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镇嵩军刘军长，全名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生于1883年。其早年曾在直隶保定府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学习，毕业后曾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庶务长。他曾拉得一伙土匪，号称镇嵩军。1918年刘镇华与陕西督军陈树藩相互勾结，刘最后坐得陕西省长之位。1922年，时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参加直奉战争，刘镇华便全面掌控陕西省长兼督军的大权。刘在陕八年间，祸害匪浅，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刘镇华，心太瞎，

你把百姓给得扎！

刘镇华，太残暴，

就像恶狼把人咬！

……

刘瞎子为什么要围困西安？

刘镇华祸陕八年之久，怨声载道，最终在1925年3月，被陕西人民赶出了陕西。但不想，次年刘镇华又在军阀吴佩孚等人的支持下，为扩大北洋军阀底盘，纠集残部集土匪十万，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而当时吴佩孚正忙于应付北伐军，所以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接济这支军队，于是刘镇华便就此征发军饷粮草，西安以东各县，遭受惨重。而小说与电视剧中，奉刘军长之命来白鹿原上征缴粮食的事情正是对此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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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张凤翙、钱鼎、张钫联合洪门帮会首领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等密谋发动西安起义。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将军文瑞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西安新军起义，他们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同时派出侦骑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内空气紧张。由于陈树藩是军械官，西安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约陈树藩密谈，劝其加入革命阵营。此时，陈树藩已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加入同盟会对自己会有好处，于是，同意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陈树藩领着起义新军及时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被俘，西安光复。

意见分歧

西安光复后，同盟会和洪门帮会为领导权问题而意见分歧。为稳定局势，防止内部火并，西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同盟会员、原新军管带张凤翙于10月25日召集各界重要人物到军装局开会，陈树藩也参加，经过一番争议，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协议：以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钱鼎为副大统领，组成了秦陇复汉军革命军政府，其他人员也有一定职务，如张钫任东路军大都督，张云山任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任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任军令大都督。张钫提出任陈树藩为张云山的参谋长，但遭到万炳南、张云山的反对，张凤翙、钱鼎也不表态。结果，自认为立了大功的陈树藩捞不到一官半职，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奔井勿幕，帮助井勿幕组织民军。不久，山西革命党人电请张凤翙派兵援晋，张凤翙才任命陈树藩为河东节度使，指挥陈树发、严飞龙、王飞虎三个标，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运城。

所谓系，就是指统治哪一个地域的军阀。

例如统治山西的军阀是晋系军阀，因为山西简称晋。

统治东北的军阀叫做奉系军阀，因为奉系首领首领张作霖老家在奉天（辽宁省），所以称奉系军阀。

统治广西军阀叫做桂系军阀。

统治广东军阀叫做粤系军阀，不过粤系军阀的首领陈炯明被国民革命军东征消灭掉了。

西北军冯玉祥。

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吴佩孚。

军阀具体分类和明细：

第一类：国家军阀（势力大，可控制北京政府—以中央政府名义向国外贷款、讨伐叛军。）

北六省：直系冯国璋：

长江流域皖系段祺瑞

东四省：奉系张作霖、张学良

第二类 联省军阀

西南军阀：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

西北国民军：冯系（冯玉祥）

西北马家军：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

第三类 省级军阀（保境安民，依附大势力）

山西：晋系（阎锡山）

广东：粤系（陈炯明）

湖南：湘系（赵恒惕）

新疆：杨增新、盛世才（认庙不认神主义）

第四类：小军阀

四川：（四川四杰：东—刘湘、北—邓锡侯、西—杨森、南—刘文辉）

河南：（赵倜、刘镇华→白朗、张庆）

陕西：陈树藩

贵州：黔系 (刘显世)

民国成立后，张凤翙任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控制陕西很不甘心。1914年春，袁世凯命令张凤翙、张钫等率部镇压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同时，又派心腹爪牙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精锐第六师入陕。不久，袁世凯调张凤翙、张钫入京任职。6月，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

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5年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历任帮统、协统、总兵、镇守使等。民国成立后，任袁世凯的执法处、警卫军统领，是袁世凯的亲信心腹。陆建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陆建章督陕，首先是要改编和吞并陕军，面对这种形势，陈树藩即见风驶舵，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这样，陕西两个师三个旅先后被裁减吞并，唯独陈树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陈树藩依附陆建章，引起陕西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和指责，陈树藩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来的民党官兵，掩护一些被陆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渐渐得到民党人士的谅解。但是，这样一来，陈树藩又受到陆建章的猜疑，陆建章密令陈树藩逮捕军中的反陆分子，陈树藩权衡得失，将王飞虎、郭坚等军官暗中放跑，然后谎报王等已潜逃，陆建章虽怀疑和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

1915年，陆建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陕西人民对他十分痛恨。1916年5月初陕西模范监狱犯人越狱，陆建章派军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许多行人、乞丐亦被误杀，西安城内尸横街头，血水四流，惨不忍睹。陕西人民怒不可遏，发起了一场反袁逐陆运动。尤其是渭北各县，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陈树藩派人见陆建章，软硬兼施，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和平解决，最后达成两项交易：陆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荐陈树藩取代他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负责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送出潼关。随后，陈树藩亲自护送陆承武回西安，又亲自护送陆家老少出潼关，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于1916年5月18日自任陕西督军，通电全国。不久，北京政府也发表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的命令。这样，陈树藩初步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在此期间，陕西旅京学生也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驱陈大会，遥相声援。10月旅京陕西学生同学会和三秦公民救陕会分别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撤免陈树藩职务。11月，两会再在关中会馆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再次上书，召集同乡大会开展大规模驱陈运动，并致电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请予支持。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自治主张，企图拉拢民心，但遭到陕西各县各界人士的相继抵制。

1921年3月，陈树藩为改变困境，率部袭击靖国军，但遭到失败，驱陈斗争更趋高涨。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队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痛斥陈树藩祸陕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在这种形势之下，把持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也无法再保陈树藩。5月25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

任免令

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曹锟、吴佩孚大怒，决定调阎相文第二十师和吴新田第七师入陕。当时，陈树藩手下有三个师，刘镇华的镇嵩军也有三个师，此外，还有地方军，兵力有十几万，陈树藩认为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和他称兄道弟的省长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当直军一进潼关，刘镇华便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如梦初醒，由于刘镇华部下张治公网开一面，才能仓皇逃出西安到了眉县。1921年西安。陈树藩还想指挥部队反扑，然而，驻守咸阳的刘世珑师和驻守兴平的张金印师很快战败投降，陈树藩只得率卫队骑兵连逃奔汉中，到陕南镇守使张宝麟处，仍以陕西督军名义对汉中各县发号施令。然而，他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张宝麟也暗中投靠了曹锟。

1921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最后，陈树藩撇下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

此后，陈树藩凭借着陕西时侵吞的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汉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

北洋军阀乃一个整体，并无直皖之分，后来分属于直系皖系的北洋各师，都是在同一个母体中培育，在同一个家族中成长，各师骨干交叉使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北洋军的家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才逐渐分裂成直系皖系，先是暗斗，后是明争，不数年间，竟演成兵戎相见。现就试将直皖战争之前双方实力分几个方面做一对比。

双方地盘的对比

所谓双方地盘，即亲近直系或皖系之督军所控制的各省。直皖战争前，中国共有22个省和3个特别区，但南方之粤、桂、滇、川、湘、黔等六省基本不受北洋政府的控制，故所余十六个省和三个特别区即为直皖两系所瓜分。其中的奉、吉、黑、直、豫、苏、鄂、赣等八省及察、绥两个特别区属于直系，而鲁、晋、陕、甘、皖、浙、闽、新等八省及热河特别区属于皖系。南方诸省因与北洋也有微妙关系，故在亲近程度上也有区分，其中粤、桂更接近直系，滇、黔更接近皖系，川、湘二省则由于北洋势力的渗透，正处于南北各方极力拉拢之中。

说到瓜分，其情况又分作两种：一种是巩固的地盘；另一种则只是倾向于该系的依附者所掌控的地盘。后者中的许多其实并未介入直皖之争，而只是聊以应付，或遥作声援而已。

一个亲近程度的远近，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劣，从这两项标准便可作出两系地盘的对比了。以皖系所控制的各省来说，陕甘新热四省区，地处偏远，既非直皖中原之争的热点，新疆杨增新不是段的亲信，也不愿加入中原之争，热河、甘肃经济、军事能力都有限，欲争也无力，陕督陈树藩被省内峰起之群雄纠缠，能够尽量保持省内其他力量不入中原捣乱，也就是对皖系最大的贡献了。这四个省区对皖系来说并不具很大的价值。

山西地处直隶之侧背，居高临下，如果运用得当，能对其构成相当威胁，位置是足够重要的，但山西王阎锡山也非皖系亲信，其在政治上八面玲珑，经济上闭关自守，能够在直皖战中不被直系利用已经不错，其他则不可奢求。

山东的地理位置绝对是一流的，不仅有出海口，还有津浦铁路从省内穿过，且山东历来为兵源大省，可以为战争提供大量壮丁，但此时的鲁督田中玉首鼠两端，依皖而并未倒直，加之国内省内各派势力矛盾重重，便使得这一绝好的地盘失去了对皖系应有的作用。

福建对于皖系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尽管闽督李厚基在闽之根基并不雄厚，受粤军及本省土著的牵制，自身已经难保，但皖系与南方此时的关系十分的紧张，有福建做一个前哨或者一个缓冲，对于江浙地盘之争无疑是有利的。

真正铁了心与直系抗争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安徽与浙沪两地。安徽地当南北要冲，扼津浦铁路，如果能与山东联合抗直，则直军从这一线南下北上都成大碍，且安徽附江苏之背，至少能对其起到监视的作用。安徽督军倪嗣冲乃段的老袍泽老乡亲，也是铁杆拥段者，其反直旗帜十分鲜明，这从倪以下犯上横阻冯国璋南下和屡屡召集反直会议于蚌埠等事中，便可得到充分证明。

至于浙沪，更是皖系做下的最最重要的另一个“眼”，也是直皖相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当时，淞沪在行政上属于江苏而淞沪护军使一职则直隶中央，并不受江苏督军节制，到是与浙江血脉相通，俨然一体，因而直系一直想将其划为已有。最初，此职由杨善德率第四师于二次革命时占据，而第四师在直皖分家后属于皖系，而且是皖系的基本力量，为直系所莫属。后浙江内讧，杨移师督浙，淞沪护军使一职空缺，冯国璋即欲乘机将其划归苏督统辖，未果，此职被皖系第十师卢永祥抢到手。后杨善德死于任上，卢接杨督浙，直系再一次欲使齐燮元领第六师占淞沪，无奈皖系又一次抢先任命了何丰林，为此差一点提前暴发了直皖战争（李卢战争），但最终仗没打起来，皖系仍旧牢牢地占住了这一宝地。于是浙沪与安徽，便一南一北将直系江苏夹在了当中，从而陷直军于不利。

除以上各省外，湖南、四川也曾为皖系所窥视，段祺瑞先以亲信大将傅良佐督湘，又扶持亲皖之刘存厚督川，并派吴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以作应援，意图将该两省占为已有，并牵制湖北王占元直军。但因亲直之第八师、第二十师与南军罢战求和，傅良佐手中无兵，只有弃职潜逃；后继之张敬尧在吴佩孚北撤后，也因无力与南军相抗，兵力大多溃散；再后继之吴光新在直皖相争最激烈时做了王占元的俘虏；倾向皖系之四川督军刘存厚又很快失败。皖系在湖南与四川的地盘企图也就基本落空了。

再看直系所占的地盘。

直系曾因共同利害挑头建立八省联盟。在这八个省中，奉吉黑三省远据关外，奉系军阀已经崛起，只是因反皖与直系有共同利害故而加盟，但真正倾力相助则根本谈不上，惟可助声威，并有京奉铁路可资利用，此对于直系是有利之处。

察绥两特别区，影响力有限，且察督王廷桢与绥督蔡成勋对加入直皖之争并不积极，只是因同属直系大的团体，故而给予声援，谈不上多大的份量。

联盟中，真正巩固的是直、苏、鄂、赣四省，而这四省加上河南，却是顶顶重要的战略要地。直隶的地位自不用说，其乃北洋陆军的发祥地，北洋将领籍隶该省者占最多数，省内有著名的保定军校，可以为建军提供大量干部。省域环伺京城，扼京汉、津浦、京奉铁路进入京津的咽喉通道，河北平原一马平川，交通便利，一旦有战事，既可于指顾间直捣黄龙，又可以快速机动兵力阻击来犯者或者向四方出击。直督曹锟初为直皖都想争取的热饽饽，但最终却因与段的利益冲突而变为反皖领军。

长江中下游之湖北、江西、江苏三省，上下连成一片，居通衢，占水道，扼天险，进退可以自如，攻防有以凭借，汉阳、金陵两大兵工厂就在此区内，战争所需之枪炮弹药可以保障供给。三省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地位上都极重要，且三督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等都是直系基本武力，在反皖问题上态度一致而坚决，绝非那些顺风倒的墙头草可比。

唯一有些不稳的是河南。河南乃四战之地，京汉和部分通车的陇海铁路纵横全省，上连直隶，下接两湖，东可击皖，西能阻秦，但河南督军赵倜并非直系基本干部，而是中立派，一旦赵倜倒向皖系，则直隶的地盘将被割裂而受到皖系包围，这是直系所担忧的。好在老段太急，反到帮了直系一个大忙。原因是皖系也看中河南，对赵倜非自己人也同样的担忧，于是欲命自己的亲信吴光新率军督豫。赵正恐慌间，直系四督及正欲率军经京汉线北上的吴佩孚等直军将领强烈反对，最终使河南易督不成，保住了赵督军的宝座，于是赵视直军为救星而与皖系结仇，一变而为反皖的急先锋。直系又多了一个同盟军，也稳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盘。

从上述分析看，直系所占的中心可靠地盘尽是交通与经济发达地区，且南北东西连成一片，极有利于兵力的战略机动。皖系虽安插了许多亲信骨干于各省，但多分散于外厢，且被分割成几块，互不相连，一旦遇有战事，其兵源兵器的补充明显不及直系，兵力的机动也极易为直系所阻而不能相顾。故总的来说，直系所占的地盘略强于皖系。

双方军队的对比

至战争暴发前夕，属于皖系的军队计有：中央陆军第四、五、七、九、十、十三、十五师，参战军第一、二、三师，倪嗣冲安武军、姜桂题毅军、徐树铮西北边防军、吴光新长江上游司令部以及各省军师旅等。属于直系的部队计有中央陆军第一、二、三、六、八、十一、十二、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师及各省军师旅等。

从以上看，似乎当时的军队非属直即属皖，实际上有的很牵强，有的前后属性有改变，有的尚在摇摆中。就皖军来说，就有许多是临时依附或者仅仅在隶属关系上受其指挥的部队。第九、十三两个师都是京畿卫戍部队，第十五师则系原冯国璋的亲兵师，这三个师都只是因驻在北京，从隶属关系上受其节制而已，与段并没有太多的关系。驻山东之第五师原本是皖系基本部队，但此时的态度并不特别鲜明，实际上与中立差不了多少。张敬尧第七师和吴光新长江上游部队到是老段的真心拥护者，但此时已经基本瓦解，有名无实了。至于陕西陈树藩和福建李厚基的省军，距主战场既远，实力又有限，自顾已经不暇，也根本算不上主力。倪嗣冲安武军、姜桂题毅军都是旧式军队，用于治安剿匪也许能行，与新式军队相抗则不是一个级别。这样算下来，则皖系基本部队就仅有驻于浙沪之陈乐山第四师、卢永祥第十师和参战军第一、二、三师等五个师以及徐树铮西北边防军若干混成旅了。

直系因没有控制中央政权，其所有部队并非因隶属关系强行列入，而是本着共同的反皖目标集合到一起的，是一个军队同盟。在这个同盟军中，依反皖积极性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又可以分成两类。直、苏、鄂、赣四省督军所辖之第二、三、六、十二、十八等五个师应是中坚、主力，其他则是反皖不太积极也不太稳定的，只能算作外围部队。值得重视的是上述四督所新编的省军师旅，有的并不弱，特别是直隶省军的几个混成旅，不论其反皖积极性，还是战斗力，都不逊于某些陆军师。

皖系基本部队中，以第四师成军最早，战斗力最强，该师（镇）乃清末著名的北洋六镇之一，在镇压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汉口进攻作战，1913年参加对蒙作战，同年二次革命时参加对上海、南京进攻作战，有相当多的实战经验。第十师次之，该师于护国战争时期进驻上海，但没打仗，只是以战斗行军的姿态进入，故没有实战经历，但处于淞沪那样复杂的环境之中，部队的训练应该不会差。参战军三个师和西北边防军四个混成旅装备精良，训练的也不错，但都是新成师旅，毫无实战经验。

直军主力五个师中，其中的二、三、六师均为北洋六镇之属，从镇压辛亥革命的武昌战役，到二次革命征赣、到护国战争征川、到护法战争征湘，大凡北洋军与南军打仗，几乎无役不与，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锻炼了部队的顽强作风。特别是护法战争中第二次攻湘作战，吴佩孚率第三师及直军三个混成旅于羊楼司大败联军，成为近代战史之经典战例，更使第三师成为当时中国最能战斗的部队。第二师（镇）征鄂之战、第六师征赣之战，也都打的相当出色。第十二、十八师成军较晚，参战经历亦不多，应略逊色于二、三、六师。

总的来看，两军基本部队的编制和装备大体是一致的，训练的程度也应该没什么差别，在装备上，参战军可能更强一些。但除第四师以外，皖军另四个师的实战能力却远逊于直军各师。

再看直皖战争中双方参战部队的情况。皖军投入主战场的有参战军第一、三、中央陆军第九、十三、十五等五个师另一（二）个混成旅。直军投入主战场的有第三师一个师另三（四）个混成旅和一个新编旅。

单从参战部队番号上看，似乎皖军要远强于直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双方军队的实力：先看皖军，曲同丰参战军第一师、陈文运参战军第三师，每师一万一千人，魏宗瀚第九师仅六千人，李进才第十三师、刘询第十六师都各是八千人，宋子扬混成旅八千人。再看直军，吴佩孚第三师一万一千人，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曹锳等直隶混成旅，每旅各八千人，彭寿莘新编旅六千人。从参战实力上看，双方基本对等。

从双方参战部队战斗力来看，对比就显的悬殊了。皖军投入主战场的部队，参战军两个师都是新编的，战斗力是否形成还很难说。至于京畿两个师，都是在京门脸子站岗做秀用的，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大概压根也没想到过打仗，也压根就没有打过仗，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了。第十五师于成师之前的第五混成旅时期曾参加征宁之役，算是皖军参战五个师中唯一经过战火洗礼的部队，如果愿意打的话，大概还可以打一下。

直军投入主战场的第三师和省军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等混成旅，却全是刚刚从湖南北撤归来又都是在羊楼司大捷中打出了威风的的百战雄师，其战斗力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流的。唯一的例外是负责东线作战的曹锳第四混成旅。该旅乃曹家子弟兵，许多军官要么是大帅的亲戚子侄，要么是七爷的嫖友赌友，有“茶壶队”之称，部队的作风、纪律、战斗力等都异于直军其他部队，是直军中的另类，也是战斗力很弱的一支。

从双方军队的士气来看，对比也十分的明显。皖军参战之第九、十三、十五等师既不是皖军嫡系，自然不愿意为安福打仗，这是很明显的。参战军两个师是段一手缔造，按理说应该为段效命，但该军官兵对于这种内战却并不想打，尤其不愿意跟直军打。徐树铮也知道官兵这种心理，所以一直到开战在即了，仍对作战的对象与任务秘而不宣，这便与直军积极的思想发动与战斗动员相差了许多，其对于官兵士气的影响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直军又有不同了。直军参战的几个混成旅都是第三师所繁殖，没有丝毫杂色，可保军令贯彻无虞。官兵久离故乡为安福系打仗，本来就有怨气，而历尽艰辛打下的地盘却先一个傅良佐再一个张敬尧再一个吴光新，全让皖系的人给占了，负出那么多的流血牺牲却一点好处也没涝着，于是都对安福系怀着满腔的忿恨，是为哀军。加之此时又是得胜还乡，乘战胜余威，故而官兵斗志昂扬，士气十分高涨。

对比双方投入的军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直军投入的可算是最能打也最想打的部队，而皖军投入的却是最不能打也根本不愿打的部队。

双方骨干将领的对比

从两军高层的内部凝聚力来说，是各有千秋。段祺瑞作为皖系家长，其核心LD地位是毋庸至疑的，但此时皖系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安福俱乐部的存在，已使皖军内部有了很明显的离心倾向。直系在冯国璋死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尽管曹锟勉强算作直系第二代首领，但其核心地位则远没有形成，从这一点上说，直系不如皖系。但由于受到皖系压迫太甚，直军将领暂时还能够共患难，在反对皖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多少弥补了没有核心人物的缺陷。

从双方将领的战斗意志来说，差别也大。段系四大金刚之一的徐树铮是直皖战争的点火人，反直态度自然强烈，但其参与安福俱乐部的行为，招来了包括皖军同僚在内的全国军民的一致恶感，直军抓住皖军这一弱点，在“通电战”结段，将攻击的矛头专指小徐和安福而不牵及其他，起到了很好的分化效果。就拿另外三大金刚的态度来说，靳云鹏因表现出对直系的同情从而造成与小徐及安福部之间的激烈冲突，愤而辞去总理职务，成为直皖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傅良佐始终反对与直军打仗，就在直皖战争一触即发的当口，还最后一遍劝谏请段不要用兵与直军作战；曲同丰身为皖军西路总指挥、参战军第一师师长，只打了三天仗，便缴刀投降，盖“以段督办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而实际上曲根本就不想打。再比如张怀芝、姜桂题等，在直皖战前，也曾多次往返于北京与保定之间，以第三者的面貌调停战火。至于刘询，陈文运、魏宗瀚等，因与直军将领之间不是同窗便是同袍，并不存在太多恶感，更不愿为声名极臭的安福党和“万人嫌”小徐打仗了。

相比之下，尽管直军缺少象皖军那样的核心领袖，但迫于安福俱乐部与老段小徐的独裁专制，反到加固了直系的大团结。战前电报战中，八省同盟异口同词，一致对准安福与小徐猛烈声讨，起到了壮大声势的极好作用。直军参战的前敌将领，清一色的曹吴嫡系，同根同脉，处此关头，就更是敌忾同仇。曹吴等人，又正好是与安福系结怨最深而成为段必欲打击的对象，各将领利害相逼，故有非打不可之心；因成功地运用了宣传战，将全国民众强烈的反内战义愤几乎全部引到了皖系一方，又有“师直为壮”，挺身而出之慨。加之得胜凯旋不久，此时杀气未消，求战心切，信心十足。这对于皖军内部那种四面楚歌、消极厌战的情况来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

从双方将领的实战水平来说，也很有一比。民初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段冯二人一个参赞中枢，一个将兵在外，故导致二人所网罗之部将也有了如二人一样的特色，即段所亲信的将领多是军政机关的参谋型人才，而直系骨干将领却多是领兵打仗的带兵官。若以两军带兵官相比，则直军带兵官打仗多，而皖军带兵官打仗少。

自直皖分立到皖系战败为止，参、陆两部任总长、次长者中，属皖系者先后达五人之多，而属直系者一个也没有。即如皖系四大金刚，也要么服务于中枢，要么任职于军校，更多从事建军练兵等军政工作，没有一个是在外带兵打仗的。

皖军带兵官也不少，如卢永祥、吴光新、张树元、陈乐山、马良、何丰林等，但打仗不多，打硬仗更几乎没有，到底能不能打也无从知道了。皖军唯一打仗多的要算张敬尧了，张在第六师团长任上参加征赣之役时曾创造过比较突出的战绩，任师长征川时也还差强人意，征湘时的表现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到是远在福建的非主力将领臧致平、姚建屏、潘国刚等，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险恶与战争的频繁，磨练了实战水平，不失为战将之选。

也许是出于巧合，或者是老段私心作祟，从护国战争开始后的历次对南军作战，多数都是由直军承担的。比如护国战争中北洋军参战各师：属于直军者，有第三、六、八、二十等四个师，而属于皖军者仅一个第七师。再比如第一次攻湘作战，属于直军者，先后有第二、三、八、十一、十八、二十等六个师，属于皖军者，仍只有一个第七师。第二次攻湘作战中，直军在前六个师的基础上又多出了一个第十二师，再加上新扩编的暂一师，达八个师，皖军除仍由第七师参加外，又加派了一个山东暂一师，也才两个师。

不管是老段的偏心也好，或者是纯粹的巧合也好，反正是直军打仗多，皖军打仗少。如果果真是老段的偏心，那他这样做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消耗直军，待直军打胜了也打疲了再由皖军来坐享其成，但其结果却是全面地锻炼了直军部队，造就了如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刘玉春、彭寿莘等那样一批能征善战的名将，而皖军将领却没能得到这样的锻炼。以参战双方的主要将领来看，尽管徐树铮、曲同丰、陈文运等也都有着极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战的锻炼却使他们在临阵时远不及吴佩孚、王承斌、萧耀南那样运用自如，这不能不说是直胜而皖败的又一个必然。

（一）井勿幕其人

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1888—1918），是同盟会早期成员，陕西同盟会支部长。他曾三次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联络紧密，南北呼应，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立下不朽功勋。

1918年，他被陕西靖国军各路推为总指挥，与总司令于右任一起率领靖国军，为廓清复辟势力，巩固革命成果，开展护法运动，打击北洋反动军阀而厉兵秣马。是年底，他应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函约到兴平南仁堡召开军事会议。1918年11月21日，在此地，井勿幕遭到郭部营长李栋材突袭身亡。

（井勿幕）

（二）遇害之谜

井遇害后，经过多方查证，背后主谋终未浮出水面。关于此一事件，随后有三种主要说法存世。

（1）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所为

陈树藩依附北洋军阀，叛变革命，祸害陕西，与井勿幕等革命党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于是有人怀疑是陈树藩收买李栋材害了井勿幕。也因为李栋材将井勿幕的人头献给陈树藩。于右任挽井勿幕联就云：“我哭井勿幕，汲汲救国忠诚，不亚宋渔父（指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犯，就是陈树藩。”

（2）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郭坚所为，且嫌疑最大

因为是郭坚函约井勿幕开会，也是他的部属李栋材直接杀害井勿幕。尽管他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现场，但他在背后主谋的嫌疑最大。

原因是，郭坚所任靖国军第一路军在靖国军中军纪最差，井勿幕作为靖国军总指挥，对郭部多有所批评，引起郭的不满。

（井勿幕之墓）

（3）第三种说法，认为是郭坚所部的参谋长马凌甫所为

原因是，马凌甫当年与井勿幕留学日本时，分属咸长（咸阳、长安）、渭北两派，互有矛盾。马凌甫忌恨井勿幕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在日本辩论时为人所殴，认为是井勿幕暗中指使。因此，马凌甫以参谋长的职权命人以郭坚的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

井勿幕被杀之后，其胞兄“榆林王”井岳秀，费尽周折，花重金将躲进汉口租界的李栋材抓捕到榆林，剖腹剜心，祭奠其弟。但也没有挖出背后主谋。

井勿幕被害这一公案，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军阀混战，难以查证。以后年深月久人事变化，更难查证。就此成为一桩历史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