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祥林嫂的死 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且看，小说的开头便这样写道：“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话从表面看似有语病──同义重复；其实，它是有深刻的意义的。联系下面关于鲁镇年关祝福习俗的生动、逼真的描写，便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城乡每一块土地，都是鬼神观念牢牢统治着的地方。而这一点，往往是在旧历的年底显示得最充分，最集中。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系列的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也在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作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它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真算得上是旧中国千万劳动妇女中难得的一个佼佼者了。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作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区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3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回答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地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说不清来作结，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猝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的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中国古代称婚礼为昏礼，多在黄昏举行。历朝历代婚礼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主要有三书六礼。贵族与民间婚礼亦有所不同。

程序包括：相亲，断八字，定聘，择日，送嫁，催嫁，迎亲，拜堂，出厅，闹洞房，换花，回车。

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基于此原因，夫妻结合的礼仪称为“昏礼”。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

中国的婚礼可分为三个阶段：

婚前礼，即订婚。

正婚礼，即结婚或成婚的礼仪，就是夫妻结合的意思。

婚后礼，是成妻、成妇或成婿之礼，这表示了男女结婚后的扮演的角色。

在中国传统的结婚习俗里，婚前礼和正婚礼是主要程序，这些程序都是源自周公的六礼。

据《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男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筳几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而所谓的六礼，据《仪礼》的记载，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据说六礼是创于周朝的，有学者认为周文王时代已有六礼，不过亦有人不从六礼。

汉平帝元始三年，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传千朗史家属可行亲迎，次年立皇后亦纳采、卜吉。魏晋南北朝时，皇太子娶太子妃的婚礼都没有请迎，自东汉到东晋时很多时都不依六礼成婚。

唐代以后，皇太子开始请迎，而亲王的婚礼都会依随六礼。后来暨“问名”于“纳采”和“请期”于“纳成”；是故虽然概念上还是依六礼而行，实际上只有“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而朱子家礼更将“纳吉”和“纳征”合为一礼，所以只有三礼。

元朝时，婚礼会加多议婚一礼。

明朝洪武元年时，方以朱子家礼为标准制定婚礼。

清朝时，据通礼记载，汉官自七品以上共有九礼，但都拼入了成妇成婿之礼，而古代的六礼亦只余下“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与“请迎”五礼。其他士、庶人结婚都比较简单，而民间的婚礼一般都会依朱子家法进行。

三书六礼的传统婚俗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西周。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其后各朝代婚姻的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籍《礼记》和《仪礼》都对此有所论述。《礼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男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筳几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敬慎重正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另据《仪礼》载：“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由此可见，这传统婚俗始创于西周时期。一般认为，此婚俗于秦朝已经定下，其后用于汉朝。

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亲书：

聘书：

聘书是订婚用的书，于“纳吉”（过文定）时男家交给女家。

礼书：

礼书是“纳征”（过大礼）时使用的书，礼书内会详细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

迎亲书：

顾名思义，迎亲书即迎娶新娘时的书，即在“亲迎”时使用。

纳采又称“采择”，相当于后世所称之“提亲”、“说媒”。表示男方曾审慎考虑之后所做的决定。

《文公家礼》说：“纳其采择之礼，及今世所谓言定也。”而古代较为朴实简单，据《仪礼·士昏礼》记载，士大夫阶层所执的见面礼，即称“贽”或“挚”，仅“用雁”。其原应执雉而已，但雉不易活捉，多为死雉，婚时不宜，且婚礼为人生大事，故特许新人得越其身分等级穿戴与使用衣着行头。

问名是指男家询问女家关于女家女儿的姓名、时辰八字，如女家接纳男家的提亲，就会把女儿的姓名和时辰八字等交给男家，放在神前或祖先前以占卜吉凶，如卜吉兆的话，就会决定娶女家的女儿。

纳吉，即过文定，男家会选择一个吉日，带着一些礼品到女家，礼品一般都是三牲，酒礼等，并正式奉上聘书。这时其实婚事已初步议定。

纳征，即过大礼；“纳”是的意思是聘财，而“征”就是“成”的意思，亦即是说男家需要纳聘礼后才可成婚的意思。过大礼时，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完成纳征的仪式后，婚约便正式定立。这是订婚的最隆重，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因为这仪式过后就等如正式定立了婚约。跟“过文定”一样，男家会选择一个吉日，带同聘金和各种礼品到女家；而女家亦会准备回礼礼品。

请期即是“择吉日”成婚的意思。男家会择定一个成婚的良辰吉日，再准备婚期吉日书和礼品给女家，女家受礼及同意后，便可确定婚期。

亲迎亦称迎亲，就是在结婚之日，新郎会与媒人和亲友一起前往女家迎娶新娘。新郎前往女家之前会先到女家的祖庙行拜见之礼，然后以花轿接新娘回到男家。新人会在男家举行拜天、地、祖先的仪式，然后送入洞房。

换庚谱，就是男方和女方的家庭互相交换家谱，作为定亲的凭据。媒人提亲后，如男女的时辰八字没有相冲，双方就会换庚谱。

在选定吉日后，于婚前几天由“一世好运的男士”把新床移到适当的位置。位置要依男女双方的八字以及神位等决定，而安床的住置亦不可与桌柜、方橱的尖角相对。

然后，再由一位“儿孙满堂的女士”负责铺床，并摆上各式喜果、荔枝干、红绿豆及利是。

安床后，安床之后，禁让自己或其他成年人坐卧，寡妇、失婚者尤忌；但可先让婴孩在床上玩耍，寓意添丁发财。

嫁妆最迟需于结婚前一天送到男家。嫁妆的多少象征女家的身份与财富。除了珠宝手饰外，嫁妆主要都是富有吉祥寓意的东西：

蝴蝶双飞：剪刀；

甜甜蜜蜜：片糖；

花开富贵：花瓶；

丰衣足食：七十二套衣服。

据《礼记》记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

哭嫁在今天可能会是一些很难理解的事；但在古时，因为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女儿出嫁后，就很难有机会可以见到家人。

而事实上，出嫁后的女子也不是可以像今天一样，随时可以返回娘家探望家人的，回娘家需要得到夫家的批准。

此外也有以下的说法：说哭嫁是源自古时妇女不能拥有自由的婚姻，所以她们会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古时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古代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己成年。而女子十五岁成年许嫁之后行“笄礼”。标示已到婚嫁年龄。因此成年礼与婚与婚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由于盛行早婚，加上庶人礼仪简化，演变成婚前的上头仪式。

“上头”不只是皆梳发挽髻，而是指整个头部打扮，还要开脸画眉，涂脂搽粉等。

“开脸”是指用细绒绞去新娘脸上的汗毛，使面部更为光洁。

“上头”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仪式。梳头要用新梳子，助“上头”的人必须是“全福之人”（俗称“好命佬”及“好命婆”），即这人是六亲皆全，儿女满堂之人。

此外，娘家还会设宴请客，“上头”的隆重性在此也可见一斑。

“好命佬”及“好命婆”替新郎新娘梳头，一面梳，一面唱十梳歌：“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四条银笋尽标齐，五梳翁娌和顺，六梳夫妻相敬，七梳七姐下凡，八梳八仙来贺寿，宝鸭穿莲道外游，九梳九子连环样样有，十梳夫妻两老到白头。”

新娘子通常会以一边长三尺的正方形红围巾蒙在头上，这红色的围巾称为叫“盖巾”，俗称盖头。

对于盖头这种婚俗，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盖头是为了遮羞；而另一种说法是说源自于古代的掠夺婚，表示新娘子蒙上盖头后就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古代婚配时，男方必须去迎亲。“亲迎”是六礼中最隆重的礼节。没有迎亲的新郎，就没有出嫁的新娘。古代亲迎，有徒步的，也有用车的，比较普遍的是用八人大轿去迎亲。

抬轿的人必须身体强壮，遇上别人家的花轿，绝对不可以与他们碰头，必须绕着走。迎亲回来时，还要换一条路回去，以取不会走回头路之意。如果途中经过庙、祠、坟、井、河等处，必须由男方娶亲的人手张红毡子将花轿遮著，作为“避邪”的意思。

如果在途中遇见出殡的队伍，迎亲的人会说“今天吉祥，遇上宝财！”这是因为棺材的谐音为“观财”，亦即看到财宝的意思，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图个吉利。

出门是指新娘离开娘家的意思。当到达吉时的时候，女须由大妗姐（喜娘）背着上花轿；据说新娘双脚着地的话就会带来恶运。

在出门的时候，新娘的嫂嫂是不可以相送的，这是因为嫂字有着扫帚星的扫字的谐音，是故人们相信嫂嫂于出门时相送会带来不吉利。

现在的新娘出门时，由伴娘（陪伴新娘过门至男家，而且必须是未婚的）撑起红伞护着新娘，取其开枝散叶的意思。大妗姐及众姊妹一边行，一边向上空、伞顶及花车顶撒米，用来“喂金鸡”，意思指鸡啄米后便不会啄新娘。最后上花车前，新娘子会向送行的亲友鞠躬，以示谢意。

过门的意思是新娘由女家出门后正式踏入男家家门，拜见翁姑及男家其他长辈。

传说翁姑不可以在大厅直接看见新人进门，因为这样会相冲。所以当女方步入男家后，翁姑会由房间出来大厅会见新人，下车入门过程还有有撤谷豆等习俗，望门而撤，小儿争拾之。据《事物纪原》撒谷豆之习始于汉代。新娘可能还会抱毡，以红毡裹新妇抱之进门。

《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人门“赳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撤，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

《谈征·事部》:“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人，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

然后新郎新娘会先拜天地，后拜祖先。新人会向翁姑奉茶跪拜。翁姑会说一些祝福语，并送首饰及礼物给新娘。新娘收到饰物后需即时戴上，以示谢意。然后，新人会向其他长辈及亲戚奉茶。

拜堂，又称为“拜天地”，是婚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拜堂不属于古代“三书六礼”之中的礼仪的。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浙江海宁风俗记·婚嫁》：“出轿时，用米袋直铺至花烛前，新娘脚踏米袋，曰步步高，代代好。参拜天地叫拜堂。新人对席互饮曰合卺（日语：床杯）。以红绿绸新郎新娘各持一端曰牵红，送入洞房（日语：床入り），并坐床上，用果子遍撒，曰坐床撒帐。”

拜堂婚俗于宋代以后非常流行，经过拜堂后，女方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一员。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记宋人拜堂之俗说：“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缎、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疋回之，谓之答贺。”

司马光在《温公书仪》卷三说：“古者妇人与丈夫为礼则侠拜。乡里旧俗：男女相拜，女子先一拜，男子拜女一拜，女子又一拜。盖由男子以再拜为礼，女子以四拜为礼故也。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相见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

“拜堂”时，主持婚礼的司仪会大声的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写晁梁娶亲：“四月十三日，姜宅来铺床。那衣饰器皿，床帐鲜明，不必絮聒。晚间，俗忌铺过的新床不教空着，量上了一布袋绿豆压在床上。十五日娶了姜**过门，晁梁听着晁夫人指教，拜天地，吃交巡酒，拜床公床母，坐帐牵红；一一都依俗礼。拜门回来，姜家三顿送饭。”

其实，拜天地代表着对天地神明的敬奉；而拜高堂就是对孝道的体现；至于夫妻拜就代表夫妻相敬如宾。某程度上，夫妻交拜是在古代少数可以让女性跟男性同一品位的时候。

三朝回门即归宁，三朝是指婚后的第三天，新娘由丈夫的陪同下，带备烧猪及礼品回娘家祭祖，然后再随丈夫回到夫家；相传在先秦时已有这样的习俗。

归宁，就是回娘家向父母报平安的意思。在古时，交通没有现代的方便，如果女子的夫家是离娘家很远的话，所谓出嫁从夫，女子到夫家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娘家了。

何休《春秋公羊传》记载春秋时期已有此仪。《诗经·周南·葛覃》：“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所以回门可能是女子踏足娘家的最后一次机会。亦因为如此，人们十分重视归宁这一个婚礼习俗。

题主应该明确一点，应该称为韩氏族谱，并且前面应该加上地名，比如清河崔氏族谱，太原王氏族谱等，宗族字辈只是适用于自己的宗族，不同的宗族字辈是不一样的，同姓宗族全国成千上万，单单靠姓氏就想分辨是不可能的，建议题主询问自己宗族里的长辈。

字辈，名字中表示家族辈份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俗称派。其意均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古代一种特别“礼”制，它一直延续到现代。由于各种原因，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人对字辈谱变得陌生，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更是明显。

形字辈形式——

类诗体

如果说字辈属于诗体，我觉得并不恰当，因为有时候他并不是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对仗平仄，所以我姑且将其命名为类诗体。类诗体一般是以四言、五言的居多。

1四言类诗体

四言类诗体属于比较常见的，其广泛被各大家族使用。譬如山东日照丁氏，他们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修丁氏家乘时，从第十三代开始将字辈定为：“惟我家谱，履历备详，原籍海州，肇始武昌，明初来照，相宅河北，天启开科，崇祯任职，乡贤名宦，德言事功，显扬令绪，繁育兴隆，聿愿同心，孝敬和睦，世代绵长，丕承祖泽”这套字辈以四言的形式，叙述了日照丁氏的来历、迁徙、发展以及对子孙后世的祝福与期望。再如贺龙元帅家族的字辈，贺氏先人贺从先，明末从军来湘。第二代叫贺云贵。第三代兄弟五人，分别以象、虎、龙、凤、凰名之。除贺凰无出外，余者繁衍成今日洪家关贺氏四大房。从第四代起，贺氏宗族即以“大廷良土，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在桑植，贺氏宗族支脉繁多，盘根错节。“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吾邑望族”绝非虚妄。贺龙乃贺氏第三代长房贺象之后。先祖贺大忠，曾祖贺廷宰。廷宰公幼读诗书，颇具文采，但命交华盖，屡试不第。他只得开馆授业，在家乡教起私塾来了。不过廷宰公“丰有财宅”，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全乡闻名。

再如如张氏孝友堂宣统年间族谱记载字辈为：“国正治朝，万事学道，本在其中，运泰有兆，愿复克家，滋大长保”；陈氏湖北陈秋颜後裔“鸿新世绪，敬迪前光，传家孝义，华国文章，诗书启秀，英俊联芳，善有余庆，和则致祥，欣逢泰宇，景运延长，政先仁惠，科尚贤良，惟兹后裔，锡福咸康，允循训典，定保荣昌”；江西欧阳氏字辈“仲国淑景，高先以民（宋淳熙派），永广时之，崇曰文思（明永乐派），充士正立，今尚愈光，汝克可效，天兆孔良（明弘治派），彝伦攸叙，寿尔载尝，保佑盛鼎，厥后定昌（清嘉庆派）”等等，这些都算是比较优秀的四言类诗体字辈。

2五言类诗体

我个人认为，五言类诗体应用比四言要更广一些。通常情况下五言的读起来更通畅，记起来更容易。五言类诗体字辈如程氏四箴堂自始祖元谭四十世开始为：“伯伟尚嘉芳，浩天大发祥，闻知尊典训，正直集材梁，礼义为贤度，谦恭有道光，齐家先孝友，之国尚文章，学问通经济，功名奏天堂，祖训欣永振，百世受其昌”。再如安徽怀宁清光绪二十七年陈旭修《义门陈氏宗谱》陈氏：“根深枝自茂，本立福攸绵，廉孝辉先烈，诗书启后贤，雅儒崇善庆，俊秀守纯全，盛业传家裕，隆思待诏宣”等。像这些字辈都是属于很典型的而且比较优秀的五言类诗体字辈，当然其内容无非还是关于修身治国之类的。其实使用五言字辈最有名的家族要数孔氏家族，自孔氏55代开始字辈为“希言公彦承，宏文珍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除四言和五言之外，还有七言、八言的。七言的像程氏湖北省江夏区：晋戍元谭程氏叟，世系流衍在歙休，明伊隶洛光先绪，凤岳守歙迈众流，庆祖从命迁鄂渚，文孙有志壮千秋。神童本系江南出，伫看楚立万世侯。八言的有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家族的，即著名海宁查氏家族字辈：“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此字辈自海宁查氏第七世开始用，金庸为二十二世良字辈。

对联

除了类诗体以外还有以对联形式出现的字辈。但是这种形式的不是太常见。最早的就是赵匡胤为其后代拟定的字辈加上自己的匡字组成一副对联“匡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再有就是山东蓬莱井湾周家周氏辈分，自十六世开始由前清秀才瀛泉拟定“敬绍成勋，林田自云可乐；广启善道，本宗永得其昌”。还有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家族的字辈也是对联形式，不过他们的使用情况有点不同，上下联各十七个字上联为讳字，下联十七个字为表字，可惜的是很难查到他们家的完整字辈了。

一般情况下字辈就这两种形式，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譬如明朝朱元璋为其后代订的字辈，朱元璋考虑到后代会有重名的现象所以就给他二十几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每个人的后代各订了一套字辈，而后又作规定，他们的后代除了使用所定字辈之外，名字中第三个字还必须以五行相生的形式为偏旁来定。他的儿子辈均为木字旁所以其孙子开始就以火为偏旁，这样就以木火土金水的形式往复，国家前总理朱镕基，是岷王朱遍(木字旁)一系字辈为“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朱镕基为镕字辈，土字旁。这样其实是定了双重字辈。定双重字辈的还有清朝皇族，自雍正帝以下字辈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并且名字另一个字是按照一定的偏旁起的，比如雍正兄弟几个都为“示”字旁，咸丰兄弟都为“言”字旁，同治光绪兄弟都为“水”字旁，宣统兄弟都为“人”字旁等等。还有就是纯粹以五行相生定下的字辈，譬如高氏钢公后裔，36代到45代为“墀铭泉树炳，堂锦洙机烜”。再有的就是单纯规定偏旁的字辈。譬如《义桥谱》载，宋中散大夫韩休卿所订萧山韩氏8世派语为：心之言可，山问日世。像前四个字一般都是做偏旁用的。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像《越韩谱》载，明刑部尚书韩邦问为绍兴韩姓所订16世派语为：人淳禾溥，金信水贞，火明土永，木茂竹承。这套字辈规定后代字辈是单双字间隔的，像“人”实际说的就是以人为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