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0浏览:4收藏

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第1张

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及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北湖跛叟。仪征人,居扬州。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别。乾隆十五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曾督学山东、浙江。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副总裁;历任礼、兵、户、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居扬州选楼巷(今毓贤街)家宅。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太傅。为官有政声。二十九年卒,谥“文达”。

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诗词、校勘、训诂无不涉及。居官数十年,特重文事。广引学者,罗致文士,将掖后进,在广州、杭州分别创立学海堂、诂经精舍,搜逸辑遗,研经治史,倡导文学,振兴朴学。尤以编校刊刻古今学术、诗文著作为己任,毕生致力,至老不懈。其主持校刊之书不胜枚举,主要有:编纂汇刻《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116卷,《皇清经解》1408卷,以及《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江苏诗征》、《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刊刻自著书《经室全集》58卷:为诸家学者刊刻著述数十种,均为当代学术精粹。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二) 《阮氏宗谱拾遗》“阮”,宋版《百家姓》中排第130位。据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阮姓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汉族人口005%,排名第189位,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多此姓,4省阮姓约占中国大陆阮姓人口的57%。

扬州阮氏自明神宗时期从淮安迁入,至今已近五百年,子孙繁衍十八代。然而一百多年前,阮元编修的《扬州阮氏族谱》却下落不明。昨天上午,阮元后人阮衍喜讲述了族人数十年来寻找家谱的历程,以及扬州阮氏一族的前世今生。

以国为姓

阮氏明代迁至扬州

阮衍喜告诉记者,阮姓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皋陶有后裔子孙在商王朝时期被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商末,西岐西伯侯姬昌率军灭阮国,后来阮国后人便以国名为姓氏,称为阮氏。”

“据我父亲的父亲用数年时间寻访宗亲,整理成册的《阮氏宗谱拾遗》中记载,阮氏系出陈留,南宋时迁至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明初居于淮安府。明神宗时,我们这一支脉的始迁祖阮岩由淮安山阳迁至扬州,安家立业,为扬州阮氏始祖。”阮衍喜介绍。

阮衍喜说,明万历年间,扬州阮氏三世祖阮文广任榆林卫正兵千户,居扬州西门;四世祖阮秉谦早卒,后正值清兵入关紧逼扬州,他的夫人为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孩子出北门四十里,躲于北湖九龙岗(也就是现在的公道桥)。

“我们的九世祖就是扬州人都熟知的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寻访数年

从日本带回复印件

没有能保存《扬州阮氏宗谱》,作为扬州阮氏的后人,阮衍喜表示十分遗憾。

“我的父亲曾对我提起过,他儿时居住的老宅,与阮氏公道祠堂仅仅一墙之隔,祠堂大殿上悬挂有祖先阮元画像,及阮元亲笔题写的两副有关家族排行的楹联。他用了数年时间,四处访亲,多方查找,希望能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线索。”

“在我父亲的寻访中发现,很多族中的老人都亲眼见过《扬州阮氏宗谱》刻印本。与我同辈的第十六代孙阮衍云说,他曾见过谱上他的祖父名讳,他的祖父是阮氏十四代嫡传长孙。他家中曾存有一套完整的《扬州阮氏宗谱》,是当时扬州仅存的一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阮衍云将宗谱暂存于对门杂货店中,哪知店主全用作包货之纸一页页撕光,留下一大憾事。”

阮衍喜感慨地说:“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在一家古旧书店,父亲无意中看到《中国家谱目录》中记载:《扬州阮氏家谱》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订本,仅有两册,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无一收藏。”

“随后父亲联系在南京的扬州阮氏十三世祖阮念三,其子利用宾馆经理身份,并宴请拜托一位熟识的旅日华人,回日本找到了《扬州阮氏家谱》,几经周折之后影印还乡。”

阮衍喜说,通过翻阅《扬州阮氏宗谱》发现,扬州阮氏一族的宗谱最早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随后阮元曾三次主持编修宗谱。

“1795年(乾隆六十年),阮元第一次主持修订并作序时才32岁,任山东学政,阮元的十二叔阮承鸿携旧谱到山东,两人共同商定,在旧谱基础之上增加12表,以"文秉枢衡、武承嗣荫"八字为排行。同时阮元对应六世祖"前人创之,后人因之"的期望,表示"元是以敬续此志,手为编录,后之子孙,昌大厥宗,引之勿替,益有望焉。"“1823年(道光三年),时阮元年已60,任两广总督第六年又兼署广东巡抚。由于"祖祠庇荫"、"族人安吉",族中又"丁男增多"了,所以阮元第二次编修了《扬州阮氏族谱》并作序。他在序中感慨"伊古以来,读书之家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

以敬祖聚族为首务

阮元三次主持修家谱

阮衍喜说,据《扬州阮氏宗谱》记载,阮元第三次修订家谱时,告老还乡已经八年,已是83岁耄耋老人。“当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一年是阮元科举得中的周甲子,阮元重赴鹿鸣盛宴,又晋加为太傅,享全俸,这些恩宠他都在第三次修订的序中提到,并将道光帝给他的本年全俸拿出来,作为重修刊印之资。”

以廉教子俭以养德

阮元诗句训喻平等开明

阮衍喜告诉记者,在《扬州阮氏宗谱》中,阮元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家训家规,但是他的诗句包含对子孙后代的希望。

“比如"家计百年自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这首诗,表达了阮元励儿读书,家规寄情;以廉教子,俭以养德;与子论学,精心育才的个性特色,其共性与陆游的诗训教化特色极其相近,既有朴实无华的哲理语言;又有平等开明的训喻方式;还有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虽少尤精,功效不逊。这种诗书传家、俭廉治家、实学兴家的阮元家风,是阮元文化的一笔特有遗产,更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和发扬光大。”

阮衍喜说,近期,扬州阮氏后人小范围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近期将再次编修《扬州阮氏宗谱》。阮衍喜表示,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三) 官做得最大最好的古代扬州人

扬州毓贤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阮元家庙。因为阮元曾经做过太傅,所以这条街又叫太傅街。在古代,官做得最大最好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就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清史稿》称其“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因为阮元政声卓著,在平定海盗、捉拿逆匪、治水禁烟、创建学堂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这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引导了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方向。他在经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著述丰富,腹笥宽广。《清儒学案》总结他的治学旨要是:“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实事求是、无所不包”八个字,是对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兴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将近五十年。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时,全力剿灭海盗,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时,严格保甲制度,破获谋反大案。他在两广时,加强炮台设置,遏制鸦片走私。他在云贵时,整治盐务课税,安抚化外边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时对文化教育也尤为关心。

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赋,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讨。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尤为关注。一部《畴人传》可谓烁古耀今,永远闪耀着倡导科学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编撰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是因为他爱好科学。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据主要是科技考古。《经室集》中的《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钟枚说》《古戟图考》《古剑镡腊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关注科技,他在南方时,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他在北方时,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阮元是清代数学研究的推动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数学经典,如《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割圆密率捷法》等。

注重实学,经世致用

阮元治学讲求会通,涉猎广泛,尤重实学,还读西方数学、天文之书。他在《畴人传序》中说:“早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尝旁稽载籍,博问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开明的思想和态度。为科学家立传,中国本有传统。古代所谓科学技术人才,主要是指“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元史方技传》),囊括了天文、历算、医学、占候、测验、遁甲、风角、修炼、吐纳、导引等方术之士。古人将推算历法称为“推步”,意为日月在天上运转,好似人类走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阮元的《畴人传》收录从上古时至清中叶的天文、历法、算学家三百多人的传记,包括外国科学家四十余人。全书记其生平,述其贡献,涉及天文、历法、算学、仪器等方面,而星占学则不收。书中的文字,都录自有关典籍,并有所评论。

《畴人传》由阮元主编,由李锐和周治平协助完成,并经钱大昕等协助订正,共四十六卷。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家的学术生平资料,把西方科学家作为附录。编者对许多科学家的评价相当精辟,也有些评价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观点。学者总结《畴人传》的特点是:介绍传主时,重专业而轻生平;选择人物时,重当代而略古代;叙述过程时,或详细或简略;确定范围时,有中国有外国;须作取舍时,留实学而去巫术;征引资料时,注出处而便查阅;评论传主时,求公允而不避讳。尤其是本书第一次为西方科学家立传,体现了编撰者的视野之开阔。

放眼中西,引领学风

《畴人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后人评为不朽之盛业。同时,《畴人传》与扬州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清代中叶,扬州会通数学的人才辈出。像焦循、阮元、李、焦廷琥、黄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数学。他们的数学研究领域,跨越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他们的著作除了《畴人传》外,还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等。《畴人传》中记载的扬州人虽然不多,但都有独到之处。如扬州府泰州人陈厚耀,康熙进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见于康熙帝。康熙试他算法,让他画三角形,求其中线,以及弧背尺寸。陈厚耀写好算式后递上,康熙看了很满意,授与他编修。又如扬州府高邮人李,乾隆进士,幼年读书颖异,有神童之目。既长,博洽通敏,喜欢历算,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扬州府甘泉人罗士琳,少年时跟舅父秦恩复在扬州读书,对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等数学著作。

《畴人传》是阮元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畴人传》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所以版本和续作很多。

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学派中还有个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还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孙、刘文淇、李审言这样的名字。然而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

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运与官运两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独以文名闻世。据说,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单薄,不能胜任驰射,他的父亲才让他改习经业的。而一旦弃武从文,却成就了一代大儒。他的学问从文字源流、名物考证、刊布文献,一直做到科学史研究。他的官职也从学政、侍郎、巡抚、总督,一直做到大学士和太傅。晚清时,名士龚自珍得以见到暮年归养扬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称赞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韩愈、李白,济世之才可比房玄龄、杜如晦。细细想来,实在也并非溢美之词。因为阮元的领军作用,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钟情故土,保护文化

阮元对于乡邦文物的珍爱,使人感慨尤深。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官员兼学者,带领着一批力夫前往扬州东关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们将一块宋代残石从东关街二郎庙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抬到附近安家巷的准提庵,安置在庵东侧的长廊里。看到古人遗留下的残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场的僧众一片欢腾,那位官员与学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员与学者就是阮元。这一天,应该说在准提庵的历史上写下了沟通中华古今文化血脉的华彩一页。

算起来,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庆丙寅年(1806)。四十三岁的浙江巡抚阮元正踌躇满志,在刚刚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校勘记》后,又与扬州太守伊秉绶商议编撰《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事宜。对家乡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阮元,这一年中几乎踏遍了扬城内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扬州这座古城里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在城外的甘泉山,他发现了西汉厉王宫殿的础石;在城里的二郎庙,他又发现了这块宋代的三公石残碑。阮元是在前去准提庵访问,路经东关街北的二郎庙菜园时,无意中发现宋代残石的。他走进菜园,先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蔬菜,然后蓦然发现菜地中间有一块废弃已久的古井石栏,上面似乎隐隐有字痕。阮元觉得此石不寻常,于是立刻取水洗石,用纸拓字。经过仔细辨认,石头上刻的竟是“□熙十□三公石□”数字。“熙”字上面的一个字残缺不全,像是“淳”字。阮元想到以“熙”字为年号而时间超过十年的,只有宋代的淳熙,便断定这是宋代残碑。于是,一块从不为人注意的残石,在阮元眼中却成了至宝。

一年之后,阮元写了一篇《二郎庙蔬圃获石记》,记载了这一有意义的发现经过。阮元移石的准提庵,就是今天的准提寺,又称准提禅院、大准提寺,系扬州历史上的二十四丛林之一。

中国士子的最高标格

阮元出生在扬州西门的白瓦巷,但是这条小巷早已不知所在。如今的扬州古城毓贤街上的阮氏家庙,庄严而又朴素。家庙建于嘉庆年间,现在见到的有门厅、祠堂及隋文选楼等,但没有花园。阮元是个明白人。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以你的身份,为什么不在扬州建一座园林呢”阮元笑道:“扬州人叫某园,都以主人的姓氏冠于园上,如张园、李园之类。我如建园,人必称‘阮园’,岂非整天叫唤我的名字吗”所以,他生前没有大兴土木,像盐商那样修建花园。他过生日怕人家来祝寿,宁可出去"躲寿",独自在竹林中做一天隐士。这都体现了他高洁的品格。他的陵墓也不算豪华。阮元的墓在扬州北郊槐泗乡永胜村,原来有些祠堂、牌坊等建筑,后来遭到毁坏。现在冢前只有一些零落的石龟、石马,还有一座石刻墓表,记载阮元生平及家族简况。夕阳之下,徘徊于此,不禁俗虑皆空。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所著的《说扬州:1550-1850的一座中国城市》中也多次提到阮元。她写道:“著名的士大夫阮元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乾嘉学派的身影已经远去,然而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沉静,严谨,渊博,通达。

令人高兴的是,作为一代完人的阮元,他后裔兴旺,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各有所成。德行的回报可能有各种方式,阮元属于欧阳修那种“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湖北明清古民居博物馆是一个富有人文气息的特色古建筑群。它主要是根据阿明王朝君主陵墓和府邸以及清代古建筑定制建造的。下面详细介绍一下湖北明清古民居博物馆。

据史书记载,明朝有220多个藩王,湖北是藩王的重要聚集地。朱元璋先封藩王,武昌为楚都。之后一共封了44个藩王,藩王数量仅次于河南。

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挖掘了许多王子的宫殿。湖北省政府计划在木兰湖的山坡上建设明代太子博物馆和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馆内地面部分明清古建筑实地勘察、绘图、拆除、搭建。

展示待建诸侯王宫殿地下诸侯王墓发掘的文物。这真是一个大众化的“政绩工程”。

目前,阳新、铜山、枣阳、崇阳等地首批13处古民居、祠堂等建筑已呈现在木兰湖畔,供游客免费参观。

古馆占地面积较大,这里不仅有半个家族(旁系后裔)的民居,还有培养了众多人才的廖的官厅,还有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指挥部。

板石家

板石家原址位于湖北省阳新县白沙镇,为清代建筑。据家谱记载,赵原主人是北宋太宗的后裔。蒙古南侵时,部分皇族经湖北南迁,有时留下繁衍至今。

百年前,赵派了几个工匠到武昌等地搜集资料,画成册,这只是原有建筑的一部分。老房子大门上的牌匾上刻着“半个家族”,来源于“0755年至79000年半个家族统治世界”的说法。

赵故居。其平面近方,三间宽大,中间有天,布局对称,院落错落有致。从前到后是前堂,翼(书房)后堂,这是硬山的结构形式。

门厅前有雕花门楼,门厅有网格屏风;天井两侧有厢房(书房),建筑构思十分精巧。

古人云:“不雕不造屋。雕是珍贵的。”板石家老屋的雕刻工艺非常精彩,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朱琳老房子

朱琳旧居(又称阮坂坨旧居)原址位于湖北省通山县黄沙铺镇。它建于清朝初期。

据家谱记载,阮氏祖阮籍是魏晋七子之一。因经常在竹林中聚会,批评时事,被尊为“竹林七贤”。左“古时候,明月之下,竹林七贤。阮家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江西迁到湖北铜山后,建了一座竹林堂,以敬奉先贤,故称老竹林屋,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老宅分为前厅、天井、厢房、后厅四部分。在前厅,有雕刻精美的门槛石和门槛石。明朝用木头隔断,后堂穿斗梁架,柱不落地,立在大杭州上,扩大了室内使用面积。

外墙绘有各种吉祥物和花草。左边有蝙蝠和一幅象征长寿吉祥的“松鹤常青”图。

舒老五

舒老五原址,位于湖北省通山县杨坊乡,建于清代中叶。

舒老五的大门是倾斜的,避开了山峰,正对着山坳,有利于气流通畅,开阔眼界,从室内观之,令人心旷神怡。中国的“歪门邪道”

庞氏族谱记载: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庞氏家族“弃学督家务,巡山选址,宗族建庙。”数百年来,庞氏家族建立了一套家训:

孝顺,尊老,敬家,祭祀,持家,修性,做个好姑娘,老实,贤惠,闲着,谨慎,小心,惩怒,禁博客,打官司。

廖关石堂

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廖氏官塘旧址

辽代官厅是明代南京户部尚书的官厅。

山东-山西场馆

陕西会馆原址位于湖北枣阳市路透镇,建于明末。

早年,山陕会馆只是一个小关帝庙。

由于地处古驿道中心的湖北枣阳经济繁荣,陕西、山西商人众多,生意兴隆。

清朝乾隆年间,山西和晋商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以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枣阳为根据地,进贡汉朝山西忠臣吴升和关羽财神。经过几年的准备,他们集资建造了会馆。以达到旅游时见面、经商、交友的目的。

陕西会馆内外墙都是青砖砌成,都是清水墙。

中殿两侧山墙呈猫拱背状,曲线优美,寓意吉祥如意。

后殿前檐八如意斗拱,主脊两端鸥吻。主脊上有美丽的菊花,竖脊上有龙,气势磅礴。

2016年6月,重访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进行摄影。

明清园,全称“湖北省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距离武汉市黄陂区木兰湖游船码头约七八百米。位于木兰湖畔,展览面积8000平方米。

明清园林的内广场。

湖北省文化厅借鉴其他省份和三峡库区文物集中搬迁重建的经验进行保护,将散落在湖北省民间,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但因周边环境破坏而缺乏保护的古民居及其构件文物,移至明清园林进行集中重建。

明清园林蓝图规划集古民居艺术、山水游览、传统技艺于一体,形成了以湖北明清古民居遗产保护为基础,以传承湖北风俗习惯为特色,遗产保护与休闲体验相结合的旅游景区。

明清时期,公园搬迁重建了名人故居、富商宅邸、民居、祠堂、会馆等10余处古建筑。免费向游客开放。

明清园和木兰湖隔着一道木栅栏,栅栏边是一排烟柳抚面,另一边是木兰湖上的标志性建筑。“姐妹红楼”倒映在镜面般的湖水中,涟漪灿烂。

鲁老寨内。位于武昌区陈家巷大街17号的陆老寨原址,是晚清武汉著名的竹木集散地和贸易码头。

鲁老寨内。清末,竹木商人在武昌白沙洲河畔建房,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一度十分繁荣。

阮和平旧居。原址位于铜山县黄沙铺镇,清代中期建筑。

阮和平旧居内。它占地275平方米,有两层结构。由前厅、天井、厢房、后厅四部分组成。

明清古建筑的路线标识。

阮世保的老房子。

2015年,鄂西民居的吊脚楼是由来自恩施州的18名土家族工匠在乐的带领下建造的

阮蔡生世居淮安新城北辰坊,另在城内勺湖建有草堂别墅,世代科仕,崇尚治学,热心乡里教育。

阮葵生曾祖父阮晋当时与同乡著名学者阎若璩齐名,撰有《自吟亭诗稿》,两人一起被大吏推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祖父阮应韶是监生;伯祖父阮应商是进士,任户部郎中,以直言敢谏多次受到康熙帝的称赞;父亲阮学浩和叔父阮学浚都是进士,而且同在翰林院任编修,同被派至地方担任大权在握的乡试主考官,人称“淮南二阮”;弟弟阮芝生二十四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县令等职,善诗文,与阮葵生一起被当时人誉为“眉山兄弟”。阮氏祠堂的门上写着的对联“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反映的就是阮氏处于鼎盛时期的状况。

阮葵生的父亲阮学浩(裴园)系清代雍正年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提督湖南学政,典陕西、山西乡试,铨京都会试同考官,阶儒林郎加二级,赠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参议。他一生治学严谨,博识多才,曾刊《教学遗规四礼翼注》及《学约》,以训士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十九岁的阮学浩,陈情辞官,回乡奉母,在他著名的书屋“勺湖草堂”读书讲学,“十余载遂不出山,日取淮海士,奖掖而成之者数百余人”。阮氏房舍建于勺湖南岸,而草堂建于勺湖之中,后改为书院。雍乾年间,淮安文风兴盛,当时丽正书院(旧址即今淮师),和魁文书院(旧址即今淮中),经常延请裴园公讲授经学。阮学浩见府、县两学维修不善,便发起创立公益团体“洒扫会”,邀约两庠人士集资修葺,而他总是资助银两最多。此外,他还将家藏的书籍百余种,赠送绐丽正书院,供诸生攻读。

阮学浩生有二子,长子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又字萍庐、乐君,号吾山,晚号安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其《茶余客话》著称于世;次子阮芝生,因叔父阮学浚无嗣,“出为学浚后”,乾隆进士官德清知县,由于为政清廉,诰授奉政大夫直隶永定河北岸同知。

父亲阮学浩在翰林院任著作官凡二十年,著述颇丰,有《娱萱亭稿》、《职思亭诗文集》传世,叔父阮学浚著有《蔃村诗文集》,弟弟阮芝生著有《咏素斋文集》、《听潮集》等。出生在这样极富吟诗弄文风气的家庭中,阮葵自幼受到熏陶,养成写诗的癖好,“二十年间两千篇,丛编蠹简恣涂窜”(《邱丈桐园为予订〈十载删余集〉赋长句寄怀》),自癸酉(1753年)结首部诗歌集《十载删余集》(上、下)起,后来陆续编订《吴舠集》、《彭城集》、《越角吴根集》(上、下)、《红蕉馆集》、《勺湖集》、《晚移集》、《七峰集》(一、二、三)、《西山集》、《瓶花书屋集》、《春淀集》、《春草轩集》(一、二、三)、《听鸿集》(一、二)、《得请集》、《属车集》、《拙庆斋集》(一、二、三、四)等诗集。《拙庆斋集》编订于1789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可见诗歌创作伴随他一生。

阮葵生无论在成名之前,还是为官以后,都热心乡里的教育事业,一直赞助父亲亲手创立的“洒扫会”。为了使集资能够发挥“一劳永逸”之效,他建议筹款存典生息,还倡导购置田产,交庄民屯粮起租,以备办学之资。故阮氏庄园——鹅钱庄(在今东门外和尚庄东南),素有“一千庄”之称。阮葵生也生有二子,长子阮钟琦,候补布政司理问,但终身未仕,一直在家秉承先祖遗志,监督“洒扫会”同人恪守《会约》,严禁从中贪污作弊。次子阮钟景,顺天府北榜举人,岁在而立就早逝了。

从晚清开始,阮氏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虽然遗稿和藏书较广,但逐渐散佚。所幸阮葵生的六代孙阮再庵老人,现年七十有五,尚能记忆追溯先祖遗事,尤其是乾隆四十七年由阮葵生、阮芝生重修沟《山阳阮氏家谱》(勺湖草堂收藏刻版,分上、中、下三卷),竟失而复得,尚存淮安图书馆。这对研究雍乾时期的淮安文化历史、地方掌故以及阮氏家世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山阳阮氏家谱》得知,阮氏原籍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枣儿村,从武德公一代起,于元末定居淮安。山东潍坊尚有阮氏分支。另据《续纂山阳县志·名人墓》记载,阮学浩、阮葵生父子殁后,均葬于七里塘(今城东乡赵徐村西南)阮氏墓地。著名的文学家天台齐召南,曾为阮葵主撰有《墓志铭》,全文载入《山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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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嘬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 类似于打口哨。 

其实,不论“弹琴”还是“长啸”,都体现出诗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气质,而这却是不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

下面是关于阮籍和孙登的“啸”

阮籍啸台

啸台遁世伤时喧,孤傲一声修竹乱。

孙登同志效长呼,纵酒谈玄琴相伴。

吟诗抨世云台挫,绝响铮铮广陵散。

志存高远鉴明湖,清士悲声千古牵。

下面是“阮籍啸台”的典故:

  尉氏县城小东门南城墙内侧,有一座数丈高的高台。据旧志载此台原高15丈,夯土所筑,台上有很美的厅堂、苍翠的松柏。这便是著名的啸台,也是尉氏八景之一“啸台清风”。可惜的是,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啸台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壮观景色,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土山。

    1700多年前,尉氏出了个旷达不羁的人物,名叫阮籍,做过步兵校尉。因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交替的动乱岁月,他看到动乱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就毅然弃官还乡,放浪于山水林木之中。阮籍既好饮酒,又善音律,人们常常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衣冠零乱地走上城墙,时而弹琴,时而啸歌。每当他弹琴啸歌的时候,附近的乡亲父老便聚集城下倾听。他唱的歌词,一经人们写下来,便是绝好的诗章,有人说《阮步兵集》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

    当时,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司马昭深知阮籍才学过人,想聘其女为子妻。阮籍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又怕司马氏加害自己,就借酒大醉60多天,酒醒后,忽然变得疯疯癫癫,不像常人。司马昭疑其有诈,就派人探听真伪。这人来到尉氏,接连见到阮籍所做的许多怪事。

    一次,阮籍一人驾车出游,信马由缰,顺着大路走去,直到无路可走,就丢了车辆,号啕大哭。哭罢,回到东城墙上,钻进茅庵,倒头便睡。正睡得香甜,适逢好友来访,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喝酒,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逢对手意趣浓。正在此时,家人来报,说是阮籍的母亲病故。他却非要赢下这局棋才回家,友人再三劝他,终不肯回。待下完棋回家时,阮籍既不啼哭,也不理丧,蹲在地上,如醉如痴。朋友来吊丧,他既不作陪,又不谢答,却以白眼视之,一会儿披头散发、仰天狂笑,一会儿饮酒赋诗、抚琴吟唱。晋文帝听到阮籍的这些作为,相信他是真疯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阮籍对抗当朝统治者的手段。

    阮籍活到54岁便死了。相传,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当时的人们在他弹琴啸歌的东城墙下,筑起一座高台,取名啸台。并且在台旁挖一小湖,让湖光水色映照着古柏厅堂。多少年来,无数学士名流来到尉氏,无不仰慕先贤,登上啸台,吟诗作赋,以寄感慨。

最后,我为你找了一篇文章,是专门分析“阮籍之啸”的

阮籍之啸

——故乡人的解读

                                     朱文濡

《晋书》载:“阮籍,陈留尉氏人。”所以,除去历史维度久远的因素,阮籍是我的故乡人。我关注阮籍,是从大学时一次阅读开始的,得知这位魏晋时代的名士原是故乡人,更惊讶他的卓绝和奇伟。于是,我阅读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走访他的后人,参拜他的墓碣,缘于对他人生轨迹的迷惑。最使我迷惑的莫过于阮籍之啸了。或者具体的说,莫过于对阮籍之啸的情状的迷惑了。而对阮籍之啸的理解和阐释,恐怕要以阮籍整个的生命历程为注脚。

阮氏家谱记载,阮姓起源于西周时代,阮氏家族在西周的西部建立阮国,后为西周所灭,但丧失家园的阮氏家族没有向胜利者臣服,而是踏上了流亡之旅。经过一个上千年的沧桑变化,于是,阮姓人的现代分布是从甘肃起向东,经河南转而东南,在这一方向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台湾和香港,据说还包括外国如越南,阮姓人繁衍生息、如水流注一般散播开来。

家乡一位阮姓人告诉我说,他们阮姓人性格倔强、高洁。果真如此的话,我想,阮姓人的这一性格特征最突出的体现者,应该是生活于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他的父亲阮钰。阮钰文采横溢,精通音律,谙于世事,明哲保身。三国时曹操军马打到阮钰家乡的时候,慕阮钰之名,有意将他纳于麾下。派人打探,得知他为躲避兵祸,背着年迈的母亲逃进山了。在群雄争霸中求贤若渴的曹操不惜放火烧山,将那阮钰掳为己有。并以音乐做媒,最终打动了阮钰的心。自此,阮钰投身曹操帐下,以其文才服侍一代枭雄,据说,其才思敏捷,赋诗拟檄,马上立就。以其文学成就和地位,被后人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史实,是足以作证的。

可惜阮钰英年早逝,撇下孀妻孤子,阮籍时年四岁。阮钰的生前好友、曹操的侄子曹爽感伤世事和友谊,为此写下《寡妇赋》一篇,读来使人凄然泪下。曹家人厚道,拟或说是念及阮钰生前的功业,保留了阮钰遗孀和孤子的待遇,使之生活无虞。

将相有种,阮籍禀承了父亲的才思。不仅从小就聪明过人,而且庚至少年,便练得一手好剑法,技艺之精,他自认为可以和当时的成年高手曲城侯一比。由此也可见阮籍年少志远。青年时代的阮籍长得貌丰体伟,不仅文思敏捷,而且曾经以其高超的武艺出阵入敌,立志建立一番功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的变数在曹氏政权向司马氏家族转换的过程中展开了。那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王权篡夺的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王权争夺过程中,觊觎、暗算、尤其是高平陵杀戮所暴露出来的人性诡诈和残忍让阮籍惊心动魄。作为曹氏王朝的忠臣,看到曹氏政权衰败之不可挽回,个性倔傲的阮籍却不愿向司马氏集团低头。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不向司马集团屈膝,如何全身守节地躲过灾祸甚至性命的劫难。于是,他言谈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为应对司马氏的拉拢,他或酣酒称醉,或偶任小吏。然而,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离开是非之地远远的。有一个故乡的传说描述了这个情节:阮籍请辞还乡,对这个在士大夫中甚有影响的人物不放心的司马氏集团假借皇帝的名义,只允许他离开一箭之地。为难中的阮籍利用“皇帝金口玉言”的规则耍了一个心计,他接受了条件,但是暗中派人远远地等着那枝射出去的箭,未等箭落地便抢在手中,骑马朝着家乡的方向狂奔而去,一直跑到家乡一个叫做“竹林”的地方把箭插下,此地后来叫做“射竹峰”——这也算是皇上所说的“一箭之地”吧,“金口玉言”,皇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传说中阮籍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阮籍,相对解脱了外界的监视和自我束缚,一些和他投合的朋友来和他聚会,他们七个人当时都是不拘礼节的风流名士,在一起吟赋为醒,栖息为醉,面对自然,酣畅淋漓,后人称“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和性格豪爽的嵇康最为投合。后来,七贤之一的山涛投靠了权贵,陷害朋友,性倔口直的嵇康成了他巴结权贵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一帮朋友也因山涛的背叛悲剧性地散了。这个事件对于阮籍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乖舛,从此他形只影单,更加孤独郁闷了。正是在这种孤独郁闷中,阮籍演绎了他的人生故事。一方面,他写下了婉约凄美的诗章,是他志情高雅的内心独白;另一方面,他行为怪诞,体现着他对于世事人生的独特理解与率真应对。

说到他的行为怪诞,历史上记载的有这么几个典型事件:

哭少女坟。有一美少女,16岁夭折,家人葬之。第二天,阮籍赴坟吊唁,长跪而哭,尽兴而返。非亲非故,阮籍甚至不认识她的家人,且以长跪小,他这种行为确实让当时的街坊视为古怪离谱。

睡美妇门。街上有一酒坊,一美妇人操持,阮籍慕妇人之美色,每持酒而往,醉而卧其门,只是双目流盼,并无不轨之举,久之,妇人与其夫也不以为怪,任之。

穷途之哭。阮籍郁闷时,常让家仆套车,自驭之。对牛猛抽一鞭,便持酒卧车,仰天而饮,待车停时,或临河绝路,或卡树难行,阮籍以穷途之悲,大哭而返。

在所有的关于阮籍的怪诞离奇行为之中,很少人提到他的啸,我以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疏漏。

阮籍之啸也可以归为这么几个事件。即古战场之啸、丧母之啸、啸台之啸和苏门山之啸。

古战场之啸。阮籍到一个 叫做“鸿沟”的古战场去参观,在那里,当年刘邦和项羽打了关键一仗。打仗期间,刘邦宁可牺牲被项羽扣作人质的父亲的生命而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刘邦后来作了皇帝,但他那奸诈无信,不仁不义的做派为后人不齿。阮籍也是这般见识他的,所以他参观之后,在广武城头长啸一声,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竖子者,小人也。

丧母之啸。母亲病重期间,阮籍和人对弈,家仆来告诉他母亲去世了。阮籍无言,劝对方继续下棋,一直到该局终了,才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这一事件,世人颇有非议,但理解他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性至孝”。

啸台之啸。啸台当时是一个风景幽雅,居高临水的土丘,估计离阮籍居住的地方没有几步路,从阮籍的一些诗句中知道,他常常晚上到那里抚琴、吟诗,如此还不足以发泄郁闷时,就临水啸叫。

苏门山之啸。阮籍喜欢孤独云游,一次到苏门山,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他见到一个世外高人正坐在一块巨石上面眯着眼睛调息养生。估计阮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嵇康的忘年交——道家长者孙登。这是一次邂逅,阮籍没有心理准备,阮籍同他打招呼,估计先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没话找话地向他讨教养生的工夫。而孙登看出了阮籍的言不由衷,就继续眯上眼睛没理他。阮籍很郁闷,就长啸一声,怏怏寡欢地下山了。然而,这一声长啸,却暴露了阮籍的真实心情——一种长久压抑,难以排遣的心理郁结。然而,这一声长啸所暴露的东西,才是孙登所知道的阮籍的思想和为人,也才是一个融生命于自然的出世长辈愿意和晚辈阮籍沟通的意义层面。于是,当阮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啸声,但却如鸾凤和鸣,山回林应,酣畅淋漓,直抒胸臆。阮籍听来,如醍醐灌顶,矛塞顿开,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写下《大人先生传》一文,表达了他对一个出世高人的仰慕和自己从他那洒脱飘逸的啸声中得到的感悟。这是一次用啸声所达成的深刻的哲学对话,这是一个没有第三者见证的文化掌故。在历史的烟尘和浪漫的想象中,给后人留下品味不尽、各抒己见的解读空间。据说,从此阮籍不再啸。

然而,阮籍之啸,究竟是怎样一种行为和情状呢?

在我看来,在解读阮籍之啸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已经把啸这样一个行为说得够详尽的同时,也把啸说滥了。滥得你从那么多解释中不知道阮籍到底是怎么啸的,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文章中,也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你觉得他不是要自圆其说,而是在摆弄学识而已。甚至还有一位现已声明狼籍文化名人,在一篇散文中把阮籍的广武城之啸解释为一声吐痰似的闷哼,想象力之轻薄佞狂,真乃匪夷所思。

其实,单单就对啸这一独特行为的解读能力来说,可能恰恰是现代文人的缺陷,因为有些啸的行为,是非常俚俗的。例如,把手指含进口中吹出激越嘹亮的声音和变调,在当今,连樵夫农夫也很少人会了,现代文人更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往往被视为“不雅”。不雅,会的人就少,会的人少了,解读啸就没有了生活经验的基础。

我曾经很熟悉这种啸法,那是在少年时代,在故乡的河滩丛林中,在和伙伴们玩耍时不经意学会的。不知道是谁先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我们就都会了。的确,当我们在河滩的树林里劳动(割草)的间歇、或在空旷的原野中玩耍时,把拇指和食指(或中指)并作一条缝、或者弯曲单指做缝,含进口中用力鼓吹,激越嘹亮的声音破空而起,方圆数里之内,似乎林梢、草尖、水面连同绵延起伏的原野都在回应着,让你觉得,在一种非常抒情的啸声中人与自然彼此和谐地呼应、感知和存在。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变调表达你的呼唤意思,你的伙伴—人和狗,会识别你是否在唤他(它)。这种啸法,在我少年时,在家乡尉氏的农村,很多少年都会,在那时我们给它的名字自然很土,叫做“打唿哨”。这种少年行为被成年人看作是俚俗不雅的。一次,我在家里听到一声呼啸,知道是伙伴在邀大伙到村头集合,我也呼啸一声作为回答,表示:“知道了,马上就去”。然后,村庄里连续响起好几起啸声。这时,我母亲,当时的一个小学教师,从屋里出来,表情严肃地径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觉得好象有点不对头,就说“我们都会,怎么啦妈妈?”母亲说:“以后不许这样,像个土匪”。的确,在生活和阅读中渐渐长大后,我很能体会到用“啸聚山林”描写响马生活的生动和贴切。我也曾经很羡慕他们那种快意恩仇、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然,这样一种情感发生在一个农村野孩子身上也是自然的。虽然如此,从被母亲教训之后,我和同伴约好在村庄里谁也不许用这种方法召集人和狗了。

当我在读书中慢慢长大,环境变化和文化濡养使我疏远了那种声音。当我在阅读中邂逅阮籍、渐渐熟悉了他,并对他的啸声感到诧异和迷惑时,从来不认为“指啸”是一种解读方式。但是,有一篇文章讲到,1960年在南京的一座古墓中出土的一幅砖刻壁画上,描摹了阮籍吹指作啸的情状,这使我错愕,但却总是不以为然。

其实,啸有多种方式。蹙口而呼,或撮唇吹曲儿,可以称做“徒口啸”;含一片树叶儿或指头吹出声响可以称做“借物啸”。“徒口啸”可以是叫喊、吟唱,也可以是倾诉式的哀哭。“借物啸”可以是吹曲儿,也可以是呼叫,抒情泻意或传递信息。但无论那种啸法,在表达形式与内涵上都有激越嘹亮与平缓低响、哀伤吟咏与欢快歌唱、愤懑难遣与酣畅淋漓、倾诉内心与感应外物等等的区别。正如某种乐器善于表达某种情感一样,啸的方式与意趣之间也有着类似的限制关系。所以解读阮籍之啸,决不可以离开他的内心世界和具体情景。

勿庸赘言,阮籍是一个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命运多舛。青少年时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与成年后的怀才不遇;孤儿寡母、相濡以沫的生命历程与丧母之痛带给他心灵的永远创伤;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高孤性情与维护礼俗小节、背叛纲常大道的时代社会与政治风气;高雅的审美格调、对美的迷醉与美的易逝留给他的心灵感伤;这一切等等,都是形成阮籍心境、情感和人格的基本因素。阮籍著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词句华丽,格调浪漫,但到处充满了哀伤的底蕴。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内心世界。他哀伤自己的少年壮志与怀才不遇:“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朝。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咏怀诗》第十五首)。他对表面礼仪,内中伪善的时代风气表示讽刺和忧愁:“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设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真素谈,户外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咏怀诗》第六十七首)。在命运的险恶环境中,阮籍深深感觉到荣辱祸福之无常,但是,他又是多么仰慕松柏一样的生命:“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蒙氾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在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我情”。(《咏怀诗》第十八首)。在孤独的人生思考中,阮籍曾经羡慕归隐的生活:“事物何纷繁,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远,云汉邈无梁。濯发阳古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山岨,采此秋兰芳。时路鸟足争,太极可翱翔”(《咏怀诗》第十三首)。然而,表面上行为率性的阮籍,内心常常是孤独难谴:“中夜不能寐,起坐谈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第一首)。

然而,究竟该怎样解读阮籍的啸呢?在人们关于啸的诸种解释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排除“借物啸”的可能。试想一下,在以上所举阮籍啸的几种情景中,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任何假借外物的发声方法,都不足以高亢嘹亮以至抒情达意,反而极显轻浮、矫情和做作。同样的道理,“或情感激烈、或心结难谴”的情状,也应该适合我们对“徒口啸”的检视。如此,则有一种道教的啸法应引起我们注意——在高岗上,或在空旷处,提丹田气,仰天吼喊,以荡涤浊气,排遣心情,达到身心(气功)修炼的目的。我认为,阮籍之啸与这种啸法应该是相通的,只不过他不是在修炼气功。在苏门山上,他与孙登的啸声对话以及他们之间啸声清与浊的差别,应该是一个恰当的印证。当然,阮籍年少时也曾随浮华公子游玩,在那个以啸为时髦的时代,阮籍和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们吹指作曲儿,或啸唱诗赋,自然是很“派”很“帅”的风头。然而,在能够表达成年阮籍性情的典型的啸的事件中,均不应该如此理解。阮籍啸的独特在于他这个人的独特——他独特人生中的独特性情。

然而,如此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人们快要把他忘记了——即使在他的故乡尉氏,越来越消失了关于他的踪迹和记忆。

据县志记载,我的家乡尉氏县,因曾经是秦朝大将尉缭子的封地而得名。在县城的东城墙的中段部位,有一座宋代官方修建的古塔—太平寺塔。在古塔北边不远,在一个叫做“东坑”的一泓湖水东岸,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叫做“啸台”的土丘,“啸台”便是因阮籍而得名。记得当时县城还有一家酒厂,生产过一种标牌为“啸台大曲”的白酒。就我所知,这是当时县城所有关于阮籍的文物与文化产品的全部了。然而,时隔20多年之后,有关阮籍这个故乡人,这个历史名人的物质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县城为中心,方圆20公里之内,如今还有叫做“阮庄”、“阮家”的村落,有些是重名。这些村落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阮姓人,家谱记载他们和阮籍是同宗同祖,那个叫做“竹林”的地方,在县城以东15公里处的“阮家”村附近。值得一提的是,阮籍的墓碑,如今作为受政府保护的文物,就竖立在这个“阮家”村里,而墓地的真正所在,村里的阮姓人也不得而知。按照古时人“叶落归根”的观念做判断,这里想必是阮籍的出生地。

“啸台”既然是他登台而啸的地方,居住也应该就在附近,以阮籍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居住在附近比较繁华的城镇,大概也就是如今县城所在的地方吧。

让我们尽量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吧。1000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前,因战乱的原因,中原的人口并不稠密,如今县城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在那一带人口集中居住、兼有生产和生活物品贸易中心和地方行政机构所在的城镇;那个土丘应该是一个高高的山包;那个“东坑”,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湖泊;那个城镇,也应该是古风古雅的样子;而那个如今叫做“竹林”却几乎没有一棵“竹子”的地方,晋时,应该是一个竹林葱郁、流水潺潺,自然风景美不胜收的所在。就在这个地域之内,阮籍孤独地游荡,偶尔地发出啸叫,啸叫他的人生、啸叫他对事与物的感怀。那该是怎样地叫声啊:激越而嘹亮,局促或悠长;以有声的吼喊,哭诉无名忧思和感伤。他的啸声虽是那么的自我,但在他的知者听来,却能够在灵魂深处的战栗中获得通约。

然而,阮籍的知者,在理解他又珍视他的意义上,无论过去和今天,能有几人呢?是的,在人们认识他的有限之中,也多集中在其文学成就方面,但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层面,从哲学、政治学、人格心理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我们又有多少能力来认识他呢?试想一下吧,一个才华横溢,性情高雅、立志建功立业而怀远大抱负的人,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扭曲了他施展人生抱负的理想舞台,却又被这个丑恶舞台的无形利爪紧紧攫住,不得脱身。在权力争夺的残酷倾轧中,既要保全自己的人格不受玷污,又要巧妙谨慎地躲避权势者们的拉拢,为的是要保全他珍爱的、他也无法不珍爱的、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所养育的生命。他战战兢兢地躲避灾祸,在无形的生命桎梏中佝偻身躯苟活着,却又无法完全按耐住那颗敏感而深邃的活跃灵魂,只是偶尔借助那压抑不住的啸叫,来获得暂时的身心舒卷。然而,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篡权者就单单逼着这位内心高洁倔傲,和权势者在政治上虚与委蛇的人写下《劝进文》,为他们道貌岸然地走上最高权坛立下这块牌坊时,一生谨慎、善于应对的阮籍最终还是被逼迫到了死角难局,当他以被后人称为神笔的才思写下了《劝进文》不久,还是死在屈辱中。

就这么一个人,在如此一个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的啸台上,在原野中,他那偶尔发出的啸叫,有着多么浓厚而令人惊悸的生命内涵。为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历史,也为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明天,也为着我们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由,在我们的今天文化建设中,我们怎能不去永远地记录下这个声音!每当我们凭吊古迹或翻阅历史而面对着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全身心地去聆听一下这个远古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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