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时衰落，时间久远，故原籍遗迹已不复存在。据介体县志办调查，范氏原籍张原村当年有范家街，长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銮殿”之说，可想当时建筑之气派，惜现已荡然无存。范氏宗祠，在张原村东南角，其建筑已毁，只有一些瓦砾残垣。范氏坟莹现只保存有总兵（范硫奇）坟，存石雕、双华表，径约尺五，高达二丈。

介休的范氏家族是近代山西晋商群落中身份、地位以及经营活动都比较特殊的一个晋商望族，其经营活动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按照今天的标准，属于典型的官僚资本的性质。

其祖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进行贸易活动，进出辽东，是当时晋商在张家口有名的八家大商人之一，据乾隆时修《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科、靳良玉、范永斗……。自本朝龙兴辽东，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指定都北京）后承诏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食……。又据《清史稿》载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意，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由此可见，在清军入关之前，范氏已经在与他们打交道了，不但打交道，而且建立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信用关系。随后清王朝在全国确立了统治权，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既服务于清廷，也利用特权经商牟利，自此走上“官商”的经营之路，成为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官商（皇商）、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范氏家族在经营上的努力，实际上是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竭尽全力为清朝政府服务，以进一步换取某种特权；二是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获取一定的经营利润。

比如说，他们曾在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以自费办粮售军。以后又在雍正对准噶尔的用兵中以及到乾隆时的随军运粮，范氏兄弟都给予了竭尽全力的资助。据《清史稿》卷317载：“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不但省去了清军的后顾之忧，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因此清朝政府要以国家二品官员的职务给予嘉奖，以经商获此殊荣，范氏在所有晋商群落中实为仅有。

作为回报，清朝政府把当时的一项进口铜斤的业务交给了范氏家族经营。

铜斤，属于当时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当时主要用于铸铜钱。清前期，中国铜的产地主要在云南，称“滇铜”。随着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市场上所需流通的铜钱量日益增多，渐渐不能满足所需，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并举”之策，从东邻之日本著名的铜产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斤，时称“洋铜”，以为补充。到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因此朝廷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

据《东倭考》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颇具经营头脑的范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并联合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奏请包办，并主动提出根据市场价下压一定的幅度交付清廷的竞争条件。康熙皇帝自然照准，但也附加了一条“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

这实际上跟当初范氏自费办粮售军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在为清朝政府服务。同时也意味着，范氏做生意的最大买家，一直还是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政府。因此，虽然我们无意对范氏曾经的奉献和高风亮节提出疑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当初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时，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范氏在做这样一些事情时，自愿的成分有多少，无奈的成分又有多少。

也就是说，做生意的双方平等是谈不上的，互利则更谈不上。实际上，当强势一方还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尚可以把生意做下去；当强势一方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则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随后由于清廷每年向日本进口铜高达六七百万斤，导致日本国内铜源紧张，日本政府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并规定每年出口不得超过三百万斤。这样一来，范家拖欠清廷的定额铜数就日趋增多，直接影响到各铸币局所需原料铜，出现了“钱价日贵，民间以钱交易，资用甚艰”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并没有按他所说的“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而是取消了由范氏等“皇商”包办专营的政策，改由各地方政府筹办，保证政府所需铜量。这是因为这位皇帝肯定还一直记挂着范氏对朝廷的贡献，而且也能正确地对待范氏在经营“铜斤”中遇到的市场问题和实际困难。在范氏一度退出了铜业经营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康熙利用了他手中的特权，为范氏撑起了一张垂天的保护网。

但是这种感激经历了雍正，再到了乾隆时期，朝廷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范氏曾经在平定边疆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就已经隔代了、被淡化了。所以到乾隆时，在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筹办足够的铜量，全国“铜荒”进一步紧张的情况下，又重新起用范氏，规定每年从日本进口铜二百万斤，实际上是把一度被康熙保护起来的范氏又推向了火上炙烤。

到范氏范清注时，清廷鉴于范氏经营铜业进口的实际困难，改为岁办铜五十万斤。由于日本铜产量锐减，成本攀升，清注虽竭力苦心经营，仍入不敷出，亏欠日深。之后清注的哥哥清洪接办铜业。清洪看清对日贩铜贸易的暗淡前景，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彻底放弃这一经营行当，但清廷不准。

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亏本的生意你还得往下做，因为你生意的另一方是强大的清朝政府，你别无选择。

两年后范清济经内务府奏请，接管范氏对铜贸易。清济变卖了河东盐务，用以补贴铜业经营的亏空。而日本政府则又进一步压低了铜的出口额，并开始征收关税，使得对日贩铜生意越发亏空巨大，使范氏唯靠借贷维持。这就意味着，作为晋商的范氏，其实已经彻底丧失了纯经济意义上的商家性质，而沦落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眼中的附庸和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而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终于下令，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氏兄弟，并查封家产。

纵观范氏家族的经营史，实际上是不断地为清朝统治者服务、不断地付出、再付出的历史；也是不断地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直至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那里彻底丧失完利用价值为止的历史。无疑，在清朝政府安定边疆的战争中，范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称功高盖世、名垂青史；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范氏逐渐丧失了自己纯商业经营的性质，一味地把自身的业务局限在跟当时最强权的清朝政府做生意，从而丧失了生意双方起码的平等和互利，也最终丧失了自我和自主经营的本能。范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多少也反映了经营理念的缺乏和经营业务的局限，对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今天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田孝士）

家谱的解释

(1) [genealogy;family history]∶ 家族 里 记载 本族世系和 重要 人物 事迹 的书 (2) [genealogical tree]∶有关一个种畜的父系和母系的系统记录 详细解释 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宋史·艺文志三》 ：“ 司马 光 《宗室世表》 三卷， 《臣寮家谱》 一卷。” 明 叶盛 《水东日记·范氏家谱世系》 ：“吾家 唐 相 履冰 之后，旧有家谱。 咸通 十一年，一枝渡 江 ，为 处州 丽水 县丞，讳 隋 。” 清 龚自珍 《＜怀宁王氏族谱＞序》 ：“由是胪而为家谱，则史表之遗也；广而为家乘，则史传之遗也。” 赵树理 《三里湾·从旗杆院说起》 ：“有些人听汉奸 刘老五 说过，从 刘 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 一辈 。”

词语分解

家的解释 家 ā 共同 生活 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 家庭 。家眷。家长（僴 ）。家园。家谱。家塾。家乡。 家风 。 家训 。家规。 家喻户晓 。如数家珍。 家庭 所在 的地方： 回家 。 老家 。安家。 居住：“可以家焉”。 对人称自己的 谱的解释 谱 （谱） ǔ 依照事物的类别、系统制的表册：年谱。家谱。食谱。菜谱。谱系（a．家谱上的系统；b．物种变化的系统）。 记录音乐、棋局等的符号或图形：歌谱。乐（）谱。棋谱。画谱。 谱号 。 谱表 。 编写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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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时代下，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越居世界第二位。在如今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商业作为第三产业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商业的历史差不多与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的商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商朝时期，当时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物物交换为主的，并没有产生后世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对物品价值的判断。所以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从事经济活动的工作者被称做商人，这种活动叫商业，这些和商朝是分不开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商业的发展起起伏伏。朝代更迭，商业也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商业从未消失过，最有名的商业群体之一就是晋商。晋商兴盛与明清时期，但为什么会衰落呢？

一 以介休范氏浅谈对晋商的认识

中国商业发展到繁荣时期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商帮，而晋商就是中国最早的商帮之一，商帮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有著名的商帮有十个，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的商人——晋商。晋商遍布的范围极广，有人曾说过:有麻雀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人的足迹。由此可见晋商的厉害之处。

而后来晋商为什么会衰落呢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慢慢探究的一个问题。晋商自成立到繁盛到衰落经历了500多年的历程，这其中是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在笔者看来，这可能就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晋商的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代表，山西的介休范氏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其兴亡也能多少折射出晋商的命运。介休范氏是以卖铜和铁的商人，在清康熙年间，由于国家严重缺少铜，便容许商人外出进行购买贩卖。

由此，介休范氏与官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介休范氏的兴起在明朝末期，清朝中期，到后来在乾隆时期衰落，对它的命运的探究我们可以大致对晋商的衰落有一定认识。

二 介休范氏的兴起，繁盛与衰落

作为“康乾盛世”时期的著名的皇商之一，介休范氏可谓名极一时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商呢？是这样的，明朝时期，介休县的商贾之风盛行，许多人外出经商，在明末时期，范氏到明朝边疆做生意，在满蒙地区小有名气，深受满人的信任。

后来，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满族政权统治者为了新生政权的稳定，便任用范氏的范永斗为内务府皇商。范氏家族既任有官职，又经营商业，拥有皇家专赐的特权，在当时显赫一时。自此，介休范氏兴起。

范氏家族十分受清政府喜欢，家中多人任有官职，家中商业是为皇家服务，为国家购买缺少物品，曾自费为政府购买粮草支持军队攻打准噶尔。且自身经济实力十分雄厚，经得政府准许，独自经营山西的盐业。并每年上交高额盐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件事能更好的体现介休范氏的繁盛。康熙年间，国家铜币紧缺，铜产量低，不能满足供需。政府就打算到东边的日本的产铜量极高的长崎去购买铜。范氏看到机会，上书请奏，愿减低利润，但请为清政府到日本去购买铜。清政府准许，这也为介休范氏增加财富，加大对外贸易奠定基础。

其次，介休范氏在当时不只是经营贸易，也进行运输，如木材，粮食等。介休范氏在国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且赚取很少的利润，为自己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得到国家的认可，并有许多贸易活动，使介休范氏在康熙到乾隆初期繁盛一时。

从兴起到繁盛，介休范氏的道路可谓顺顺利利，没有障碍，一路高升，雄霸商界。但是，到乾隆初期，范氏家族到了清字辈时，家族开始出现衰落之象。当时的有利条件转化为不利条件，正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样，介休范氏因官而兴，也因官而衰。

后来，家族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生意经营利润越来越低，经营不利导致家中资金短缺，开销过大，入不敷出，拖欠政府官银，自家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如此明显的事情定是瞒不住政府和人们，于是，在介休范氏正在兜不住的时候，清政府出手，找了借口，撤销范氏兄弟的官职，没收财产，并让其入狱。至此，介休范氏衰落。

三 从介休范氏探析晋商衰落的原因

1对国家的利用价值不大。从介休范氏来看，前期的兴盛是因为政府需要，利用价值极高，刚入关的清政府正需要商人的帮助，便大力扶持商业发展。但是当介休范氏经营不下去的时候，政府就果断放弃，致使其灭亡。

2政府政策的打压。当国家稳定后，对领导者来说，不稳定的就是商业了，我们都知道晋商是需要劳动力来工作的，那么劳动力流向商业后，农业劳作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的以介休范氏为代表晋商就遭受打压，政府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业的发展，使其失去商业自由，利润越来越少，逐渐，晋商便衰落了。

3商人社会地位较低。古代自古以来便有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这也就造成了晋商处处被压榨。为政府交纳重税，被官员敲诈勒索等等都加重了晋商的负担，使其压力过大，到最后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晋商衰落也并不难理解了。

总而言之，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的衰落是历史的选择，在当时封建制度为主要思想的古代社会，商业的发展十分困难，磨难重重，这也给现在的我们以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万全县志》

《范氏家谱》

　　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参考文献：晋商旺族“八大家”