之大防，薄君臣之大义，因而受到了后人不尽的疵议。我们现在看来，这正是王安石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胆识的表现。

那究竟为什么王昭君这个平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宫女，却赢得后人如此敬仰和怀念呢？是不是因为昭君出塞和亲，贵为匈奴阏氏，才得以名留后世呢？差异。我们知道，自从汉初采用和亲政策，汉高祖刘邦把宗室女嫁给匈奴以后，汉朝以“公主”出塞和亲嫁给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事，历代多有，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和亲的妇女却大多数默默无闻，连她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王昭君的故事为什么这样倍受青睐呢？

董必武一九六三年写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搪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歌咏王昭君的诗。并已刻成巍峨的诗碑，耸立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前。我们可以借助董老这首诗，加深对这一传统题材的理解。可以说，它一扫千百年来在昭君出塞故事上的种种迷雾，肯定了昭君“自有千秋”：一方面正确地评价了昭君的历史功绩，赞美了昭君以高超的识见，为汉匈两族的和好，为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贡献；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了千百年来文人词客出于阶级偏见、民族偏见和个人牢骚而“舞文弄墨”写下的大量作品，说他们“徒劳”。这是董老为我们所作对昭君和昭君故事在历史上和文学形象上最公正、最客观的评述。

昭君之所以“自有千秋”，是她本身的所作所为，是她为“胡汉和亲”所作的贡献，是她不同平凡的识见决定的；当然与她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子，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同情，而她的事迹又发生在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敏感的地区，不无关系。

昭君出塞的当时，汉匈已是友好相处。在汉廷说，既非匈奴大兵压境，在昭君说，也非被迫和蕃，不存在需要兴师动众，安边御侮的问题。昭君自请求行，欣然上道，在匈奴安享尊荣，也不存在如何委屈。再则，和亲的结果，巩固了汉匈边境和平，加强了汉匈民族友好，对两族人民生产生活都是有利的，对和亲抱反对态度是不应该的。当然，历史上的和亲有种种具体情况，很难一概而论。另外，诗人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之写昭君，议和亲，实际上包含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政治态度。从昭君当时具体情况看，和亲政策是正确的，而昭君具有如此高超的“胡汉和亲”的“识见”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